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03-29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二章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编纂责任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张云
撰稿人：张云、陈斌
上海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22年间，基本上以回顾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解释党的方针政策、讴歌人民领袖及有关英烈劳模等内容为主，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有关活动及具体事件。经过努力，弄清楚了不少事实，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之党史党建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难度较大，口径相当统一，很少有学术争鸣。“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上海党史党建工作遭到了空前破坏，全市所有的党史党建研究机构全部停止活动。“文革”结束以后，上海党史党建学界经过拨乱反正，开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学科建设从复苏开始走上新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上海党史党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学术团体纷纷涌现，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学术论著大量出版。90年代以后，上海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在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分析，提高了为现实服务的自觉性，在学术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21世纪，上海党史党建研究工作在宏观的层面上，开始了有计划有部署的综合性研究，以20世纪末出版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党史、党建》（1978——1998）为标志，对上海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和提升，使之更加规范更加有序发展。
第一节 中共党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学界在党史研究中遵循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对建国前与建国后党史研究中的难点、热点进行梳理研究，编写了通史类教科书，出版了一批工具书，并较早地关注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同时对上海地方党史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研究。80年代以后，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党的活动进行总结研究。上海是党的诞生地，90年代以后，上海学界在党的创建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对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二大、四大进行专门研究，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2000年以后，在专门研究中重点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化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此外，对党史人物也做了大量研究，成为上海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80年代以后，上海在全国党史综合研究方面有所贡献、有所创新，在某些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20世纪末，上海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作梳理和研究，认为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宏观把握中共党史研究方向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1998年，市党史学会组织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钟家栋、王世根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书，以历史为线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是国内最早、最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著作之一。2001年，由钟家栋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该书采用专题研究形式，论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历史性选择，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2009年，夏斯云、张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等方面加于阐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时代性意义。有关这一课题的论著还包括李占才的《主义与问题论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和金邦秋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3期）。还有一些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主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孙果达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从七个方面加于阐述，即急需解决历史性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形成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保证；客观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在不断战胜怀疑中走向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显著的规律；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伟大理论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齐卫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六个“三”》（《江海论坛》，2010年第1期），以新的视角，对这一课题作了全方位阐述，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层转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三次结合：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党理论认识的三大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领导实践的三项要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点特色：即实践性特色、时代性特色和民族性特色。徐光寿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判断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历史进程的起点，显然不是单一的革命理论和历史事件所能承载，往往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若干相互联系的重要历史现象共同担当。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1982年，由市党史学会组织，郑灿辉、王世根等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遵循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对“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歪曲和篡改的党史，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加于否认和批判，是一本简明新颖而又内容丰富的教科书，也是1978年后第一部由教育部发文推荐的全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被市高教局评为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76—1982年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该书的出版，也突破了上海学界编纂全国性中共党史教材的禁区。1988年，丁凤麟、王世根等编纂的《中国革命史纲》（交通大学出版社）及由孙道同、许广顺、冯显诚等编写的《中国革命史学习指导》（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0年孙道同、周鸿根主编的《简明中国革命史》（同济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以中国近代社会为历史背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为基本线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新视野。1990年，朱华、陈丽凤撰写的《从兴业路到天安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通过理论分析和评论，在史论结合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丛书（6卷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刘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吸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应用一些曾被忽视的史料，史论相间，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70年的奋斗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反映了上海党史学界集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书系》，其中包括朱敏彦、李学昌、齐卫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是上海党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此外，王世根、贺世友编纂的《中国共产党80年》（中学生版）；张云、孙道同编纂的《中国共产党80年》（小学生版）两种科普性党史读物的出版发行，是上海市中共党史知识进入中小学课堂的开端。张云等著《中共党史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一书，则融理论性、学术性和实践性于一体，围绕时代选择、民主政治、经济转型、思想文化、社会和谐、军事国防、统一战线、国际外交、科教兴国、反腐倡廉等党史研究中的十个基本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并梳理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展望其美好远景。
另外，一批工具书相继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本条件。1983年，市党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党史学界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事件人物录。1989年，由市党史学会唐培吉、孙道同、王世根等任主编，共311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的大型词典《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是一部大中小学老师、各界青年、党政军工作人员和相关研究工作者学习、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共党史时参考和查阅的工具书和教科书。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任建树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对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间的大事、要事进行梳理，并作了相应评价。1992年，市党史学会组织20余位专家学者编纂的《苏联东欧局势变化大事记》由社联内部出版，以编年体的形式，客观、全面地反映1980-1991年苏联东欧国家局势变化的重大事件。1997年唐培吉主编的《中国历史（现代）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是与古代、近代配套的大型工具书，是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现代史工具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领域许多学术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功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评价、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均产生学术争辩。上海学界十分重视对这些热点、难点的收集整理，并首先予以归纳、梳理和解读。1982年，市党史学会王世根、邹荣庚等编纂出版的《近年来党史研究若干问题综述》（上海社联内部出版），内容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心的党史研究和教学中的220多个问题，为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考。80年代初，如何正确评价党在民主革命时期28年的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问题，是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聚焦的一个重要难点。1982年，唐培吉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学习历史决议专辑》，人民出版社），从十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前党的28年重要节点的梳理中，回答了历史研究的难点和疑点。1986及1989年，翟作君、邬正洪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书，对这一阶段800多个学术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新信息和新动态进行归纳、梳理和总结。1988年，孙道同主编的《中共党史论丛》（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若干问题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进行学术探讨。1990年，王世根主编的《中共党史新论》（交通大学出版社），吸收最新的学术成果，对中共党史若干历史事件和理论观点进行阐述。同年，翟作君主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吸收了学术界近十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和提升。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上海学界以中共党史专门史及有关专题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一些传统的优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还开辟了一批新的研究领域。
80年代初，上海学者就致力于党的创建史研究，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80年，任武雄、王来棣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有筹备正式建立中共的历史使命，在实际过程中又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推动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在中共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因而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称作“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这一提法得到全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1981年，任武雄、庄有为的《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一文，参阅了大量史料，考证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各个小组成员的名单，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方面的又一个突破。1991年，周尚文主编、上海党史学界集体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在史料、史实考证和理论分析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学术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领域第一部通史类著作。1991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文集》（百家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两本论文集，遴选了相对权威性和学术性的论文结集而成。2005年，陆米强的《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1978年至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对党的创建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水平。
2000年以后，中共一大研究成果最为突出。2006年，徐云根的《中共创建史上八大疑案》（《上海党史与党建》第2期），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及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问题，出席中共一大人数及代表全国党员人数问题，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及诞生地的问题，中共一大党纲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原因等作了考证和辨析。2011年，徐云根主编的《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1980——2010）》（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中共一大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基本上反映了30多年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党的二大、四大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02年，为纪念二大召开80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及其启示展开讨论。会议论文刊登于同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为纪念二大召开85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举办理论研讨会。会议论文刊登于同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反映了上海学界对中共二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06年由二大会址纪念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二大研究领域第一部系统的资料性著作。关于中共四大研究，主要代表作是2004年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书，为四大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原始资料。2005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虹口区委联合举办了纪念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理论研讨会。方宁的《上海市纪念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2期）一文，概括了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四大的意义、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中共四大人物研究等进行深入的讨论。上海学者注重于四大对党的建设问题的评价上，张楚明的《“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中共四大提出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问题，并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指出从四大开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成为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实际指导中心。文章强调，四大的这一决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出版了一批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工具书。2004年倪兴祥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吸收了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一些大事和要事作了补充和考订，为创建史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2004年、2006年倪兴祥先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2004）》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具有工具书特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言必有据。后者列出了1949至2004年间研究中共创建史的1万余条论文著作目录，两者均为建党史研究的基础性之作。2008年，由王来棣采访、编辑出版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香港明镜出版社），是作者从1956年到1957年间，对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30余人的采访记录，《访谈录》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使读者能够对照阅读。在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又推出《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收集整理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明、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十三人早期文稿，集结出版，为党史研究工作者研究一大及党的思想文化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
