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并对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工作任务和目标要求。我国经济理论界针对如何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和成功经验，将其全面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建构以“发展”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本文以“读懂中国与世界”的视角，探讨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发现相关的经济理论创新的元素，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一、强调“读懂中国与世界”需要明确三个理论认识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生命力来自于“问题导向”，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研究态度，但接续该话题还需要回答如何审视问题、发现问题？换言之，即问题是如何发现的。这就需要研究者阐明各自所遵循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也就是说阐明研究者所依循的研究问题的“尺度”，或者说评价现实存在的“参照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当然应运用马克思所发现并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范畴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而不是马克思已得出的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结论（尽管这些分析结论是马克思对他所研究的相关问题做出的科学结论）。换句话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和对于问题发现研究的方法论应用。在继承马克思建构的分析工具和概括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结合当前的经济实践，发现新的理论元素，解构既有的分析范式并整合新元素、重组创新建构新的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那么，如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加以总结提炼、开展相关研究？一个令全球关注的事实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基本方针以来，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经济总量保持连续30年10%左右的年均增速，目前已跃升到全球第两位。同时，居民收入也保持快速增长，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步入“小康”生活方式。同时，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国经济逐渐深度融入全球化潮流。一方面，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享受全球分工带来的好处，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本和资源”；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市场的开放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能量和机会，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此必然引出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动力来源，如何评价中国经济与世界互动关系问题。
围绕如何认识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来源的讨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如何认识评价改革开放前30年实践经验和教训及前30年计划经济实践与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意义。需要申明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历史意识和视野，这也属于一种“认真”做学问的研究态度，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影响经济发展和演进的“力量”的存在，进而才能更好地处理好“路径依赖”因素，使其成为有助于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正能量”。如今，我们把改革开放前30年称之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一方面集中计划手段对中国加快建设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和阶段发展目标比较简单的背景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集中计划经济造成的“只有中央政府一个积极性，经济运行缺乏活力，资源配置相对低效率”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方式的资源配置手段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意义，还有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之间的作用关系。正是在对传统体制加以认真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由此，把斯大林教条式概括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枷锁”予以拆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内涵的理解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有了更加客观科学的认识和把握，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化。早前已揭开的改革大幕，在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市场取向”改革努力中，经过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理论认识阶段，转向明确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明确“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的体制建构模式。
其次，是什么理论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前行？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作为驱动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持续快速平稳增长发展的主要力量？如何理解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理论演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个读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想方法论问题。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我国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有人就此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实践是受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的。说到底，如何处理好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正是这样，那些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简单地归结为是西方理论指导的说法，实在是一种浅薄的比附。不能回避，在运用市场手段方面，西方已有过几百年的实践，然而，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手段问题只是“工具”意义或者是“器物”意义层次上的命题。深入剖析，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离不开对自身发展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我国放弃了与战争动员的资源集中体制相适应的斯大林主义传统经济模式，引入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微观自主选择原则，对于刺激我国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对于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认识，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中国语言来加以表述就是“实事求是”，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的指导思想灵魂。那种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说成是由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就显得十分简单肤浅。
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的设计，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在调动劳动者主体积极性的政策设计上，马克思主义不排斥“经济理性”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对此有深入的讨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2]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商品经济理论十分重视商品所有者主体的经济理性和自由主权，重视在这种主权前提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以及他们价值规律作用机理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动、优化配置的分析，同样是生动而具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去挖掘，既往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是一种形式的“迷信”或僵化。那种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说成是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带来的，也是一种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迷信”。
