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外交领域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外交理论进行创新研究，构建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并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应具有多层次、宽领域、大纵深的基本框架。多层次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可分为理念、制度、政策等三个层次。宽领域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具有宽广的内涵和外延。大纵深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既具有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又与时俱进。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应该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对中国外交理论进行创新研究，使其成为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体系，以便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作出应有贡献，并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外交战略体系应具有多层次、宽领域、大纵深的基本框架。
（一）多层次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可分为理念、制度、政策等三个层次。
1.理念层次是这一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由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与“和而不同”等思想决定和构成的。是在与西方的“丛林法则”、“零和”理论、冷战思维等斗争中丰富和发展的。理念层次的内容规定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根本方向。
2.制度层次是这一体系的骨干层次。是由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战略格局等的理论思考与战略分析所构成。分为全球、跨地区、地区、次地区、双边等5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跨地区层面上，亚欧会议、中非论坛、中阿论坛、中欧机制等跨地区机制的影响在增加；在地区层面上，东盟+中日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作用日益重要；在次地区层面上，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6方会谈成为区域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双边层面上，双边关系机制化趋势明显，国家之间战略伙伴关系作用上升。制度层次的理论思考与战略分析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路径。
3.政策层次是这一理论的实证和运作层次。理论对政策制定有指导作用，政策的实施和运用又反过来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理论研究需要政策研究作为有机组成部分。从这方面来说，政策研究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之一。
（二）宽领域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具有宽广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中国越来越深地参与世界事务，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事务与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密切相关。这样一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
（三）大纵深指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既具有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又与时俱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独特的“天下观”和深刻的外交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与外交的思想和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从而使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更加丰富多彩。这些使得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研究，可以在吸收历史和外来精华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
二、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主要特色
（一）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走和平发展的新型道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世界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通向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将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权力均势”理论在这一阶段的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在逐渐超越这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相互依存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将更多地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世界正在逐渐进入这一阶段。第三阶段是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世界将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现从区域一体化到全球一体化。
(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观。
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既有合理的因素，也具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因素。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不能采取先摧毁旧的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法，而只能在加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再根据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转变，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将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新国际秩序观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机制等几个方面的内涵。要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转变，必须促进国际关系法制化，各国遵守公认法理，承担国际义务。而且各国应当通过加强协商来解决争议和问题，增强合作和协调。当前，多边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重视多边外交与国际机制，建立平等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是实践多边主义的关键，也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
（三）共同繁荣与模式多样化的新国际发展观。
中国发展观的核心是共同繁荣。共同繁荣指中国不光努力实现本国的发展，而且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富裕。新科技革命潮流、经济全球化潮流和知识经济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世界，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既为本国发展引入资金、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又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技术，实现互利互补、共同繁荣。同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发展模式也不一样。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四）合作与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
在冷战结束后，维护国际安全需要有新观念。在当前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上升的情况下，必须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这种新安全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它应该成为构建21世纪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的理论基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思想成为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习近平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五）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
国家利益应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最主要任务。但国家利益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客观存在。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到它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许多同一性，因此需要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别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相互依存，因此只有寻求中国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
（六）和平合作进步公正以人为本的新文化价值观。
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和平、和合、均衡和稳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的精华。中国自古代起，一直有兼容与尚德的优秀价值观。中国伟大的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复兴的最强大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应该将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新文化。中国应进一步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包装与传播，树立中国的国际新形象。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和平兴起易于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实际上是运用软国力的重要方面。中国还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新人本观。
三、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演变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处在边缘的、革命型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前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在中期，中国曾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在后期，中国推行“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一些理论都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当时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确切地说是注释性、追踪性报告或建议。主要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揭露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侵略战争政策。但这一阶段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研究打下了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基础。其中一些有关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宝贵财富。
第二阶段（1979年至2001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渐参与国际体系。1982年前后，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的重点转到为实现现代化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上。中国出现了1949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开放学习的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鉴国外经验，开始赞扬性而非批判性地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同行的成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引进和学习浪潮。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从原先简单化的政策注释，逐渐发展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局面。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快速发展时期。这一理论在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现在的领导集体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中国完成了外交转型，强调作为国际上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形象。它适应了中国内政从革命年代朝着和平建设时期的过渡，适应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大趋势。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在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的大背景下，其批判意识和自主意识得到不断加强，知识更新，人才辈出，学派流派涌现。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正在系统化。
