第二十章 民族学
编纂责任人：蒋连华
编纂组成员：李伟民、许家鹏、龙劲松
改革开放30年，民族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独立学科得到恢复和发展。从“民族学”一词的概念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民族学，通常包括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宗教、民族艺术等，也包括一些专门学科，如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突厥学、纳西学等学科。 狭义的民族学通常等同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民族史三者合一的民族研究学科构成的现状，以我国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学术传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学学科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作为少数民族散居地，从民族学学科建设看，改革开放30年，虽然还没有开设民族学专业和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益密切，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民族史、民族学理论及相关专题和都市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等，体量不大但有特点，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界有一定影响。
第一节 民族史研究
改革开放30年，上海的民族史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民族史和世界民族史。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较有影响的是对中华民族形成
史、元史及北方民族史和相关民系的研究。
上海的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基于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的研究。1986年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一书，对西汉人口迁移以及匈奴人的内迁和羌人、氐人的迁徙研究就涉及到对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1997年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提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书中对洪武大移民、永乐移民、明中期荆襄流民运动和清代前期的西南地区、东南山区、台湾、岭南以及北方边外地区移民等的研究，都涉及到移民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关系，被学界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政策价值。1999年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书，透过对山西移民史的考察，描绘了中华民族形成史上一个重要特点，即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以山西为归宿，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绝大多数最终融合于汉族。2007年安介生的《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书，对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结构体系，填补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学重要领域缺少全面性专著的空白，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丰富了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内涵。2008年，吴松弟的《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人口、区域开发和世界文明的多个角度肯定了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南宋政权（1127～1279）范围内的人口调查统计制度、人口数量和各时期各区域的人口发展过程，包括对南宋与金、蒙元对峙时期人口南迁进行了研究，该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启示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在学界有较大影响。80年代前期以萧功秦的研究为代表，1981年萧功秦的《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一文被《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中华书局）收录。1983年，萧功秦的《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一文被《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收录；《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一文被《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中华书局）收录；《忽必烈时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响》一文被《上海历史学会论文集（第1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其中，《忽必烈时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响》一文，分析了一个时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对人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活动的能动影响。90年代中后期以后，姚大力的研究最有影响，1997年姚大力的《漠北来去: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启示录》（长春出版社）一书，就蒙元史上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论述。2004年，姚大力的《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在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时，还论及了匈奴前史。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期《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该刊2012年已被教育部学科评介中心列出C刊）。2007年姚大力的《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十论》），分别由7篇专题论文、2篇书评和1篇讲演稿构成。书中收录的文章，早自1981年的《曲出律败亡地点考》，晚至2006年的《“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其中，《曲出律败亡地点考》通过对汉文、穆斯林文献的辨析和解读，将曲出律败亡之地点考订为瓦罕走廊东部的达拉兹山谷的研究结论已被学界广泛征引。《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一文,从细绎《魏书·序纪》入手,分析了拓跋鲜卑部对自身起源故事失忆的原因,并遵循着中原文化是如何影响拓跋鲜卑对远古史籍重构这一线索,去解读《序纪》所遗留的若干谜团，其学术贡献在于厘清了《序纪》所谓拓跋部远古“六十七世”的来源。这种通过解读和辨析文献而得出见解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具有借鉴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对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学术价值。同年，姚大力、孙静的《“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第7期），通过对满族集体身份认同历史考察，说明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族别史及客家民系研究同族别史研究专著和辞书的出版所带来的影响分不开，如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该书为学术界关于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提供了历史依据；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段连勤的《丁零、高车与铁勒》，该书集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历史于一书，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史籍和考古材料，证明鬼方是丁零的族源，为学界研究古代民族历史提供了史籍和考古材料；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杨慧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回族全貌的大型辞书；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庆印的《壮、布依、傣、仡佬、京族文化志》；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把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两书合订为《中国民族史两种》，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等，以上有影响的专著和辞书的出版，为上海的民族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史学氛围。总体上看，上海的族别史研究，有1997年张江华的《门巴族》（民族出版社）一书，2008年安俭的《论藏族部落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教学问题》第4期）等少数民族族别史研究外，主要还是回族史和客家民系研究较有影响。
