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要把握住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于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而言，这三点尤为重要。这里，谈一点我的粗浅认识。 一、 中国历史学既有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亟待反省
一百多年来，许多历史学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努力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经过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毋庸讳言，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许多分析框架，很多直接来自近代西方，有又不少是经过日本阐发再从日本转运进来的。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则主要是经过前苏联、经过共产国际转舶来的。这些新的观念，新的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却又常常妨碍了真正揭示中国历史实际。至于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解释，更是如此，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直接对别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条件。甚至在考古学领域，我们也经常直接沿用西方的分析框架和现成结论。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可溯源于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他说：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做出更加彻底的否定性评价。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历史基本是没有发展，中国社会没有象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他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间，中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是君主的专制政体。黑格尔承认中国皇帝其实并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因为他的全部行政以许多古训为准则。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只有有才能并能胜任的人才可以做行政官吏。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但是，黑格尔又武断地宣称，中国人没有任何个人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就所有权而言，秦始皇的战争使掠得的土地都成为私有财产，而土地上的居民也跟着变成了农奴。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
亚当·斯密与黑格尔当时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都非常有限，而且许多知识相当片面，他们所作出的论断，很多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志与想象作出的臆断，但是，这些论断很适合西方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他们所提出的专制主义、长期停滞、普遍农奴制及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这一套见解，逐渐成为西方中国观的主流意识。
日本明治时代在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福泽渝吉，曾多次到欧洲、美国去考察，受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的影响非常大。基佐写了《法国文明史》、《欧洲文明史》，从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福泽渝吉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就是《文明论概略》，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混沌期、野蛮期、一直到开化期，中国，包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他认为都处于文明的未开化期，他就按照这样的一种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日本现代中国学的众多奠基者对中国历史比欧洲学人要熟悉的多，他们将亚当·斯密与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论点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了。清朝末年对中国历史做出重新解释影响最大的梁启超，他所写的许多著作，如《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拟讨专制政体檄》等，称中国为“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说“今日之思想，犹太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只有“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也。”这些说法，可以说直接延续亚当·斯密与黑格尔以及当时日本学界流行的见解。
前苏联在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解释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当时，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斯大林则坚持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很强的国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估计，牵涉到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对中国历史如何诠释就成为一个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后，环绕着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矛盾和争论一下子激化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谁来负？中国国内，中共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于是，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最终大体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结论。
后来，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布是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唯一的正式解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是否承认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发展，作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个试金石。斯大林的演讲或著作，结论都非常明确，旗帜非常鲜明，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于是只能按照他所给出的模式。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挫折和重大失误，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论和错误决策也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克服了祖源西方或祖源苏联而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矢志不渝地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方才取代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实践中，我们也逐很快发现了苏联模式的许多不足，但一直没有在历史学领域内从根本上认真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我们所熟知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苏联史。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我们的话语体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一大批学人，在历史学研究中引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话语表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年鉴学派，从结构主义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都被当做创新的成果给介绍进来。他们经常特别崇尚另辟蹊径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热衷于解构先前各种被视为本质、整体、共识的观点或认知。这些研究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对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转变影响甚大。
西方的中国学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亚当·斯密与黑格尔那些旧说，苏联瓦解也已近四分之一世纪。可是，我们仍有不少人至今仍常常把这些先辈的旧说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前提。对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能否正确解读中国的历史及整改世界的历史，我们也缺乏足够的关注。
可见，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首先必须对一个多世纪来中国史学所宗奉的各种理论及所使用的话语进行非常认真的反省，而且必须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反省。
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型和平面型历史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立体型历史观
从亚当·斯密、黑格尔到斯大林，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所秉持的都是一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线型的历史观，一种完全以欧洲近代以来全球扩张为整个思维基点的平面历史观。当代欧美勃兴的后现代史学，对原先欧洲中心主义的线型的历史观、平面历史观作了很有力的冲击，但是，他们拒绝承认整体、本质、发展的必然性或规律性，使历史研究陷入碎片化、表象化，使历史活动常常为主观性、偶然性所主宰，最终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线型的历史观、平面历史观。
怎样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型的历史观、平面历史观，而实现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
要真正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问题，避免使历史研究落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必须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必须对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通盘的了解，特别是对世界上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我们要创建足以准确说明历史真相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有必要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如果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仍然只靠一知半解，或只凭借对其一个局部、一个片段、一个细节的了解，不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有个全局的、全方位的，就不可能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创建足以准确说明历史真相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还必须同时对世界历史，不仅仅是对欧洲的历史，而且要对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对全球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都要有一个同样清晰的、不带这样那样有色眼镜、不带固定的框架完整的了解。要了解这些族群、这些地区发展的全过程，包括他们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政治发展的全过程，了解他们宗教、信仰、语言、知识、文化、思想等等发展的全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马克思毕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研究，这是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贡献的坚实基础。他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原稿中曾一段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综合，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些论述，非常清楚说明了历史联系由以形成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联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内涵，说明了历史联系所具有的不以认识者个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与实在性质，所谓“必须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就是对于这一历史联系必须有足够的了解、足够的尊重。
