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理应自觉地和中国的学者一道，为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作出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之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学者的方案。
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全媒体的时代，作为小众化媒体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在传播时效性上，学术期刊没有网络快捷，传播速度甚至也比不上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刊物样式上，学术期刊无法依靠精美的板式和时尚的图片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竞争的时代，立足思想市场，选择差异化发展，注重内容创新，无疑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的一种选择。所谓差异化生存，就是与网络和报纸的快节奏不同，学术期刊追求的是沉潜，但是沉潜不是冷眼旁观，而是保持内心对现实的热气腾腾。沉潜，是指它自觉与现实保持一臂之距，不赶时髦，不追时尚；内心热气腾腾，是说它关心的问题虽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严肃话题，但是它应该充满人文情怀，应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浮躁的时代以精神引领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所谓内容创新，则是说学术期刊的重点不是包装、发行、技术和传播，而是重点聚焦对学术议题的设置和引领，在于学术期刊的内容进行配置、加工和整合，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引领力。它关注和讨论重大的学术话题和理论前沿问题，通过选题的精心策划，议题的巧妙设置，在内容的原创性、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上下功夫，在学术话语的积累、传承和创新上下功夫。
二、综合性学术期刊应深度介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自觉提高对中国的重大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议题设置能力和方向把握能力。有学者呼吁，中国当下需要一部思想的独立宣言，宣告我们作为西方思想学术尾随者的时代结束。这样的立场固然值得赞赏，但是学术独立的自我主张如何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首先应该有其独特的问题域，有其独特的话语内容。这个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从哪里来？只能植根于中国当下生机勃勃的、酣畅淋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工程，需要不同学科力量的联合合作、攻关。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中，与专业性期刊相比，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优势不在其专业性上，而在于其综合性上，这种综合性天然适应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需要。这种综合性不是不同学科的简单罗列和画地为牢，或者不同学科的大拼盘，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仔细编排之后的提倡跨学科、跨专业甚至超学科、反学科力量的融合，它以中国问题为瞄准靶心，以学术的方式深度关注社会问题，深度研究时代之变。它应该关注中国当下的重大前沿问题，追踪时代和改革大潮。
更具体地说，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的议题不是从故纸堆中来，也不是从实验室中，而是从中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性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中来。也就是有学者所说，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地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因此，综合性学术期刊既要努力研究发展方式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也要特别关注稳定物价、房产税、社会管理创新、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当下社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在力图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专家的视角和智慧。它注重把重大而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论题，通过学术名家条分缕析的理论剖析，寻找看似不相关的表象背后的深刻关联和解决之道。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寻路问计，建言献策；它采集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把脉，同时也为思想交流、观念创新的舞台。更重要的是，综合性学术期刊要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和理论敏感，要对那些中国为人类奉献了诸多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学术话语作深入研究，比如，实事求是、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以人为本、协商民主、命运共同体、治国理政等凝结着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学术话语进行深度的阐释和拓展，用世界上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实践。此外，学术期刊在议题设置上，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语言，那么它就要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诸如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明等，它应该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提供中国的智慧和思路。
当然，理论介入现实，还有一个效度的问题。综合性学术期刊如何有效介入当下中国的实践？有学者在评价丹尼尔·贝尔的介入性思想时指出，贝尔思想中有三个值得推崇的地方：“第一，他的研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的视角加上缜密敬畏的历史考察的独特方式；第二，他的营造旨在理解和把握长时段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性质的’大观念’的非凡能力；第三，他的明确宣示的价值立场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这提示我们，学术期刊介入现实问题，应尊重学术规律，始终保持谦卑的态度，它所发表的文章首先是学术的，这是学术期刊的根基，因此它遵循的是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缜密的学术逻辑，它所表达的思想是以学术的语言传达出来，它更多改变的是观念的世界。其次，学术期刊介入现实，获得其现实性，意味着它所关注的现实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它也不热衷于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发议论、下结论，它要从琐碎而杂芜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到超越的力量和未来发展之道，它要做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的把握，要剥开碎片化的现实的迷雾，照亮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再次，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不再是冰冷的文字，或者是空洞的无物，即使是对历史材料的考证，也提倡的是经世致用，所表现的是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以介入现实作为理念的学术，一定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而不是橱窗里的展品或者屏风上的风景。最后，学术期刊介入现实，要有其方法论的转变的自觉性，过去的路径往往是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转化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意味着中国学术话语建设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并且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在中国的独特的现代化建设中寻找到具有普遍阐释力的理论。