关于回族史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包括生活在上海的回族的源流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1983年朱克同的《松江回族考》（《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和1988年张志诚、朱克同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回族》（《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从上海城区回族形成的历史、上海回族的经济活动、上海回族的文化教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回族等方面，较为全面对上海的回族进行了研究。1989年葛壮的《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特点》（《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作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及交融的重要一环来加以探讨，丰富了上海回族研究的方法。1994年张志诚的《上海地区的回族及其经济活动概述》（《回族研究》第4期），对上海回族的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进行研究。1995年哈宝信的《上海回族抗日救亡运动述略》（《回族研究》第4期），对上海回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作贡献进行了研究。2004年姚大力的《“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中国学术》第1期，此文后收录于《十论》）一文，围绕“回回人在什么时候形成民族”这一主题展开，通过对伊斯兰教碑文的复原与解读,认为回族的祖先最早使用“回回”作为自称的证据，是晚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但该词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可追溯到11世纪。这一研究观点不同于回族形成于元、明之交的主流观点，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葛壮的《近代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回族研究》第4期）一文，对上海穆斯林群体经商的行业范围、经营特点、著名商人、文化信仰等方面作了分析和研究。2009年葛壮向中国（宁夏）第二届回商大会提交论文《近代上海清真饮食文化》，对近代上海少数民族的清真饮食文化及对上海饮食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关于客家民系研究。客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汉族民系，自近现代以来就有学者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客家问题再度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并开始关注客家学学科建构，其中，以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家研究较有影响。1988年华东师大学成立客家学研究室。1989年吴泽主编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在研究室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并创办客家学理论性刊物《客家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后，中心以此刊为平台，举办各类学术研讨活动，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汇集客家学研究特别是客家史和人物方面的精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0年吴泽的《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研究》第2期）一文，对什么是客家学、客家学研究对象、客家学学科构成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发展到当代已逐步形成了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学问。1991年在上海市委指导下，吴泽、李逢蕊主持召开了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自此以后，中心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1996年由李逢蕊审定、王东著的《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东的《客家学: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0年李逢蕊的《李逢蕊集（客家学研究文集）(三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探讨了客家的源流与分布、客家文化的基本生态、客家的家族社会组织、家族组织与学校教育、社会变迁与客家教育、清代客家棚民与教育等。2005年谢重光的《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东的《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赣闽粤边为基本研究单位，从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水陆交通体系、区域开发进程、地方行政建置、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和人口发展过程、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等各个角度，动态地、立体地分析了时空因素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性活动之间的种种内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的世界民族史研究主要是欧洲民族史和上海犹太人研究较有影响。
自19世纪史学在欧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以来，民族和民族国家就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欧洲民族史在欧洲各国构建文化认同、寻求政治统一和步入现代国家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的欧洲民族史研究主要以沈坚为代表。1989年沈坚的《维金时代：冲突与交融》（《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认为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8～11世纪亦称“维金时代”或“北欧海盗时代”，这个历史时期映现出的是民族迁徙与冲突、文化碰撞与融汇所进发的绚丽光彩，而决不只是黑暗重幕下的一团疑雾。1999年沈坚的《关于分布在中东欧和小亚的凯尔特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提出，作为欧洲古代重要族群之一的凯尔特人，终究以融汇于周邻族群和文化的途径，参与到日后欧洲的民族进程之中。