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 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相对于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来说，政治学又处于最为薄弱的环节。“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及管理学等甚至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而唯有政治学依然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中，缺乏专业知识的建制”。 政治学在一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要想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学科正能量，进一步促进其繁荣发展，使其服务于各自国家的政治建设，必须构建各具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厘清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探索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效路径，补齐政治学话语体系这一块“短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人类需要语言作为交往、交流的工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语言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具决定性地界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 语言和思想相结合便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话语，“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任何一门学科话语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实践，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以解释其过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可惜的是，“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显得尤为紧迫。同时，中国政治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使得许多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力越发显得捉襟见肘，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正当其时。
首先，解释、解读中国的政治生活实践，探索解决中国政治发展中所遇问题的路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话语源自生活，源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改变。学术话语也是如此，从来没有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或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学术话语。西方政治学话语源自西方各国人民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活实践，其很难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西方学者一会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形成威胁，一会觉得中国“即将崩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常有误判 ，“自打嘴巴”者亦不乏其人。究其原因，主要倒不在于西方学者所使用的理论本身错误，关键是中国问题远远超出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围。一些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甚至也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剪裁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这既显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后来者”地位和自主性的缺失 ，也表明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匮乏。因此，2015年7月，刘奇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时指出，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和话语创新，着力用中国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 ，便是对以往一些人照搬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深刻反思。
解释中国问题、解读中国实践只是问题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带领人民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必须要从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以在全社会形成改革的合力。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维护党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增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关键要解决当前少数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不守政治规矩、理想信念滑坡等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必须要破除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总结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优化治国理政新方略，以“有效治理”来增强中国体制的韧性。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进一步更新政府治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权力清单制度落到实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拓宽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渠道，增强社会自治能力。这一系列的改革任务要想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要想得到顺利解决，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任务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其次，凝聚中国社会政治共识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社会共识是社会良性运转的精神前提，也是凝聚国家治理多方力量的思想基础。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日益突显、改革难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为不同阶层民众提供共享的话语体系，增进不同阶层社会民众之间的共识，是保证改革顺利向前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持有不同话语的人们很可能会对同一问题有着十分相异的理解，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共识缺乏，甚至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利益分化严重，相互之间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差异巨大，所使用的话语有时候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共识缺乏在所难免。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缺陷，使得其不利于凝聚社会政治共识：
一方面，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中国政治学虽然“起步”并不算晚，但真正发展起来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即使是将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前推至清末民初，它的后期发展还是受到了苏联，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话语的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政治学理论著作被译介至中国 ，一些用来解释中国问题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等都来自西方，这样的政治学话语既无法有效解释中国问题，也难以为中国民众所理解和认同。不少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讨论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时，言必称西方理论或西方学者，总以为西方学者和他们的理论高人一等。例如，有些人对西方的“宪政”、“民主”、“人权”等概念“烂熟于心”，却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成就视而不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到处玩弄几个看起来“高大上”的概念，却始终是曲高和寡，无法深入人心、促进交流，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价值追求存在精英化取向。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即使是自然科学恐怕也难以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政治学研究更不例外，它总是要回答为什么人而研究的问题。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精英化倾向，从社会上层或少数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去讨论问题，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却漠不关心。这样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或明或暗地用自己所宣传的理论去影响公共政策的议题设定和政策制定，在不同社会阶层民众之间造成隔阂。因此，必须要从中国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出发，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构建有利于全民共享、能够共同理解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助力凝聚中国社会政治共识。
最后，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话语既不是说话者主体的单纯客体，也不是说话者自身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 “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谁也不能进入话语界。更准确地说：不是所有话语领域都是同样开放和可进入的；一些是大半禁止的，而另一些则似乎是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何等言语主体，也没有预先限制”。 由此而产生了话语权问题，即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有发言和说话的权利、说的话有权威，不仅说话有人听，而且听了有人信。从话语权的角度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及他们所掌握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主导了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阐释和解读，形成话语霸权。中国学者自己反倒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说的那样，“特定组织、特定机构范围内的霸权、某个社会层面上的霸权，都是在话语中产生，在话语中再造的，也是在话语中体现争夺和得到改变的。而且，在话语秩序的范围之内，可以看见以特定方式建构话语实践的过程，正是在那个范围里，话语本身作为霸权的一种形式开始被认为理所当然，并赢得了广泛的接受”。 话语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霸权主义者在进行扩张时，从来都不只是单纯运用军事或经济手段，而是非常自觉地把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并用，并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 特别是当今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化，思想领域主流和非主流并存。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国家通过电影、电视等文化产业大举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既是为了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更是为了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维护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一步。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利条件