最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所建构的经济理论体系，集中表现在《资本论》一书中，《资本论》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发展和最终结局被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讨论。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展开，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活力和内在矛盾，由此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 [3]今天我们看到四卷本的《资本论》主要是围绕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及思想史）展开的。然而，在马克思的写作计划里明确有六卷本内容安排，后面两册是关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主题。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相信马克思已预见到生产力分工跨出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样，我们也相信，在讨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时，马克思在前面几册建构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马克思没有启动后面两册的写作，因此，今天我们对马克思所创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理解，只能是以《资本论》前四卷为主要思想内容体系。如今，经济全球化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主动抓住全球化机遇，同时也为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这样，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引入“新全球化”这一背景条件，去拓展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需要引入全球化因素去深入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全球化视野去挖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以国际视野读懂中国，挖掘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因素”
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分工关系将每个国家都裹挟进全球化潮流。基于对“和平”与“发展”作为全球化潮流主题的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表现出主动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潮流进取姿态，自觉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两种规则”，追求“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两方面的良性互动。具体说，一方面，用开放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使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差，通过比较借鉴学习，从中吸收提高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的理解，逐步提高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胸，勇于检讨既有的理论认识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僵化观念，回归“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论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立场，也就能够进一步对中国发展阶段找准“罗盘定位”。早在1981年，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话时，全面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主张。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对此有进一步的明确论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因此，“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因此，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有活力的社会主义，这是相对于既往的那种封闭、僵化、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社会主义而言。“开放”的本质也是改革，就是要对“闭关锁国”的发展经济的工作方式进行改革，将外部资源和市场机会用起来，势必就要自觉引入外部经济运作方式和运作规则的参照系。因此，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对内开放，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开放，就是把经济搞活，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扫除发展生产力的一切障碍，通过主动融入全球化潮流，实现更高速度更有效率的发展。
38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改革开放渐进深化的进程经历了多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后，党中央提出提高农产品价格为切入点的农村改革为重点和城市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点转向城市；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我国经济体制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看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清晰轨迹。
全面总结、深入审视改革开放的实践，将其置于主动融入全球化潮流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实践内容极为丰富，需要做扎实的工作，真正“读懂中国”，需要花气力、下功夫，对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不同试点案例、不同经验做法加以全面梳理，对相关改革方案内容设计和工作实施的关联制约因素及配套条件展开深入的解剖。具体说， “读懂中国”的具体工作任务包括：财政体制演变中的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变化、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区域经济板块之间发展特点差异、政府与企业关系调整；各类社会组织到居民个人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增量改革”起步深化到存量普遍融进新体制规则的演进过程方式；以试点突破开拓带动全社会对试点经验的应用；农村改革从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深化到触及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企业改革以“两权分离”、“承包经营”触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以公司制形式改造传统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现代公司制组织的资本证劵化形式作为资本配置载体，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实现的重要形式，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融关系；从吸引外资、以特区、新区和各类开发区为载体加强与外国资本的合作，到逐步接受并自觉运用国际通行的商事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办“自由贸易区”，等等。改革开放实践催生发育了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商事制度的全面建设和系统完善。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进一步展开从单个体制侧面的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迈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实践，还可概括发现以下几方面的“中国元素”对改革开放深化推进产生直接的制约作用。首先，区域差异因素。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分布很不均匀，区域和城乡间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差异十分明显，由此必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的实施带来制约，需要协调不同区域在改革内容和推进力度上有科学稳健的设计和安排。其次，路径依赖因素。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经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理论观念必然会束缚人们的手脚，改革所要开创的新体制客观上存在着对于社会不同主体未来的不确定性，改革推进进程不可避免存在着各类体制性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换句话说，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历史因素和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区域城乡差异和观念体制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路径依赖”羁绊，制约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政治因素”。最后，稳定的环境支撑因素。我国的改革动作举措只能成功，这样才能够为发展提供动力，也就是说改革不能失败，不能拖发展的后腿。由此，才能在经济体制改革迈向实践推进的同时，处理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竞争能力。必须指出，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和体制建构的多个侧面、处在不同社会生活场景下的社会成员所承受的改革压力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就业、工资收入、物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必然造成对他们各自既得（有）利益和未来预期的不同影响，如何使他们都能自觉理解接受并积极参与改革，对于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进者是一个严峻考验。所有这些具体改革举措的实施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书面议论，对外部世界的旁观者，更是难以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因而需要特别提请旁观者的关注，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理解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不能准确全面的解释和回答中国经济问题。因此，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丰富实践，38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了如此巨大、繁复的改革开放实践和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论突破为标志，给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元素，也为人类文明体系做出新的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充分的素材和案例，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理论上加以再总结、再剖析，加以挖掘、提炼和升华，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上得到体现。
