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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王笛教授访谈

发布日期:2014-01-28

 ● 王 笛 ○ 周 奇

● 王笛,1956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78,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2 ,师从著名史学家隗瀛涛;1985,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大家罗威廉教授,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得克萨斯A&M 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代表性中文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英文著作有StreetCultureinChengdu:PublicSpace,UrbanCommoners,andLocalPolitics(18701930),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中译本《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周奇,《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

○ 王老师,你们这一代人大多有过上山下乡的

苦难经历,可否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这治史之路的?

● 走上治史的道路可以说是很偶然的。我从小喜欢画画,立志要当一个专业画家,在读大学之前,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画了。我母亲在美术界工作,所以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高中毕业以后,可以不下乡,因为家中已有哥哥去云南支边,但我为了争取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例如进入工厂或读大学,便主动要求下乡到苏东坡的家乡眉山。记得在乡下的时候,每天晚上同屋都睡了,我还在煤油灯下画画。下乡不到一年,就被照顾招工回城在铁路局的砖瓦厂工作。那可是重体力劳动,居民当时的粮食定量每月是26,但这个工种的定量却是46,可见强度之大。那个工作非常辛苦,大夏天在高温的砖窑里面操作,装窑出窑。由于是重体力,所以每天只上半天班,剩下半天也是用来练习绘画了。

 虽然后来没有成为专业画家,但绘画却使我脱离了体力劳动。由于有这个一技之长,被抽调到分局工会搞宣传,出墙报、画宣传画、刷标语等,还下基层到成昆铁路修建的沿线放电影等。1977年恢复高考,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了,做了认真的准备,但父母劝我说,铁路局的铁饭碗不容易,再等两年能够带薪读书的时候再考(当时规定有5年工龄便可以带薪读书),我想他们说得也有道理,结果就放弃了,没有参加考试。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臭老九”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深有体会,所以当时对他们来讲,铁路局的工作更有保障和吸引力。1978,如愿以偿参加高考,成绩也不错。当时是想考中文系,觉得学文学,和美术至少要接近一些,可能还有机会继续画画,或者做和绘画有关的事情。但不想我历史考得最好,接近满分,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报历史系最保险,结果被第一志愿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入学之初,我的兴趣在世界史,从人类的起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都充满着好奇,还担任世界史的课代表。记得在一年级时,我曾经致函《世界历史》编辑部,就著名学者严中平先生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出商榷,编辑部将信转给严先生,严先生还给我回信表示欢迎写学术文章商榷。但是在二年级下半年,隗先生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他思想敏锐,口若悬河,把历史讲得既生动,又深刻,使我兴趣为之一变,发现中国近代史中竟然蕴藏着如此回肠荡气、波澜壮阔、令人深省的历史,决定改攻中国近代史。一个好老师便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人生选择。

○ 您在1993年出版的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在大陆、台湾多次再版,能否谈谈您写作这本书时的具体过程?

● 《跨出封闭的世界》是我地方史研究的第一个主要成果,集我几乎整个1980年代研究心血之大成。1982年本科毕业,继续留四川大学攻读硕士,硕士论文是从全国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开始接触到不少地方史资料。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以后,便陆续就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地方社会、商会、经济发展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阶段,我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这些新知识打开我的眼界,促进了我的思考。在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的影响下,我希望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的长时段研究,来看这个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演变。

 《跨出封闭的世界》也受到布莱克(C.E.Black)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研究》的许多启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但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该书“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是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是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这个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

 由于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然而在本书的论述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在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本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现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必然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这个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的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从精英的角度,还没有考虑民众的情感。

 

