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八章  人口学

复旦大学 彭希哲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从1978年的5月份开始，复旦大学经济系吴斐丹、上海市委党校王建民、上海社科院张开敏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四位教授开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在上海突破人口理论禁区，活跃学术研究，培养人口学研究人才以及成立人口研究机构。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人口学研究的先驱，开创了新时期人口科学研究之先河。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上海市人口学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上海的人口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科学体系逐渐形成，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日益频繁，研究方法在不断丰富。与此同时，上海在全国较早地集中地出现了一批包括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人口研究机构；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海市人口学在分支学科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开拓了一些包括人口生态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系统工程以及人口思想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到了90年代以后，上海市人口学的应用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比如在流动人口、生育政策以及老龄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00年之后，上海市人口学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政策支持性在不断变强，人口学开始由一个隐形学科转变成为显性学科，在人口学研究上开始使用许多新的技术和方法。在此过程中，上海市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人口学者并成立了众多的人口研究机构，对于人口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丰硕的成果，并在中国人口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为马寅初恢复名誉，及为他的《新人口论》平反后，上海的人口学研究得到了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口学恢复之初，首先是澄清了过去许多错误的观点。1979年，上海学者发表了多篇关于人口理论研究的文章。主要有王建民在《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必须重视人口理论的研究》，他是上海、全国最早介入开禁后人口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张开敏在《学术月刊》9月号上发表的《记取历史教训，开展人口研究——回忆五十年代人口学的一场论战》；张薰华在《复旦学报(社科))》1979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人口发展规律——兼论我国人口必须进一步控制》等。这些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口发展，包括数量和质量的发展，都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论断，否定了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了在人口稠密、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城市或其他地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有利于该城市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的论点，否定了离开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而抽象地说人愈多愈好的观点等等。

80年代，上海的人口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中国人口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系统论述上海从鸦片战争后至上海解放的人口发展变化的权威著作。在人口地理学研究方面，胡焕庸、张善余做了开拓性的工作。1982年出版张善余主编的《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在世界人口地理领域的重要论著，也是全国大学人口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胡焕庸和张善余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上、下册1985年、1986年)一书是编者多年研究的成果，资料丰富，其中大量是首次发掘整理的，该书是研究中国人口地理发展历史的经典著作。

在人口学分支学科研究方面，上海学者还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1985年出版的王浣尘著《人口系统工程》(上海交大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桂世勋著《人口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及1989年出版的潘纪一主编的《人口生态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这些在国内相关领域分别都是首创性的专著。此外，1986年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是国内在这一领域最早的研究专著。第一次比较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人口思想发展的轨迹，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有重大贡献。1989年，张开敏主编的《上海老年人口》（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上海第一本反映老年人口状况的专著。

90年代初期，上海市人口学研究的研究领域在不断的扩展，其应用性不断加强。1990年，出版了朱宝树的专著《人口生态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研究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1991年，彭希哲的专著《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fertility Trends since the 1950s》（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发展趋势，分析了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成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目。 1993年，高尔生主编的《医学人口学》由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医学人口学研究专著。1993年，孙常敏的《中国生育政策与人口发展》（德文版），全面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全国各地及上海人口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该著作1994年1月获得首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计生委与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1996年，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承担的《上海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项研究探讨了上海这样人口高密度城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指出，上海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成就将取决于是否拥有足够的高素质人口群体。

90年代中期前后，上海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不断增多。1995年左学金主编的《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996年朱宝树主编的《从离土到离乡—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1997年王桂新主编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上海流动人口出现的原因，现状特征、变动的趋势以及相关管理的制度和体制进行了论述。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上海市公安局合作，进行了上海第五次、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依据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结果，1996年编辑出版了《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人口学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两次调查对上海当前流动人口的现状、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加强和改善社区管理做了有益的分析和研究，为政府的发展决策提供了必要依据。1998年出版了张声华主编的《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华东师大出版社）。对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管理做了大量分析和探讨。1999年，刘永良、王建民等编写的《上海人口负增长与计划生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首次研究了我国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现象。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上海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同时对于人口转变理论和城市化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并且开始注重人口问题研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1999年，由孙常敏主编的《世纪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从全球宏观的角度介绍了人口发展中的生育率问题；国际人口迁移与发展；人口城市与城市发展；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研究；就业与发展；人口、资源与发展等问题。该著作2002年6月被评为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国家计生委与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2000年，彭希哲主编的《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Wiley-Blackwel出版社），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口的政策，并评估了其效果以及未来的后果；是年王桂新的专著《区域人口预测方法及应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阐述了多种适用于不同条件和可以满足不同目的要求的区域人口预测方法；2002年，朱宝树主编的《城市化再推进和农村劳动力再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介绍了上海农村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转移的发展新态势和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构想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等内容；2002年，王菊芬的专著《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中国人口出版社），对城市中未婚先孕妇女的性行为、避孕行为以及怀孕结果选择进行了阐述和研究。该专著，获得2004年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三等奖。2005年，王桂新主编的《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科学出版社），系统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的发展历程，多层面、多角度地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特征、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及未来趋势，并对人口迁移与上海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个案剖析，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和范式，提出了几种新的研究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定量分析思路和方法，并得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性研究结论；2005年王桂新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探讨了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过程特征及其未来趋势与发展战略，包括中国的人口迁移、城市化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变动的关系及影响等内容；2006年，左学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学林出版社），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及其趋势、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城市群发展与中心城市上海的地位、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与分工、合作与发展、交通体系、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题和综合研究；2007年，左学金主编的《中国人口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学林出版社），从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及其影响，人口城市化的区域发展模式与对策，城市迁入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发展四个专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第二节  人口学专题研究

一、人口数量及调控研究

70年代末，上海市人口学研究恢复后，首先从控制人口数量开始。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国人民大学刘铮和邬沧萍署名的人口学研究文章，宣告了中国人口学研究新纪元的到来。第二天，即5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市委党校王建民的论文：《控制人口增长与促进四化》一文。7月12日，王建民在《文汇报》发表的《切实控制人口增长》一文从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现阶段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人口问题失控的严峻的现实，认为“控制人口”迫切要求“转变政策”，切实控制人口增长。王建民的论述在国内学术界突破了人口理论禁区，活跃了学术研究。同时，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引起日本人口学界强烈反响。日本学者若林敬子在她的著作《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对王建民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建民的文章切中时弊，推动了中国人口问题解禁的学术讨论。日本《亚洲经济旬报》和《人口研究资料》转载了王建民《切实控制人口增长》的论文。1980年八月号日本刊物《中国研究月报·人口专辑》刊载了王建民的文章《中国现阶段人口问题》。之后王建民有六篇文章相继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日本学术界认为他的论文“极有价值”，“走在时代的前列”。

80年代，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是上海人口学界的共识。1980年，吴斐丹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试论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及解决途径》，在我国较早地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人口问题严重性作初步探讨。1980年王浣尘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人口状态和人口的动态过程》和《人口控制的大系统结构及控制决策的综合》，两篇论文是结合中国实际，运用人口系统工程方法的最早的几篇论文之一。尤其是在《人口控制的大系统结构及控制决策的综合》一文中，第一次运用综合法率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U型战略控制方案”。同年，王浣尘与宋健等发表了《人口发展过程的预测和控制》，（《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第2期）。1980年，王浣尘又在《人口与经济》第1期上发表《系统工程与人口控制》。1981年，王浣尘在国际上发表有关中国人口系统工程的第一篇论文“Wang H. C., Jiang Z. H.,etc.,Population Control System. The paper of 2nd IFAC Symposium on large Scale System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1980, Pergamon Press, 1981”。1981年1月桂世勋在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专题组会上作了“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初探”的发言，后刊载在《人口研究》1981年第4期。该文是我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阐述分析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的文章，认为“其个别论点并不完全正确”。文中也强调要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1981年，王浣尘与胡保生等发表的《关于我国总人口目标的确定》（《人口与经济》第5期）一文，探讨了我国总人口的目标。1983年，吴斐丹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发表《用计划生育来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一文，文章认为正确区别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人口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是和我国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1984年王建民的《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科学丛刊》第6期）一文强调了对人口数量的控制。

90年代，上海的人口学研究主要延续了控制人口的思想，并开始涉及到人口容量的研究。1991年，王浣尘发表了《社会经济/科技和人口发展的内在速度极限》（《科技导报》第1期）。王浣尘，余峰等1994年发表了《上海人口规模目标的探讨》（《人口信息》第11期），1995年，又发表了《城市合理人口规模的系统分析》（《城市规划汇刊》第1期）。1998年，王浣尘领衔的《上海市合理人口规模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预测，到205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对象的合理人口规模目标是1570万左右（1560万—1590万）。

进入21世纪，上海的人口增长迅速加快，上海人口学者对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人口战略是否继续遵循控制规模的思路，以及上海未来的人口规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00年王桂新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的《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一文，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来探讨和确定城市的适度人口规模。将影响因素分为供给制约因素和需求制约因素，进而又细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其结论是：常住人口2000万、实有人口2300万，是上海2030年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王浣尘认为仍然要对上海的人口规模做比较严格的控制，在经济增长的大潮中要防止人口的失控。2003年王浣尘在《管理科学学报》第2期发表《上海市合理人口规模研究》，根据当前上海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提出上海要保持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解决好上海本地劳动力就业问题、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就必须对人口规模做严格的控制，限制低素质劳动力进入上海。2003年，左学金在《上海改革》上发表《上海人口规模应由市场来决定》一文，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主要是由市场力量调节和平衡的结果。由于目前上海户籍人口已进入负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大量非户籍人口的流入，这正是政府不易控制的，而它也只能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上海今后的人口规划，应该强调其指导性而非指令性。一个对本国公民更加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不会损害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而只会增强这种竞争力。2005年诸大建在《地理教学》中发表《从科学发展观看上海人口发展》，认为上海城市人口的规模问题不能孤立地就城市本身进行分析，而是要兼顾城市外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以及城市内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支撑两个方面，当前，特别需要从单纯地就上海市的内部环境考虑人口规模的视角，转到在未来2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在处理好外部需求和内部容量关系的前提下，确定好上海城市人口规模的思路上来。2006年王大犇在《复印报刊资料(人口学与计划生育)》第3期上发表《如何控制大城市人口》一文，认为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问题紧密相连，而目前大城市人口规模不断突破规划指标，使城市政府经常处于两难境地。解决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用行政手段去限制外来人口是不合理的，这样做不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具体操作也将面临无从入手的困境。要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和控制用地结构。2007年，张鹤年在《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发表《上海‘十一五’期间人口发展趋势与人口管理制度创新》，通过回顾“十五”期间的上海人口发展情况，结合人口规律和“十一五”期间上海的经济发展目标认为，2010年，将上海人口总量控制在1900万左右，并且实现人口密度的合理分布十分必要。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建立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机构，以人为本，以居住为基础，提供畅通、安全、可靠的人口信息登录平台，实现人口管理制度上的创新。