2000年沈坚的《伊利里亚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一文，对伊利里亚人与希腊人、马其顿、色雷斯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交往研究，为学界研究欧洲古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在2001年至2003年，沈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欧洲古代族群关系研究的文章，如2001年的《古代巴尔干伊利里亚人述论》（《世界历史》第3期）、2002年的《上古色雷斯人风习管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和《古色雷斯人透视》（《历史研究》第2期）、2003年的《关于同伊利里亚人相关的几个民族支系》（《安徽史学》第1期）、《色雷斯人与其周邻的巴尔干诸族》（《世界民族》第1期）、《色雷斯人与罗马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5年沈坚的《地名语源的民族史解读——以欧洲和中国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和2006年的《欧洲地名中的民族、部落名遗痕》（《世界民族》第6期）两篇文章，对地名与特定人群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地名的民族语源问题,蕴含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是探究民族史时需要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的民族史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2010年9月，沈坚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上古地中海沿岸的利古里亚人》（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如同绝大多数古代或现代民族群体那样,上古的利古里亚人也是由来自多方面的人群因素长期融汇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主要因1933年至1941年间，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而独有的城市记忆，成为中国犹太人研究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构建中国犹太人研究理论框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张仲礼、陈曾年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研究了上海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1987年，王庆余的《旧上海的犹太人》（《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第2期）一文，详细介绍了旧上海犹太人的历史、组织机构、经济、政治、宗教活动等，特别是旧上海犹太社团的情况较有参考价值；顾晓鸣的《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犹太文化发端于四千年前的上古时期,它在世界范围与各种文化长期冲突和交融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和发展,至今一以贯之,保留着原始文化形态的许多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能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要算是犹太文化了；潘光、邓新裕的《浅论犹太复国思想和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史林》第4期），以历史的视角，分析了犹太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共同宗教信仰与犹太复国思想的关系。1988年上海犹太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后更名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是中国较有影响的犹太文化、历史及当代以色列研究机构。1989年许步曾发表《纳粹屠刀下的偷生者—记二次大战中避难来沪的犹太人》（《上海档案》第1期）一文，首次披露二战期间来沪避难犹太人特别是一些日后有影响的犹太人在沪的曲折经历。1990年，唐培吉的《犹太学刍议》（《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提出犹太学研究理论框架；张绥的《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一书，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加入了自己到实地考察调研的有关资料。1991年，潘光的《浅析第二次四界大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第2期）；唐培吉的《历史之谜—上海犹太人研究之一》（《同济大学学报》第2期）；虞卫东、潘光译的《四千名犹太人是怎样从上海到达以色列的》（《以色列动态》第1期）；戴维-克兰兹勒著、许步曾译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潘光、金应忠主编的《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上研究成果对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以及旧上海犹太人锡安主义活动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和研究。
1992年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1992年中以建交后，上海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研究掀起高潮，并开始突破地区限制来研究来华犹太人的整体发展。1992年，唐培吉的《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上海犹太人的专著；同年，塔伊迈著，张文建、王复译的《犹太通史》（商务印书馆）一书认为，犹太通史是人类的一个深奥而又棘手的问题，这个历史混杂着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因素，与宗教信仰、伦理原则以及文学艺术产物相联系；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犹太人离散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上海有数位专家学者参会。1994年4月，由上海市政府、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有200余位学者和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参加会议，这是此类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由中国人主办。1995年潘光主编的《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顾骏的《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浙江人民出版社）；查姆·伯曼特著、冯韦译的《犹太人》（上海三联出版社）和1996年顾晓鸣的《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开始从多个视角研究犹太人和犹太文化。1998年潘光、余建华、王建等的《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视角比较深入地研究犹太民族的历史,全书贯穿犹太民族复兴、而非犹太国家重建这一主线，从古代犹太民族一直到当代以色列,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构建中国犹太学、以色列研究的理论框架作了有益尝试,推动了中国犹太学研究的发展。1999年潘光、陈超男、余建华的《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面叙述了五千年犹太文明和犹太族历史。2001年由潘光主编、爱泼斯坦审校的《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好评，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德文和法文，是一本了解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友好交往历史的著作。2002年潘光、王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150年以来上海犹太人的历史及其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系做了全方位的探讨和评价。2008年潘光主编的《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史的视角，对三十年来的中国犹太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改革开放30年，上海的民族学理论和有关专题研究在学界有一定影响。
民族概念问题是我国民族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上海关于民族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界关于民族概念两次研讨热点的影响分不开，一次是1986年由《民族研究》编辑部组织的在北京召开的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民族概念体系”问题后，关注词语体系的研究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思路；一次是2000年后，民族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民族”一词的来源和内涵上。上海学者关于民族概念及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研究较有影响。