○ 从“街头文化”到“茶馆”,您的每一个研究都会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您如今回头来看的话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 我想主要一是研究角度的转变,二是不同于过去的历史叙事方法。过去因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从精英的视角,而我的《街头文化》和《茶馆》都是从下到上的。我经常给学生强调,同样的研究对象,视角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正如马敏教授给《历史研究》写的书评中所指出的:“王笛新著之‘新’,似乎还不在于典范转移中的全局之新、范式之新,而是一系列‘视角转移’所造成的感觉之新、领域之新、方法之新。” 我认为,对一个社会进行全面的观察,还必须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完成后,我学术兴趣和学术观念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如果说过去的研究中我注重“变化”,那么我现在的研究则更强调文化的“持续性”。

 在我的研究中,我力图是通过叙事和细节来展示观点,通过生动的故事来再现历史。例如《茶馆》“引子”和“尾声”都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描述,没有加注释,是对当时整个政治、社会、文化的一种综合叙述,是将成都的空间布局、文化印象、茶客面貌和茶馆活动融为一体的描述。每一细节都是有史料作支撑的。例如,引子从1900年的第一天写起,开篇即给读者一种印象,城市空间是怎样的? 有城墙、街道、店铺,有各种小贩……喝早茶的人是怎么去茶馆的? 到茶馆做什么,谈论了什么? 而且交代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即义和团已经在华北野火般蔓延,但成都由于在千里之外,人们可能还不知道,还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个社会已经在改变了,出了新的报刊,西方的新闻也在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他们也会谈论西方世界,但他们当时认为这些事情和他们不相干,好像很遥远,他们不知道那些遥远世界发生的事情,与后来五十年中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在有史料作为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以电影镜头式的文学手法概括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尾声其实就是一个对引子的回应,讲的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1231,人们在茶馆中谈论什么,当天的头条新闻标题是胡宗南向西南方向撤退,解放军已经进城,但茶馆的生活还在继续。甚至采用一种想象式的梦境,比如掺茶的堂倌,他劳累了一天睡下来,通过他的梦来回顾这五十年的变化,包括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还有新的空间出现、新的茶馆出现……我还在“尾声”部分设置了一个梦游者的角色,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城市面貌,来记录半个世纪内成都这个城市空间布局和政治的变化,读者可以随着这个梦游者,在时空中切换和驰骋。这也是有读者读了之后会有一种旧梦依稀之感的原因所在。我写作引子和尾声这两部分的时候,头脑中始终贯穿着我对茶馆的总体认识,以及对这个文化和城市的全面理解。

○ 国内目前学者出书似乎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而我们知道欧美学术界要出版一本专著非常困难,通常需要“过五关斩六将”。作为一名已有好几本英文专著,且都由斯坦福等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能否谈谈这些书背后的一些有趣故事?

● 在西方,学术著作的写作与出版,有着严格的评审机制。其实,在专著送出版社之前,已经在学者之间进行过广泛的提意见。比如我们系有不定期阅读小组,一有新作,便先传阅,或者开会,大家一起来讨论。虽然我的系只有我一人单挑中国史,但并不妨碍其他研究美国史、欧洲史的学者给我提意见。在外面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在各种交流中也会受到启发。以中国研究为例,每年的亚洲研究年会便是一个极好的交流场所。就这样从研究的初级阶段起,就与学者不断切磋,打开思路,反复修改。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的这两本书是在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出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将是非常大的遗憾。《街头文化》和《茶馆》的修改过程都很漫长非常艰苦。《街头文化》经过了多次脱胎换骨般的修改,不算在电脑上的数次大动干戈,仅全书打印出来的修改本,便不下十五六稿。从1998年开始写《茶馆》的第一篇论文,2008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历经十年,2004年完成全书初稿,2008年英文版出版,中间反复修改达12次之多。

 在西方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很难,在有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更是不容易。在美国,越是好的出版社审稿越严格,进度就越慢。我去过一次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办公室,看到书架上放着许多纸盒子,每个盒子里放一部书稿,排队等着送出去评审。责任编辑负责亚洲研究,她说每年要收到一千多件著作的概要,她看了以后感兴趣要求寄书稿的差不多300,再从这些书稿中挑选大概100多本寄出去评审,最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亚洲研究的书,每年也就三四十部。所以精、少、严格,就保证了质量。同行专家除了给出评价外,还会提出修改意见。有些修改意见长达十几页。出版社会将评审意见转给作者,让作者进行修改。