二、人口学方法论研究

80年代初起，上海市的人口学者即开始人口学方法论的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人口预测以及人口地图绘制等方面。1980年，王浣尘在《人口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人口统计中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的探讨》一文，文章推荐人口年龄—时间论域图(简称为a—t图)，讨论了不同用途以及两种算法平均期望寿命不同含义，在人口统计中提出一些建议以供讨论。同年，又在《自动化学报》第4期发表了《人口模型的两种转化形式》，该文为了人口状态设计和政策综合计算的需要而介绍离散型人口模型的两种转化型，给出了它们的推导过程，并作了简短说明。1981年，王浣尘在《西北人口》第2期上发表《人口数学模型及其变换》，从人口发展过程的物理含义出发推导时间离散的人口模型，按离散量取极限的概念导出了时间连续模型，又从连续模型取积分导出了连续和离散两种模型之间的定量关系，澄清了一些概念。在这个基础上对人口数学模型的实际应用作了简短的讨论。1984年，王浣尘在《信息与控制》第4期上发表了《一种分配协调法在人口大系统中的应用》，探讨大系统理论中目标分配和协调方法在人口大系统中的应用，给出了数学的描述和简短的讨论。同年年又分别在《自动化学报》第3期和《科学通报》第7期上发表了《关于时变人口系统稳定性》和《时变人口系统偏微分方程混合问题转化成边值问题解的等价变换》两篇文章，讨论了时变人口系统稳定性的提法，给出了离散型时变人口系统稳定性的六个定理、六个推论和五个推广，说明了它们的实际意义，给出了临界总和生育率及其上临界和下临界，并给出了我国的数字实例。1984年，王浣尘在《人口科学》第5期上发表《人口预测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模型进行人口的预测。1985年，顾杏元根据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出版了《计划生育统计》(第二版)。他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计划生育的统计方法，计划生育统计资料的来源途径与收集方法,以及评价计划生育工作的统计指标体系。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胡焕庸、伍理根据1984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年报数，结合参考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按比例调整各县人口数据，编制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和等值线密度图各一幅。为了使各方面应用方便，还编写有二万多字的说明书，对我国人口地区分布的情况、原因及其规律性作了解释和分析。这两幅人口地图与说明书，填补了我国人口地图的空白，是我国最新的两幅人口地图。1987年伍理在《人口研究》杂志第4期上发表《介绍新编‘1／600万’中国人口分布图和等值线密度图》，进行专门的介绍。1988年，伍理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图表地图(Gartogram)和人口研究》 阐述了图表地图在人口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编制的方法。1989年8月由中园地图出版社正式出版。1986年，叶展和顾杏元在《中国卫生统计》第4期上发表《人口预测随机模型及其参数估计》，在我国较早的推导出一个适用于分析人口普查资料的人口预测随机模型。

90年代，上海人口学者在模拟仿真、人口容量、计算机绘图技术等人口学研究方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90年，朱刚、胡启迪、杨庆中在《系统工程学报》第2期发表《含迁移因素的人口系统的最优控制》，阐述了如何把迁移量连同总和生育率作为控制量，对含有迁移因素的人口系统进行最优控制，给出最优控制存在的必要条件。最后进行计算机仿真，给出上海市区百年人口最优控制。1991年，周祖根，梁小筠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上发表《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方案探讨》，为年度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更加科学的进行提供方法建议。1991年，丁金宏在《经济地理》第4期发表《人口容量与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提出人口容量的“水桶”模式,设计“人口压力指数”，并将其初步用于我国分省区人口压力差异分析。1992年，伍理、丁金宏、徐建刚、周祖根等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机助人口密度立体图的研制和应用》，该研究在IBM-AT 微机、HIPID 数字化仪和 HP7475A 绘图仪硬件支持下,用MAPEDIT、地理图形输入系统、AG专题制图系统和自行研制的矢量栅格立体制图系统等软件,绘制任意视角、可调比例尺的更形象直观、更准确反映人口密度空间差异的立体人口密度图。输出样本有上海市中心区(分别以区和街道为绘图单元)，上海浦东新区和上海普陀区等立体人口密度图和分级统计晕线图。用计算机编制人口密度图，是人口地图编制的新突破，这一首创性工作，为研究人口分布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1992年，周祖根，王静龙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上发表《人口密度的等值线图应用研究》，提出了根据普查资料，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在计算机微机上绘制1990年上海市区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方法，阐述了从等值线图所看到的当前上海市人口分布的一些特点；进而把它与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绘制得到的1982年上海市区人口密度等值线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了上海人口分布的演变及其原因。用同样方法，可绘制得到商业营业额分布、饮食服务业营业额分布、职工密度分布等，把它们与人口密度分布图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从深层次上探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关系，并可讨论相应的政策。另外，1992年10月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上海人口-上海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论文选集》中也汇集了一些学者在人口学方法研究的论文。比如周祖根的《人口宏观数据库的设计及其原理》；《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参数估计》；周祖根、王静龙等《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研制的理论探讨》；胡启迪、周祖根等《人口迁移模型的参数辨识及其分析》等。1998年，丁金宏，黄晨熹，孙中锋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中发表《利用土地人口容力开放模型对沪苏锡常城市群的分析》，提出了土地人口容力，即单位面积土地的人口容量的概念，建立了描述和测算开放区域人口容力的模型，确立了模型对多种人口容力定义，揭示了不同人口容力模型的内在联系性，并将它用于沪苏锡常城市群的土地人口容力测算和分析。1999年王桂新出版专著《区域人口预测方法及应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专门对区域人口的预测方法和应用进行研究和介绍。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开始寻求一些方法和路径，以期取得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协调和平衡。2001年，彭希哲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上发表《试论消费压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学研究新概念与方法的尝试》一文，该文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传统的人口研究方法和概念存在局限性，应树立综合考虑人口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广义人口观。文章尝试构建对环境的消费压力人口模型，对人口的消费活动及其环境压力之间的联系进行定量分析，并比较了中国 各省区消费压力人口的现状和变动。我们认为在研究人口与环境关系时要充分考虑消费 的影响，并有必要界定“适度”的消费，在人口学研究中引进新概念与新方法。2003年，吴瑞君、朱宝树、王大犇在《人口与研究》第5期上发表《开放型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在我国区域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下，对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对各区域之间开放联系不断加大的认识，通过分析影响开放型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就如何开展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实例，说明了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过程。2004年，刘宇辉、彭希哲在《生态学报》第10期上发表《中国历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可持续性评估》一文，文章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加拿大学者 Mathis Wackernagel发展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就是一种测量可持续性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计算支持特定区域人类社会所有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土地 (生态足迹 )与该区域可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态承载力 )相比较来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简单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的基本概念、研究进展、计算方法；对中国历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62年至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逐步下降，人均生态足迹则逐步上升，目前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出现，并持续扩大，中国目前的发展处于一种强不可持续状态 。2005年，丁金宏等在《地理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一文，文章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异性，以及不同原因的流场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部塌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口省际迁移的辐合流场与辐散流场在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的迁移辐合中心；东北与山东的对流渐趋消失，西北取代东北成为非沿海区域新的人口引力中心；以秦岭-淮河线东段和黑河-腾冲线南段为界，人口迁移分裂为东南和西北两大“流域”。就业迁移的优势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第一动力；婚姻迁移的主流方向是西南贫困山区指向华东农村，形成了西南“喀斯特新娘输出区”。2006年，王丰等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上发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一文，文章试图对25年来中国经济与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人口因素在经济转变中的作用加以评估。在回顾与总结了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通过介绍和使用两个“人口红利”的概念与方法，就过去25年中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做出估算，并对未来人口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与机遇加以评估。最后，对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进行讨论。2007年，王菊芬在《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上发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镇医疗保险改革——以上海的模式为例》，文章通过剖析改革以后新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方案的准入条件、个人帐户积累、共负责任等各个方面,指出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计划设计过程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从而强调社会性别意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该文章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10年，彭希哲、朱勤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一文，文章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三、人口生育率及人口转变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人口学界较早地展开了对生育率及人口转变方面的研究。

70年代末，顾杏元较早地从医学人口学的视角从事生育问题研究。他根据上海市计划生育的发展情况与人口预测的结果，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国家与政府要注意计划生育条件下将要出现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应尽早着手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社会与医疗保健方面问题，提出了要在适当时期修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80年代，上海人口学者在人口生育率的测量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有着重要研究。1982年顾杏元、高尔生等在《人口与经济》第4期上发表《人口年龄构成对生育指标的影响》，在我国较早的讨论生育指标与人口年龄构成的关系。1984年高尔生、顾杏元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上海市区三十年来生育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首次对上海市区1951-1981年生育率的变化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论述了影响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因素。1984年沈安安等在《人口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从上海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看到的几个问题》，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上海市于1982年7月至12月，遵循分层系统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千分之一人口为样本，对样本中15～67岁的4439个妇女，特别是15～49岁的3332个育龄妇女进行了全面的生育率调查。通过这次调查，进一步了解了近几十年来上海地区妇女的婚姻和生育的发展变化趋势，尤其是建国前后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前后的变化特点，为我国深入研究育龄妇女的婚育状况、指导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人口预测和编制人口规划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86年，张宇钟在《人口学刊》第5期上发表《农村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主要研究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之后家庭功能的变化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是我国在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较早的从家庭功能的变化研究人口生育率的变化。1987年，高尔生在《人口研究》第5期上发表了《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率作用的量测》，介绍了当时被联合国出版物推荐和各国专家公认的量测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的影响技术方法，在我国引起较大反响。1987年，叶展、顾杏元在《人口与经济》第1期上发表《我国生育水平的多因素分析》，根据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所提供了的信息，首次使用多因素分析方法对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进行了分析。1989年，高尔生、顾杏元撰写的《上海、河北、陕西生育率中间变量分析》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中国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资料，第一次应用邦加茨（Bnagaast）模型对所调查的上海、河北、陕西生育率中间变量进行分析，并对邦加茨模型进行初步探讨。1989年，《人口与经济》第5期上发表了梁鸿、高尔生等撰写的《上海市长宁区居民寿命表动态分析(1953—1985年)》，通过分析长宁1953年-1985年男女简略寿命表以了解30年来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的变化。