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撰写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经济学史和经济史著作，一部商品、货币及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有血有肉的历史著作，一部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法制史于一体的历史著作。事实充分证明，对欧洲历史的洞察 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乃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正因为马克思对历史联系的形成和变迁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他旗帜非常鲜明地坚决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区。他1877年11月在《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 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点指出：“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斩钉截铁，是因为他晚年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西欧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式多样。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1878—1880年期间所作的《人类学笔记》和1881—1882年期间所作的《历史学笔记》。在前一笔记中，马克思更为集中地研究了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印度、孟加拉以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农村公社和土地所有制演变的过程，研究了家庭、私有制、国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依据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十九世纪欧洲史学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编撰的一部《世界史编年摘录》，重点关注国家制度的变迁及国际关系与世界总格局的演变， 举凡西罗马帝国的兴亡, 蛮族的征服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意大利的社会制度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尼德兰革命、英国社会演变和资本原始积累， 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 西欧的宗教改革和扎克雷运动、瓦特·泰勒起义以及捷克的胡斯战争等农民战争, 货币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黄金热席卷西欧，航海技术的提高，美洲的发现, 西欧城市与王权的联盟, 16世纪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兰西发生的内战，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一些大的君主国形成，参战各国的历史、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对外政策，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等等，都纳入了他的视野。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另有一批关于各民族经济史的笔记。这是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一次更广泛的再研究，是为了克服先前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一隅的缺陷。可惜的是，当时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文献太少， 马克思未来得及对中国历史作专门研究。
阅读马克思的所有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人们不能不为马克思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极为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首先因为马克思始终将历史研究和社会改造、社会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为了保证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能够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就不能不全面、深入、正确地认识现存状况、现实运动以及它们由以形成的全部历史“前提”，研究人们物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精神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研究将这两者连接起来的知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研究历史进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研究决定人类命运的那些社会基本力量如何形成，为保证这一切过程能够持久有序地进行的各种制度如何确立、如何演变，如何为新的制度所取代，等等。马克思正是通过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的所有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比较、精密考证，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透过表象去了解历史本质，超越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去了解历史全貌。马克思的研究清楚表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订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以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马克思以其卓越的实践，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观，什么才是一个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线型历史观、一个平面历史观的立体型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实践，将启迪着中国历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行。
三、探索与争鸣是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两大卫士
历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首先要求对中国历史独立地进行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间，五千年传承下来，有那么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那么多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可以让我们系统地去研究，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我们要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精神生产过程、知识生产过程，对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制度及其实际运作，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中国人的审美体系、价值追求、感情表达路径，认认真真地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
历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还有赖认认真真研究世界历史，研究其他不同的文明和国家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在国际史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过去的研究太薄弱了。我们当然应当继续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不能由此而转到崇奉中国中心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世界性联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过去不同文明虽然相互之间有交往有冲突，但基本上局限于地域性联系而没有形成世界性联系。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同地域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不认清世界上不同文明各自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了解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联系中各种冲突以及彼此之间的深刻影响，就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这个文明。现在已真正进入全球史时代，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及全球史当中。不深刻了解全球，我们就不可能在全球化及全球史当中获得主动权，当然也就谈不上取得真正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因此，大力加强世界史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无论是中国史研究，还是世界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都不能脱离人类从它产生开始就已结成各种各样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国家是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民族是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文明是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的命运更是彼此休戚相关。人从来不可能单独而孤立地存在。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从来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宗教为核心，历史上形成过形形色色的信仰共同体，它们分别以共同的信仰将一群群人们集合在一起；以生产资料私有或公有为中心，形成过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它们通过利益协调、政治组织、法律秩序将一群群人们集合在一起；还有像中国历史上不是以神道而是以人道即人与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形成个人、家庭、乡里、社群、国家、天下有序联系的家国共同体，通过伦理道德和礼义教化将一群群人们集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们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们实践创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观推进历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须臾不能忘记这一基本点。
历史认识是历史实际、历史过程所留下的各种资料和历史研究者三个方面积极互动的过程。这是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历史联系，并不会原原本本一览无余地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彼此之间的关系，经常会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或在短时段就能显现，或有待长时段方能显现，它自身就限制了人们对它的认知。而人们借以认识历史实际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音像资料、口述资料等等，有的比较完整，有的严重残缺，还有的充满歪曲与伪造，没有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也难以一一考辩清楚。而研究者本人，由于各人知识基础、知识结构不同，获取资料、处理资料的条件不同，更由于彼此价值取向、利益取向、感情取向不同，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同，结论更经常不免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甚至会彼此截然对立。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在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中，都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艰苦探索，以对人民负责、对时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努力在各种矛盾的陈述中恢复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联系的内在规律。
也正因为历史认识具有自身的上述特点，任何单独个人、单个学派，都不可能自诩已经掌握了全部客观真理。在大胆探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同时，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更为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所必须。不仅要在国内学术平台上这么做，而且更要在国际学术平台上非常积极地这么去做。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共享的时代。现在90后、00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往昔已经很不一样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反应方式、意见表达方式，还在不断地更新。我们在创新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时，如果没有提出新的理念，没有新的研究方法，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新的研究成果，没有与时俱进的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就很难为这些代表着未来的新人所接受、所认同，更不要说面对全球化、世界化场景下各种文明的受众。所以，历史学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建设绝不是简单地将人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也不是把古代的东西翻译今天的白话，而是要有真正的思想的创新，理念的创新，表达形式的创新，传播路径的创新。就历史学而言，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应当就是中国历史学所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