上海学界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研究，除与上海地方党史有关的内容，如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上海大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机构进行研究（见相关节、目）外，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1）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沈建中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0期）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服从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实质是国苏合作。国共合作符合两党利益，但党内合作损害了中共利益。（2）关于中共五大研究。2007年，市党史学会召开“老专家学术论坛”，就中共五大相关问题及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讨论。金立人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对中共五大及陈独秀的评价、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于“左”倾幼稚病，而来源就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并肯定了五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尽管被阻止讨论，但其影响是没法抹杀的，其历史贡献应予以肯定。张小红在《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共产国际决定召开中共五大，尽管在五大上出现不同的声音，但最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意志，通过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决议。（3）关于大革命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研究。朱华《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勾勒出有关基层组织建设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对这一时期党提出的一些有关基层建设的重要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述。张明楚、何科君、曾瑜华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论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秘密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为日后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提供了实践经验，产生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学界开始对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这段较为复杂的历史，从政治、军事、根据地和党建等方面进行探讨。1980年，冯显诚的《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和发展的初步探讨》（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这条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姜义华、石源华、张云撰写的《论查田运动》（《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不同意过去对查田运动肯定的评价，认为从其指导思想和实际效果看，这一运动是在全盘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贯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项重要决策。1984年颜广林发表《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的党群关系》（《复旦大学学报》第6期），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搞好党群关系，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一大关键。1990年，颜广林编著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围绕“井冈山斗争始末”、“研究八七会议时的新发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探索”、“党的六大前后”、“红军党内的思想教育”、“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建设”、“精心培育党的优良作风”、“古田会议研究”等，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史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了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情况,关于党的土地革命、遵义会议和长征、文化“围剿”与反“围剿”，国共两党为什么能由严重对立走向合作？怎样评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间派等作了条分缕析。1999年，黄士良、周智伟、张云等主编的《一场奇特的战争——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黄河出版社），以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方法，梳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的全过程，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08年，唐莲英发表的《关于东固革命根据地几个问题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革命根据地之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功绩与过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所谓“东西井冈”作了较为准确的定位。指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于东固革命根据地而言是源，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言则是流；东西井冈各具特色，首次肯定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的伟大功绩，树立了历史的丰碑。文章的发表，填补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的空白，该课题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8年～2009年）论文类三等奖。相关研究还有陈德军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明楚的《中央苏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5期），吴珍美、桂治强的《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央苏区的确立》等，分别论述根据地农民革命的发动、基层建设、宣传教育等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学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撰写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对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作了阐述和评价。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唐培吉的《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首次批判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中国抗战在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战场地位、中国抗战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支援作用以及中国军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牺牲和重大贡献，都作了高度的评价，此文的基本观点后来得到学界的认同。1989年，唐培吉、王关兴、邹荣庚撰写的《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突破长期以来“左”的框架，客观地总结国共两党从酝酿、合作、发展到破裂的历史全过程，得出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结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1年余子道的《中国局部抗战综论》（《近代史研究》第2期），对中国局部抗战产生的原因、经过的阶段及其特点作了分析，肯定其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指出中国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民族自卫的正义事业中作出了贡献；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1999年，唐培吉与龚古今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系统论述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第一部著作，较客观地论述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战争，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翔实的论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较大的学术意义，得到全国学术界的好评。2005年，张劲主编的《中流砥柱——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济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公允的评价。其他论著主要有：唐培吉《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孙其明《试论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忻平《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月刊》1995年增刊），张云《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学术月刊》1995年增刊）、《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攻势防御战略》（《中国军事科学》2005第4期），吴珍美《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侯桂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4期），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及唐培吉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等。上海学者还编纂出版一些抗日战争研究资料书、工具书，包括由市党史学会组织编纂的《整党整风研究资料选编》（内部出版，1983年）及武克全主编的《抗日战争大事集》（学林出版社，2005年）等，反映上海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上海学界对解放战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研究。198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纂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一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领导斗争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以及指导能力。中共中央上海局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驻上海，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的秘密领导机关。该书还将大事记、回忆与专题、历史文献及人物传略相结合，并澄清了许多历史疑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为解放战争史有关第二条战线等研究提供了史料依据和立论参考。二是对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斗争的研究。1987年，王世根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阐述了刘邓大军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转入全国性反攻的战略方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壮举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对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研究。上海学者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不断兴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形成了一条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许玉芳的《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1982年第5期）认为，其起点是1947年“五二O”抗暴运动。金立人的《伟大的预见和1947年国统区人民革命高潮》（《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围绕发展民主爱国运动的基本任务、斗争口号、策略指导和工作方针的调整等方面，论述中共对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正确领导。199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运动和市民斗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书，比较全面、系统梳理了国统区各省市工人运动和市民斗争的史迹，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研究的代表作。四是上海学者还以其他的研究视角，对这一课题予以关注。郭绪印的《解放战争期间对国民党军的策反》（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200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80周年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对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对敌军的策反及促敌起义或投诚工作进行了探讨。王友明的《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以山东莒南县的土地改革为考察对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政策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上海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研究。1989年，王世根、孙道同、邹荣庚主编的《新中国专题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及翟作君、邬正洪、齐卫平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重大事件和许多学术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揭示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全过程，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分析、评价了这些事件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年，朱敏彦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档案出版社）和1992年钟家栋主编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主义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学界研究新动向。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上海召开“颂扬辉煌成就，总结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全方位探讨。期间发表的诸多学术论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总结。王世根在《试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程的经验要点归纳为：一是要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要切实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定位；三是要懂得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四是要坚持和坚信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解超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承启》（《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在学术界首次提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逻辑的一致性，为进一步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梅丽红的《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认定》（《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以及傅世杰、梅丽红的《再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着重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其对人民民主专政性质认定等复杂联系，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独特见解。此外，虞宝棠的《1958年大跃进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唐培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张云的《共和国前30年“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齐卫平的《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张明楚的《中共八大与我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的变革与发展》（《当代上海研究论丛》2006年第2辑）等论文，本着实事求是和百家争鸣的原则，充分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
90年代以后，上海学者加强了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市党史学会组织，王世根、孙道同、陈麟辉主编的《强国之路——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伟大的转折，光辉的历程——上海市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和《关键抉择：上海市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较集中地反映了80年代起上海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入世纪之交，上海学界的研究继续深化，成果也较为显著。钟家栋在《自觉与自发的耦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机制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具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力量与人民群众中一部分有胆有识之士的高度自觉，同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发生的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广泛自发之间的有机耦合。吴其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从历史脉络、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启示三方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孙道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意义》，从六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揭示了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本质特性。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唐培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张文清《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器》、严士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刘惠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历史经验与展望》、胡永中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凝聚力研究》、陈挥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开辟》、唐莲英等《中国特色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宋进等《论文化生态建设与文化和谐的逻辑互动》、张云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哲理思考——以“十六大”以来的五年为时段》、王蔚等《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等文，阐述和研究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各层面的理论意义、实践成果和经验启示。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面较广。梅丽红《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探索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奋斗历程，力求通过对史实的爬梳缕析、提炼和“蒸馏”，对其演进缘由、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历史评析。该书获2004年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曾峻、梅丽红《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历史与经验（1949——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系统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代和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理论思考。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价值与意义、基本战略和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略。上海学界对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研讨具有广泛性特点。2008年，市党史学会举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市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等10余家单位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得失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并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视角，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如何把借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合理内容与创新结合起来，如何争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梁海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市中共党史学会举办学术研讨会》，《上海社联年鉴·2009》）。2009年市党史学会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党内民主是执政党建设之纲、延安时期的民主模式及其当代启示、党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前提、党代会常任制条件下的党内权力构架、党内民主的精神与现实调适、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展开研讨。