 另外,西方对版权的重视也是应该借鉴的。例如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英文版中,采用了三幅取自大卫·格拉汉姆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四川的宗教》的图像资料,博士论文的资料只有在1923年之前(即八十年前)的才可以自由使用。因此这些图片必须得到版权许可,否则只好从书中抽出。虽然只有三幅图,但它们对我要论证的主题却非常重要。因此,如果把这三幅图抽出的话,那将是十分可惜。但问题是我从哪里去得到版权许可? 这是一个未刊博士论文,年代久远,哪里去找作者? 而且从年代来看,作者多半已经去世,寻找其家属恐怕就更为困难。我先给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办公室校友会和打电话,希望学校能提供关于作者的联系办法,但被告知由于年代久远,他们也没有任何有关信息。

 我又到美国各图书馆的资料库去寻找有关作者的蛛丝马迹,我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的档案一分部,发现了大卫·格拉汉姆与美国国家博物馆大量的通信,这些通信记录表明,1919年夏开始之后二十年间,大卫·格拉汉姆在史密森学会的资助下,曾在四川进行了14次收集考察。得到这个线索后我非常兴奋,这表明史密森学会与大卫·格拉汉姆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可能通过史密森学会能找到有关大卫·格拉汉姆及其家属的信息。于是我立即与史密森学会档案部联系,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有关人员告诉我,关于大卫·格拉汉姆的信件是70年代他去世后其家属捐献的,档案部没有存有任何其家属的联系记录。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点线索又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偶然在出版于田纳西州的一份历史学会通讯上,发现了一则读者来信,写信人提到她父亲叫大卫·克罗克特·格拉汉姆,名字与我要找的人完全一样。我随即按通讯上留的地址写信去,竟然真找到了格拉汉姆的后人,获得了版权。更有戏剧性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大卫·克罗克特·格拉汉姆,中文名字竟然是葛维汉———是他组织了最早的三星堆发掘! 1930年代初,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那几件玉石器时,便意识到了其重要意义。1934年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广汉月亮湾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

 寻找大卫·格拉汉姆的故事,说明西方学术界对版权的重视和学术界是怎样具体遵守这个规则的,更不用说这个大卫·格拉汉姆是和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发掘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寻找大卫·格拉汉姆的过程,也使我发现一段蒙上了尘埃的历史。

○ 国内历史研究与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历史研究在您看来主要的差异在哪,另外,可否谈谈您导师罗威廉的治学特点与对您的影响?

● 关于中外历史研究的差异,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回答,理论方法都不一样。可能最明显的不同,我想中国突出就是“定性历史”。以一个政治事件为例,中国历史学受革命史学的影响,强调事件性质,进步还是倒退、革命还是非革命等,而西方更讲究探索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事件内部的逻辑联系。

 罗威廉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明显,我跟罗威廉读书的时候,他就带我一个学生,我可以与他及时直接地交流,得到最好的训练。写了东西马上给他,他及时提意见还给我。现在国内一个老师动辄十几二十几个学生,哪有那么多精力来对每个学生进行认真的指导呢? 西方的学术训练是开放式的。譬如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校要求每个研究生要选修四个方向,也就是四个不同的领域,在自己系选修两个,在外系选修两个。东亚史与中国史是我的专业,在历史系另外还选修了美国社会文化史,在人类学系选修社会人类学,在政治学系选修比较政治学,这个知识结构就比较全。我觉得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也应该是多学科的,学生不能只在本系,还要到外系听课。