我们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绝不是空穴来风，胡乱构造。中国的传统政治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和政治学30多年发展成果，以及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都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传统政治智慧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思想资源。话语和言语不同，后者是具体的活动，“一个具体的言语（活动）瞬间即逝，而一个具体的话语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贮存起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自己话语体系的国度，这一话语体系可谓奠定了世界东方学的基础，并辐射宇内”。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有着十分丰富的话语，并通过典籍的记载和政治社会化过程而一直得到传承。如中国人的“大同理想”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礼记·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再到康有为的破“九界”而行“大同太平世”，而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无不体现着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追索。同样，诸如“民为邦本”、“修齐治平”的理念和主张，也都在历史的发展中沉淀下来，为人们所熟知。这些传统的政治理念未能形成系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有不少是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持政治统治服务的糟粕。但是，只要后人对之进行细致甄别，去粗取精，也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古为今用”，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二，现实政治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话语都不是凭空而来，它总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生活是话语的源泉，话语是生活的显现”。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也是如此，西方政治学话语及其体系建基于西方各国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脱离了那样的情境，其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当代中国走过了一条与西方各国极为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实践远非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所能阐释和解读，中国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非西方政治学理论所提供的方案能够解决。建国以后，中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转，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村民自治实践在立法层面上得到规范，为探索超大规模国家如何促进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提供了一个较为合适的渠道。同样，“一国两制”的实施，促使香港、澳门问题顺利解决，为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和执政党对人民负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有效惩治腐败、以党内民主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等，面对这些独特的政治发展实践和现实问题，西方政治学话语不可能提供恰当的解释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既为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也表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已有发展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根据。“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相比现代政治学发源地——美国，仅仅短了十几年而已”。 因此，有学者批评人们在讨论中国政治学时，只关注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似乎中国政治学是从80年代才开始似的，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寥寥几笔打发了事”。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批评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仍然不能忽视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系科在大学中被取消，致使政治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复存在便是这种影响的极端表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虽然仍存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诸多发展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完善，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拓展。政治学“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阐释和论述开始从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的樊篱中解脱出来，把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当作学科发展的推动力”。 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范畴、概念等基本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关阶级、政党、国家、革命等基本理论范畴得到深入探讨。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政治学、计量政治学及空间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二是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自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迅速，学科门类基本齐全，政治学一级学科以下一般包括了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共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二级学科。三是政治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建立以来，成功地组织了大量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和跨区域的科研合作。许多省市组建了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所……，高等专科院校几乎都设有政治学相关的专业院系”。 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与其学科发展本身密切相关。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范畴、研究方法、核心概念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话语来表达，学科发展是学术话语创新、创造的动力，中国政治学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依据所在。
第四，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外在保障。与改革开放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尴尬境遇不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政治学）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8月7日，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时发表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7月16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两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发表讲话。1999年9月23日，在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时代特点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和领域，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学科，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推上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使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大发展……。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崇高历史使命”。 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及综合国力竞争能力中日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理论武器”。 近来，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受到的大力支持，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讲话中，还体现在一些重要文件中。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各类文件都是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为描述对象，很少直接提到政治学本身，但政治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鼓励和支持，当然地包括对政治学的鼓励和支持在内。这些鼓励和支持既是研究者坚定信心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的精神动力，也是人们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外在保障。可以想象，缺乏这样的环境，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不说完全不可能，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至少有三对基本关系需要得到恰当的处理，即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关系、传统政治话语与现代政治话语的关系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与反对话语霸权的关系。同时，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首先应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必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非能够一蹴而就，也非可以“单兵突进”，而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其中至少有以下三对关系，应当得到恰当处理。
首先，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始终是一对重要的范畴。“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话语同样存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性。之所以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就在于中国政治生活和发展实践有其独特的民族特性，非西方或他国学术话语体系所能解释或解读，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其所能解决。同样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西方大多数国家是在较为自主为条件下完成的，而中国则是在国门被迫打开的条件下“卷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所解决的问题，中国必须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解决，这些都决定了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必然面临的难题，只有更具民族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才有可能给予更好的回答。
但是，强调从中国问题出发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拒斥一切外来文明成果。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揉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样需要吸收包括西方政治学话语在内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既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开门搞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解释力、生命力。
