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市中共党史学会与上海大学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9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30余篇。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主持会议。
        市社联党组副书记桑玉成从政治学的角度就革命后政权的政治发展问题发言指出，革命胜利后政权的政治发展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现代政治理念、精神世俗化普遍化的问题；二是政治结构的分化、专化和有效整合问题；三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有序性问题。党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不同时期都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性目标：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三大建设”，主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十六大”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十七大”更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出发，有四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第一，执政党的行政化结构及其对于执政能力的影响；第二，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结构与功能问题；第三，建立在准确功能定位基础上的结构再造问题；第四，执政党内部管理的影响。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张明军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发展的动力转换问题发言指出，我国政治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即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标的民主政治时代，以解决权利问题为目标的权利政治时代，从传统向现代飞跃的新文化政治时代，以及党巩固自身合法地位的现代政党政治时代。当今民众则更注重对权利的诉求。从转换趋势看，政治文化的革新与巩固政治合法性则会成为未来党的政治动力的新来源。
        市中共党史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就民主执政与民主政治问题发言指出，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风险比以往更加严峻，为了应对执政的考验，党必须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成民主执政。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推行民主执政和民主政治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首先是传统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对民主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是民主执政和民主政治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遭到了曲折和破坏。要推进民主执政，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关系，一方面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又要以人民民主推动党内民主。必须增强党员主体意识，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切实加强党内监督。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朱华就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演变问题发言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对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作，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和人们认识水平的诸多影响，长期处在调整、变动和完善的过程中。具体来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第二阶段为从“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到把上海建设成为“高、精、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城市功能的定位开始向多功能型的城市转变；第四阶段为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到“四个中心”。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上海城市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必要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也将对更好地规划上海的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吴其良对党代会常任制作了历史考察，指出，中共八大首次提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八大二次会议后就停止了，但它毕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创举。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党又重新开始酝酿党委常任制，直到1988年开始了第一轮试点，但结果不甚理想。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要求进一步推进一些县（市、区）试行党大会常任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综合起来看，十六大后在中央推动下扩大试点，在实践上虽然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因涉及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党内机构的重新设置和国家权力结构中党政的关系，常任制很难普遍实行。因此必须要在理顺党内权力架构的前提下予以推动。为此要加强常任制实行范围的研究和制度的科学合理设计。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邓伟志在“共和国历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主题发言中对学界一些共和国历史分期说提出不同看法，并提出新的“五段说”：1949年到1957年新民主主义阶段、1957年到1976年集权的社会主义阶段、1976年到1997年的资本社会主义阶段、1997年到2003年的社会资本主义阶段、2003年至今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
        对于为什么取1976年而不是1978年作为第三段开始的标志，邓伟志指出，首先，1978年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抓经济了，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拨乱反正，定夺“宝钢”建设项目等等即是突出事例；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遭到中止，表明党内民主氛围甚为浓厚；再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中，找不到一个“改革开放”字眼，直到1982年十二大才多次提到改革，提到开放，但没有将“改革”、“开放”并列起来，到1987年十三大才正式提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针对前30年是闭关锁国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邓伟志认为应予否定回答，认为前30年我们是在西方国家包围封锁，即受到反锁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有限开放的。

（刘长林  储天虎  芦昌骏）

来源：《社联通讯》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