 我算是读得比较快的,在两年内选修四个领域,有的同学可能要读三四年。课程结束后,老师会提供一个长长的阅读书目,大概五六十本。读完以后还要参加口试,一个领域平均五十本,四个领域就有两百本,都要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读博的时候还体会不到,但考试结束以后,尤其是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觉得眼光不一样了,看得更深、更远了。方法上也不一样了,不光从中国史的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从西方史的角度看问题;不光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问题,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街头文化》用了大量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其中还专门有一章写街头政治,从中可以看到我受政治学的影响。

 那时压力也很大,我的阅读速度比美国学生慢,那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美国的讨论课非常严格,必须要认真地准备,参加非常激烈的讨论,师生频繁地交流,有的讨论课一周就要讨论两本专著。上讨论课,要真正学到东西,要得到老师的认可,就不能坐在那里不发言,而是积极地参与,这种讨论课是非常好的训练。在美国研究生的讨论课都是小课,特别中国史的课学生更少,我上过的最小的讨论课就两个学生,要讨论两三个小时,如果阅读的书没有吃透,是很难应付这样的课程的。但讨论课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对我来说是受益无穷的。而且,我出国的时候,英语口语的底子非常差,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正是讨论课的长期锻炼,才使我毕业以后,有语言能力在讲台上讲授历史。

○ 您在国内被视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那么您对大陆近年来的新文化史研究有何评论?

● “领军人物”是过誉了,《街头文化》和《茶馆》两本书在中国的影响,倒是我始料未及的。据我观察,国内新文化史还没有成气候,还处于介绍西方的主要成果的阶段,不过我期待未来若干年内,一定会有这方面的重要成果问世。但新社会史、新史学倒是发展得很有声势,特别是孙江、黄东兰和我等主编的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社会史》三辑,孙江、杨念群、黄兴涛、夏明方等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五卷等,展示了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 您是较早在国内大力提倡严格学术规范的学者之一,您觉得这几年国内的学术生态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您看来哪些是值得欣慰的? 哪些是令人担忧的?

● 我2001年和2002年分别在《开放时代》发表过《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和《学术环境与学术发展———再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两篇文章,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十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在学术规范方面,中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最明显的是许多学术杂志开始实行匿名审稿的制度,大学里教授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中,也很强调规范化,这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国内学术专著出版,仍然缺乏匿名评审这一关,造成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学术质量很难得到提高。

 另外,我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强调学术刊物的书评,国内学术杂志很少发表书评,有时一期就登一篇书评,更多时候连一篇都没有。书评现在主要刊发于报纸。西方的很多学术杂志,大概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是书评,一期刊物可以评几本到几十本书。而中国的书评除了说好话的,就是揭短的,那种比较平和的学术交流和对话的书评很少。国内的学术杂志应在每一期提供相当数量的书评,觉得哪本书值得评,直接约请研究相近的专家来撰写。

 我对国内大学普遍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也很不安,这对学生的培养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西方没有哪所学校是要求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毕业的,更不要说还要求什么核心期刊论文。我始终认为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主要就是吸收,最后的成果就是他们的博士、硕士论文。如果迫使他们要发表论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来真正学到东西。在他们应该吸收、得到全面学术训练的时

,把主要精力放到撰写很狭窄的专题论文上,那么以后的长期发展便会受到局限。

○ 读您的著作,可以感觉到您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城市的空间重建、地方文化的逐渐消失,有一种担忧,您的研究除了重构逝去的历史外,是否有着深层的价值关怀?

● 的确,《街头文化》、《茶馆》以及现在正在写作的《茶馆》第二卷中表达我的史学观,以及对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都是朝着国家权力不断强化、无限扩大,而社会逐渐缩小的方向发展,1950年代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我力图从茶馆这个特定的空间,展示出中国的大社会,即从微观世界入手来观察宏观世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控制开始有所松动,逐步让社会发展,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度,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过渡的阶段。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的,无论多么成功的、多么好的政府,其权力也需要制约。

