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要求“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个思想，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讲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三个月前刚刚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文章“实验主义”的北大教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开篇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他看来，“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但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若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害人，还可能是“很危险的”。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在次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反驳。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理解习近平同志有关问题导向的观点，提供一个加深理解的特殊背景。
首先，“主义”是“问题”之提出的必要条件。什么事情被当做是问题，离不开某个视角作为依据；“主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只有在特定“主义”或社会理论的背景之下，特定问题的提出，才成为可能。李大钊说“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包含着这个意思。
其次，“主义”是“问题”之解决的必要条件。“主义”不仅对于问题的提出，而且对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社会的大问题要解决，社会的大众就必须一起参与和努力，而离开“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社会大众就无法充分动员起来。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根本性的，有的是派生性的，在有的情况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都解决了的希望”。在李大钊看来，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三，“主义”所要求的“问题”解决有不同形式。“主义”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哪怕没有完全解决，只要“主义”并没有只被当做空谈，而也成为实践的指导，就不能说是一无用处的：“…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就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主义”而言，它提出的实践任务是对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双重改造，是“成事”和“成人”的双重使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改造世界”或“成事”与“改造自己”或“成人”的这两个目标未必会同步实现；与“成人”的目标相比，“成事”的目标实现更取决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具备。李大钊说：“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段话，从字面上说未必精当，但其内在精神来说，或许可看做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成事在天、成人在己”，在一个并未完成的宏大事业中，个人的有限生命依然是可以得到升华和完成的。
第四，“主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适应环境、获得具体形态。在李大钊看来，把“主义”的理想变成现实，自然要求“主义”的主张者“因时，因所，因事的形势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同样，“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以“问题”与“主义”之争为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的论述，更好地把这些论述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当中。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更新对“主义”的理解。中国人在近代之所以向西方学习，就是为了遭受列强欺侮以后寻找民族复兴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发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是解决民族复兴问题的最佳答案；中国人后来之所以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是因为解决民族复兴和社会革命的问题一方面为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而得到真正解决。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通过解决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这三大历史问题而丰富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既提高其中国化的程度，也提高其时代化的程度；既提高其理论成果水平，也扩大其大众接受范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指导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且要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加强对“主义”的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强调“问题导向”的同时，也强调“目标导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是以李大钊等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奋力捍卫的那个“主义”已经确立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作为历史前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明确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今天，我们不用担心对“问题”的重视会压倒对“主义”的重视。恰好相反的，要防止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忽视，而造成“主义”的优势无法得到实际体现。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发挥“主义”的优越性的最重要途径，是解决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主义”的高度自信，只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能力和实际成效，才能得到名符其实的坚强支撑。
重视对理论和实践之中“问题”的导向有助于加强对“主义”的自信，不仅是在国内语境当中，而且是在国际语境当中。在国际场合，我们在解决了“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之后所面临的所谓“挨骂”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应对。所谓“挨骂”的问题，有的与敌人的恶意有关，有的与外人的误解有关，有的与朋友的失望有关。敌人的误解很难完全避免和化解，但可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降低其攻击的欺骗性，缩小其攻击的影响面。为了化解外人的误解、避免朋友的失望，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中一个途径，是恰如其分而又理直气壮地表明：国外的观察家和朋友们所指出的许多问题，不用根据他们的“主义”，而根据我们自己的“主义”，就已经是问题。不仅如此，国外人士议论纷纷的我国在居民收入、环境质量、社会活力、道德水准、文化品位等等方面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主义”不仅也是问题，而且更是问题，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比其他任何主义应该都更高才对。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理论很好很高，就忽视甚至掩盖自己的实践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样，别人也不该因为我们的现实与理想还存在相当距离，就对这种理想和“主义”横加指责。只要我们正在脚踏实地地认真研究和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缩小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我们就有理由对自己的“主义”保持高度自信。
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对“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三大问题提供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答案，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在今天的任务，是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项伟大工程，一方面在更高水平上回答民族复兴、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这三大问题，另一方面把毛泽东同志早在六十年以前两次强调过的那个问题，“中国人应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或“贡献人类”的问题，放到更加显著的位置上，给出更加心安理得的回答。
毛泽东在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上说，“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所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个著名名称，那就是“中国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问题”不仅是西方人谈论中国的一个常用话语，而且是中国进步人士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一个核心概念。早在1904年，孙中山用英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迟至1989年，邓小平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在1990年，邓小平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强调过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中国问题的关键”，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表达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的诸多形式当中，一种重要形式是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就，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的讨论当中，“中国问题”这个说法终于基本不大见到了。