2009年叶江的《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提出汉语“民族”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层次的人们共同体。认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族（nation），而汉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人们共同体，相互之间既不分高下，也不分核心和边缘。2010年叶江的《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第1期），对汉语“民族”概念的模糊性，斯大林所论述的“民族”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以及“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第一，汉语“民族”概念实际表述着“中华民族”和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两个层次人们共同体的含义；第二，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нация)概念指的是汉语“民族”概念的第一层次，即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第三，不论是“中华民族”层次还是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层次的人们共同体都具有政治性，但是，两者的政治属性具有层次性，即前者的政治性与国家相关，而后者的政治性则与区域自治相联系。2010年，纳日碧力戈的《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民族与族群理论的实践话语》（《民族学刊》第1期）一文，认为民族译名的讨论是中国民族研究的特色,其中，有自古以来“名正言顺”的传统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以名辨族、以名定族的任务相当紧迫,这也是国家分类体系所需要发展和加强的“施为句”功能，把领土内所有人们共同体统称为民族,并且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强调符号强势,有助于分析当下中国民族与族群的研究现状。不过,中国民族现实,施为句理论不能涵盖民族过程的情感和符号层面,“仿真”理论也忽视了符号主体的多样性,从而不能完全解决本土的复杂性问题。同年，纳日碧力戈的《民族三元观》（《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进一步指出，多年来以都市学者群为中心的民族译名研究，多从理论到理论 ,不涉及真实而生动的民族生活,从斯大林到安德森,从英语到汉语,没有百姓的话语,没有少数民族的语音。而皮尔斯的指号三元理论始终保持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良好接触,理论始终联系实际,是从“务实”和“务虚”二元对立中拯救民族研究的可供参考的视角。以上研究对于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西方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还是我国民族学中的族群研究，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发展密不可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和田野调查来研究族群理论是上海学界族群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2005年，叶江的《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一文，认为目前汉语的“少数民族”和“56个民族”的“民族”英译成为“ethnic groups”较正确，且认为继续使用“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来翻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应该比较合适。 2007年徐大慰的《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贵州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认为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2009年，秦向荣等的《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社会心理科学》第2期）一文，通过选取1328名11～20岁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求青少年民族认同(包括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发现20岁是青少年认同的关键时期,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对民族认同有显著影响作用。2010年，巫达的《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思想战线》第3期）一文认为，大都市人的族群性或族群意识是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的,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建构模式的产物。大都市人族群意识的形成，伴之以族群边界的维持，构成当代大都市人族群意识文化图景。同年，巫达的《族群文化资本促“社会关系”形成――以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个案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22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都市人的族群意识和族群文化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同年，纳日碧力戈在《民族生态与国家建设》（《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一文中提出，不能用 “族群”去代替“民族”，更不能抽去后者的政治要素，这不仅涉及行政操作，安邦定国，也涉及道义和承诺。族群固然是重要的分析概念，但不能把它混同于民族或用它取代民族。同年，巫达的《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出版社）一书，运用族群认同的理性选择、族群内心情感、族群形成过程、族群关系、文化涵化、族群意识、历史记忆、族群互动、族群边界等理论及国家权力对于族群分类的重要作用等相关族群理论知识，对尔苏人的族群性与他们对藏族的认同建构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境内人数较少的族群的认同变迁及其族别归类存在的遗留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年，张铃雨的《理性与情感共存——读巫达的<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一文认为，巫达从尔苏人的角度论述其族群认同建构过程，实现了田野调查民族志的“本土化”。这与以往人类学所强调的“本土化”有极大不同。以往的“人类学本土化”很大程度上侧重理论的“本土化”，在实现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过程中大多局限于理论验证层面上。从这一点上看，通过对尔苏人族群认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对话的环境，深化了族群研究理论。
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学术界一个广泛、长久和重要的热点话题。上海学界的民族主义研究主要侧重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功能方面。
1993年，姜义华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它主要源于外来的强烈刺激，而非中华民族自身在近代化方面的发展，因而它的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则异常薄弱。由于对付沉重的民族压迫主要是靠保持原先生产方式的农民，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推动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紧密结合，也使得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族多了一层保障。1994年萧功秦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管理》第4期）一文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遭遇，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节，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的民族压抑，并对祖辈和后世有一种交代。这种隐涵于近百年来中国人中的深层的心态，是民族主义得以激活的基础之一。