2005年以后，上海学界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2005年，齐卫平等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书，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现代化的精心探索，其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脉相承的，表现为延续、发展和创新的关系。指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规定。该书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现代化是艰难的跋涉和庄严的使命，需要继续摸索规律性的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文化现代化。都炎培主持的国家社科九五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时题目改为：《“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该课题以20世纪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为时代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历史主题，中西古今之争为文化聚点，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演变，对学术界关注并有争议的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梳理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如何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政策中的失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出现失误的影响，阐述了上述现象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区别；本课题还论述了面向新世纪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政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途径、方式、机制。李冉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从政党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发展及内涵进行文化探讨和理论提升。还有学者从思想意识等角度，对文化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朱华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左”倾思潮根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认为党的“左”倾思潮，本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就是党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浸透了小生产者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党内“左”倾思潮的重要思想根源。
从2001年起，市党史学会承担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由张云任主编，其中包括陈挥等著：《中国共产党与工业现代化》；毛黎娟、陈丽凤等著：《中国共产党与农业现代化》；唐莲英等著：《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现代化》；张云等著《中国共产党与国防现代化》；齐卫平等著：《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方开淇、孙道同著：《中国共产党与自身现代化建设》等六本专著。这套丛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努力追求和奋斗实践；论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曲折的发展进程、重大的历史成就和客观的实践经验；展示了中国现代化未来的发展前景。此外，朱敏彦等撰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一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文化及自身现代化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唐培吉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从社会革命的视角，分析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波三折，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挫折中前进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空想到科学，付出了相当大的学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必须坚持。张明军主持的上海市及国家教育部课题：《十六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200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研究》（2008年）、《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创新研究》（2010年）等，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进行阐述和分析。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也是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1987年林远主编了《统一战线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1989年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编写了《统一战线工作应用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是当时比较权威的关于统一战线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材，后者成为当时统战工作者的工具书和工作指南。1991年，王邦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学术性著作，在党的统一战线研究领域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获上海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3年）著作类二等奖。冯正钦、杨成生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张忆军主编的《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梳理了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风雨同舟的辉煌曲折历程，研究了我国政党制度有关理论政策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经验。顾行超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形成、完善、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阐述了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作用和重大贡献。2008年，林尚立主编的《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从党领导国家建设的高度，论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的关系。2010年，林尚立、肖存良主编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从时代使命、党的执政、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宗教关系、优化中国国际环境等八个方面，概述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典型的创新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术界开始对中共党史学史的研究予以关注，并且始终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1984年，唐培吉发表《延安学刍议》（原文载于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编：《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文集（内部资料），后转载于《延安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2005年），首次提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建立二级学科“延安学”的概念，认为建立延安学的条件已经成熟，对延安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作了分析，并从九个方面对延安学的构建提出了设想。1985年，由市党史学会编纂出版的《中共党史论著目录索引（1977——1984）》（内部发行）一书，共收录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专著、回忆录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一万余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内的研究概况，这是上海学界对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肇始。
1991年，由周一平领衔的《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及经验教训研究》课题及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探讨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1992年周一平先后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上发文，对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进行评价，认为这部著作的问世，既是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标志着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正式建立。1994年，周一平对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一书进行评价，认为该书在中共建党70周年前夕问世，填补了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的空白，标志着这一学科体系初步建立。作者指出，《概论》对中共党史学科及中共党史学科组成体系诸学科的理论问题作了研究、论述。同时指出，遗憾的是唯独没有对中共党史学概论本身的理论问题作全面的研究。
从1993年开始至2000年前后，上海学界加强了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力度，取得了丰厚的成果。1993年，翟作君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学界提供了一部中共党史史学史学习、研究的工具书。1994年，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该书获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年～1995年）著作类三等奖。2001年，周一平撰写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为中共党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完整而系统的教材。2004年，唐培吉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原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一文，从5个方面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取得的发展和成果，主要表现在（1）党史史料的大量发掘、考证、勘正、整理；（2）形成对中共党史重视、关注和感兴趣的氛围；（3）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富，形式多样；（4）建立了中共党史学科；（5）建立了中共党史的研究队伍和学术研究组织，并创办了党史期刊与报纸。2005年，齐卫平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1期）一文中，对当时党史学科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取消高校中共党史课，出现中共党史学科的依托问题；由于过分强调党史研究的后移及党史、党建不分家等原因，就产生了学科建设的方向问题；由于党史学科研究领域存在青黄不接等原因，就形成了队伍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此外，唐莲英的《关于目前党史研究中若干倾向的思考》（《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一文，对党史学科建设和研究领域存在的若干倾向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党史学科的边缘化倾向、党史宣传教育的弱化倾向、党史研究资料的匮乏倾向和党史人物研究非学术化倾向等进行梳理和反思，以引起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张云的《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史料学基础》（《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一文，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辨伪与考订、复原和分析，并提出建立和加强中共党史教学科研的一个最基础性的学科：中共党史史料学。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党史研究工作者利用区域性特点和优势，围绕上海地方党史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学者开展了上海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考订和编纂工作，以及上海党史通史类研究。1988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一书，以编年史的方法，梳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学习研究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了基本史料。90年代，市委党史研究室相继编纂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前者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带有简史性质的上海地方党史。后者从地方党史的角度，论述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各个历史时期若干重要活动，包括有争议的白区工作等问题，进行回答和解释，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党史研究的成果，是上海地方党史研究的代表作。2001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是两部相互呼应的中共上海史研究的最基本史志。前者真实地记述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创立、壮大、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光辉业绩，系统地梳理了从1921年至1995年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大活动，及各机构和各次重要会议的概况，全面地收录了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开展组织、宣传、统战、纪检、党校、外交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体现了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特色。该书获2009年度上海市第二届地方志优秀成果志书类一等奖。后者以条目为基本表达形式，内容包括“重要活动与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重要人物”、“重要报刊”、“重要遗址、遗迹及纪念地”，另有各种附录，该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科研成果，2002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图书（1999年11月——2001年10月）一等奖，2003年11月获第五届国家辞书二等奖。2001年，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吸收了1991年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除反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更突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上海领导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该书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此外，2001年出版的梅丽红等编纂的《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上海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全景式勾勒上海地方党史的发展线索和重大事件，集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是党史研究工作基础性工程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努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1988年，陈绍康编著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一书，对发起组在上海成立的历史背景、成立过程、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活动及成员进行详细研究，是中共早期组织最早的重要研究成果。90年代初，上海学界集中探讨和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上海创建，为什么能够在上海创建，以及为什么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等问题。1991年唐培吉发表的《建党时期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召开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被收录《史苑托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一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主客观条件，认为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文化，产业工人集中以及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等，使得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999年，于龙生等在《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摇篮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海党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是由上海得天独厚的必然性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必然性之中也有偶然性，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如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因密探闯入会址而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与此同时，围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上海诞生各种外部条件，学界从不同的视角探求其原因。都培炎的《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上海的逻辑轨迹》（《上海革命史料与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宏观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上海的历史轨迹和逻辑特征。王关兴的《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史党建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文，认为上海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又为上海工人运动明确了“最终目的”和“政治任务”。2011年，齐卫平等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围绕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为何能在上海召开的原因及意义，阐述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另外，苏智良、江文君发表的《中共建党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和熊月之发表的《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等文，都进一步涉及这一问题。苏文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上海诞生的社会基层、阶级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人文基础和地理环境条件进行分析，更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熊文则主要强调中共“一大”选择在上海法租界的必然性特点，认为法租界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即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等等因素，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中央苏区，前后12年之久，除了有几次为时很短暂的迁离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都设在上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学者即开始关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活动。1980年陈卫民撰写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和姜沛南等撰写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阐述中共中央在上海组织、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活动及其主要作用。沈以琴、薛森荣、宋祖彰的《关于1933年建立的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情况》（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上海中央局的建立、任务、组织机构及遭破坏的情况。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的《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大学史略》（《中国共产党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邱作健、俞乐斌的《外国语学社》，任武雄、邱作健的《平民女校》（以上均见于《中国共产党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黄美真、张云撰写的《“上海执行部”始末》(中国史学会编纂：《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等论著，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直接领导的若干机构进行阐述。在这前后，上海学界对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红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先驱》《劳动界》等，均有专论作系统阐述和研究，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中国革命的若干重点、特殊贡献及经验教训。2006年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该书认为，在这前后12年中间，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指出这一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也是艰辛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时期，党在上海领导了一系列重大斗争，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自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段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功过是非给予了客观的分析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该书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