四、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主要来源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有四个主要来源。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精华。前两者是指导性的理论来源，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和基础性的理论指导；后两者是借鉴性的理论来源，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来源。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并使其上升到理性认识和理论的高度。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需要发掘， 需要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提炼加工。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这是与当今的世界观念体系不相符合、并难以被人接受的东西， 比如等级概念。应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扬弃的基础上，将其合理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提炼出来，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去。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华对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提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借鉴。应该在对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扬弃和吸收的基础上，很好地借鉴其精华用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
五、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研究评析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中国国际关系或中国外交进行理论思考，对中国在此学科的研究现状做较为深刻的反思。例如，秦亚青论文《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外交重大问题的理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来源，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 王逸舟论文《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形成的一些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进行了一些理论归纳。王逸舟的另一篇论文《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 几点批评与思考》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做了检讨与反省, 认为在看到繁荣兴盛外表的同时, 必须承认这门学科发展的不充分性和其他缺陷。 王缉思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外交思想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理性思维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具有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涉及不到的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梁守德论文《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认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中国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为范式，吸取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力求符合世情的实际和国情的实际，寻找世情同国情的最佳汇合点。 牛军论文《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对21世纪前五年中国学术界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作了述评，认为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历史与哲学的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
二是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进行较系统研究，并试图探索中国特色。梁守德等著《国际政治学理论》、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陈岳著《国际政治学概论》等对国际政治学理论进行较系统阐述，并努力凸显中国特色，探索创建中国学派的现实途径。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对外交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指导思想等进行了较系统研究，并阐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外交学的意义。 俞正樑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将国际关系放在全球视野进行体系重建，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等全球政治问题纳入其中，是分析体系的重要推进。 楚树龙著《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打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用一个具有层次和内在逻辑的分析体系将内政、外交、国际等层面贯穿起来，是国内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重要创新。 蔡拓著《国际关系学概论》总结和吸收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体系上加以丰富和完善。 赵可金和倪世雄专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
三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或中国外交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或在某一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二者都试图将一些实践提升至理论高度。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有：薛谋洪、裴坚章等编《当代中国外交》、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楚树龙著《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李宝俊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章百家论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等。 这些成果从新中国外交实践角度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外交规律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中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沈志华等“新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从解读前苏联、美国、中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出发，总结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内在规律。属于后一种类型的有：刘建飞论文《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对中国在联合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进行了较系统研究。苏长和论文《世界政治的转换与中国外交研究中的问题》，对世界政治转换进程中的中国外交进行深入分析。 门洪华论文《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选取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与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研究。曹泳鑫论文《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政治的几个基本思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证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性质，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政治的基本思想。 叶自成著《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曲星论文《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裴坚章和樊赤论文《新中国外交的思想丰碑——<周恩来外交文选>》、沈丁立论文《从实际出发，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潘光论文《试论邓小平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周建明论文《对和平仍然是时代一大主题的几点认识》等对邓小平、周恩来外交思想和战略做了理论探讨。孔凡河博士论文《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认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近现代西方外交理论、马列主义外交理论和新中国外交思想四个方面。俞可平论文《和谐世界理念下的中国外交》认为，和谐世界理论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
五是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并试图借鉴和吸收这一理论中的精华。金应忠和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从比较的视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从自己的国家需要和独立立场开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与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和重大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介，将评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郝雨凡、林延主编专著《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对开放与多元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秦亚青论文《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角度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苏长和论文《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了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新理念。 郭树勇专著《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学者角度对建构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建构主义的专著。 唐小松论文《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体系构建》对公共外交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探讨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和演变,评估其体系缺失,再思其体系构建。肖欢容论文《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和庞中英论文《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借鉴西方区域主义理论，深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
六是将中国古代优秀思想运用于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叶自成著《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和《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中国历代王朝地缘政治与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夏立平论文《论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国对外战略》认为，中国应该以自己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推进多元文明基础上的和谐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国内一些博士论文选取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外交案例，如三国时期的吴蜀同盟、春秋时期的王霸之道等，使用中国思维和语言进行研究。
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多元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作为学科来说还缺乏科学定向的坐标和共同知识的架构。“中”、“西”、“马”等重大思想观念和价值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光谱里各自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但尚未能形成共同的知识平台；较少提供高质量的计量研究成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以及在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提供独立而深刻的思想见解；较少提供国际上有影响的关于范式的概念、方法和系统的学说, 因此对这门知识的进步较少做出重大贡献；认真思索与仔细梳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 如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 的传承或交叉关系不够；在习惯使用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词汇里,较多存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问题,对许多事件和趋势的解说比较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这些不足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加以改进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