1996年萧功秦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第2期）在对21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研究中提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作为直接的表述话语，可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而不能进入国家意识形态而成为其构成部分，它的内涵只能继续以“爱国主义”表述。2000年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认为，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2004年，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作者认为南斯拉夫作为巴尔干这个欧洲“火药桶”的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里拉开帷幕，二战期间残酷的战争和民族仇杀又在这里发生，冷战后欧洲首次大规模热战——波黑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世纪之末的科索沃战争又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而这一切都与南斯拉夫错综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有着不解之缘；同年，安俭在《跨国民族问题与边疆稳定战略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在邓小平南方视察重要讲话发表以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内政，使极端民主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跨国民族问题研究，对中国来说，不仅具有推动民族学等学科深入发展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2006年，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认为，关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两条相应的思想脉络。继承晚清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路径,在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张佛泉代表了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张君劢体现了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虽然都重视民族的复兴,但对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是什么以及何为公共文化等基本问题,具有深刻的分歧。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分歧,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张力。同年，叶江的《解读安东尼·D·史密斯相关著述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世界民族》第5期）一文认为，史密斯提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宗教”，而民族主义的“神圣事物”就是“民族”(nation)本身，其“神圣性”表现为四个方面：共同体、领土、历史和命运。因而，即使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民族主义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叶江、沈惠平的《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一文认为，史密斯的论说被称之为“族群-象征主义”，它对我们认识民族主义的持久影响是有相当帮助的。但是，它也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对此，应该对当代西方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要继续保持学术上的兴趣，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坚持比较客观的理性分析方法和治学态度，避免研究工作的简单化和情绪化。2010年胡逢祥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一文指出，一般认为“民族”一词来自西方，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更起源于西方近代。但事实上“民族”的观念，在中国原本就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积淀。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随着上海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上海民族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日益凸显。对于民族学，据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各国社会科学课程的种类和教学方法的调查报告称：在当今的世界，几乎一致同意以“人类学”为最佳之定名，包括体质人类学（从事由动物进化为人类的研究及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特征区别人类种族的研究）、民族志（从事由田野工作的考查而加以描述的研究）和民族学（根据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作综合的研究）。这种狭义的民族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海民族学研究的影响：一是促进了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测量和研究的恢复。80年代初期以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人类学教研室与博物馆合作，组成中国各民族体质调查组，先后赴云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对基诺族、布朗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藏族、瑶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十多个民族上万人进行了活体测量与观察。二是催生了一批国际人类学译著的出版。较有影响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法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著）、俞宣孟、谢维扬（译）的《结构人类学（第一卷）》；1998年出版德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著）、张乐天（译）的《哲学人类学》；1999年出版法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著）、俞宣孟、谢维扬、百信才（译）的《结构人类学（第二卷）》；2003年出版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毛斯（著）、佘碧平（译）的《社会学与人类学》。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列维—斯特劳斯（著）、渠敬东（译）的《图腾制度》。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类学教科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著）、瞿铁鹏和张钰（译）的《当代人类学》（英文第10版），并命名为《文化人类学》。这些人类学译著的出版促进了上海民族学多维视角研究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狭义民族学专题研究成果，在学界较有影响的是宗族、民俗文化和历史民族志研究。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深厚的国家，家族在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这个细胞有很强地生命力”，农村中“真正有活力地就是家庭工业”。可见，家族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90年钱杭和谢维扬的《宗族问题：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提出，中国农村的文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制约整个中国文化面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农村宗族问题，既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又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许多新特点。在钱杭和谢维扬看来，家族研究如果脱离农村社会结构这一基础，特别是对农村社会集团组织宗族的研究，很难有研究深度。自1991年-2001年10年间，钱杭与谢维扬就宗族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991年钱杭与谢维扬合作的《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学术季刊》第3期）。