1985年，孙道同、邹荣庚主编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上海市党史学会编印，内部资料），收录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关档案资料、报刊文摘及回忆录等，是上海党史学界对上海抗战史研究的新成果。1995年唐培吉发表的《抗日战争与上海》（《上海党史研究》第5期），认为上海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要地，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是支援全国抗战的特殊基地，是联结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纽带，是坚持抗战最后胜利的特殊战场，对上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作了系统分析和充分肯定。该文获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年～1995年）论文类二等奖。2001年，唐培吉、朱敏彦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10卷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唐培吉的《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余子道、张林龙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余子道、张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张铨、庄志龄、陈正卿的《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陈丽凤、毛黎娟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薛振东等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邬正洪、傅绍昌的《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吴景平等的《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齐卫平、朱敏彦、何继良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卞杏英、杨元华的《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等。这是上海学界全面系统论述上海军民抗战历史的第一套丛书，获上海市第六届（2000——2001）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在上海抗战史研究领域，上海学者对两次淞沪抗战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其中苏智良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经过及其意义》（《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郑灿辉、吴景平的《试析上海八一三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孟彭兴的《论“八一三”上海抗战效应》（《史林》1990年第2期）、余子道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与台湾学者讨论发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和《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次淞沪抗战之比较研究》（《高校理论参考》1995年第8期）、金立人的《两次淞沪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朱华的《两次淞沪抗战军事得失之比较》（《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唐莲英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与爱国主义》（《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唐培吉的《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评述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4期）等，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学界对解放、接管上海的研究作了较大的努力。
关于解放上海。1979年方晓升、张云编著的《解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简要地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突出了这场战争的艰巨性和人民军队严明的群众纪律，展示了上海解放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学界研究上海解放的开首之篇。1989、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上海市档案馆的《上海解放》和《上海解放（续编）》。前者对国民党政府从顽抗直至崩溃作了详细的反映，后者则以较大的篇幅反映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中共地下组织及广大工人、学生等团体为迎接上海解放所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准备及上海战役的一些情况，为研究上海解放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此外，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撰的《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全面反映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系统叙述了这场战役的全过程，分析了其重要意义和基本经验。1990年代后，上海学界对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以及施惠群的《1945——1949上海学生运动史》。作为上海学生运动的断代史，两部著作客观地论述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第二条战线所出现的特定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充分肯定了上海学生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关的研究还有孙道同的《试析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及其主要特点》（《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文清的《瓷器店里打老鼠——敌我双方智慧与实力较量的上海战役》（《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三星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开辟舆论宣传阵地的斗争》（《当代研究论丛》2005年第1期）、孙道同的《中共上海地下党与1949年上海解放》（《当代研究论丛》2005年第1期）等论文，对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若干重要侧面进行研究，均有一定的学术新意。
关于接管上海。1980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接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文献资料、专题与回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内容主要为接管准备和接管过程，并分析了上海迅速而顺利进行接管的原因，对研究上海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城市治理、经济发展等诸方面提供翔实的史料。下卷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完整接管上海的战略思想、接管过程和特点、接管上海期间的城市管理，总结顺利接管上海的原因和成功经验。1994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共同编纂的《警备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突出地反映了上海解放初期军民保卫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史实。1997年，张文清的《接管上海的特点与历史经验》（《上海党史研究》第1期），从党中央“军事服从政治、解放服从接管”的原则、地下党组织里应外合的作用、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通力合作、结合上海实际学习借鉴已接管城市的经验等方面，对接管上海进行系统梳理和历史总结
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学界将解放后上海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研究列为重点。199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先后出版了《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邹荣庚主编的《历史巨变（1949——1956）》和徐建刚主编的《艰难探索（1956——1965）》等专著，引用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口述史资料，以正确对待共和国前30年的学术定位，全方位阐述上海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经济、文化、社会、城市、郊县建设等的历史进程，肯定其成绩和贡献，总结其经验教训。同时，围绕上海解放后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代表性论文有：徐理祥的《解放初期上海政权建设中多党合作》（《纪念上海解放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郭绪印的《上海解放初期整治社会秩序的成就》（同上）、梅森的《私营经济在解放初期上海经济恢复中的作用》（《上海城市发展》2004年第6期）、张文清的《六十年代上海国民经济调整凝聚的历史经验》（《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10期）、黄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建设方针的由来与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5期）等。
199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上海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孙怀仁主编的《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简史》等论著，对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04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在对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口述史料及各类史志材料广泛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以编年体为主，客观具体地记述了上海解放后党领导上海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冯小敏主编的《上海现代化研究丛书》第1卷《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第2卷《上海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从现代化角度，阐述上海工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该丛书第1、第2卷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年～2005年）著作类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学界对上海本地区改革开放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成果相当丰厚。1994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的《上海改革开放风云录》，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上海改革开放15年成果的大型资料书，展示了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正确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基本经验。特别是《上海改革开放20年》系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是一套系统记录上海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历史的大型资料史书。全书共分31卷，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生动、真实的典型事例系统记录了上海市宣传、政法、工业、农业、交通、建设、金融、商业、外贸、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系统以及各区县2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上海改革开放20年研究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2008年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开发开放：浦东迈向现代化》一书，全面叙述了浦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是研究上海特别是浦东改革开放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分为《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科教发展三十年》《上海社会发展三十年》《上海经济发展三十年》《上海文化发展三十年》《上海党的建设三十年》《上海区县发展三十年》等七卷。这套丛书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上海根据党中央和国家对上海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反映上海改革开放30年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成就、经验与不足，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100种重点图书之一。另外，上海学界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特别是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纪念改革开放20、30周年时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编纂出版的论文集：《伟大的转折 光辉的历程——上海市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及《关键抉择：上海市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两本书，从多角度、多方面深入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经验，阐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地区的革命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91、1995年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组织编纂的《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两部著作，记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在文化战线上的大事、要事。其内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生在上海文化战线的活动为主，包括电影、戏剧、戏曲、新闻、出版、广播、文学、音乐、美术、教育和社会科学等10个方面。1999年出版的《上海革命文化史略（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对上海革命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梳理归纳了上海革命文化史30年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上海革命文化工作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尊重文化工作的特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二是上海革命文化在斗争的征途上，既有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又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阻扰与非难，也有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上海革命文化工作是在排除干扰，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斗争中，开拓了新的天地。三是上海革命文化根植于人民，为人民大众服务。四是团结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同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战斗队伍，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文化人才，将革命文化种子撒向全国各地。2006年，张小红的《左联与中国共产党》（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左联的诞生、发展和解散的历史过程中，凸显其文化作用及其经验教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已经取得了较有特色的学术成果。1979年李华兴的《上海工人阶级“六三”政治大罢工》（《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对六三罢工运动的酝酿、展开、特征和意义进行阐述。1987年姜沛南的《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史林》第4期）一文，对参加罢工的工人队伍进行分析，指出这次罢工的性质依然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1991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了《职工运动史》丛书（34册）及《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3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企业或行业史的角度，全面反映上海工人运动的众多史实，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企业、行业史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6年）一书。该书对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深入叙述，特别是对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是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力作。该书上卷获上海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年～1993年）著作类二等奖。下卷获上海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6年～1997年）著作类三等奖。1992年上海市总工会编纂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着重围绕全面抗战8年及解放战争3年时段里，上海工人阶级在极其错综复杂的艰辛环境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畏强暴，团结战斗，从各方面去打击敌人，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另外，周尚文、贺世友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郑庆声的《“五卅”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唐培吉的《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的光辉一页——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新议》（《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等论著，对上海工人运动都给予实事求是评价，充分肯定其特点和历史地位，并指出其不足和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下斗争的策源地和大本营。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展开了持续研究。首先对党的城市白区工作的研究。1986年市党史学会编纂出版的《城市工作学术研讨会文集》（内部发行），着重讨论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白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白区斗争的方针及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白区党的建设的特点等问题，代表了这一时期上海学界党的白区工作研究的水平。同时，不少学者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段、不同视觉对上海地下党的活动进行阐述。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特科研究，主要围绕周恩来、陈云、潘汉年、陈赓、胡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央特科的关系。