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中，第一次把“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提，同时，又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大学问”。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大学问”。为了做好这样一个“大学问”，我们需要思考，在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强调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它还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具备怎样的主观条件？
一、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
对于何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内涵界定还需要做更深入研究，但这两个概念外延上的差别，还是明显的。如果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延伸的话，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应该是超过“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不仅其研究主体需要拓展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其研究对象需要升华，即从立足于中国实践来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升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来研究“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这一“升华”何以是必要的呢？
首先，这是回应当代世界矛盾和直面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时代挑战的需要。
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整个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获得长足进步，但也给21世纪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一些国家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阶层矛盾激化；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因素增多，南北差距拉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仍然占相当大比例，基本生活需求及教育条件无法得到保障；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不仅影响到区域和平与安宁，而且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当代发展与后代持续发展的代际矛盾，成为关系人类命运的突出问题，等等。这些挑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具体来说，它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
其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这一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又转嫁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给其他民族带来“血和火”的灾难，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掘墓人”。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然而，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的表现是什么？经济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和国际资本的强势流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意味着什么？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世界影响的扩张，又意味着什么？
其二，世界多极化的挑战。在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其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而将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晚年他们阐述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依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事业。20世纪的实践证明，落后国家由于抓住了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而从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少数霸权国家决定世界命运的状况开始发生根本改变。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瓦解，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味着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长期存在的经济科技优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价值观话语权，对各国发展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它们该如何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又与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并赶超资本主义？
其三，文化多样化的挑战。在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人类文明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其基础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基于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前列，但其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而导致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的虚假性，必然要被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真实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所取代。在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愈发鲜明，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越来越暴露它的虚伪性，也无法一统天下。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文化乃至文明的多样性，何以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进步在思想文化领域是越来越“趋同”，还是越来越“不同而和”？对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同交锋之间关系，应该作怎样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其四，社会信息化的挑战。在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革命的力量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而且其发展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当代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由于社会信息化而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乃至生活方式。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多种后果，如何进行有效的制度和伦理约束？如何在加快科技发展的同时，克服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社会主义如何主动拥抱使社会信息化使之更有效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不至于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
其次，这是为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的需要。
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他又直面了当代中国需要攻关的五大课题：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些问题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答题。而回答这些课题，应该把视野从中国拓展到整个世界。
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当代中国，不仅中国的发展依然离不开世界，而且世界的繁荣也开始离不开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要在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同时，学会承担大国的责任，这一责任，从根本上说，是要在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既需要有对当代世界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具有批判力和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释力的理论供给，也需要有对当代社会主义如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理论供给。而增加这两方面的理论供给，既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也是获取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影响，使人们“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普遍交往”从而形成“世界历史性”，但资本逐利和无限扩张的本性，使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也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当代全球问题，就能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机遇。它将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变为中国的机遇，同时把中国的机遇也变为世界的机遇。这既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为解决中国存在的上述五大课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果能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来综合判断世界形势的变化，以“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就不仅能够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且能更好地回答中国面临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从理论本身而言，蕴涵在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范式之中；从理论同实践的关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力提供了创新理论的资源。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中蕴涵的实践性批判性品质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所决定的。
为了论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人们常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唯一科学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把它看成是文学性的歌颂语言，尚且可以，但如果把它“当真”（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认知），则无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无论是人类思想发展史，还是科学技术发展史或当代科学哲学，都已证明，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它如果是科学，其相容性和完备性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矛盾，且具有可证伪性；而任何宣称穷尽了真理进而能垄断真理的“理论”，都只能是“非科学”甚至“伪科学”。