1993年钱杭的《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第4期）。1998年钱杭的《当代中国农村宗族联宗的性质、过程及其变化趋势——对浙江平阳县陈姓联宗的考察》一文，收入由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99年钱杭的《家庭结构变动与宗族转型》一文，收入唐力行主编的《家庭 社区 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在该文中，钱杭通过对宗族问题特别联宗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联宗现象是计划生育后家庭小型化、男儿减少情况下宗族为了自保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代中国农村家庭小型化并没有导致家族走向消亡，反而推动了宗族的转型，以上观点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2000年钱杭发表《同姓集团与同姓联结——中国先秦时代的同姓观念与实践》（《学术季刊》第1期）。2001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收录钱杭的《异姓联宗活动的根据、过程与类型》一文。2009年钱杭发表《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第4期）。
1990年仲畗兰的《现代民俗流变》（上海三联出版社）一书，通过对现代都市中各民族民俗演变的全景考察，指出民俗文化绝不等同于文明民族中某些落后地区的奇风异俗，而是一种文化现象。1994年哈宝信等的《多元文化与上海的都市化》（《学术月刊》第2期）一文认为，上海因多元文化的撞击,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但它的发展是畸形的。解放后,政府对这个大都市在加以改造的同时,鼓励对外以及市内的人口流动,从而使上海人更具有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宽容、灵活、开放的新特质。这是上海继续改革开放的软件,进一步都市化的保证。1998年田兆元的《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通过神话去考察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变迁，提出神话对于民族凝聚、国家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需求均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2000年田兆元的《盟誓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一书，探讨了中国盟誓的发展过程以及盟誓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作了重点剖析。2002年张江华的《汉文献中的壮傣民族亲属称谓》（《广西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对壮傣民族亲属称谓的比较研究，窥见汉族文化对壮傣民族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2006年，田兆元的《关于大都市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民间文化论坛》第4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都是在大都市里创造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大都市里有着丰富的堆积。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年，张江华点校（清）周蔼联撰的《西藏纪游: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中国藏学出版社）；范荧著的《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都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用尽可能翔实而准确的历史资料来揭示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2007年张江华等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考察记》（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将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突出了生态环境与当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9年聂家昕的《由单族群的“神祇”到跨族群的“村落神”——关于一个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山神祭祀圈”的民俗叙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分析呈现了村落社会山神信仰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民俗文化的实践过程。2010年，陈勤建的《文艺民俗批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一文认为，人从自然界走来,一直处在生物和文化双重进化之中。人和异类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存在。文艺创作不写人的这一存在,就难以刻画出鲜明的“这一个”，文艺批评不剖析人的这一存在,也难以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灵。同年，仲富兰的《上海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汇报》4月23日）一文提出，民俗文化本来就是民间的东西，应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的位置，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实践的发展，民族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民族学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某时某派的学理来界定或理解中国的民族学。当代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完全有必要相互切磋、借鉴方法，历史民族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可以理解为对于历史范畴内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学研究。 2000年后，上海学界尝试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在我国学界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认为是管窥历史学与民族志如何有效结合的典型案例。该书一改近代中国乡村史惯用的“概念化”书写方式和单一论域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转向多维度的全方位透察，从“旁观”到“贴近”，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法制史、年事史等学科于一体，突出社会历史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以再现农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最大限度地展现农民的历史主体性。对资料的选用主要是从清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关农村地权的资料，包括地方志、司法文献、土改工作报告、民族志资料等，而不是人类学研究常用的田野调查资料。为此，著者指出，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技巧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理念，“走进历史田野”，处理好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在“自己人”和“外来人”的角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尽量避免学者头脑中固有的偏见，真正建立起对地方社会文化的理解。这一研究方法被学界概括为“对历史资料的人类学解读同样是民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2009年纳日碧力戈的《中国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战线》第6期）一文，从全球视野对当代中国人类学进行总结反思，提出中国人类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共时—历时、共相—殊相、形式—内容关系的合理把握；中国人类学只有摆脱各式僵化的二元对立,“由二生三”,突出“全息”和“过程”,才能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才能有效加入本学科的全球对话。2010年聂家昕的《人类学民族志视野内的中国朝鲜族研究——基于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民族志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成果总结与对比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期），同样是在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朝鲜族缺乏人类学民族志的不足进行总结反思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呈增长态势。都市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民族学研究主要涉及都市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并以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都市民族发展研究主要体现在：