三、综合性学术期刊应加强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基础性问题的梳理和研究能力，针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问题，做出症候式分析。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如何把当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故事，中国的问题提升到话语创新的层面来加以研究，建构起一套真正具有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这里面临着双重转化的问题。话语和理论紧密相连，话语创造是理论创造的结果，只有成功的理论，典范理论出现了，话语才成熟了，还得与普遍性的真理勾连，不指向事实、理论和真理的话语体系，可能会陷入权力游戏的风险。话语体系创新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基于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理论上阐述的深度和观念的突破。因此，在中西和古今维度上，探讨一些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相关的基础性的问题，可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途径，可能更加根本、更为重要。这些问题不局限在某一学科。对于普遍性问题的反思，可以切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同时也可以给具体学科的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必须与曾经的老师也即西方学术资源讨论和对话，最切实的途径就是对我们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晚清以来输入中国并影响中国人观念的重要观点进行逐一重新反思、对话和修正。近年来，《探索与争鸣》开辟了“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专栏，就晚清以来尤其是近30多年来从西方引入的影响中国人观念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学术的梳理、反思和重构。这是都曾经都中国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中国很多学者都是自觉不自觉在这些观念下开始自己的研究，建构自己的体系的，可谓是一种不自觉的后殖民意识，所以经常看到，很多人说自己建构了一套中国学术话语，但是背后其实还是西方的话语的影响。因此，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看，将现实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固然重要，但是其解决之道，需要有更深层次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解剖意识，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的问题，终究隔了一层。再加之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到了该系统梳理、修正这些理论的时候。沟口雄三就发现，在整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亚洲仅仅是一个可供研究或解剖的“对象”，而非有着自觉研究思绪的“方法”。也许，中国学界要重新反思这个做法。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离开不对中西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学术内部的反思，除了症候式分析外，也可以梳理和总结100年来中国历史上看来比较成功的，有中国气派，有中国作风，同时有世界眼光的那些东西拿出来讨论，拿出来阐发，也是有一定意义的。这样做也增加我们的自信。学术话语创新的问题，今天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展开，但是就其内涵来讲，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也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学习中华人文先贤在百年里面学术创新的学术的实实在在的业绩。比如章太炎、王国维、钱钟书、冯契等理论大家话语创新的方法和思维特征，尤其是学习他们学贯中西的开放的视野，扎根在中国的文化意识，以及努力建构一个创造性的应对现代生活的话语的使命感。
比如，纵观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和引领力量是学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离不开对中西文明经验尤其是作为思想发动机的各种学派的总结和借鉴。纵观世界与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共同的话域与话语一旦积以时日，形成规模，化为传统，就会形成学派；学派一旦形成，学派内部以及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社联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学术月刊》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今年联合开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论坛”之他者经验（学派研究）论坛。该论坛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派为主要目的，分别聚焦和剖析近代以来对世界与中国文明进展产生重大影响力的著名学派，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法国大百科全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中国的学衡派、新青年群体、古史辨派、中国社会学派（吴文藻、费孝通、梁漱溟等）；等等；通过考察作为思想和观念发动机的学派的话语形成、发展与引领，问题、方法与范式，学派与国家、社会及学术共同体的互动，知识生产与传播，学派核心人物与学派内部成员的相互影响，梯队建设和学术传承等，进而提炼出可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派借鉴的经验。
四、综合性学术期刊应努力提倡一种清新的学风和文风，为净化中国学术环境提供示范作用。从学术话语外部来说，深刻反省学术体制、学术制度可能是极为重要的。真正有突破性的学术话语创新，离不开好的学术体制、学术机制和学术生态。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学术期刊要把好关，脚踏实地，真正推进真问题的研究，自觉不吹学术泡沫。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焦躁情绪，反映在学术期刊界，就是以外在评价代替学术共同体评价，以发表期刊的级别、转载和影响因子来衡量学术成果贡献的大小；照搬照抄西方的一套学术规范并进行固化、模式化，千篇一律，形式大于内容，守成大于创新；学术文章毫无生气，学术语言僵化、八股，缺乏灵气，对这样一种内在的学术殖民化问题，更值得重视。
一是，学术期刊应将人文性和反思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点。以人文性为价值基点，将重新审视数目字管理的评价方式，引导学者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勘测，当人的生存意义的建构，以及围着这些真问题的讨论。它应以“平等、理性、科学、真理、人格、个性和公平作为自己的基本观念”的 “真正的或理想型的中国人文精神”作为反思和引领的力量。与报纸和一般的大众期刊区别的地方在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目标就是通过思想的力量和观念的革新，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文明、多元、包容、开放的方向发展，它更多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
二是，提倡一种清新的、鲜活的的文风，尤其是提倡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体现学者个体生命感受的学术语言来表达学术思想，拒绝模式化，程式化，毫无个性和生气的语言，尤其是与学者的生命意志毫无关联的文风。
三是，努力建构学术共同体，逐渐改变行政化、数目字的外在学术评价方式，激发学者和学术期刊的自主性和活力，真正让期刊和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来衡量和评价学术的主体。比如，为了致力于构建学术期刊与学者密切互动的学术共同体，打造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平台，《探索与争鸣》《天津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三家国家社科规划资助期刊强强合作，联合23位中国城市问题研究方面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上海）（CCR）论坛。该论坛每年春秋举办，旨在追踪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公共性、当下性、前瞻性话题，聚焦中国城市建设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促进中国城市基础理论创新、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等，为推进中国城市问题研究搭建高水平、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争鸣和融合平台，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研究和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中国学者的智慧和经验。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上海）论坛，是一次学术界内部的自觉尝试，致力于建设共有、共治、共享的学术共同体，就中国重大的城市公共政策、问题，联合发声，以此促进对中国城市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未来，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上海）论坛（CCR）将发挥这种机制，坚持放眼世界、立意高远的学术视野，秉持开放包容、跨越学科边界的论坛宗旨。不仅仅通过深入的跨学科讨论，促进中国的城市问题研究，而且也力图将产学研政紧密结合，为当下的城市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中国的城市综合治理提供学理支持。
四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学术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深度推进学术大众化、时代化和接地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微信、微博等新的学术生产工具，努力实现学术话语方式、传播方式的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