如苏智良、白华山的《周恩来与中央特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对周恩来在筹建中央特科及其在中央特科中的作用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周恩来对党的秘密工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建立情报网络；惩治叛徒特务首恶；创立秘密电台等。李三星的《刘晓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对刘晓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党在城市斗争的方针政策，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历史功绩，作了梳理和褒扬。张义渔的《抗日战争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抗日斗争几个特点》（《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主要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支援新四军、开展武装斗争及高举抗日大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等三个方面，阐述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陈丽凤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能力的重大提升》（《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从应变能力显著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进一步加强、领导艺术与斗争策略日益成熟、领导体制更加符合客观要求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上海学者还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策略加于论述，认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的指导思想，以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上层工作与中下层工作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2009年朱华等撰写的《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总结了地下党宣传群众、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上海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4年，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5——1987•10）》一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社团组织的历史资料，特别是组织体系的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007年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市党史学会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社会组织课题研究，其中包括总论、工人组织、学生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商会组织、帮会组织、妇女组织等。张云在该课题总论中对上海社会组织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受上海地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上海社会组织具有组织形式的独立性、涉及群体的广泛性和价值取向的爱国性等突出特点；总结其基本经验，包括：（一）确立并坚持正确的政策方针，争取最广大的同盟；（二）开展广泛的组织与发动，积极参与和领导社会组织的活动；（三）进行深入的教育与宣传，把各个进步社会组织凝聚于党的周围；（四）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的变化，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同时，总结了失误与教训，主要有（一）忽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左”、右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使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剑走偏锋”、绕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忽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使社会组织及群众的现实利益受到损害，使党的工作受到无谓的损失；（三）忽视不同社会组织的各自个性，以共性代替个性，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削弱了党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1980年代末起，新四军研究成为上海党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1987年，邬正鸿主编的《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首次研究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著作。1989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则围绕新四军与上海这个专题展开研究，探讨了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新四军各方面的支持、援助，以及反映新四军对上海革命斗争的指导和支持，揭示了两者的互动性关系。2001年，邬正洪、傅绍昌撰写的《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梳理了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在宣传、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等方面支援新四军，从五个方面总结上海对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贡献：一是上海是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孕育之地；二是上海是贯彻党中央指示在苏浙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策源地；三是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特需资源的重要供给地；四是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站和情报搜集地；五是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接受国际援助的转运地。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童志强撰写的《关于新四军》，这是作者近20年间关于新四军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等文章，对新四军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探索，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唐培吉主编的《新四军研究》第1、2、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2009、2010年），其中唐培吉的《抗日战争与新四军》、邬正洪的《铁军与与上海人民——上海地下党和人民支援新四军》、张文清的《弘扬铁军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刘惠恕的《铁军军歌与铁军精神》、曹景文的《试析新四军东进战略及其重要意义》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新四军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上海学界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历来给予高度重视，并围绕多方面展开。
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类。在整体性和集体性研究中，1983年市党史学会组织专家编纂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由市党史学会组织，翟作君、孙道同主编出版的《党史人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书。在个案研究中，上海学界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硕果累累。
对毛泽东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上海学界主要围绕两个历史决议，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对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毛泽东研究的高峰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即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其代表作是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至立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丛书》，其中包括总论、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建等七卷，这套丛书是由上海市组织各学科有关专家学者集体撰写而成，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方位深入的研究论述。1994年邵有民、尹继左主编的《继承丰富发展——上海市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方面，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探讨了毛泽东的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论述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论述了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1996年，周一平撰写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从学术史研究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1999年丁荫奎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示范教材。另外，1999年杨元华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陈挥主编的《新编毛泽东思想概论》（东方出版中心）等，都是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他还有数以千计相关研究论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都炎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渊源》（《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姜义华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倪大奇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邬正洪的《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率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齐卫平的《论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5期），张云的《论毛泽东国防思想科学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军事科学》2003年第4期），孙道同的《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继承﹒丰富﹒发展——上海市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张文清、严爱云的《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和上海经济建设》（《继承﹒丰富﹒发展——上海市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等，均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邓小平研究。1995年，李君如的《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对邓小平之所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梳理，铺陈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强调邓小平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上海学界十分重视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1995年，吴云立主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导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将邓小平理论放在国际和历史大背景下加于审视，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作了比较、总结，从理论层面上着重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系。上海学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具有较广的涉及面。其中有影响的论著，如陈挥的《邓小平三个有利于观点形成初探》（《同济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齐卫平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关联》（《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严爱云的《从不平衡到平衡——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思想》（《经济特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张云的《邓小平国防思想的理论意义》（《国防》2004年第8期）以及1988年《上海市党史学会论文集》（内部刊印）中周鸿根的《试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的贡献》、包汉中《试论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等，均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周恩来研究。上海学界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1998年，上海各界纷纷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思想•精神•人格——上海市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共收集近30篇论文。其中李蕊珍的《周恩来与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魏岚的《周恩来与隐蔽战线——中央特科创建始末》，谢黎萍的《周恩来白区工作思想与中共上海党的抗战工作》，童志强的《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金邦秋的《周恩来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李三星的《“躬行实践，以为倡导”——周恩来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卓越贡献》，王关兴的《周恩来反腐倡廉思想的内涵与特点》，梅丽红的《周恩来与1972年前后的国民经济调整》，齐卫平的《周恩来：科教兴国思想的先行者》，徐建刚的《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论周恩来科学技术思想》等，较全面反映了周恩来研究的阶段性学术成果。上海学界对周恩来生平若干专题活动的研究，论著也较丰厚。专著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张秀娟、张民的《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1999年）、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988年）及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傅红星《周恩来外交风云》（2003年）等；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张文清的《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对上海建设与发展的指导》（载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云的《论周恩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邹荣庚的《周恩来公仆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陈挥的《试论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方宁的《周恩来统战思想与实践中的和谐理念》（《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4期）等。
对刘少奇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学界就开始对刘少奇进行研究，成果较多。1980年，陆志仁、沈恒春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张义鱼、李飞的《刘少奇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同上），吴信忠的《刘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期），华明、景英、三新的《实事求是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对刘少奇有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索。1988年王爱玲、邬正洪、丑立本主编的《刘少奇的思想概述》（湖南人民出版社），对刘少奇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抗战思想理论，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理论，党建思想理论以及执政理念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论述。1993年商孝才编著的《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对其哲学思想的内涵，包括理论思维和方法论进行全方位剖析。1997年邬正洪主编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出版社），着重阐述刘少奇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斗争历程及其理论贡献。199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理想、精神、风范——上海市刘少奇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及唐莲英主编的《刘少奇与新四军》（香港语丝出版社）等著作专门研究了刘少奇在上海的活动及其贡献。朱敏彦的《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共党史论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邬正洪的《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对刘少奇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进行研究。其他论著还有傅世杰、梅丽红的《刘少奇与革命根据地工业企业领导制度建设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1期），陈挥的《刘少奇关于群众观点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党史与党建》1998年第6期），石蕾、夏咸军的《刘少奇经济建设思想的特色》（《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邵有民的（《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刘少奇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思考》，王玉波、王瑞红的《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探索》（《理论界》2008年第9期）等。
对陈云研究。这是上海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色。上海学界对陈云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注重史实的梳理和描述，偏重于学习和宣传陈云的生平业绩。1981年魏先铭的《必须正确认识个体经营——学习陈云同志＜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学习与研究》第1期）等。1995、2005及2010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100和105周年之际，多种成果大量涌现。2005年市委宣传部编纂的《陈云思想与生平研究——上海市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李琪、王建国编纂的《闪烁真理光辉的思想宝藏——上海市党校系统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2008年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纂出版的《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马玉编纂的《上海陈云研究》和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纂的年刊《上海陈云研究》等，对于陈云的生平业绩、思想风范、著作解读、遗物介绍、史实考证、比较研究、研究综述以及文博论坛等方面,较全面探讨了陈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历史贡献，以及他的思想在现实中的作用，展现了陈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学界对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从1970年代末开始，召开过各种类型学术研讨会近10次，成果也较为丰厚，并形成了一支颇具影响的学术团队。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陈独秀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以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郭绪印的《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重评五卅运动中的陈独秀》（《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重评抗日时期陈独秀的政见》（《学术月刊》1995年8期），徐光寿的《1927年以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界》1995年第2期），任武雄的《走进真实的陈独秀》（《北京日报》2000年8月14日），王世根的《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不是被撤销的》、《陈独秀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批评没有错》（均见《中共党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金立人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误导与陈独秀的正确》（《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9期）等。