80年代末，彭希哲在英国《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决定因素》，在我国较早地进入人口转变领域的研究。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在研究生育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转变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90年，彭希哲在《人口研究》第2期上发表《广义线性模型在差别生育率分析中的应用》，在我国首次将在国际上被逐渐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对差别生育率的研究之中的广义线性模型引入到我国。同年，彭希哲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上发表《区域文化与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在我国较早的分区域对差别生育率及其生成原因的分析，从而阐释生育行为转变的内在机制。1990年，吴擢春、顾杏元、高尔生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上海未婚妇女人工流产率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文章利用上海市5个区县1980-1988年的有关资料，对上海未婚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为进一步研究未婚妇女妊娠的社会与卫生问题，拟定降低未婚妇女妊娠率及人工流产率的对策与措施提供基础数据与线索。1991年，冯学山、顾杏元在《中国卫生统计》第1期上发表《中国婴儿死亡率分析》，根据我国有关婴儿死亡率的调查统计资料，对我国解放前后婴儿死亡率的变动及其主要死因作了对比分析与评价，为确定当前妇幼保健工作的重点与对策提供参考。1991年，彭希哲在《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上发表《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促进农民生育行为的转变》一文，在我国较早的提出社区（农村）环境是影响农村夫妇做出生育决策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应该综合考虑社会环境中的经济、行政、伦理、文化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标、方法和工作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彭希哲的博士论文《人口转变：中国五十年代以来的生育趋势》（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被国内外许多学校列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指定参考书。1992年，顾杏元在《中国卫生统计》第3期上发表《中国八省市婴幼儿死亡率》，根据1985及1987年在上海、北京、辽宁、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及贵州进行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中的婴幼儿死亡资料，首次对中国八省市30年来婴幼儿死亡率作了统计分析。1993年，彭希哲与顾宝昌在《人口学刊》第1期上发表了《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一文，在我国较早地考察了中国生育下降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1994年，郑桂珍、陈月新在《南方人口》第2期上发表《上海妇女地位和生育率关系》，该文选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一书。文章应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突出反映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密切关系并适合我国国情的几个主要指标，研究分析妇女地位与生育率的内在关系、作用机制，启迪人们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主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控制人口的最佳途径，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997年，孙常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上发表《上海人口转变中的劳动与经济》一文，文章运用宏观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上海的人口转变进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文章从上海劳动市场的中、长期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妇女就业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人口年龄结构对上海劳动市场的发展、社会变革和提高生产率的正负效应，经济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以及为保障未来发展而建立网络化政策等角度出发，就上海人口发展对劳动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作了多层次的剖析，并提出了上海人口划时代转变的两个前提：勾画具有承受能力的社会蓝图和制定积极进取的社会管理模式。该文获得获1996-1997年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1997年，邓伟、顾杏元、查波在《中国卫生统计》第4期上发表《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及趋势》，通过对标化死亡率及年龄别死亡率分析，概括建国后我国不同年代的死亡率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

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继续关注人口转变的研究，同时更加重视人口转变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影响。2000年，孙常敏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人口状况转变对上海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一文，论述了上海人口状况变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同年，梁鸿在《人口与经济》第2期上发表《公共生活与社区生育意愿关系研究》一文，文章利用1996年社区发展与人口控制的24个试点的调查资料，通过试点村与对照村的比较，探讨拓展社区公共生活空间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共生活与社区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关系。其意义表现为不仅有利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人口控制，而且也有利于稳定现已取得的成效及未来人口控制，并为人口控制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2002年，桂世勋的论文《关注大城市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波动》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专题组上获得发言，该发言得到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珮云的重视，后刊载在《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人口学会也将该论文编入《领导参阅》（2002年7月15日）。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张维庆批示：“桂世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关注出生人口数量的起落，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经过各方努力，在《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4年)》中取消了生育第二孩与第一孩的间隔规定，并明确“公民可以根据人口出生预报信息，结合家庭实际，选择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这一内容。该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2004年)。在2004年10月上海召开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桂世勋提出应把上海普遍放开二胎政策的时间定在2016年。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我国的生育率水平稳定在1.8以下，经桂世勋提议后改为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从而使得这一目标更为科学，也更具操作性。2007年，彭希哲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上发表《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一文，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在劳动就业领域的主要问题不是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只是以超低的工资水平不再能雇佣到廉价的工人，这本身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认为应将已经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健康和就业机会，就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而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2008年，王桂新、沈甜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上发表《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一文，文章认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领先全，而且直逼甚至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乃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与生育观念以及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将有可能带来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制约科技创新、改变家庭结构及其社会生活关系、弱化社会发展活力等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关方面可考虑采取适时调整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体系、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等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2009年，李春琦、张杰平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上发表《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一文，文章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动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并利用1978～2007年中国宏观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固有的消费习惯是农村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2010年，汪伟在《经济学（季刊）》第1期上发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一文，文章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结果基本稳健。

四、人口素质研究

上海市人口学关于人口素质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0年桂世勋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上发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人口与教育》一文，文章通过展望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具体分析这些人口变化特点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桂世勋的研究是关于人口教育素质方面的研究。但90年代的上海学者关于人口素质主要集中在生殖健康、女性的避孕流产、母乳喂养和婴幼儿健康等方面。

1993年3月，武俊青（第一完成人）的》婴幼儿腹泻及其影响因素综合分析》获得伦敦大学“Award of Merit”奖励一等奖。1995年，涂平、高尔生、 赵鹏飞在《中国人口科学上》第2期上发表《中国生育健康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生殖健康社会科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对国际上对于生育健康概念、计划生育评估、计划生育服务、避孕与节育、男性参与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性行为与性病、特殊人群的生育健康问题等内容进行了综述性的介绍。1995年高尔生、杨娟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分析》在《人口研究》第4期上发表，文章利用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首次对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和满族)的生殖状况作一综合分析并与汉族加以对比，得出由于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地理气候、传统习俗及文化水平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生殖状况的差异。1997年王菊芬、张运藩等在《人口研究》第2期上发表《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文章运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作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的数据，选用了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所处家庭的子女数，从14岁起是否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以及是否同家人谈论性的问题等变量，用两因素的交叉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这些因素与被调查者性成熟——初次月经来潮年龄和未婚先孕结果选样——赶紧结婚或作人工流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对其子女性生理发育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有时这种影响途径不是直接的。结果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克服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1997年高尔生、涂晓雯撰写的《海市未婚女青年避孕方法应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上，根据1995年在上海3个市区和2个郊县婚前体检的大青年及其未婚夫调查数据，对该地区未婚女青年的避孕方法应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提示，在目前未婚青年中，性行为发生率高、未婚人工流产率高、而首次性行为避孕率低；有必要加强未婚青年性教育，包括学校教育、计划生育部门的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等，尤其是加强恋爱中大龄青年及定婚同居青年的避孕教育，以避免早婚、早育，并达到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的目的。1998年李冬梅、查波、张戎舟在《人口研究》第3期上发表《上海市1010例未婚女性人工流产情况的调查分析》，文章显示，未婚人流女性以20-24岁年龄组为主，占70.4%，许多未婚人流女性有过人流史，近1/3的人首次性行为及首次人流年龄小于法定结婚年龄，78.6%的人首次人流的原因是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文章提示24岁及以下年龄组是未婚先孕人流的高发人群，特别是一些不到结婚年龄的女青年正在受到人工流产的威胁，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是导致未婚人流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在未婚青年中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向她们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特别是避孕药具的服务指导。1999年武俊青、陶建国、高尔生等撰写的《上海市健康教育对哺乳喂养的促进作用》发表在《中国公共卫生》第8期上，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课题“上海市产后哺乳和避孕行为的队列研究”的健教组及对照组的母乳喂养优缺点、母乳喂养时间、分娩后的哺乳行为等进行了比较，并用cox回归对母乳喂养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计划哺乳率，提高婴儿的首次吸吮母亲奶头的比例，提前第一次抱母奶时间，延长每次喂奶时间，提高乳母按需喂奶比例；提示母乳喂养的健康教育可以延长母乳喂养时间；孕期曾打算哺乳者较不打算哺乳者哺乳时间长；产后住院期间母乳量越少，哺乳时间越短；妻子文化程度为小学者，较文盲者哺乳时间长,而妻子文化程度为中专以上者与文盲者的哺乳时间无显著性差异；由妇女本人决定“是否哺乳”，较由丈夫或“父母”决定者哺乳时间长；妊期居住在城镇及与公婆同住者较妊期居住在城市及夫妇独住者哺乳时间短；以妻子职业是农民作为对照组，妻子职业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者哺乳时间较长；而待业、休假等其它职业者哺乳时间短；妻子的工作单位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者与全民所有制者相比哺乳时间短。

进入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关于人口素质的研究开始转向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以及男性生殖健康的研究。