都市少数民族的发展是我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化的路径之一。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少数民族主要以世居少数民族和新中国成立后迁入的户籍少数民族为主体，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进入上海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非城市户籍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多，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27.56万（不包括其他未识别的人群和外国人入籍中国的人口），少数民族人口中外来人口所占比重为64.4%，高于全市39%的总体水平。上海少数民族个数达55个，覆盖了国内所有少数民族。伴随着这一变化而出现的诸多社会及文化等问题，不仅涉及到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变迁问题，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变迁问题。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都市少数民族状况的研究成果。
1983年，奥斯曼的《埋骨何必桑梓地，中华穆民情谊深――印尼穆斯林归真船员在沪安葬》（《中国穆斯林》第3期）一文，对一名印尼穆斯林归真船员在沪安葬经过进行了报道。之后，越来越多的外来穆斯林归真后安葬在了上海回民公墓。1989年若璞的《又是一年春好时――访七届人大代表哈宝信》（《中国民族》第5期）一文，通过对上海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人大代表哈宝信的专访，展示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状况。1990年王志云的《上海回族概况和民族工作》（《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从民族教育、权益保障、群众组织、经济建设和宗教生活等方面，对上海回族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综述。1994年张志诚撰文《上海地区的回族及其经济活动概述》（《回族研究》第4期）一文，对穆斯林群众向来有经商传统以及上海地区的回族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 1999年增林的《再为“东方明珠”添彩――访人大代表、上海市民委主任杨奇庆》（《民族团结》第4期），对上海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及其状况进行了报道。2001年，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研讨会”上，上海市民宗委提交了《架起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上海市少数民族联合会情况的报告》，同年，上海市民宗委的《区分情况，拓宽管理之道》（《中国民族报》10月30日）一文，对如何发挥上海少数民族联合会这一社会组织的作用进行了探讨。2004年高向东的《上海高校在校少数民族学生状况调查报告》（《社会》第8期），对上海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状况作了专题研究。2006年沈珂宇、郗铁羽的《上海少数民族妇女在创业中开始新生活》（《中国民族报》12月15日）一文，报道了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妇女开展创业活动的情况。2006年马龄国的《涮羊肉香飘浦江两岸――记马宗礼与上海清真洪长兴餐饮食品有限公司》（《回族文学》第1期），对少数民族企业家在沪发展状况进行了报道。2008年，高向东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变化特点》（《浦江纵横》第5期）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少数民族人口现状特点进行了研究。2009年，马丽蓉的《寺市并存的伊斯兰教经济文化生成模式》（《中国宗教》第1期），认为，在阿拉伯世界，清真寺往往与集市并存，形成了“经商、信教”，追求“两世吉庆”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并使得伊斯兰经济文化呈现出“依寺辐射”的发展态势。同年，王建平的《当代都市社会中的穆斯林群体――上海与纽约的比较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对上海和纽约这两大都市社会中的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历史发展沿革、宗教活动场所、清真食品供应、穆斯林社区管理，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问题与挑战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2010年王宝来的《少数民族志愿者的带头人――记闸北区平安志愿者白玛龙珍》（《文汇报》10月14日），对少数民族自愿者参与城市基层管理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城市化进程中进入上海的少数民族主要落脚在社区，对城市多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有利于为构建各民族成员对所在社区和城市的社会归属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2004年李伟民的《民族工作在社区》（《联合时报》2月27日），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如何做好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进行了研究探讨。2005年马定华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好民族工作的思考》（《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2期），提出进一步加强外来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和社区民族工作等的意见建议。 2006年，陈三弟的《从疏离到融合――关于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意义》（《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6期），提出通过增强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群对城市的疏离隔阂，逐步实现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真正融合。2006年蒋连华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及应对原则》（《社会科学》第9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聚居问题及多民族社区的形成和应对措施进行了研究。2010年蒋连华的《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城市多民族社区建设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报》第1期），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民族社区及其文化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城市民族关系是都市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上海的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丰富了都市民族学理论，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1995年杨群的《都市民族学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一文，提出都市中的民族关系问题是摆在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学者面前重要课题，都市民族关系研究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彭高成的《民族团结 共同进步――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民族工作》（《上海党史》第4期），对上海改革开放20年来的民族工作进行了评述，认为上海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大力支持，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真正尊重，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得到蓬勃开展。