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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理论和中国政治改革

发布日期:2004-09-21

        6月7日,市政治学会特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作题为“中层理论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学术报告会。部分学会会员以及一些来自复旦、同济、华东师大和空军政院的研究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徐湘林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他认为,我国政治学在80年代初恢复学科建制后,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受到从美国引进的政治发展理论与政治变迁理论影响较大,但这些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时所具有的理论缺陷还较少为人们所认识,这些理论的预设、分析框架、和变量关系都被不加反思地用于对中国的实际政治描述和解释中。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评述,应以比较和总结中国政治改革理论的疏失和方法论的局限出发,寻找更可靠的理论分析工具。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的政治变迁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以期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转型社会的政治变迁。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政治变迁的理论撇开了政治发展终结目标和发展阶段顺序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试图从较小的范围来弥补政治发展宏大理论的不足,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影响政治体系结构性变化的转型因素的问题上来。但政治变迁被当作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在理论层面上,依然注重对政治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普遍化理论概括。在深入研究特定政治变迁时,我们会发现,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具体政治问题远比宏观理论的阐释复杂得多。因此,需要在宏大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建立一种中层理论。中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其理论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适用于解释有限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对宏观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延伸和补充,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和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在研究中国政治改革具体问题时,需要建立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所设立的较为具体的中层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对所关注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又能对宏观理论所提出的某些基本假设给与解释和补充。
        围绕中国政治改革的特征来考察20多年来政治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过程理论。政治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政策过程,是一个通过政策的选择、制定和实施,实现对现有政治权力关系和政府体制的职能进行有目的的转变的过程。随着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原则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变更,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以维持稳定为改革的基本目标的。
        当我们将理论的视角放在政策过程分析的层面之后,可以提出影响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的五个关键变量,分析这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政策过程的中层理论。这五个变量包括意识形态、政治领导层、政治运行体制中的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政策。我们假设,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程度是由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关系决定不同的变量以什么样的渠道和参与程度来影响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对改革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形态本身会发生变化。其二,在权威体制下政治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领导层的政策取向、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政策选择和政策策略的影响。其三,官僚机构和组织的政策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改革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特质(如制度化程度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对政治改革政策选择的影响。其四,社会群体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对政策过程可能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其五,决定政治改革政策的内容、步骤和实施时间表的重要因素。
        基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渐进性的基本事实,采用以上政策过程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中的某些具体理论问题,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是由中国政治领导层确定的政策目标和采取的政策策略所决定的,政治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持续过程,其渐进性特征与政策选择所依据的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条件相关。
        运用政策过程的理论框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性检验将可以得出有意义的新的结论,这将与传统的宏大理论分析的结论形成有意义的对照。
        在报告结束之后,徐湘林教授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并与一些政治学者就政治学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郑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