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６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和市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的“联合国归来谈文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专家学者与研究生近７０人与会。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裔昭印教授主持会议。市世界史学会会长、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工作小组（又称名人小组）成员潘光教授介绍了他参与的、由联合国倡导的“文明联盟”行动。他提到：“文明联盟”的倡议最早由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提出，这一倡议的直接原因与２００４年发生在马德里的“３·１１爆炸”以及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有关，再远一点，是为了消除“９·１１”事件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猜忌、恐惧和误解。从深层次来看，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都是推动“文明联盟”倡议的背景因素。正是因为当今世界文明关系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接受了这一倡议，安南秘书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任命了一个２０人高级工作小组，加上一个合同期为一年的秘书班子，责成他们召开四次会议，最后将形成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将在今年下半年提交给秘书长，由秘书长和发起国协商并决定如何向国际社会呈递。据他介绍，即将离任的安南把这件事当作自己任内最后一件大事来抓。安南任命的这一高级工作小组由各国学者和名流组成，两主席来自倡议国西班牙和土耳其，其他成员分别来自中东、北非、西非、西欧、东欧、北美、拉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成员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南非大主教图图、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等，而他本人成了东亚地区的唯一代表。
        潘光教授接下来介绍了自己在多哈大会上的主要观点：
        第一，对文明本身的评价。他认为当前的冲突并不都是文明冲突，很多都是同一文明内发生的，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些冲突源于很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如美国最近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指出，世界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就是多种文明相互吸收与借鉴中成长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是自然的。另一方面，碰撞如果变成恶性的冲突，原因在于狭隘、无知和偏见，是不同文明内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极端分子不能代表文明，国际冲突存在着文明因素，但不能说就是文明冲突。
        第二，关于导致冲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因素。他指出一种情况是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政治、经济权益之争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现实的矛盾，如伊拉克、黎巴嫩和前南地区的矛盾问题。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弱势一方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对方及其支持者，导致恐怖事件与冲突的上升。加上国际社会存在的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干预，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很容易引起矛盾。比如伊拉克问题，伊拉克可能分裂成北部的库尔德人、中部的逊尼派、南部的什叶派三个国家，引起一系列地缘政治方面的连锁反应，并从根本上重构中东的地图。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国际社会、各国国内经济差距拉大，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第三，为防止和控制冲突的发生和扩大，正确发挥传媒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丹麦漫画风波中，奥地利就没有牵涉进去。因为奥地利的各大媒体主要负责人接受过伊斯兰文化方面的补习班教育，知道其中的敏感问题，所以就没有发生。在国际冲突中，媒体可以发挥好的作用，也可以发挥坏的误导作用。潘光教授认为，言论自由应当坚持，但每个宗教都有敏感之处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要侮辱宗教，要尊重信仰。当前的一个情况是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有点相互妖魔化了，如美国对伊朗妖魔化，伊朗也对美国妖魔化。媒体本该做的是推动相互了解。网络媒体传播很快，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现在很多重大活动都是网上签名发起的，如最近的以色列砸杰里科监狱事件，伊斯兰方面网上招自杀性人体炸弹就是例子。政府和民间组织为防止和扩大冲突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尤其要加强舆论引导，在群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抵制误导行为。如对海啸的报道，一种是对海啸的沉着应对，安定民心，并具体告诫人们如何对付；而另一种则可宣扬末日到了，煽动民心，起到恶劣作用。
        第四，关于教育，潘光教授认为伊斯兰世界要加强对非伊斯兰世界的了解，非伊斯兰世界也要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他指出当前缺乏不带偏见的、深入浅出的教材，现有的材料和媒体报道很多让人们感觉提到伊斯兰就等同于杀人、放火。同时要注意保护弱势宗教的遗产。还应加强不同形式的教育，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教育。此外，对年轻人要特别重视，他们具有可塑性，容易接受其它文化，因此应鼓励互相派留学生。目前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派往发展中国家的太少。
        第五，要正确处理好移民问题。现在欧洲问题严重，如前些日子发生的巴黎骚乱。当前德国也有七、八百万土耳其人，法国有很多穆斯林，英国有很多印度、巴基斯坦人。潘光教授认为要加强相互了解与沟通，促进移民之间的交流，推动全球人才流动。
        上海师范大学周春生教授就潘光教授的报告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了几点看法：
        第一，要高度重视文明问题。他说，２０世纪虽然频繁使用“文明”这个词，但在１８、１９世纪时并不经常使用。这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西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新的压力。比如在移民问题上，据推测，大约到２０５０年，美国现有的白人将可能成为少数。另一方面就是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对外围的影响。非西方世界感受到被西方化的压力。文明冲突问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表现的更为突出，引起了亨廷顿的理论关注。实际上许多冲突不是宗教的、文明的，可能就是具体的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明这个议题比较广泛。学术界以前主要研究断层线上的冲突。现在的研究则都比较实际，可操作性强，如对政治、经济、传媒等相关研究都很实际，对网络、移民、教育和青年交流等也都很实际。
        第三，文明之间需要对话、需要相互理解。这里有个标准问题，如果采取高限度的标准，甚至学者都并不一定理解。如从自然法到人权的演变的阐释，要懂得那个文化的背景，学者之间的分歧就很大，就更不用说实际操作的方面了。或许倡导一种最低限度标准，比如保护妇女儿童、尊老爱幼等很普世的一些东西，大家就都很好理解，也一定会获得支持。
        第四，正确对待分歧。文明与沟通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会议所能解决的。不要说文明的对话，就是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就有很多歧义，我们需要共同建构同一层面上的理解，这就是和共赢，斗俱败。

（刘锦前）

来源：《社联通讯》（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