2000年3月郑桂珍、陈月新完成了福特基金调查报告《上海浦东新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和思考》，报告介绍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2000年4月10-14日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第4期应用课题研究研讨会上，彭希哲、陈月新、鲍文娟做了“中国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的调查研究”的报告，对中国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引起国际社会较高的关注度。2001年陈月新、郑桂珍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不同生活工作条件下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和思考——上海浦东新区四街道调查》，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1070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调查研究，指出不同生活工作环境下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知识、行为及其对社区服务机构认同感的差异，并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2001年楼超华、赵双玲、高尔生在《人口研究》第3期上发表《城市外来青年女工的生殖健康状况与需求》，利用小组专题讨论会和深入访谈资料对外来青年女工的生殖健康状况和需求进行了分析。武俊青、高尔生、杨秋英等分别在2003年《中国卫生统计》第4期，2004年《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中国男性精液质量主成分分析》和《生活工作方式对中国年轻男性精液质量影响的调查研究》两篇文章，对精液质量和潜在危险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其研究结果被WHO所采纳。2003年彭希哲、陈月新等在《人口与经济》第1期上发表《推进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实践和思考》，文章利用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的干预实验和评估调研，分析了以属地化管理为基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优质服务机制、宣传教育机制和生殖健康服务的保障机制。评估表明，上海通过建立整合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完善一体化的计划生育管理与生殖健康服务、发挥计生协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途径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较高水准的生殖健康服务，但也还存在不少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针对调研结果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思路，提出可以在全国统一实行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居住地管理服务政策，注重生殖健康服务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配置等。根据该文的整理2004年2月2日，彭希哲、陈月新在《中国人口报 理论版》上发表《制度创新推进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引起较大社会反响。2004年，周海旺在《社会科学》第9期上发表《强制婚检取消后产生的问题和对策探讨》，文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从2003年10月1日开始取消强制婚检后，所出现的婚检人数急剧减少、婚检比例大幅度下降等问题，并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改进婚检工作的对策建议。 2007年王瑞平、武俊青在《中国公共卫生》第12期上发表了《核心家庭男性生殖健康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上海市核心家庭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情况，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实施干预措施，提高家庭成员的生殖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现况研究，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对1060个符合标准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论是上海市核心家庭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状况良好，但年龄、文化程度以及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建议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五、人口老龄化研究

由于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80年代以后上海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人口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80年代，上海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有学者开始研究老龄化与家庭、经济的关系，还有的学者对未来上海的老龄化做出了预测。

1986年张开敏、陈先淮在《人口与经济》第6期上发表《经济发展与人口老年化》，较早的在我国对经济增长对人口老年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老年化之间的变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般的规律表现为经济越发达，老年化的现象越为明显。经济增长在人口老化进程上的反映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间隔。1987年桂世勋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上发表《上海郊县农村老龄人口赡养状况及建议》，该文章受上海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的委托，于1986年7月首次对上海市郊县千分之三农村老龄人口赡养状况和意愿的抽样调查。从经济、医疗、居住、劳务和娱乐等5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了上海郊县老龄人口的赡养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1987年初，桂世勋所主持的课题组在上海农村开始探索如何将当时实行的基本上由集体负担农村老人退休金或养老补贴的制度，改为由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制度。通过两年的调查研究，该课题组初步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集体经济力量较强、乡镇企业较发达地区特点的一种养老保险新休制，并将这种新体制在上海郊县南翔镇(镇带乡建制)和马陆乡进行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效果。1989年9月，桂世勋主编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1994年)。1990年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上，桂世勋发表了《上海市农村养老保险新体制的探索》，介绍了建立养老保险新体制的经济社会背景和这种新体制的主要特点。桂世勋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具有领先地位。1989年沈安安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上发表《试析上海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文章首次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1986年所作的“上海老年人口基本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了目前上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老年生活条件和创造良好家庭环境提供参考依据。1989年，张开敏主编的《上海老年人口》(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1997年底上海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234．32万人，比1982年增加近98万，15年间年平均增加6．5万人左右，相当于目前上海市区每年出生的人口。其增长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是上海第一本反映老年人口状况的专著。

90年代，上海学者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开始关注于老龄化与劳动就业的关系、以及老龄化背景下对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的需求研究等方面。

1990年，沈安安、张鹤年在《社会科学》第7期上发表《试析上海人口老龄化与就业之关系》，依据上海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未来老龄化作一粗略的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在我国较早地从宏观的角度着重探讨上海人口老龄化与就业之关系。1990年张开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上发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供应的影响、对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它所引起的赡养费用增长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老龄化对发达国家和我国未来经济的影响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值得超前研究的意见。 1992年彭希哲、戴星翼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上发表《试论老年生活保障与农村人口控制》，文章首次提出通过解决养老进而控制农村人口过速增长，并且认为其关键不在于对育龄夫妇作出老年保障的承诺，而是要尽可能地解决目前老年人的保障问题，提供非家庭的老年风险缓解机制，并由此来改变人们对老年风险的认识，最终转变生育观念。1994年桂世勋在《人口研究》第2期上发表《尽快解决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在我国较早地提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探讨构建城乡养老保险衔接的思路和方案，供有关政府部门决策参考。本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1996年)。1995年孙常敏在《人口与经济》第2期上发表《德国统一后的老年人问题》，将留学期间曾经参加的由德国教授H·—J·霍夫曼主持的，关于德国统一后的老年人问题调查项目的相关材料和数据编译整理了出来，这对于我国解决老年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97年彭希哲、梁鸿撰写的《浦东老年社会事业发展研究》发表于《人口与经济》第6期，文章通过对浦东新区的老年人口及需求的调查，分析了浦东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的特点，研究了老年人口的需求；从需求供给关系和资源配置等角度，探讨了浦东新区老年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1998年梁鸿、彭希哲在《探索与争鸣》第1期上发表《城市养老社会事业发展的矛盾与对策》，在我国较早地论述了当时老年社会福利事业的主要矛盾，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1997年，由冯贵山为组长，桂世勋、张开敏、左学金等组成“上海市老年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全面完成。该课题由一个总报告和12个分报告组成，全面勾画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宜的，跨世纪的老年保障体系及运行机制的总体框架，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不少专家还提出，由于联合国人口组织调整了划分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我们社会也应该继续开发60一75岁这一人口年龄组的人力资源，使大量有专业技术特性长的老年人走出家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该报告被收录到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学学会编写的《中国的养老之路-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年11月）。同时，该研究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第三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02年)。1999年，桂世勋撰写的《中国残疾老人发展趋势及残疾状况研究》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上发表，文章对未来中国残疾老人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康复需求和对策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本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0年)。1999年陈月新等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文章论述了在人口老龄过程中，随着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代际结构发生的变化和代际关系发生的变化，并且对改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进行了讨论。

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对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化国内外的区域性研究、养老机构、产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长期照护等方面。

2000年于蜀、陈扬乐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上发表《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征及其对策》，文章认为老龄年龄集中率和老龄地理集中率能分别有效地测度区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速度与老龄人口地域空间的分布变化。运用这两种指标考察我国80年代和90年代省际人口老龄化进程，可以发现，我国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由于在时空上的非同步推进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特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区域格局非常明显。由于中西部地区将逐渐成为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进者，今后老龄化的研究重心应向该地区转移，并通过养老保障制度的创新，实行以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老龄化对策。2000年，周海旺在《中国社会保障》第6期上发表《上海老年人享受医疗保障的现状与问题》，文章认为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到1998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235.6万人，占总人口的18%。老年人口的增多，对城市医疗保障事业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近年来随着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海老年人的基本医疗已经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文章主要对上海在医保改革中对药费和医疗费用、医疗保健以及医疗体制、医院管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积极建议。提出一些2001年左学金撰写的《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养老保障：挑战与政策选择》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上，文章侧重讨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挑战和可能的政策选择。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较多，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来临，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改进养老保险管理。2001年桂世勋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上发表了《合理调整养老机构的功能结构》，文章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构未进行功能定位，未来可将其分为重度护理养老院、中度护理养老院和轻度护理养老院等三类。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及海外的经验教训，21世纪上半叶我国应重点发展收养需重度护理老人的机构及其床位。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了“持续照顾”的新理念，据此未来我城乡大多数养老机构应逐渐归并为两类，即复合型养老机构和单一型的重度护理养老机构。本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2)。 2003年王桂新在《人口与经济》第2期上发表《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之比较》，文章试图通过考察比较探讨在儒教文化圈背景下中日两国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高龄化是否表现出某种比较相似的“东亚模式”，存在哪些差异，并由此总结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03年，吴瑞君在《人口与经济》第5期上发表《拉动老年有效需求,促进上海老龄产业的发展》，文章基于上海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客观事实，探讨了这一群体的人口变动对老龄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并从如何拉动和激发老年人口群体的有效需求为立足点，分析和提出了促进上海老龄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 2004年，桂世勋在《中国人口科学》增刊上发表《中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问题的思考》，文章在预测21世纪中国高龄老人数量及分性别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按照“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进行追踪调查所取得的高龄老人分性别与5岁一组的需帮助比例，推算出2050年中国高龄老人中最基本生活需长期护理的人数将比2000年增长7.5倍以上，在2100年将比2000年增长9.8倍以上。提出切实抓好预防与康复、尽快建立40岁以上人口定期健康检查制度、搞好民政福利服务与为卫生保健服务的资源整合、在2010年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逐渐加大养老机构收养生活严重不能自理老人的床位比例等对策建议。该文章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第四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2007年)。2005年桂世勋在《市场与人口分析》（2008之后改名为《人口与发展》）第5期上发表《上海市少子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在概述21世纪上半叶上海市户籍少子老龄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建议探讨充分发挥少子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尽可能把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的政策措施；采取既有利于更多吸纳年轻人才，又不使未来老龄化水平过高的替代性人口流迁战略；制定既不使未来中国总人口过多，又有利干减缓老龄问题的现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寻求既不会加重失业问题，又有利于减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压力的推迟职工退休年龄的最佳时机；切实推进以“终身保健”为基础、大病保障为重点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以居家养老为主，按适度比例加快养老设施发展的生活照料体系。2006年，李梅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2期上发表《关于上海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新思考》，在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目前及未来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在迎接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在上海市选择若干郊区、县，适当建造一些大型老年社区，从而将市中心的部分老年人吸引到郊区养老，以促进整个上海市社会经济各方面更快、更好地发展。分析了建议措施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2007年，周海旺、寿莉莉在《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期上发表《支持老年照顾者 应对高龄化社会的老年照护挑战》，文章以上海为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过程中老年照护的需求发展趋势，以及提供老年照护者的现状和存在的困难，最后提出了构建社区援助网络，支持老年照顾者，应对高龄化社会挑战的一些对策建议。 2007年，彭希哲在《社会观察》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老龄化的人口学诠释》，文章论述了老龄化的人口学成因“生育下降和寿命延长”，并且提出了调节老龄化的人口学杠杆。认为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速度是可以调节的，人们没有必要谈“老”色变。2009年彭希哲在《人口与经济》第2期上发表《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通过构建模型，说明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而指出，人口老龄化下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2009年，周海旺在《人口与发展》第一期上发表《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与质量研究》，文章利用1998年、2003年和2005年连续三次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和意愿调查和跟踪调查数据，对影响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经济、健康和居住三个方面作了纵向对比分析，研究了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现状、变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对策。2009年桂世勋在“中国人口六十年的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上作了“关于改革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的大会发言，后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文章认为我国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规定了可提前退休的条件，而在于未统筹解决好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相互关系。国务院印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妥善处理好改革前后退休人员待遇水平的平稳衔接”上仍然存在着深层次问题，对此可通过对“中人”增发“过渡性退休津贴”等办法加以解决；同时，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最好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同步进行。本文 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2010年)。

