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市政治学会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举办“新中国60年：政治发展与政策创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主持，来自本市多所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主要从政权建设和社会变革两个层面切入主题，重点关注60年来政治发展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
        就政治发展在国家层面的表现，会议主要从三个层次讨论政治发展与政权建设问题：
        1、关于宏观层次上政治发展模式的分析
        复旦大学陈周旺强调重视政权建设经验的重要性，他分析了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体系在国家政权建设、民族建设、民主建设、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五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而强调重新反思政权建设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运用土改、基层自治等方法对乡村、城市基层以及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权力渗透，这种成功的国家建设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苏州大学乔耀章总结了过去60年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退却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治发展经历诸多尝试，然而这一过程却以曲折居多。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至今都还缺乏一套清楚的理论和明确的模式。他认为中国政治发展起始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文革这样的政治战略进攻到改革这样的战略退却，是对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探索。
        2、关于中观层次上政治改革路径的分析
        苏州大学沈荣华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中的问题杂而繁多，政治改革任重道远。他认为，当前政府改革是一种“悬浮式”改革，改革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因而改革具有单向性和单一性特点。改革试点不应是政治改革的唯一合理途径，因为政治系统自上而下的高度对应性，使得局部改变难以适应全局。同时，政府改革应该向政府集权的有限性、执政的公开性、行政的透明性及与老百姓的实际贴近的方向发展。
        依法治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上海大学程汝竹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法治的进程，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行政行为是变化最明显、进步最大的部分。30年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政府法制到依法行政再到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形成了涉及行政立法、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或行政监督、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变革等要素的较完整行政法治体系。下一步行政法治的发展更加依赖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如果说30年来行政法治存在着一个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的话，那么未来它基本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副产品。
        基层民主自治也是政治改革的热点问题。上海大学汤艳文在费孝通乡村政治理论框架下探讨了乡村政治中的权力均衡问题。
        3、关于微观层次上政治改革困境的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陈尧分析了转轨时期国家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种操作性问题，并重点讨论了政治内部人控制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既是地方政府政治生态恶劣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政治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甚至危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政治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政治改革偏离原来的轨道而出现精英化趋势。精英化过程使得改革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有序安排，它排斥群众参与，使政治改革成为部分人自我利益实现的一种手段。
        就政治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1、公民社会内涵及其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学者们从市场经济、社会阶层、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公民意识等方面讨论了公民社会的内涵。同济大学周敏凯指出，公民社会包括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多元化、法治的完善、公民自治意识的发育等因素，而公民社会理论建设应以中国社会的特性为基础。他认为当前中国虽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萌芽，但还远未成熟。同济大学孙荣从城市治理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公民社会的诸种要素。同济大学邵春霞通过对传媒公共领域的分析提供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一种理解角度。
        2、社会发展与政策参与的实践状况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谢岳分析了社会抗争与国家性变迁的关系，探讨了集体行动为何常常伴随着暴力、各种集体行动为何无法促进政治转型等问题。他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性变迁、集体行动的非组织化和非制度化，认为国家对市场的高度嵌入削弱了市场解决冲突的能力，而社会抗争的出现正是国家性变迁的相应后果。同济大学朱德米从公民政策参与的角度探讨民主政治的中国表达方式。他基于历史经验提出要把公民参与从政治参与中分离出来，中国公民参与的良好传统体现于党的群众路线。而当前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使得公民参与成为必需。实践中的公民参与体现在基层民主自治、立法参与和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参与等几个方面。同济大学朱国华分析了当前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诸种困境，强调行业协会的发展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准确定位和立法保障。同济大学邵春霞分析了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特点及形成机制。通过对报纸时政报道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她分析了新闻过程中政治控制、专业约束和市场驱动等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并在分析传媒报道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局部性和非制度化特征。
        3、公民社会发展的困境分析
        与会专家大多认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实践上，体制的制约和公民文化的落后成为其发展的重大障碍。而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给予民间组织更多活动空间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社会治理机制的培育、民间组织自身管理机制的完善也是公民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力量。理论上的困境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准确界定中国公民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需要西方的一整套公民社会理论？强政府、弱社会环境下如何发展公民社会？为促进公民文化，如何取舍中国传统文化等等。

（龚斌）

来源：《社联通讯》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