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其根据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批判性品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痛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而这一批判，是基于实践批判即对改造旧世界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同以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及其根源的批判，以及对由这一根源所蕴含的前景的揭示，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达的那样：“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范式，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目标及两者的统一。其思维方式是：以实践观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其价值取向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这两者的统一体现在：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得以解决。这样，所谓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就存在于实践条件的特殊性之中，所谓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选择的合力之中。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使它具有对现实问题揭示的准确性、对社会矛盾批判的深刻性、对未来价值把握的科学性，从而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革命性变革。这既决定了它的理论彻底性从而将继续彰显其当代价值，而没有被任何资产阶级理论所超越；同时又决定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的品质，是基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的认知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规定过共同的线性发展道路，也没有为未来社会规定过永恒的具体模式。这样，我们就可能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主义发展中乃至全人类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行新的批判，并得出新的结论，从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其次，欧洲思想文化的新思想、特别是中国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特质，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资源。
马克思主义刚问世时，是被当作游荡的“幽灵”而遭到欧洲一切旧势力联合起来“围剿”的，然而，它很快就传遍欧洲乃至世界，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获得国家政治权力，却能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话语权，其重要的文化条件之一，对欧洲文明发展成果的批判继承，正如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所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同样，今天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有西方提供的新的文化条件，即“20世纪以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修补制度弊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习近平5.17讲话）这些现当代西方的学说思潮，尽管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但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试图拯救资本主义并为资本主义注入新的动力，而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借鉴的思想材料。
当然，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还在于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极大挫折，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要在一切问题上都联合起来共同“围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苏东剧变也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特殊模式即各方面都实行高度垄断的“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其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其终结，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开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乌托邦式幻想，正如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的：“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是在放眼整个世界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中展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代全球性重大战略问题。战争技术条件的变化，使现代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巨大，争取和平、谋求发展，维护生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共同体”转向“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凸显。这为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现代化争得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有助于对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形成的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作出反思，从而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各国经济联系和普遍交往加强，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吸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成果，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习近平为此对邓小平作了如此评价：“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而把这些经验和已概括的理论成果加以提升，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为对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怎样实现这样的规律的认识，即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根本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三、克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
习近平在5.17讲话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作了客观而又科学的分析，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要的主观条件。
习近平指出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现象，即“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并没有如我们许多学者那样，把原因全部归结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猖獗、以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而是着重分析了体制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尽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决定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但是，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学术领域中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通过学术话语渗透进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影响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值得我们警惕。然而，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好，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鼓吹的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或“过时论”也罢，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现象的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内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其客观原因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斯大林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声誉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主观原因，除了某些党政领导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尊和自信外，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实施10多年，而之所以“高水平成果不多”，原因之一，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阐释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现象。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习近平5.17讲话中批评的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的“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从而造成“空泛化、标签化”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喜欢搞数字或文字游戏。如每遇重大会议或有重要文件和讲话，总有著文“XX个重大理论创新”、“XX个新观点”“XX个新论断”、“XX个新提法”，牵强附会，拼凑数字、强造声势、不一而足，但却缺乏科学的说理。有学者不重视对党的创新理论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基本内涵、战略思维和价值取向的研究，一个新概念刚提出，就立马构建出“核心是什么”、“灵魂是什么”、“精髓是什么”、“基础是什么”的空泛的“体系”，殊不知“核心”、“灵魂”、“精髓”只是比喻词而言，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有的把通俗易懂的概念越搞越复杂，或者把有待实践贯彻和检验的范畴搞成名词演绎，使之与实践和问题脱离。有的不顾历史事实和文本依据，或在没有论证某一思想同前人在理论主题、历史根据、时代条件、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等理论内核上的联系和区别的情况下，便随意使用“第一次提出”、“历史性质变”、“又一次新飞跃”、“又一个新阶段”、“又一个里程碑”等评价，客观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已有成果，造成了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之间的混乱。有的甚至不顾形式逻辑，在一篇文章中或一本编著中，出现诸多自相矛盾的关键判断，等等。上述现象，可以说大量充斥在我们的报刊、出版物甚至权威教材和宣传品中，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就既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又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如果说这种非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形成，还有因崇拜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外，那么，还有一种教条主义，则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论断丢在脑后，而把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当作不可逾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包括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的、甚至反对过的论断，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宣传。它这不仅不能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割裂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不仅不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效辩护。
所谓实用主义，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
习近平的5.17讲话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个正确态度，即真懂真信、人民立场和问题导向。他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只有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坚持真懂真信、人民立场和问题导向，才能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升华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