三、以中国视角读懂世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既有的格局，世界经济前列中的大国地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当下处于全球经济理论舞台中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提出挑战。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必然会做出反应。因此，需要我们从中国立场出发，在读懂中国的同时，认真地去“读懂世界”，把“读懂世界”作为创新经济理论、指导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修课题，由此更好地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更好地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使命性任务，就是要以中国实践对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超越主流经济学的新的回答。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既有分析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难以准确解释中国发展的原因，需要我们建构以“发展”为主线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事实“给世界一个解释”，由此培育与中国经济发展硬实力相匹配的经济理论“软实力”。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货物贸易量的增长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长，必然要求提出参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管理的事务规则的讨论调整修订，因此对既有规则提出挑战，而改变既有规则的诉求，实际上也就是要触动既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利益格局。中国的发展动了别人家的奶酪？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处理上，不断地滋生事端、编造理由，试图干扰和掣肘中国的发展。如，针对全球环境变化（碳排放量）问题，美国把由于碳排放造成“地球温暖化”的原因强推到中国身上，完全无视全球新分工格局形成的中国承担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加工制造环节任务的事实、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人均“碳排放权”的平等性；再如，针对国际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问题，美国在WTO发起诉讼，非议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存在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甚至动用“反倾销”特别措施，或者用“知识产权纠纷”，挑起争端，干扰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发展机会，等等。这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触动了既有世界经济和国家利益格局，也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切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论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同时也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好地解释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格局的深层次本质。基于以上对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纵观自亚当•斯密创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来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不难发现，经济理论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表现，可以为国家利益提供思想的开路先锋作用。正是这样，也启迪我们必须致力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创新经济理论的实践中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以中国发展经验为蓝本的经济学原理，增强中国经济理论的传播能力，是我们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正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在2007年开始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彻底爆发形成席卷全球之势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今的世界经济运行，国际分工关系的不断深化使全球化潮流出现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化与集团（区域）化并存，分工范围的扩大和分工关系细化又与“模块化”“标准化”“数字化”相关联，使分工组织和维系方式呈现多样性特点；技术商品化驱动发展能力和强度前所未有；市场深化对分工关系的定价能力和利益均衡处理能力相应发育演变提高；伴随金融深化发育，使分工组织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日益复杂。因此，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只是从增长运行视角的分析模型已难以驾驭如此复杂的经济现象，难以从本质上解剖说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作用机理。而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经济本质分析、利益关系分析，具备回答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能力和潜力，如何进一步通过加强数理模型建构能力，对本质决定基础上的多种细分要素变量关系加以分析，揭示各变量关系层次作用和机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需要矢志努力的理论任务和工作内容。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既已达成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根本上就没有关怀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不能准确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马克思主政治经济学创新的理论空间和发展机会。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义不容辞的工作使命和历史责任。正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6]正是这样，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工作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以扎实的工作态度予以投入，遵循学术规律、摒弃浮躁心理、扎根于丰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土壤，向实践学习、向基层学习，在案例和实践“故事”中发现理论元素，概括生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在概念内涵外延能力上下功夫，使之具有范畴特性；在积累概念范畴能力的基础上，联系体制演变和经济运行能力、经济发展能力分析，凝练发现决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多个范畴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最终建构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又具有指导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包容性”增长（即和谐发展）普遍规律的经济理论体系。依此形成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国际化特性的新经济理论体系。客观讲，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7]我们要从厚重的经济思想史吸收养料，从既往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转移与经济理论话语权转移的相互关系中间得到启示，对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清晰的目标，对所从事的工作任务的艰巨性有清醒的估计和心理准备。
笔者相信，读懂中国与世界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因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8]躬逢盛事，当代中国经济学人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工作，不啻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贡献自身思想智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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