六、人口分布、流动与城市化研究

针对改革开放后上海产生的大量流动人口这一新的情况，上海人口学界专家学者联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相关课题。8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接受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的委托，先后三次进行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调查。该调查在当时为全国最早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规范性调查，具有开创性。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郑桂珍，郭申阳，张运藩，王菊芬分别在1985年第3期的《人口研究》和1985年第3期《城市规划》等期刊中发表《上海市区流动人口初探》和《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初析》等研究成果。1989年，张开敏主编的《上海流动人口课题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上海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先后出版。这两部专著探讨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并分别获得1990年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和199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二等奖。1991年，石颂九、胡琪编撰了《流动人口管理》（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一书，该书对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整理编撰成书，并试图给以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著作。1991年，石颂九、沈安安等著《浦东新区人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根据浦东新区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面分析了浦东新区人口的现状特征，并从人口的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人口流动三个方面做了多方案预测。1992年，桂世勋主编的《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研究》一书（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本书为1988年下半年受国家计生委的委托主持“我国城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提出为切实有效地搞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应该确立流出地的管理是“基础”、流入地的管理是“关键”的观念，应该将流动人口中计划生育的一般对象与重点对象区别开来，应该从思想上、物质上和考核上全面形成流入地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激励机制，应该尽快建立有利于各部门齐抓共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体制、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建议。该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她说：“他们的调查材料比较充分、扎实，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他们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强调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加强管理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们的研究结果对我们做好这方面工作很有帮助。”该项研究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首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1994年)。

1996年，王建民、胡琪撰写了《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全国层面研究流动人口的专著。两位学者花了大量精力调查研究，搜集了全国性资料，进行了全面综合分析。该书从总体上、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了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发展、地区分布、结构、类型，系统地探讨和分析了流动人口与劳动就业、城市建设、社会治安、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等多方面的问题，总结了各地开展流动人口管理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流动人口管理对策。90年代，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上海市公安局合作，进行了上海第五次、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依据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结果，1996年编辑出版了《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人口学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两次调查对上海当前流动人口的现状、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加强和改善社区管理做了有益的分析和研究，为政府的发展决策提供了必要依据。1996年，朱宝树主编的《从离乡到离土——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分析了上海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1998年，张声华主编的《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管理做了大量分析和探讨。199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永良、王建民等编写的《上海人口负增长与计划生育》一书，该书是根据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计生委1993年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人口负增长与人口管理对策研究》的项目成果内容编写而成，该研究项目1995年被列为上海市科委九个突出的软科学研究成果，1996年被评为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该书从90年代上海出现的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现象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人口负增长的背景和成因，人口负增长的社会经济效应，国内外人口负增长的比较，上海人口的预测与适度规模，人口负增长下的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以及对今后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前瞻性意见。本书在我国首次研究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现象，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2001年，华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宝树主编的《城市化再推进和劳动力再转移》，作者大胆尝试用总论编、地区编、专题编和宏观编这四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科学地选择了上海之一中国乃至世界特大城市作为研究的个案，抓住20世纪90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孕育着新一轮深层次再转移的发展势头，以及上海都市型特色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契机，从上海地区的专题研究拓展到宏观编的全国范围。

上海人口学者对人口分布、流动迁移和城市化的研究除了上述课题和著述之外，还有大量的论文成果。

在人口分布方面，80年代，上海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地理的分布以及人口分布与第三产业布局方面。其中，胡焕庸做出了巨大贡献，分别在1982年《人口研究》第4期上发表《我国人口地理分布概述》；1985年《地理研究》第4期上发表《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圈规划》；1986年《人口学刊》第1期上发表《我国人口的地区分布与今后发展》；1990年《地理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等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强化论述了“黑河-腾冲线”这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并且将我国人口分为八大区域，对各大区的人口分布特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经济区规划的特点等做了科学的理论和现实分析。1993年周祖根等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了《人口分布与第三产业布局》，文章主要就上海市中心区人口分布现状与现有第三产业状况之间的矛盾,讨论未来人口分布新格局对上海今后第三产业布局的影响,并进行政策探索。在我国较早地对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的关系进行研究。

2000年之后，关于上海学者关于人口分布的研究面开始拓宽，除了继续研究人口分布与产业调整之间的关系之外，对于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上海市的人口分布以及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也有了深入的研究。

2001年，张善余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产业调整与上海城市人口再分布》，文章认为，由于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和信息咨询服务业的比重显著增大，工业分布的重心已完成了由市区至郊区的大转移。这一切对城市人口再分布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表现为中心市区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边缘市区和近郊区人口大量导入，城市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均衡化和郊区化特点。这些趋势有利于改善城市功能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计未来一二十年内，上述过程仍将继续，其力度还可望进一步增大。2001年，伍理在《人口与经济》第5期上发表《重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分布变化——以上海市为例》，文章认为上海几十万、上百万户籍人口从内环线以内迁到内环线以外，这给迁出地、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教育、卫生、治安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和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这种数公里数十公里范围内的人口分布变化。必将影响上海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结构，有利于新型的城乡结合型的新城的建成。上海有六千多平方公里冲积平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不断扩大城市化地域范围，与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相匹配。2002年，王桂新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发表《中日两国人口分布、迁移与城市化之比较》，文章认为中日两国地处东亚，两国的人口发展不仅在人口转变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人口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方面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在人口和国土的相对关系上也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考察中日两国深受人口与国土基本关系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人口分布、迁移与城市化等人口现象可以发现，两国人口分布、迁移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虽然不像人口转变、人口增长及人口高龄化那样形成比较明显的“东亚模式”，而是存在较大的本质性差异，但在发展过程及表现形态等方面也显示出不少共同特征。总结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相关经验，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2005年，张善余、曾明星在《民族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文章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近年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特点和变动趋势：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人口分布重心继续向西移动；大多数少数民族都高度集中于传统区域内，但集中程度已趋于减小；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城镇化水平很低；人口迁移流动率较低，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2005年，高向东、吴文钰在《地理学报》第4期上发表《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利用上海市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4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上海市区，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0年的人口分布变动，模拟了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分布模型。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大量减少，郊区人口增加，人口郊区化显著，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于均衡；上海人口的郊迁扩散方式，主要与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受早已建成的内环线的影响；上海人口郊区化主要表现为近域推进，1990-2000年的圈层人口密度变动曲线的相交点大约在5km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主要在16km之内；对人口分布模型的模拟则表明，上海人口分布虽然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不是最优模型，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的最优模型是Cubic函数。2006年，俞路、张善余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发表《近年来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通过对2000—2003年上海市乡镇人口密度变化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上海市近几年人口分布空间变动格局表现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模式，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小、人口增长缓慢，而近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大、人口增长迅速。全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4种类型的空间关联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上海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高人口密度区域在不断向外扩张，由此可以判断未来上海人口分布的区域变化方向。2008年，王桂新等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上海市人口迁移与人口再分布研究》，文章主要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近年来上海市外人口入迁及市内人口迁移规模增长，市外人口入迁、市内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特征及其对上海人口再分布变动的影响，发现上海市内、外人口迁移,促进了上海人口再分布的郊区化发展与均衡化变动，对上海城市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功能重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都心部高密度人口仍按“摊大饼”方式外迁扩散、郊区有些区县因人口净迁出而形成一定相对“过疏化”趋势等问题。文章针对以上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启示。

关于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化是上海人口学者研究的重点，取得了许多杰出的成果。80年代，上海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在逆城市化以及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析方面。

1987年，张善余在《人口与经济》第2期上发表了《逆城市化——最发达国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趋向》，在我国首次对逆城市化的概念、发展过程及特点，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介绍。1988年，张开敏、张鹤年、沈安安在《社会科学》第8期上发表了《上海流动人口结构剖析》，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首次在市公安局户政处的通力协作下所作的“上海市区人口迁移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依据这次调查的数据分析研究和推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上海市区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和规律。1988年，王建民、胡琪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上发表《重视调节外来流动人口结构的对策研究》，文章在我国较早地探讨了当时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带来的一些问题，并对对产生流动人口问题的不合理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策。1989年，毛宗维、周祖根《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上发表《上海市流动人口现状》，上海市于1988年10月20日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是外省市、港澳台、国外与上海之间，上海市区与郊县之间，郊县与郊县之间的流动人口，不包括市区内部和县内跨乡镇的流动人口及现役军人。文章利用调查资料，对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构成状况作了初步分析。