 在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文化逐渐改变甚至取代地方文化。什么是国家文化? 其实就是由国家机器推行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有一个全国统一模式的文化,它在逐步取代处于弱势的地方文化,当然,地方文化也不是这么轻易就被国家文化所代替。地方文化是各个地方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比如茶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有地域色彩的公共空间,坐茶馆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在成都,茶馆代表了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对抗国家的同一性。过去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很大,虽然现在也还存在差异,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交通的发展、媒介的发达,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少,地方文化日益消亡,文化逐渐趋于同一。我通过茶馆这个特定的案例,以微观研究的方法,来阐发对这样一个大趋势的担忧。

○ 据闻您现在正在写作关于《茶馆》的第二卷和四川“袍哥”的专著,能否让读者先了解一下这两本新作的进展情况和基本框架? 顺便也请说说您将来的研究计划和打算。谢谢!

● 四川袍哥的资料,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收集齐了,目前发表了两篇有关文章,一篇是袍哥的秘密语言,另一篇是袍哥通过仲裁民事纠纷建立的地方控制,这本书最后将是一个什么基本框架,目前并不清楚,以后在写作过程中会逐渐明朗的。

 我目前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完成《茶馆》的第二卷,现初稿已经完成,但还要慢慢修改,直到满意为止。第二卷和第一卷有相当大的不同,首先是内容上的变化,因为1949年以前国家政治对茶馆有干预,但不像1949年以后这么剧烈,茶馆发展还比较平稳,从晚清五百多家一直到1949年末六百多家。1949年以后,茶馆的起伏变化非常剧烈,呈现出大波浪型。在50年代越来越少,60年代“文化大革命”走到低谷,改革开放以后复苏,现在达到了最高峰,估计现在成都至少有茶馆三千多家。在第二卷,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茶馆为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中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在抗战时期,人们批评茶馆,说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茶客们在茶馆中消耗时间和金钱,不关心国家命运。当时也有人为茶馆辩护,说茶馆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处多多,具有各种社会功能,但这些辩护者也说得很清楚,以后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茶馆自然会消亡。40年代那些为茶馆辩护的人,绝对没有想到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社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多少政治运动,生活方式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公共生活空间也从茶馆、戏园、街头公共休闲之地扩展到剧场、电影院、咖啡厅、度假村、网吧、洗浴中心等等,茶馆的数量还如此庞大,并没有像过去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茶馆作为一种旧的文化必然消亡。茶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有大的发展,第二卷就是要回答这个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利用田野调查。因为这个研究一直延伸到2000,无档案资料可资利用。在过去很多年间,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成都,除了坐图书馆、档案馆,便是泡茶馆。我去过各种各样的茶馆,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接触交谈,有上层的、下层的,有老人、青年人,有生意人,有休闲的,谈恋爱的,有算命的、掏耳朵的、擦皮鞋的、卖东西的……通过跟他们交谈来观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是怎样使用这种公共空间的?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进行的? 与第一卷相比,第二卷更关注国家政治是怎样影响日常生活的,虽然第一卷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在第二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集中。

 另外,在写作这两部书的过程中,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书,即《进入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已经交稿,清华大学出版社今年可以出版。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街头文化》和《茶馆》出版后,我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作演讲、接受各种杂志约稿、媒体采访等,人们就这两本书的方法、观点、资料、写作曾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促使我将自己大众文化和下层研究的许多思考加以总结,这本书便是从微观历史的方法、大众文化的理论、城市研究的实践三个方面展示我的这些思考。微观历史的方法部分主要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向、历史叙事、寻求下层民众的声音、图像的分析、资料的解读、历史书写、城市重构等方面进行讨论。大众文化的理论部分系统梳理了西方有关主要成果和讨论的问题,如大众文化、微观历史、城市史、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城市研究的实践部分主要是我自己以微观历史眼光和方法研究成都城市史,特别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一些成果,来具体实践微观历史和大众文化研究的路径。这本书反映了以微观历史和新文化的取向研究中国城市的新趋势,以及在方法、理论、实践上的新探索。

(责任编辑: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