二是对陈独秀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和理论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例如姜沛南等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社会科学》（上海）1979年第1期），沙似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张云的《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中共党史文集》1984年6月），任建树的《论抗战初期的陈独秀》（《史林》1986年第1期），庄有为的《论陈独秀的建党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刘长林等的《陈独秀早期国防观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宗宝琴的《陈独秀国民性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度硕士论文）等。三是编纂陈独秀著作选编和撰写陈独秀传，为促进陈独秀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资料。如1984年、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编注的《陈独秀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建树、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上、下），及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两部著作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吸收了80年代以来陈独秀研究的新成果，披露许多公、私档案资料，对陈独秀一生给予公允评价，客观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过，全面反映陈独秀的一生，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上海学界对瞿秋白、蔡和森、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袁振英等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也都分别召开研讨会，进行专题研究，有的还出版相关的研究文集。如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邓明以的《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等合编的《秀柏苍松——俞秀松研究文集》，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党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还包括对宋庆龄等的研究。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及上海宋庆龄研究会联合撰写的《宋庆龄与二十世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一书，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宋庆龄在20世纪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追寻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伟大女性的原因和轨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她对中国、对世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宋庆龄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另外，对其他人物的研究，如任武雄等的《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蒋洪斌的《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修良的《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云的《潘汉年传奇》《潘汉年传》《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006、2008年版）、张云、唐莲英、于颖慧的《王仲一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石源华的《“乱世能人”陈公博》（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张云的《张承宗传》（香港国际文化交流机构2010年），陈挥的《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学术界均得到普遍的认同，在社会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上海学界还对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进行研究。如何泉达的《柯庆施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史林》2007年第A1期，金大陆的《陈丕显、曹荻秋等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等。另外，对刘晓、刘长胜、王尧山、吴亮平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上海市委及市府有关领导人也有大量研究成果，并出版过相关纪念画册或纪念文集。
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界较早开始关注党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比较研究，并着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理论方面的宏观考察。1995年冯显诚、孙道同、许光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南京出版社）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梳理，指出其内涵的一致性和各有发展的时代特点。2006年，于淑清、陈志强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概论——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整体考察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三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不同特征、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全过程，力图反映和揭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点和基本经验。丁晓强的《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主要论述邓小平坚持、发展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态度和理论内涵，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邬正洪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新发展——从刘少奇到邓小平、江泽民》（《光辉的历程 科学的理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则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异同性进行阐述，凸显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脉络。另外，张云的《以现代化为中心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旗飘飘》，黄河出版社1992年），朱华的《公平与效率：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比较》（《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3期），贺世友、邹荣庚的《毛泽东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6期），郭绪印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农村发展设想》（《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7期），李琪的《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家管理理论》（《社会科学》1993年第12期），桂玉麟的《两位历史伟人与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上海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唐莲英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上海战略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论述均各有要点。
在中共党史人物及其思想比较研究中，理清思想理论贡献是其一大亮点。商孝才的《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刘少奇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张远新、华建宝的《论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兰芝等的《邓小平对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主要探讨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对刘少奇有关思想理论的贡献。杨雪芳的《重睹理论风采——试论张闻天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9年第6期），张远新的《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等，主要论述张闻天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朱敏彦的《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商孝才的《论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江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等，主要论述周恩来的有关思想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冯宪书的《试析朱德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重大贡献》（《党史文苑》1994年第3期），这是对朱德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贡献的研究。
对中共党史人物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也多有重要成果。1994年张云撰写的《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勾勒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政坛巨人20余年的生死较量，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大动荡和社会大分化的历史画面，揭示毛胜蒋败的主客观原因，是现代史和党史学界最早把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一。傅绍昌、季鸿生等主编的《宋庆龄与中国名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将与宋庆龄交往较多且有影响、有代表性的35名人物，按政治名人篇、文化名人篇、亲属名人篇等三部分，体现了宋庆龄与各类朋友交往的异同性，全面阐述了她一生珍视友情、善待同志、虚怀若谷、广交朋友、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将陈独秀与其他历史人物作比较研究，成为陈独秀研究领域的一个亮点。徐光寿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任建树的《孙中山与陈独秀》（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徐光寿、王鸿雁的《陈独秀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徐光寿、陈家骥的《“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梁漱溟》（《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任武雄的《前后辉映两巨星——陈独秀与瞿秋白》（《党史纵览》1999年第6期），刘长林的《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人生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杜艳华、万义兵：《毛泽东与陈独秀关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徐云根：《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等，体现了人物比较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在上海的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上海地方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展示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的史实，同时也总结了经验教训。1989年起，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始编纂出版中共领导人在上海的系列丛书，以《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为起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党史人物，包括领袖人物及上海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的逢五、逢十诞辰，均组织纪念座谈会、出版专著及文集，其中包括《陈毅在上海》（1992）、《毛泽东在上海》（1993）、《潘汉年在上海》（1995）、《周恩来在上海》（1998）、《刘少奇在上海》（1998）、《邓小平在上海》（2004）、《陈云在上海》（2005）等。这套丛书集纪念性、史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个人风采以及对上海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上海的改革开放实践的关心和指导，并披露了涉及上海的一批文献档案资料，包括重要指导和批示，还有珍贵的书信、墨宝等。
同时，上海学界对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战斗过的革命烈士就作过专门研究。1987-1997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民政局合编的《上海英烈传》（9卷）（先后由百家出版社、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等出版），邵有民等主编的《上海革命烈士风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育党委合编的：《上海英烈故事》（上中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上海市烈士陵园史料陈列馆编：《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及市委党史研究室与龙华烈士陵园合著的《浦江丰碑——上海英烈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收录了曾在上海活动的各个时期310名英烈，其中包括《龙华二十四烈士》《左联五烈士》及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烈士的英勇事迹。
第二节 中共党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议》后，上海学界高度关注中共党建的研究工作。90年代初，上海学界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并先后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建思想展开研究。90年代后期，上海学界开始注重党建实践的研究，最早提出了“社区党建”、“楼宇党建”等研究领域，较早对新经济组织党建、社团党建、网络党建等党建新领域展开研究。同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民主集中制、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思想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等方面都进行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90年代后，上海学界对党的建设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史、执政史和反腐倡廉史进行专题研究。
1991年陈至立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开辟了党建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该书从历史进程的纵向视野，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70年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轨迹，总结了各个历史阶段有关的经验教训；同时，该书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党建思想及中央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和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进新时期党建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基础。该书获第二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书系》中的《中国共产党建设80年》，是以前者为基础，吸收了近1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对80年来党的建设历史加于阐述，使80年党建历史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该书获2002年第16届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
2005年，方开淇、孙道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书，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即（1）革命化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核心；（2）提高全党科学水平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3）民主化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4）领导科学化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5）法制化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6）制度化是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7）培育新作风塑造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新形象；（8）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实现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2008年，张明楚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和2009年周鹤龄主编的《辉煌60年——党的建设与党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代表了当时阶段性研究成果。
2000年以后，上海学界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的研究，成为建设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出重头戏，也是十六大以来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2003年由杨元华、沈济时、陈挥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察，总结党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从而揭示党执政的规律。2004年刘宗洪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强调研究执政规律，主要是认识执政党控制和行使国家政权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法则，认为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就要把握党的领导和执政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2011年，由李君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和执政经验，分革命与执政的变奏（1949-1956）、探索的辉煌和挫折（1956-1966）、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1966-1976）、执政主题的转变（1976-1989）、执政理论的创新（1989-2002）、执政经验的升华（2002-2010）等六部分，包括过程介绍和理论分析，强调执政理念和执政规律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作为党自身建设的一项必要的和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也是上海学界着力研究的一个重大党建课题。其代表性著作是2001年王关兴、陈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中国共产党90年来反腐倡廉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一系列廉政建设思想进行分析和阐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总结了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认为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腐倡廉斗争的伟大胜利，并获得了丰富经验，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强调要坚定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坚定不移地把这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推向前进。该书是国内最早研究反腐倡廉史的著作之一，获上海市第四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2000——2001）著作类三等奖。201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再版发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学界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创立和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给予了极大关注，作为上海研究党建理论的一个着力点，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