90年代，在人口迁移方面，上海学者开始研究省级区域间的人口迁移的变化、流动人口的涵义、上海市人口迁移变动的特征规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流动着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妇女、计生和社区服务管理和户籍等问题。1990年，张善余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的重大变化》，文章首次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省级人口迁移变化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演变趋势，对我国区域人口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政策建议。1990年，胡苏云在《人口学刊》第1期上发表《逆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化》，对城市化的概念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认为中国城市化远景规划应向全方位推进。考虑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主要因素：一是结合经济发展进程和产业结构转换进程实行城市化；二是要注重城市对农村的经济辐射；其三是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中也要兼顾环境效益；其四，在城市化发展中，尤其要注重文化因素的作用，使人的现代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1990年，吴瑞君在《人口与经济》第3期上发表《关于流动人口涵义的探索》，文章对于流动人口的涵义进行了科学的定义，以方便对流动人口的统计以及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1990年，吴瑞君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上发表《农村已婚女性农转非就业状况及其模式探讨—浙江省余姚市云楼乡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余姚市云楼乡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农村已婚女性农转非就业状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1990年，张开敏、沈安安、张鹤年在《人口与经济》第6期上发表《解放后的上海人口迁移》，文章着重分析和研究上海市区三十多年来常住人口永久性迁移的变动趋势及其各种构成、迁移的特征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探讨在新形势下人口迁移与上海城市建设之关系，为今后妥善管理和合理调节上海人口迁移提供一些参考。1991年，朱宝树、顾国权在《人口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人口迁移分析中的地域口径问题》，文章认为人口迁移状况的分析结果与调查限定的地域口径及调查数据汇总采用的地域口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人口迁移特别是城乡人口迁移状况时，必须充分注意地域口径问题。文章首次讨论了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同地域口径向题，以及跨县、市迁移的地域口径限定问题，并提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1992年，何兴刚在《人口学刊》第6期上发表《中国大城市城市化潜力等级划分》，文章首创城市化潜力等级划分因素因子体系，并证明据其对城市化潜力划分等级是可行的，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化潜力偏集于东部大城市，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两沿(沿海、沿江)城市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中国城市的重点在东部大城市，中国中、西部地带一些传统城市的城市化潜力亦不容忽视，应适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93年，周祖根在《人口学刊》第3期上发表《大城市迁移人口研究》，文章充分利用以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内容的上海市人口宏观数据库集所提供的上海市户籍迁移人口和非户籍迁移人口的基本素材，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重点对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的户籍迁移人口和非户籍迁移人口的新的特点；两种迁移人口的形成机制、经济动因以及对大城市的作用影响的本质差异；户籍迁移政策成功与否；非户籍迁移政策应如何制定等进行了研究。同年，周祖根又在《人口学刊》第5期上发表了《人口迁移流动与生育》，文章根据1990年7月1日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最新的人口资料为依据，（包括妇女的户口状况、迁移状况、生育状况及其文化程度、行职业、婚姻等。）首次以妇女平均存活子女数作为妇女生育高低的指标，对迁移流动人口中的生育状况进行了研究。1995年，俞伟平在《人口学刊》第2期上发表《上海市流动人口问题及对策研究》，文章说明了当时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并进一步论述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同年，杨辉也在《人口学刊》第2期上发表《上海市流动人口发展趋势与预测》，文章利用自八十年代以来，上海市对流动人口共作的五次抽样调查数据以及若干空缺年份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利用双曲模型对流动人口的主要发展趋势作些分析和预测。1995年，郑桂珍等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流动人口中的妇女问题》，文章就女性流动人口成因，面临的问题及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年，王建民在《探索与争鸣》第七期上发表《管好外来流动人口要有新思路》，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提出了新的管理思想和对策。1996年，吴瑞君在《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上发表《新中国职业女性人口就业环境和就业特点分析》，文章对中国女性人口就业环境和就业特点作了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在回顾历史、总结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女性人口就业环境和就业特点进行了展望。最后，针对目前中国女性人口就业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对策。1997年，胡苏云、赵敏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上发表了《流动人口社区服务型管理模式研究》，文章回顾了流动人口的特点和现行管理政策，指出目前以公安派出所为主的防范型管理政策，效果甚微；阐述了中国的社区概念和流动人口在社区中的情况，认为街道居委会是中国的社区单位，它们对流动人口应进行服务、参与性管理和社会化管理。 1999年，孙常敏、周海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第4期上发表《上海流动人口的婚姻、生育与计生管理》，文章介绍了上海当时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以及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造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999年，吴瑞君在《人口研究》第6期上发表《大城市内部“人户分离”想象及其对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文章分析了上海市“人户分离”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大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以户籍管理与口籍管理并轨的双籍管理为过渡，最终以口籍管理代替户籍管理的构想，并就如何完善与户籍挂钩的大城市管理机制进行了探讨。1999年，王菊芬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上海市流动人口未婚先孕妇女的性行为,避孕方法使用以及怀孕结果选择》，文章使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1995年底—1996年初在上海5个区、县进行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的调查资料，共调查了非上海户籍的流入未婚先孕妇女283人，占全部研究个案的25.5%。文章对这部分妇女的人口学和社会特征、婚前性行为、生殖健康教育和避孕方法应用以及对未婚先孕结果选择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1999年，孙常敏在《社会科学》第8期上发表《上海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的重构》一文，文章认为在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上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地区之间的差别，且通过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和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这些地区的差异有所扩大，因而引发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流入。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使上海的人口进一步高度集聚，城市行政区划不断扩张和延伸。人口的高度集聚一方面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该文获得了获1998-1999年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进入2000年之后，上海市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更加的多元化，成为上海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除了继续研究省际区域间的人口迁移以及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之外，研究的领域又扩展到上海市郊区农村的城市化研究、流动人口的动因、管理、结构、就业、居住、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迁移的特征和态势、户籍政策等方面有重要研究，甚至对于国际人口迁移和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有涉及。