2003年蒋连华的《关于当前上海民族关系的调查研究》（《2002年上海统战优秀调研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文，对上海民族关系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2005年彭高成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民族关系—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民族关系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问题的重要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6年，葛壮的《民国时期的侮教案与穆斯林的斗争》（《世纪》第3期），通过民国时期相关案例的研究，对违反民族宗教政策、伤害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感情等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同年，高向东等《上海市民族关系现状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从民族交往、社区居住以及民族通婚等方面对上海市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上海市民族关系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分析；同年，彭高成的《民族和谐与民族工作》（《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紧紧围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狠狠抓住“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点。2008年王建平的《全球化形势下回族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回族知识分子和群众要处理好与汉族群众的关系，要包容和宽容其他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要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要抵御国外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2009年蒋连华的《如何看待我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联合时报》2月20日）一文，针对少数民族散居地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伙食补贴问题，认为我国政府没有规定民族优惠政策的时限，并不等于就是永久性政策，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和结构性差异在逐步缩短和消除，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步从强调以民族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向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转变，政策的调整也是必然的。
上海是我国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之一，民族教育自近代以来就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民族教育研究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教育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问题，主要包括上海民族中小学的教育、内地新疆班、西藏班的教育研究以及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育研究等。
1985年苏莱曼、杨振华的《上海市回民中学》（《中国穆斯林》第1期），开始关注城市中回族青少年的教育问题。1996年王智强的《努力把回民中学办成少数民族人才的摇篮》（《上海教育》第10期），对办好民族教育，促进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提出意见建议；2000年，胡章萍的《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的《情系雪域、爱心育人，上海举办内地西藏班20年情况综述》（《上海教育》第24期），对上海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做好内地新疆班、西藏班以及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进行研究报道，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2009年，杨敏毅等的《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心理问题分析与疏导》（《上海教育科研》第6期），对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进行心理问题分析与疏导研究；同年，徐剑宏的《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内地西藏班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上海教育科研》第6期），也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中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2010年，乐霆的《正确处理民族中学办学的各种关系――基于上海市回民中学办学实践的思考》（《民族教育研究》第1期），对民族中学的办学规律进行研究；龙敏的《内地新疆班历史课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中国民族教育》第1期），提出通过历史课培养内地新疆班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践路径。
上海学界从2000后开始关注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更好地把民族精神的培育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去。2003年，邱伟光的《培育民族精神：学校德育的新任务》（《思想理论教育》第1期），提出应把民族精神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新任务。2004年，刘燚、董晓峰、高湘萍、王红罡、赵光圣在《上海市中小学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状况研究》（《思想理论教育》第9期）一文中，对本市中小学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2005年，周中之的《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精神教育初探》（《思想理论教育》第3期），提出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精神教育的要素分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以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教育、以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民族精神与世界公民意识相统一的教育。2006年蔡旭群、夏志芳的《上海市民族精神教育现状调查研究》（《上海教育科研》第11期），对上海市民族精神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2009年陈忠安、乔建军、邢跃红、朱向阳、顾敬东的《小学学科教学渗透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研究》（《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成果集（中国名校卷）（三）》），提出按照《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的目标，帮助学生理解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从时代与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2010年周卫的《试析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基本内容》（《思想理论教育》第19期），提出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进行国家意识教育、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中华文化意识教育和中华民族公民意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