上海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1993年，严家栋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大系•党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上海党史、党建工作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对毛泽东党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界定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本含义，梳理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强调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历史地位。1994年，孙道同的《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继承･丰富･发展——上海市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集》）一文，强调了毛泽东论述执政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因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是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视执政党党风建设，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出整党整风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奠定了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理论基础等七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2003年，唐培吉的《学习党建学说，加强党的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增刊）认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理论观点、思想内容和方针政策，不仅在党和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史上起到了伟大的历史性作用，而且对今天的建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海学界认为邓小平党建理论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回答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原则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新时期党建工作和有关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1993年，严家栋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大系•党建卷》（上海人民出版）中，对邓小平在党建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和高度评价，认为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把执政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的党的建设目标；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提出了执政党必须加强组织建设，实现干部“四化”的要求；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要求；提出了新时期党员标准和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实事求是地开展党内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提出了正确处理好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和与各国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的原则。1994年，李炼忠在《试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产生、形成和特点》（《上海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获奖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文中，把邓小平建党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直接准备、初步形成和深入发展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针对不同的任务回答不同的问题。1998年，佟明忠主编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党建理论研究》（蓝天出版社），较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该书按邓小平时期党建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传统的党建理论架构，即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基础上，新增了党的制度建设和党的权威建设的内容，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党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权威，特别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及其人格化代表的思想。该书对前人已有研究内容从新的视角进行开掘，如把党的思想建设分为思想路线建设和思想意识建设，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概括。
杨一之的《略论第三代领导人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齐卫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世纪党的建设》（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以及唐莲英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创新》（上海市社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上海现代化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何建萍的《“三个代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同上），姜德福的《深入学习、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同上）等，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揭示的党建规律作了研究和探讨。另外，纪萱华、齐卫平的《江泽民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特征探析》（《桂海论丛》2003年第2期）一文，对江泽民党建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将它剖析为哲学层次、理论基石层次、范畴体系层次、基本观点层次、实践纲领层次,以求加深对江泽民党建思想体系的理解。
2005年方开淇、孙道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自身现代化建设》（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书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齐卫平的《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动力在于不断赢得先进性》（《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期）一文，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三个方面对胡锦涛关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论述进行解读。认为保持党长期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关键。指出发展党的先进性，目的在于不断赢得党的先进性，因此，不断赢得党的先进性，无疑也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动力来源。2008年，朱树彬等的《胡锦涛的新经济组织党建思想探析》(《学习论坛》,第9期)认为，胡锦涛新经济组织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指导着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创新性探索,推动着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丰富完善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
上海学界对党建理论相关原理的分析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上海学者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中之重。2004年，齐卫平的《执政能力建设赋予中国共产党时代使命的新内涵和新任务》（《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1期），指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极其深刻的内涵，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时代机遇和挑战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孙道同、邹荣庚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9、10期）认为，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否巩固，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桑玉成等的《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冯小敏主编：《党建研究内部文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文，从多学科研究的视角，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若干要素作了考量，对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梅丽红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历程与经验》（《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政治、法律与社会：上海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认为，制度是否完备、能否相互协调并有效运转是衡量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6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走上了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上海学者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的研究，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制度和领导制度，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1995年，孙道同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具体化、制度化》（《解放日报》编写的《党课教材》第2期）一文，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制度化问题，是执政党建设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1999年张西同、胡霞裳的《建国以来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民主集中制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总结其历史的经验教训。2000年，顾建键等的专著《民主集中制建设论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根据新时期党建的实践经验，较为系统地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理论贡献及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探索和反思，并对目前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该书对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与发展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概括和阐述。梅丽红的《党员权利“虚置”：党内民主建设必须解决的难题》（《探索》2005年第5期），对党员权利“虚置”的具体表现如知情权落空，参与决策难落实等问题进行阐述，提出实现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就不能不正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党员主体的冲突，就必须建立民主的协商、授权机制和合理的权力关系。陈丽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围绕党的领导机构系统的建立和沿革，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规范党的领导系统活动的一系列制度法规的形成与演变，党领导国家政权和社会事务的原则与方式的历史演进等三个方面展开。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2004年，奚洁人在《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要求》（《上海党史与党建》，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三个主要观点：一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把握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内涵。二是把党在推进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作为评价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三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注入新活力。2007年，由奚洁人主编的《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书，阐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要求、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践主体、根本依据、目标任务、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历程、历史经验等基本问题；探讨了党的先进性建设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内在联系；总结了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阐释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论著。此外，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写并出版的《保持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上海市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主编的《上海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论文集》（2006年）等成果，展示了上海学界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相关研究阶段性成果。2007年林尚立的《制度整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使命与战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十六大以来,开始了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形成了有深刻内在逻辑联系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两大建设路径,两大建设路径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创造性党建的基本格局。指出创造性党建应在价值、组织和制度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其战略基点在于制度整合发展,制度整合发展的行动路径在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有三个方面:提高党内权力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增强党内制度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扩大党员的参与度和认同度。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广大党建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如何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思想作风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0年，方开淇、孙道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新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期），首先探索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以理论武装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新举措；其次，探索了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新载体；第三，探索了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新机制。冯小敏的《继承和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2期），归纳了老一辈革命家关于重视群众工作、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团体工作、重视领导机关的作风建设等群众工作方法的历史经验，分析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指出目前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需要关注民主渠道；用制度规范，靠示范引导；关心协调好群众具体利益；融入社会群体；强化基层建设等问题。2002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党史学会编纂的论文集《作风建设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史与党建》增刊），反映了上海学界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金邦秋的《党的旗帜与党风建设》一文，认为党的旗帜就是党章总纲所规定的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主义和理论，强调在党风建设中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旗帜，必须认清旗帜的唯一指导性、时代性和继承性，在反对错误倾向中高扬党的旗帜。年士萍、徐丽红的《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思考》一文，认为党的作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更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此外，陆米强的《试论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发展及重要作用》，李三星的《试论党在执政后尤其需要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齐卫平、林惠英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若干思考》，严爱云的《试论思想作风建设是加强党风建设之源》、张文清的《开展党的作风建设要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目标》，孙道同、姜德福的《试析当前开展批评难的原因与对策》等论文，从各个不同视角阐述党风建设的重要地位、历史内涵、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党建理论指导下的党建实践研究，是上海党建理论工作者和党建实际工作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结合上海党建实践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7年，李炼忠等编著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详细论述了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历程、地位、指导方针，以及如何理顺基层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对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01年，冯小敏的《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党建研究内部文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文，认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也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2003年，冯小敏的《中国共产党基层建设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结合建党八十多年以来基层党的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全面阐述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能、基本运作方式，组织架构以及其活力所在，并分析提出了基层党建的根本问题、重要条件、评价标准以及目标和展望等。2007年，梅丽红的《基层党建“一肩挑”：问题和出路》（《探索》第5期）认为，基层党政“一肩挑”的推出，是要解决基层党组织“边缘化”以及基层党政内耗严重、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一肩挑”只解决了基层党政正职个人间的冲突，并没有解决基层党政组织间的冲突。指出基层党政关系的基本取向，应该是在实现基层党组织非权力化、非行政化转型的基础上，使基层党组织融入或回归于社会（人民）之中，同时通过改变因党政角色混同而导致行政权力空洞化倾向，使各类组织成为功能明确、组织规范和首长负责的组织。2008年，上海市党建研究会主编的《上海基层党建的探索与创新》（东方出版中心）一书，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党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通过许多实际事例，勾勒出上海各级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特大型现代化城市特点的上海基层党建探索之路。2009年，浦东新区组织部的《基层党建发展走势研究》（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2009年获奖课题成果摘编》2010，内部）一文，分析阐述了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提出了相应对策，对于基层党建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和实际操作性。2011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的《上海党建文献选编（1949——1976）》（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史料，围绕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全面、真实地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情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社区党建研究。20世纪末，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社区建设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上海学者首先关注“社区党建”的问题，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1998年，何明锐等撰写的《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载《党建研究》第6期）一文最早提出了“社区党建”的概念，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城市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的社区日益成为党的基层生活的重点地带；社区的党建工作有三个特点，即：共同目标、共同需要是开展社区党建工作的动力；所有党组织和党员都以平等的身份自愿参加是社区党建工作的基本原则；横向为主、纵横结合是社区党建工作的主要方式。