2000年，王桂新在《人口与经济》第3期上发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文章主要根据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系统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趋势。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单向梯度东移”模式，已开始出现东强西弱非对称“双向”迁移的变化；在人口迁移流向继续主要向东部地带“集中”的同时，迁移吸引中心也正发生着量的不断扩大的“多极化”和质的持续提高的“强势化”；已逐步形成对塑造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的北京、上海两大全国级强势吸引中心和广东、新疆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2000年，张善余在《人口与经济》第4期上发表《东部发达地区应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上海市郊区农村加速城市化问题研究》，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新形势下，东部发达地区应高度重视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论文以农村生产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上海市郊区为例，对与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近年来上海郊区农村社会经济包括城市化虽已取得很大发展，但城市化仍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城镇的人口规模偏小、“分散式集聚”等矛盾也比较突出。论文提出了加速上海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并对其可行性作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还对近期迅速推进农村城市化应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进行了研讨。2001年，彭希哲在《南方人口》第1期上发表《有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再思考》，文章对我国人口流动问题的成因、变动趋势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论证了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提出了我国流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文章认为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和研究中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现象。应当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计划和发展规律，将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有效地推动社会转变的工具而加以利用。2001年，周海旺在《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上发表《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文章认为，90年代以来，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在两地婚姻中，外地一方大多来自农村，并以女性居多，实质上是外来妹的一种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对外来媳妇来说，困扰她们的问题很多。但户口是最根本的问题，许多问题都是由户口问题派生出来的。本文对如何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问题进行了探讨。2002年，陈晅在《人口学刊》第2期上发表《设市的战略布局与我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文章认为城市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影响机制很多，但是我国政府干预是城市化地区差异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政府通过干预经济产生地区差异，间接影响城市化发展；通过干预城市设置，进行设市战略布局的调整，直接影响我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2002年，周海旺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上发表《中国城市人口人户分离状况研究》，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和人户分离专题调查资料，对中国城市人口人户分离的规模、发展水平、发展趋势、内在原因和不利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解决人户分离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2002年，张善余在《人口学刊》第5期上发表《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文章认为，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31个省区的主要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人口数量的变动特点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003年，丁金宏等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小区域人口迁移年龄模式的定义与解读——1995～2000年浦东新区人口迁移分析》，文章讨论了罗吉斯迁移模式定义在运用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变通方案；利用浦东新区2000年人口普查迁移数据，对区内迁移、市内迁入和市外迁入人口的年龄模式作了细致解读，揭示了复杂人口迁移模式背后潜藏的“单纯性”。 2003年，陈月新在《南方人口》第2期上发表《对流动人口就业中男女平等的思考》，文章就流动人口就业中的男女平等问题，通过对669名居住上海四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和45名在上海三家医院妇产科生产和看病流动妇女的访谈，以及企业和各层次外来劳力管理人员的访谈和调查资料的分析，从促进流动人口就业中男女平等出发，探寻有益于流动妇女发展和流入城市发展双赢的途径。2003年，王桂新等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上发表了《1990年代后期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研究》，文章主要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多视角地考察了1990年代后期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特征，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带人口主要选择迁向东部地带的基本区域模式虽然十分稳定，但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元和6000元，分别是1990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比较有意义的人口迁入、迁出收入“门槛”线。2003年，朱宝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社会重构——以上海为例的研究》，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流、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流以及外来人口流，高强度辐合汇集于市郊新建城区或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再分布的一大重要特点，由此导致城市近郊社区人口社会重构问题悄然凸现。近郊社区人口社会重构反映于人口来源、人户关系、受教育程度、经济活动构成等方面。人口社会重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滞后。对城市人口郊区化、农村城市化、外来流动人口等诸多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亟需从社会重构的角度做综合性的深入研究。2003年，王德等在《人口与经济》第6期上发表《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通过测算我国1985～1990、1990～1995和1995～200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2004年，吴瑞君在《人口学刊》第3期上发表《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难点及对策思考》，文章认为为确保征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各地正在推广以土地换取社会保障的做法。从传统的就业安置模式过渡到社会保障安置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征地劳动力市场就业、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来源、新旧安置模式衔接等难题。对这些问题要进行前瞻性研究，群策群力，切实保护好征地农民的利益。2004年，王红霞、王桂新在《人口与经济》第3期上发表《上海经济增长中的适度流动人口问题探讨》，文章根据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的关系论述了现阶段在各大中城市对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进行适度控制的必要性 ,并以上海为例 ,借助于城市生产函数建立了一定时期内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模型 ,定量地分析、测算了与上海城市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2004年，张善余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3期上发表《基于出生地的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分析》，文章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地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包括外地出生人口的数量、变动、比率和流动方向。近年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中部地区以及西部部分省区流向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疆，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中西部的人口大省是最重要的流出地，而广东、北京、上海等几个经济高速度增长的东部省区则是最重要的流入地。2004年，刘建波、王桂新、魏星在《人口研究》第4期上发表《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文章主要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考察和分析19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一般迁移、再迁移和回归迁移的考察分析发现，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区域经济因素，都对其迁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再迁移者明显受到潜在目的地区域环境因素的吸引；而回归迁移者对出生地的经济状况敏感程度较弱 ,但个人因素对其迁移选择有较大影响。2004年，王桂新在《人口与经济》第4期上发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文章主要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农村人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章最后还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这些特征所显示的重要意义。2004年，乔观民、刘振宇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发表《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内部人口空间流动态势研究》，文章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对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城市之间人口迁移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人口向中心地区——上海集聚是该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外围地区人口空间流动上存在南北翼之间的差异；在各城市内部还存在着强烈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此背景下，该都市连绵区各城市应接轨大上海，谋求错位发展；实施统筹发展的加速城市化战略；加强南、北翼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中心的人力资本优势来实现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2004年，魏星、王桂新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上发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在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地带间显著差异和地带内相对同质的鲜明特点。这使跨地带人口迁移成为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应从东、中、西三大地带角度考察跨地带人口迁移的数量与流向及分布、移民基本属性特征、在业状况及迁移原因等方面的特征。2004年，朱宝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发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人口城镇化新问题研究》，文章认为小城镇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大问题。 1997年以来，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对农村人口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农民对进镇落户的热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总体看，小城镇户口是随着其吸引力的逐渐减弱而放宽的。当今中国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实现新一轮再推进的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很有必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思小城镇大问题，充分发挥小城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沈关宝在《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我国人口城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探析》，文章认为，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是与近代工业化结伴而行、同步推进的，也是以促进农民产业工人的职业转化和普遍的农业生产现代化为其结果的。然而在中国，人口城镇化却呈现出与欧美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它的滞后性；其二是它的可逆性。对此，文章从人口迁移和文化认同两个角度，探析其成因。2005年，王红霞、王桂新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上发表了《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工业企业集聚与人口城市化——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因探(1984—2002)》，文章认为，在渐进的市场改革和开放进程中，长三角地区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为表现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并没有遵循城市化进程的国际经验，即城市化主要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主要由于工业企业集中、政府干预和市场促进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演进特征则是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不断增加的工业生产活动并没有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发挥明显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市场开放进程中不断向市区集聚的工业企业的集聚行为(而非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文章考察和分析了不同阶段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特征和区域差异。2005年，康雯琴、丁金宏在《城市发展研究》第6期上发表《大城市开发区流动人口居住特征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文章主要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上海开发区——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具有明显的非居民化的居住特征，表现在居住场所集中于城市边缘，居住地更换频繁，居住质量差和居民身份认同感缺乏。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居住健康和大城市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和谐，有必要采取措施，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制定流动人口的居住标准，提升住房质量，增进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认同，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增进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融合。2005年，徐玮、宁越敏在《人口研究》 第6期上发表《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动力机制新探》，文章提出，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真正动力由我国独特二元经济结构“推拉”力和全球化影响下的特殊区位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一动力转变趋势将对户籍制度、城市规划与管理带来更多的新的课题和内容，产生重大的影响。2006年，郭永昌、丁金宏、孟庆艳在《南方人口》第3期上发表《大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居住空间变动机理——以上海闵行区为例》，文章着重分析了闵行区流动人口居住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分布，构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滞留模式，全面剖析了不同尺度下流动人口的流动机理，揭示了流动人口空间转换的状态与时空特征，提出实现居住分布空间优化的基本对策。2006年，任远、张放在《人口学刊》第4期上发表《城市化阶段和大城市地区不同区域人口空间变动——以上海静安区、浦东新区和南汇区为例》，文章认为，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人口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根据20多年历时性数据的动态分析，对上海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在人口总量、迁移强度和迁移方向的不同特点进行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1992年前后，上海的郊区化历程才正式开始，当前上海正处于从前期郊区化向深度郊区化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相对扩散向绝对扩散发展的时期。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人口变动的规律性，实行分区域的人口发展对策：结合人口导出带来的城市问题引导城市更新；结合近郊区人口聚集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引导远郊区的人口聚集加强新城建设。2006年，朱宝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人口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又凸显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农民工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充分关注城镇化的城乡差别效应。要以城镇化为主线大力推进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以城乡统筹为主线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以农民工问题为突破口努力开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局面。2006年，吴瑞君、姚引妹在《人口学刊》第6期上发表《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文章认为，近年来上海大都市圈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人口在短时期内的高速集聚。对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粗放型经济占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较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质量总体有了较大提高，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潜能有待进一步转化。2007年，任远、姚慧在《人口研究》第3期上发表《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文章通过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历史性研究，分析从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在城乡间的动态行为特点，以及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格局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城乡之间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及其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2007年，何亚平、骆克任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发表《上海跨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以在沪日本人和赴日返沪人员为例》，文章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调查资料，以在沪日本和赴日返沪人员为例，对其历史沿革、人口结构、入出境事由、迁移类型和迁移方式、社会支持网络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二者的异同点进行了初步探讨。2007，孙文慧、高向东、郑敏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上发表《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新情况、新问题的探讨》，文章根据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结合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分析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及其在上海的分布状况。能够为上海市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七、人口、环境资源与生态研究

2000年之后，上海的学者开始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2004年，彭希哲等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上发表了《生态足迹与区域生态适度人口——以西部12省市为例》一文，文章认为一个区域生态适度人口的确定取决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西部12省、直辖市、自治区生态适度人口进行了估算。中国目前已经出现过度人口和生态赤字，但在较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低消费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具有相对较小的人地矛盾，生态赤字较小，目前的人口规模基本可认为是合理的。随着西部开发的进程，西部省区正在并将持续面临严重的生态压力。2005年，任远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1期上发表《城市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适度人口规模——兼论上海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一文，文章提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先验的数值，而是系统决定的综合结果。建立了一个适度人口规模的概念性框架，即EFL模型，就是说合理和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与之相联系的资源环境因素、功能和经济方式、空间区位状态共同决定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变动，综合决定了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并决定了这一适度规模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影响上海人口规模变动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从资源环境变化、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空间变化三个方面对上海适度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作了基本判断，提出上海人口规模将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根据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观点，对城市人口综合调控和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2010年，张可，陈颖琼在《学习与实践 》第7期上发表了《人口红利、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一文，文章根据我国30个省(市)1999～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以“省公顷”口径计算了中国五大区域的生态足迹，对五大区域的社会抚养系数、生态足迹、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了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在协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生态足迹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消耗的依赖度远高于对人口要素的依赖度，且经济越发达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小，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效益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挑战。

八、计划生育政策与实践研究

80年代，上海学者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实践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计划生育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效果的研究。

1984年，陈迪化、宣伟忠等在《人口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价计划生育工作的合适指标——兼与，<从人口普查看妇女平均生育率指数的重要性>一文商榷》一文，文章证明了总和生育率未必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的确切指标，提出为了正确地直观地评价各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应该突出孩次生育率指标和计划生育符合率指标。1987年，董恒进、顾杏元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上海县计划生育效果分析》一文，文章首次对上海县1979—1984年的计划生育效果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同一年，二人又在《人口与经济》第3期上发表了《计划生育成本效益分析》，本文研究了上海市上海县与浙江定海县1979—1984年计划生育成本与效益，从输入与产出方面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并给给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些科学的有价值的参考意见。90年代，上海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实践的研究开始由原来的政策效果的评估转向对政策实践的优化建议。研究的领域非常的宽泛，具体包括：制定和推行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调控、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上海出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计划生育药具收费政策以及上海特殊人群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等方面。1990年，吴瑞君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计划生育工作期终评估的新方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文章提出了模糊综合评判法，尝试将计划生育工作期终评估的各个方面定量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评估。1992年，左学金在《社会科学》第11期上发表了《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文，文章探讨了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并且重点论述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认为其基本点是在继续实行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推行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来进一步实现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国策。1994年，左学金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几点理论思考》一文，文章首先扼要描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然后一般地讨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条件和依据。在此基础上，分别城乡讨论生育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消除这些外部效应的方法。最后特殊地讨论政府对生育行为的行政干预，以及宏观人口控制计划问题。1995年，彭希哲、任远在《南方人口》第4期上发表《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一文，文章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1996年，刘永良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第3期上发表了《人口负增长──上海计划生育工作新起点》一文，文章就上海出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以及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97年，高尔生等 在《人口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计划生育药具收费政策的探讨》一文，文章认为我国现行计划生育项目的绝大部分费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这巨额的计划生育费用已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造成了压力。为保证今后计划生育项目的成功，在吸收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墓础上，制定以国家财政支出为主体，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如个人付费、企业付费、社会安全保险、社会蓦积资金等)共同分担计划生育费用的财政政策已是势在必行。1998年，李冬梅、查波在《社会科学》第11期上发表了《上海育龄智残人群婚育及计划生育服务状况》一文，作者于1995年10月至12月对上海市静安、长宁、卢湾、闸北、南市五个区所属的20个街道育龄智残人士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育龄智残者的婚恋状况、智残者的家庭对其婚恋和生育子女等的态度、智残者婚恋和生育子女的动机、已婚智残者生育子女的情况、向智残人群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及计划生育措施落实的状况。较系统和全面的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2000年之后，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理论方面主要有江泽民同志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的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等方面的研究。而在实践方面主要是对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工作方向的转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2000年，彭希哲、任远在《人口研究》第5期上发表了《我国农村计划生育管理社区运行模式的探索》一文，文章回顾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发展变化过程，论证了“三为主”、“三结合”和“社区模式”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环境下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有益实践，三者构成有机的整体。文章讨论了以国家政策为主导、强调政府宏观管理和监督、以社区为工作基础、群众参与为主要运作方式的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模式。提出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进群众参与，发展民主自治；培植社区精神重视社区层面公共资源的积累和维护；加强政府部门的推动、指导和管理等对策建议。2003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期上刊载了张水辉撰写的《江泽民同志论人口与计划生育 》一文，文章首次介绍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着重分析了江泽民同志人口与计划生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做出的新的贡献与发展，强调了对新世纪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2004年，谢玲丽在《人口与经济》第5期上发表了《以综合改革为动力，积极探索更名后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的战略转移》一文，文章第一次介绍了更名后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综合改革、职能拓展和探索特大型城市人口综合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全面分析了当前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新形势下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战略转移的总体思路。2007年，李琪、高向东等《西北人口》第4期上发表了《现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安全的影响》一文，文章从人口安全的定义出发，简单的分析了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人口安全问题，并发现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要地阐述了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产生过程和主要内容。结合我国现行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我国主要的人口安全问题，从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安全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要抓住现在的机遇期，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最终实现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以及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009年，《社会》第1期上刊载了彭玉生撰写的《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文章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2010年，汪伟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一文，文章研究了由计划生育所引发的中国人口急剧转变所带来的储蓄与增长效应。在生育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制度环境下，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三期世代交替模型讨论了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变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文的理论研究发现，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下降会提高国民储蓄率与人均GDP的增长率，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不确定。文章运用中国1989—200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经验结论与模型的理论预测相一致，人口变量的变化能够解释人均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变化，也能很好解释储蓄率的变化。文章的估计结果对替代性的人口变量的选取、估计方法的选择以及估计函数形式的设定都是非常稳健的，计划生育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的确非常显著。2010年，孙常敏在《社会学》第1期上发表《完善和创新我国家庭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一文，强调在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注重应该关注家庭问题，应适时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及时调节家庭成员生育意愿的家庭政策，并设立主管中国家庭的主管部门。该论文2010年7月获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国家计生委与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