其次，传统中国政治话语和现代政治话语的关系。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的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无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话语同样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即使是经过“五四”运动这样比较激烈的“反传统”时代的冲击，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依然挥之不去。不仅如此，一些传统的政治话语经过现代化转换，甚至可以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甚至认为，“‘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 虽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它试图将中国政治发展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亦有可取之处。因为，完全脱离自身文化根基的学术话语恐怕很难深入人心，为民众所认同。例如，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所强调的“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话语，虽然与现代的民主政治话语不可同日而语，但仍可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话语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不可能照搬传统政治话语，但完全将其拒之门外也不可取，而是必须要从传统政治话语中提取有益成分，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融入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
最后，话语体系构建与反对话语霸权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为了解释中国现实政治生活，探求中国政治发展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不是要构造一个封闭的话语体系，唯我独尊，或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将自己的话语体系强加于人，搞话语霸权。例如，在很多西方学者那里，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首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一个政权便被“分配”进其它“非民主”政体类型，这正是一些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中国称为“威权政体”的原因所在。 中国问题之复杂，面临困难之世所罕见，都使得如果能够构建起恰当解释中国问题的学术话语体系，将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理论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多与中国有相似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可以“拿去”为己所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向其他国家推销甚至强加自己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就政治学话语体系来说，它所要探究的是一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必将生长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虽然不乏借鉴意义，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民族关系、地理条件各不相同，中国不可能，也不应当将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事实上，作为一个深受西方国家话语霸权之害的国家，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同时，中国只会一如继往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
任何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胡编乱造即可，而是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就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来说，至少有以下三条原则必须遵循：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它始终是人们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最高指南。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有效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准则。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丧失解释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能力。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的事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甚至爆炸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的问题”。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保证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解释中国政治发展实践，阐明人类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面，从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来说，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始终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保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救亡情势，原本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只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激荡的时代大潮中站稳了脚跟，以之为思想指南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不利时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成功抵制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已使其深深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头脑之中，形塑了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有可能使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之中，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获得人们的认同。
其次，坚持中国问题为导向，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中提炼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话语。话语源自生活，学术话语源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中国问题为导向。“‘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 那种缺少中国问题意识、中国问题关怀的话语，不管包装得怎样华丽，也不可能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不断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围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的思想逻辑体系”。 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也是如此，它必须基于中国政治生活实践以及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是决定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主体内容的根据，是其内容；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其形式”。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不顾中国实际而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从实际出发而生造出来的所谓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不可能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
因此，要成功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出发，坚持调查研究，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话语。“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要更新当前中国政治学过于注重规范研究的做法，加强经验研究训练。有学者指出，“政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既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方向，又没有认真注意种种调查研究方法”。 “要实现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应大胆借鉴、运用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对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那种脱离中国政治发展实际而冥思苦想出来的政治学话语，或照搬照抄而来的西方政治学话语都不可能对中国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为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出有效的“药方”。
再次，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增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使命担当，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生力量。中国的国家性质表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应当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目标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西方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根本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什么、主张什么、追求什么，都不能脱离人民的需要，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体现对人民负责的社会责任”。 政治学致力于研究阶级、政党、权力、国家、公平、正义等广泛的社会政治议题，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做学问。“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做学问者在自身利益问题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就要无条件地让位并服从于后者”。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出发，以为人民群众谋求“至善”的理想生活为旨归。这样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才既有存在的价值，亦有生存的土壤。应当说，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做学问，是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立身之本”。
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生活实践，决定了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无法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解读，也不可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既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历史契机，也表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应当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出发，深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实践，从中提炼出符合中国人民文化习惯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政治学话语，为解释、解读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解决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