而社区党建工作的发展趋势，是街道党工委及其领导的下级党组织的工作越来越重，社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是以人为本，网络化是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途径等等。这些观点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此后，上海学者继续就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2000年，徐中振的《巩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与加强社区党建》《社区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架构的分析思考》（《永不疲倦的跋涉——上海市党建研究十年文萃》，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指出，社区概念被应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带来的社会体制转型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小政府，大社会”必然成为新的社会体制的目标模式，“社区”也必然成为分析和把握基层社会的基本概念，它标志着我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组织体系正在改革单一的行政化模式，体现出社会化发育的基本趋向。其中《巩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与加强社区党建》一文，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0年～2001年）内部探讨论文类优秀成果奖。2000年，林尚立的《关于新时期社区党建的若干理论思考》（《党建通讯》第3期）一文中提出，必须从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两个高度来把握社区党建的战略意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基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年，由上海市委党校和卢湾区委党校合作完成的《中国城市社区党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是第一部对社区党建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专著。该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实践探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论述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及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当前社区党建的目标、社区党组织的角色定位、社区党组织的组织方式、工作载体及工作方式的转换、对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要求等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书中强调：社区党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一次新的探索与发展，蕴藏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国企党建研究。90年代以后，上海学界对国企党组织地位作用、职责任务、机构设置，以及工作方法、活动方式、工作制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率先进行研究。1994年，方开淇的《市场经济运行给企业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带来变化》（《党政论坛》专辑）一文指出，企业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受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从运用权力的直接指挥与管理转向间接引导；从高度统一地开展活动转向自主地开展活动；从算政治账转向讲效率、讲实效；从为自我服务的“封闭型”转向为经济服务的“开放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合从“板块型”的联系转向“渗透型”的融合。1999年，梅丽红的《新时期国有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探索》（《上海党史研究》第3期）一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变动轨迹，认为目前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与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暴露，对公司制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探索还需深化。同年，邵正平等的《国企经营管理的新方法——上海市深化国有企业干部制度改革调查》（《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总结了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干部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认为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管理方法，实行企业干部分类分层管理，理顺企业干部管理体制；二，改进经营者选拔方式，把组织选任与市场配置人才结合起来，形成经营者竞争上岗机制；三，确立以业绩为主的考核制度，把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四，把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结合起来，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规范经营管理行为。
农村基层党建研究。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上海农村很快向现代社会迈进。农村经济基础的重大调整，对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9年，张明楚在《现代化与农村党支部设置的新变化》（国家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报告中，认为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农村的资产重组使村党支部由按行政村设置，逐渐向按产权关系设置的方向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农村党支部由一体化逐渐趋向多元化；而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则使农村党支部从村级地域管理逐步迈向新的区域管理。金山区委组织部的《村级班子建设的三个共性问题及其对策分析》（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2009年获奖课题成果摘编》2010，内部）一文，分析了部分村干部素质不高、能力不强，村级班子主要领导呈年龄老化趋势及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事倍功半的三个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一是要切实抓好后备队伍建设；二是要建立健全村干部选任、退出和管理制度；三是要加大对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力度。
新经济组织党建研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联营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经济中介机构等有别于传统公有制的新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薄弱环节多，问题也不少。2000年前后，由姚海同和顾建键分别主持的调研报告《浦东新区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课题报告》（《浦东党建研究》1999年增刊）和《上海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调查与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分别对浦东新区及上海近年来在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进行考察，分析了新经济组织中党支部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结构、活动内容及工作方式。顾建键等人的报告还对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理论思考，认为新经济组织内党组织的设置原则、功能定位及工作方式等，都可以根据新经济组织的特点，进行重新认识。2010年，唐晓腾的《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新格局：问题、机制与理念——以东部H市为例的调查与思考》（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2009年获奖课题成果摘编》2010，内部）；一文，对新经济组织中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情况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做好“两新”党建工作提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目标和要求进一步科学定位；要充分整合执政党的各类资源；要建立回应企业主政治诉求的制度通道；要建立党群工作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等相关思考和建议
社团党建研究。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步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社团进入了新一轮“复兴”时期。社团党建问题也随着社团的发展而提了出来。2001年，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完成的《上海社团党建新探索》调研报告，对当代中国社团兴起的背景、概况及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趋势，社团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概要的分析，介绍了上海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在指导思想、工作机制、工作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新探索，并提出了加强社团党建工作的若干思考和建议，其中包括加大宣传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力度，扫清思想障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或有所“建”，有所不“建”的实事求是原则。作为一个正在蓬勃生长中的新生事物，社团党建还存在很大的理论研讨空间，有待各领域学者的进一步开掘。
楼宇党建研究。2000年前后，上海学界较早地对驻在楼宇党建的研究，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谓“楼宇”是商业、商务楼的简称；所谓楼宇党建研究是对“楼宇”中经济组织的党的工作进行研究。1999年上海首创“支部建在楼上”，突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局限性，使单位规模小、变化大、党员人数少且流动分散的“两新”组织全部纳入党的组织网路，以拓展性优化来推动“两新”领域党建创新，有效地填补了空白点，强化了薄弱点，为实现“双达标”、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此举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也为上海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素材、新经验。2003年，乐基伟的《基层党建创新：“支部建在楼上”》（冯小敏主编：《党建研究内部文稿》（2000-200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文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楼宇经济”保持着不断上升的势头，成为大城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新经济组织呼唤新的基层党建形式和运作机制。2008年，上海市党建研究会编著的《上海基层党建的探索与创新》，对“支部建在楼上”作了专题论述，认为这是“两新”组织党建的异军突起，不单单是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更是对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的新的创造。指出支部建在楼上已经成为上海党建工作的一大亮点，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特别是“楼宇经济”的健康发展。
网络党建研究。上海学界十分重视网络党建的研究，认为网络党建是信息化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指出打造网络党建，是党的工作将从“有形”组织向“无形”组织的拓展，以实现党建工作的神经末梢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延伸。2010年，浦东新区组织部的《基层党建发展走势研究》一文中，对此提出三方面思考：一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在打造“电子党务”的基础上，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组织架构，可以实现一个党员在一个组织内参加多个组织生活的个性化选择，提高党务效能，为党组织信息的快速传递和综合，提高工作效率奠定基础；二是加大资源整合的力度。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网路加强党内外的“双向沟通”，在加强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的同时，以其特有的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使大量挂靠在党员服务中心的流动党支部发展成为新颖的网路党支部。网路党支部将以其活动方式的便捷性，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为广大社会精英，尤其是青年“白领”的普遍青睐；三是构建党建网络化组织体系。实现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以及单位党组织间、社区党组织间的联动。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认为，这是现代信息化社会推进党建工作现代化、高效率发展的构想。2010年，薛小荣的《“网路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网路组织功能重建》（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2009年获奖课题成果摘编》2010，内部）一文，集中聚焦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路党组织成为治理新力量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并分析了网路党组织成为治理新力量的途径，及意见领袖形成机制。文章以博客型意见领袖为例，提出成为“意见领袖”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真实不真实？认为网路是一个陌生与熟悉矛盾统一的空间场域。能够让生活在别处的网民感觉到博主的真诚，首要之途就是要做到公开性。二是热忱不热忱？对于博主来说，没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绝不能成为引领网路舆情的“意见领袖”。三是权威不权威？对网路舆情关注对象的客观、公正与权威的解释与传播，是个体博客成为“意见领袖”的根本要素，也是推动网路舆情危机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途径。文章强调，网路党组织应该立足于自身在网路场域的特点和优势，通过组织自身的功能重建，从一隅走向全域，在“众声喧哗”中真正成为“站在凳子上讲演的人”。
“凝聚力工程”建设研究。上海的“凝聚力工程”建设，无论是实际操作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93年5、6月间，在长宁区华阳街道党工委的党员干部,开展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凝聚力工程”，受到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注。1994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正式提出开展“凝聚力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试点单位有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机关、医院、科研所,范围越来越广。有鉴于此，上海学术界、理论界以及实际党建工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提升和理论概括。奚洁人的《“凝聚力工程”的价值学思考》（《社会科学》1995年第9期）认为，建设“凝聚力工程”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条新路子。但就其社会功能来说，则大大超越了党建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广阔的领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不重视其价值学思考,包括价值目标、价值主体、价值方针、价值导向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等。倪炳生在《“凝聚力工程”的实践与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1998年第1期）认为，“凝聚力工程”是指建立基层党组织关心群众的工作机制,使基层党组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走出一条从关心群众着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进而推进基层党建的其他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周锦尉的《常抓常新的“凝聚力工程”》（《党政论坛》2003年第6期）指出：“凝聚力工程”之所以有生命力，一是这个工程抓到了凝聚力这个党的建设的聚焦点（党群关系）；二是找到了可操作性的“工程”这个抓手，因而成绩斐然。吴照生等的《创新社区“凝聚力工程”建设的“三个结合”》（《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7期）一文，围绕以人为本做实社区创新“凝聚力工程”建设的三个结合，认为一是深化“凝聚力工程”建设从观念创新上与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人才观、正确的群众观相结合；二是深化“凝聚力工程”建设从内容创新上与实现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结合；三是深化“凝聚力工程”建设在机制创新上与探索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中共长宁区委党校课题组的《深化与拓展“凝聚力工程”建设的若干哲学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6期），认为一是从凝聚力与创造力、战斗力的辩证关系上深化对“凝聚力工程”建设意义的认识；二是从“社区资源”与“社区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上，深化对“凝聚力工程”建设功能的认识；三是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上深刻认识开展“凝聚力工程”建设的理念和实质；四是从物质和精神这一对最重要哲学范畴的辩证关系上拓展“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内涵。刘宗洪的《激活社区党组织的活力是推进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1期）认为新形势下加强社区党建，关键是激发党组织的自身活力。该文总结了上海长宁区社区党务干部始终不渝地推进“凝聚力工程”，着眼于激发社区党组织的活力，充分发挥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的三条经验：第一，“活力”在于摸准群众的脉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利益需要。第二，“活力”在于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开掘党建工作的新亮点。第三，“活力”在于建设一支朝气蓬勃、乐于奉献的党务骨干和党员队伍。第四，“活力”在于积极开拓执政资源，为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增添各种积极因素。
总结上海党的建设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2008年，严爱云、张励、汪丹等主编的《上海党的建设三十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按照历史脉络，以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上海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加以总结和提炼，反映了上海党的建设历史进程和阶段特征，有利于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为上海的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同年，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撰写的《建国以来上海党的建设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2009年获奖课题成果摘编》2010，内部）一文，从三方面梳理和归纳其历史成就：（1）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结构不断改善，党员素质不断提高；（2）党的组织系统不断健全，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3）党的各项制度规范不断健全、完善，党的建设不断科学化。同时，又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基本经验：（1）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2）始终以人为本，在推进上海发展中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3）始终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4）始终改进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5）始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发表上海基层党建年度报告。2009年，由刘宗洪等主编的《上海基层党建年度报告2008-2009》，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战略层面对近年来上海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创新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准确把握当前上海基层党建最新发展的基础上，研究上海基层党建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对上海基层党建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专题报告共18篇，分别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近年来上海各区县及大口党委基层党建最新的实践经验，深刻分析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上海基层党建的发展前景提出了意见和建议。2011年，由上海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上海市党校系统党建研究会主编的《上海基层党建年度报告》（2010——2011）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共四章，共收录论文40篇，主要内容均为针对近两年来上海市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中所出现的热点、问题及前沿课题，及其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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