第三节 主要学术活动

 1981年，上海人口学会举办了一系列庆祝马寅初百岁寿辰的活动，畅谈学习马老《新人口论》的体会，强调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人口理论研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多作贡献。

1982年，为配合全国人口普查，上海人口学会举行人口普查科学报告会。

1983年，结合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90周年活动，上海人口学会组织了人口理论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纪念活动回顾和宣传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和重视，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仍将是人口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83年6月，上海人口学会主办“华东地区人口科学研究会”，会上，主要就如何提高中华民族人口素质问题和如何控制农村人口问题进行了研讨。

1984年3月，上海人口学会主办了“全国人口预测方法专题研讨会”，与会者针对人口模型、死亡率、生育率、迁移、预测参数、取样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1985-199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和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举办了两期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有100多人次。

1987年。上海人口学会举办了“世界50亿人口日”报告会。为探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到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老龄化等有关的人口问题，上海人口学会还召开了人口问题座谈会。

1988年，为配合《上海市老年人口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上海人口学会举行了“敬老”学术座谈会。

1989年。上海人口学会举行“中国11亿人口日”学术座谈会。

1989年12月，上海人口学会和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合作举办了“全国流动人口问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当前流动人口的问题及其利弊、趋势与对策作了充分的论述，这次会议对于全面认识流动人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上海市人口学会庆祝成立10周年，并对上海市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海人口出生率(11．32‰)和自然增长率(4．96‰)都是全国最低的，这一成就，和上海市人口学会在全国成立较早，对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做了很多工作是分不开的，对降低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有贡献的。会议要求全体会员要充分利用数据，对上海人口问题作深入研究，对调整上海人口结构，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多作贡献。会议还对会员为促进人口学科研究的发展在学术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人口科学学术成果奖励。

1991年1月4日，上海市召开1991年计划生育宣传月动员大会。这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是生育知道。重点是面对基层，尤其是农村。

1991年，上海市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和上海性教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走向科学、文明、健康一人类与性”展览会。

1991年6月10日，为了贯彻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海市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新闻发布会。7月1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传达贯彻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和《决定》精神的会议，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1992年，上海人口学会召开了“如何使人口研究上新台阶”的学术座谈会。

1992年3月9日，《上海家庭报》邀请有关人口学专家、学者就上海市人口负增长问题进行座谈。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人口研究所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1991年上海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建国的历史最低点，并有7个区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出现负增长，这是上海市20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结晶，它意味着上海市在人口问题上进入了主动控制时期。

1992年5月22-2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口学家斯顿教授应邀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进行学术交流，作了《荷兰的城市化和非城市化》、《人口转变：理论和欧洲的实践》、《人口老化的原因和后果》和《人口规划和21世纪人口展望》的学术报告。

1992年10月下旬，上海老龄大学正式挂牌开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1992年12月19-23日，全国城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上海市举行。

1992年12月22日，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临床门诊部正式向社会开放。

1993年3月31日，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它由上海市老龄委直接领导，下设老年人口、老年医学、老年心理等几个研究所，组织协调对上海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工作。

1993年6月，结合上海人口变动自然增长已进入“零增长”的发展状态，上海人口学会召开了“社会注意市场经济体制与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研讨会，主要研讨了三个问题：(1)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体制的关系；(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控制；(3)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会议认为，上海人口出现“零增长”是一种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这是上海长期以来全党重视，全民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时常经济体制的建立，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应有超前性，并继续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要由传统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1994年，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研究邓小平人口思想，探讨上海面临的人口问题。上海人口学会举行了“领会邓小平人口思想，解决好上海人口问题”学术座谈会。

1994年7月，上海人口学会主办了“上海人口负增长研讨会”邀请部分省市的代表参加，与会者认为，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出现负增长，是一个新的情况，在全国具有前瞻性，它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上海，也将为其他地区所借鉴，与会者还对上海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上海威力人口发展趋势、适度人口规模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对策等，以及由人口自然负增长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短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问题、加速城市化问题、人口迁移流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

1995年11月9日-10日，上海市计生委召开“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研讨会”。

1997年6月24日，上海市计生委、上海市人口学会和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召开“迎回归—沪港人口、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1998年2月27日，上海市计生委与上海市人口学会联合举行“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学术报告会”。

1998年12月2日，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人口学会联合召开“新户口政策与上海人口控制研讨会”。

1999年3月 1日-5日，“联合国人口基金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工作研讨会”在上海市闵行区召开。中国计生协秘书长李保忠、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项目顾问凯特女士等参加研讨会。

1999年10月18日-22日，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主办的“中欧医学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办。上海市计生委常务副主任周剑萍教授作了《中国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伦理观念和实践》报告。

1999年12月1日，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举办“99上海妇女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加拿大、香港和国内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市计生委常务副主任周剑萍教授作《提高生殖健康水平，促进上海妇女发展》报告。

2000年10月18日，日本高龄化社会综合研究中心常任理事吉田成良一行访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双方就“少子老龄化及人口动态变化”等问题进行交流。

2000年10月31日-11月1日，“2000上海科技论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上海市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剑萍教授主持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实现人人享有优质生殖保健服务》的主报告。

2000年11月21日，上海市人口学会举行“上海市人口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桂世勋教授主持会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到会祝贺。 

2001年4月2日-10日，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应日本高龄化社会研究中心邀请，参加少子老龄化对策研究会。

2001年5月17日-24日，日本家族计划协会会长松本清一一行5人来上海考察计划生育生殖保健/青春期性教育。

2001年7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人口计生委联合召开上海市党校系统人口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会议，副市长杨晓渡到会讲话，并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孙路一共同为上海市人口理论教育培训基地揭牌。

2001年7月30日-8月1日，越南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阮攸一行5人，访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上海人口计生宣教中心和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2001年12月 1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研究员李瑞麟因在生育调节药物研究上的成就，荣获第四届中华人口奖。

2001年12月16日-17日，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欧拜德一行12人由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张玉芹陪同来沪考察，参观了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并就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人口老龄化问题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上海市老龄委进行交流。

2002年2月1日-4日 世界家庭组织亚太地区主席左立基一行2人来沪考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

2002年10月17日-19日，英国议员芭罗尼丝弗莱瑟女士来上海考察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项目。

2002年10月30日，上海市人口委、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联合举办上海市人口战略专家咨询会。

2003年7月11日，上海市人口委举行上海市“7.11世界人口日”大会，副市长杨晓渡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口委党委书记、主任谢玲丽总结部署全市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工作。

2004年6月20日-21日，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汇报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进展情况。

2004年10月23日-24日，中国人口学会、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和上海人口学会联合主办的“人口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等出席研讨会。

2005年11月7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人口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探讨会”。

2005年12月23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机遇与挑战—上海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

2006年7月13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上海市民政局召开人口计生工作深入社区研讨座谈会。

2006年8月29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在奉贤区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5号文件精神，推进流动人口源头互动有序服务管理研讨会”。

2008年9月2日-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上海市松江区召开部分省（自治区、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研讨会，山西、安徽、上海等15个省（自治区、市）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以及人口研究机构专家出席会议。

2008年10月30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上海召开人口流动迁移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在研讨会上作主题交流发言。近50 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人口学专家、城市化发展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就我国和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2008年12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在上海市静安区召开全市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研讨会，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司司长张世琨，市人口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谢玲丽出席会议，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00 多人参加研讨会。

2009年3月13日，“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开题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以及苏浙两省人口计生委领导和人口学专家出席。

2009年5月22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 “上海市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指导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论坛”。

2009年5月2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松江区召开人口与发展改革研讨会，研究和探讨人口与发展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为深化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定“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计生事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咨询。

2010年1月14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上海市志（1978 ～ 2010）人口分志》编纂工作。

2010年4月17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举行“十二五”人口计生事业发展规划大讨论专家座谈会。上海市委研究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发改委、市统计局、市教委、市规划国土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市人口发展研究院专家出席会议。

2010年4月19日-21日，第16届东亚地区人口老龄化专家会议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由上海社科院、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日本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共30位专家出席会议。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出席会议并作“探索构建积极的、低成本的、可持续的健康养老模式”的主题演讲。

2010年7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黄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人口论坛—世博效应与人口发展研讨会”。副市长赵雯出席研讨会，还向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代表颁发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