但是，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不等于说“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一口气说了六个“如何”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发展方式、社会公正、治理体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总书记强调，对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贡献于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且为“解决人类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的这个论述，与毛泽东1921年1月1日和2日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的如下论述遥相呼应：“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问题导向”不再仅仅意味着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努力当中关注中国境内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要关注世界范围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讨论的那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现在越来越意味着“世界向何处去？”孙中山在1916年发出的那个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依然发人深省，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中国对“世界潮流”本身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大了。中国对于世界的重大意义，英国哲人伯特兰·罗素早在1922年的《中国问题》就已经明确提出，但真正把“世界问题”作为“中国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把“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的一种部分提出来，现在才刚刚具有实际的条件。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地处东方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就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内涵，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在胸怀“世界问题”的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下大力气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力求在这些问题上体现我们的“主义”的优越性和自信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大概是以下三个。
首先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资本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作为“现代化”之重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前面提到李大钊的这个观点，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而“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这个理解，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能误以为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其他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甚至可以说，现在强调“问题导向”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以后，还有大量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但毕竟，在宏观的层面上，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制度、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为什么可以在企业运行、收入分配乃至整个经济运作当中，让资本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现代性模式的种种努力，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的世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现在往往是这样一个两极局面：根据有些理论，在现代经济生活甚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资本的作用多多益善；而根据另一些理论，资本是劳动的对立面，因此让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他也要求我国学者加强对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分析研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决议中，一个重要任务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对十三五规划建议进行说明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资本的活力”，或者倒过来，在进一步发挥资本活力的同时，明确资本活力的限度，用有效手段把资本活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恰恰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深刻批判，是建立在它对“资本的活力”及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里面，明确提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度”的命题，这个命题在我看来为我们今天既拒绝资本主义、又发挥资本作用，提供了很好论证；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样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同时，认真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经验，又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命题，对资本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做出有时代高度的理解和发展。
第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中国特色”要求重视特殊性，“现代化”要求重视普遍性，而“社会主义”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来说具有特殊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又具有普遍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事物的普遍性和事物的特殊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在任何个体身上，把它与其他个体归为同类的性质和把它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性质，在概念中彼此并存，在实际上彼此交融。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得好坏，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否顺利、是否成功，有极大的关系。1938年初，当代新儒家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毛先生你太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而毛泽东则说，梁先生你太忽视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了。但就在同一年的十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可见，既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的普遍性而忽视它的特殊性，也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的特殊性而忽视它的普遍性；关键在于，要在理论上搞清原理、在实践中把握分寸。在目前，我们一方面要拒绝那些以“普世价值”名义而向我们兜售的已经可确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和制度，另一方面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成果；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国内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力争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正是克服了把“普遍”和“特殊”机械地对立起来，并且也避免了把这两者与“世界”和“中国”简单地对应起来。如果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那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三个问题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命题中，“社会主义”通常被认为更强调“大同团结”，而“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更强调“个性解放”，而如何建设一个李大钊多次强调的把“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结合起来的社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最惊人预言之一，资本孜孜不倦地努力用“时间消灭空间”，已经变成当代世界的最突出特征之一；现代交通手段和交往手段的每一步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谈论的“加速度”现象，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减到超越“天涯若比邻”的地步。与此同时，科技和社会的双重进步及其复杂后果，又表现为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之间不仅因为利益差别、价值分歧而且因为认同相异而咫尺天涯，甚至同室操戈。现代政治的首要课题，可能就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也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已经不管好坏确实已经在技术上达到“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上，努力实现不同层面上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面对这个挑战，中华民族珍视世俗生活、推崇“以德服人”、主张“合情合理”的文化传统，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为它特别有助于在这个技术手段已足以使人类及其文明毁于一旦的世界上，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当代著名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引用康德，说如果正义泯灭了，人类是否还值得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罗尔斯、康德的这种当然是非常崇高的道德立场，只有与一种不仅主张“将心比心”而且愿意“合而听之”的态度相结合，才不会在极端情况下被极端主义者盗用，从“既然在我眼中正义已经泯灭”的荒谬前提，得出“那我宁可全世界与我同归于尽！”的恐怖结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说要寻求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这个观点在国内语境和在国际语境固然有非常不同的具体含义，但在这两个语境中都同样体现了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
当然，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涉及态度和文化的层面；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必须上升到制度和政治的层面。前面说过，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当代中国的哲学应该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样，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问题导向”的要求的最突出的表达，是毛泽东开始党的几代领导人都一再提到的“考试”或“赶考”的比喻。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深情回顾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说的那番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然后说：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考试时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学习过程来说总是最重要的，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的论述的最重要实际行动，使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扎实研究，为党和人民伟大的集体学习过程，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