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以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学术报告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这是学术年会高端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五场首席专家报告会。会议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陈玉刚处长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石磊教授、范剑勇教授为大家作报告，朱智豪教授、袁堂军研究员等多位老师及经济学院的众多同学参加了此次会议。

    一、公共政策向健康体系倾斜的机制设计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石磊教授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展示了我国公共政策向健康体系倾斜的必要性，同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公共政策倾斜于健康体系下的政策建议方法。

    首先，石教授指出国民健康体系应该分成两个大类，狭义来说国民健康体系应该是包括医疗服务、医药生产、防疫免疫、医疗器械与卫生品生产、医疗延伸产业、医疗卫生教育、医疗卫生营销、医疗卫生地产等内容的医疗卫生产业；而广义上的健康产业应该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安全（水体、土壤、空气等）、体育卫生、养老产业、健康保险、劳动安全保障体系、旅游休闲等与居民健康息息相关的服务类产业。

    公共政策向健康体系倾斜的背景。为何我国的公共政策应该向健康体系倾斜？首先，有些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仍然太高，比如我国贵州省的恩格尔系数为34.9%（2014年统计数据），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恩格尔系数说明居民满足基本需求的支出仍然较高，自然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也就下降甚至几乎没有。其次是改革以来私人品与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不平衡性。第三，中国所特有的“医患难题”、“医养难题”不管是从目前还是长期来看，都亟待解决。而在中国健康的短寿、不健康的长寿、健康的长寿现象并存，例如有些地区还有大量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但同时高龄的老人，虽然长寿，但是这种不健康仍然不是我们所推崇的。

    另外，我国面临着全面小康及“后小康社会”面临的长期约束，我国进入全民小康社会之后，人民除了基本需求之外，对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也大幅上升。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因病返贫现象，由于事先不进行体检，因此大病发现后多为晚期，需要巨额的治疗费用。

    我国的贫困规模无论从动态还是静态的角度，都会在健康领域综合体现和反映，例如我国35%的城市人口拥有80％的医疗卫生资源，65％的农村人口享用20％的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人均享有医疗卫生资源 7.4：1。对近期的GDP增速数据与旅游支出数据相对比，可以发现旅游与健康支出在近两年来并没有随着宏观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这说明随着收入的升高，健康越来越变成刚需。而近年来环境问题也成为了突出问题，而环境问题从本质来看是健康的问题，例如在农村，水体污染导致癌症高发。

    公共政策向健康体系倾斜的政策建议。相比之下，当前中西部、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穷人的健康品更短缺。深入思考发现，这种相对健康短缺反映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的逻辑与共同富裕目标存在不一致；其次，外生条件的非均匀分布及代际传递，如在农村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另外我国创新能力不适应新发展格局；在发展中，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的功能结构出现紊乱。

    在以上背景下，提出以下建议将公共政策向健康体系倾斜。首先，公共政策应支持多样化医疗卫生供给，既满足高收入群体对医疗服务的高要求，也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加入医疗体系的部分商业化运作；其次，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政府健康投资应当指数化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第三，要进一步支持非公医疗，降低进入壁垒；第四，在基本医疗领域增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第五，将医养一体化和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城乡统筹和地区统筹计划，将市场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与政府合理规制引导相结合，允许各地自主探索多元化办医的途径，增加和改善供给，增强健康服务的可及性；第六，支持医院和医疗器械制造业技术融合，联合创新，在关键技术检测设备领域尽早完成进口替代；第七，全面改善各级各类医院医护人员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健康服务水平。第八，以增长为基础，打破贫困恶性循环，优先支持贫困者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贫困人口家庭一般都有受教育水平低的特点，大多数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更适合贫困人口就业，增加其收入水平和健康支付能力。

    二、土地制度与中国城镇化

    针对中国土地制度与中国城镇化机制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范剑勇教授提出，我国目前的供给侧改革侧重于去除制造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这三点，这一现象的本质表明城市化模式选择是一个重商主义政府的必然选择。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土地结构与土地出让状况。我国的土地产权在城市属于国有，在农村则属于集体所有；从制度上看，企事业单位如需使用土地，必须向地方政府申请城市国有土地。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垄断角色和土地金融角色，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内收入的20%左右。

    地方政府一方面刻意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行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减少商住用地面积，抬高价格与增加土地收入。地方政府的行为准则是：为了增加GDP，大举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廉价工业用地，以取得最大的产出。从学术上看，土地财政本身就是伪命题。从2001至2014年，中国共出让了320万公顷土地，获得23.1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1/4。除2012、2014年出现下降以外，土地出让金毛收入始终在增加。从2007年到2014年，征地补偿、拆迁补助等土地出让成本占土地出让收入的比例从14.5%上升至80.6%。土地出让收入增加，但土地出让纯收入并没有增长。

    以上海为例，201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2532亿，其中土地出让收入：2197亿；政府性基金支出：2302亿，其中土地出让支出：1994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177亿，其中债券出让收入：126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165亿，其中债券还本支出：36亿。同时：上海融资平台发债242亿，贷款1110亿，对债券和贷款还款694亿。

    中国城镇化表现出人口、工资与房价增长的悖论现象。国际上，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条件下，工资增长与房价增长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下，经过一系列的检验，发现中国并不符合这个通行规则。经过一系列回归与散点图的制作，可以发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占比与房价增速是成显著正比关系，与工资增长却呈反比关系；城市人口增长与房价增长呈正比关系，与工资增长呈反比关系。在中国，城市新增人口没有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等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在没有享受到廉租房后，流动人口只能寻求廉租房以外的途径来解决。其中，厂商集体宿舍、农村集体经济土地提供的城中村（含城郊村）与群租型的普通商品房解决了流动人口的主要住房需求。珠三角地区5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员工集体宿舍，剩下40%多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或城郊。

    以上悖论现象出现背后的机制。在引入城市土地结构，考察工资与房价悖论现象之后，数据显示：国家标准居住用地占比不超过32%，工业用地占比不超过25。从一系列散点图来看，工业用地供给越多（指突破25%线），流动人口越多，城市规模越大；工业用地供给越多，城市房价越高，且住宅面积比例多数不突破32%线。向外引申可以将房价看成城市规模或集聚经济的大小（因为土地稀缺性使然），进一步得到推论：集聚经济效应由流动人口创造，但不被流动人口享受。

    对以上这种现象尝试构造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工业用地扩张对人口、工资、房价增长均为正面的推动作用，但对工资有负向的推动作用，从而可以外推为城市房价上涨是由流动人口创造财富、但经济增长果实分配不均的体现！

    总之，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推动土地城镇化模式，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绩，但恶化了收入分配，并导致产能过剩、环境恶化、地方债务风险累积，流动人口供养了城市户籍人口，而不是相反。这种城镇化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极大的隐患，需动用结构性的大手术才能根除。因此，城镇化模式的改变才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其他所有宏观经济难题都在其内。（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