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4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年）学术年会“公共艺术教育视角下的城市文化”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近年来，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公共艺术及艺术教育领域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此次论坛围绕“艺术”、“教育”、“城市”这三个关键词进行了跨界、跨学科的讨论。在当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继续从理论及实践角度探讨这两个议题，是学者也是从业者的使命。同时，在学理性的理论性的研究基础上，也应当更关注艺术实践与艺术教育中“人”的地位，尤其应当关怀社会中个体的多样性及情感体验。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发言内容如下：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公共艺术创新协同中心执行主任金江波围绕“地方重塑”的概念，阐述了当代社区公共艺术的三大理念与目标：重塑地方人文精神、重塑地方文化生态、重塑地方生活业态。他提到“地方重塑”这一概念与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不断加快的城镇化，息息相关。通过介绍国际著名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三个成功案例——纽约布鲁克林大桥的瀑布、在英国伦敦美术馆内建造的人工太阳、丹麦首都一座高楼上的彩虹，金江波提出这些公共艺术项目的特点在于充分结合了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充满了温暖与趣味。由此，他再次回到话题中的两个关键词——公共艺术与地方重塑——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公共艺术”是公共文化形式、生活形态与美学方式的艺术，而“地方重塑”是地方文化内涵、精神价值与美学意义的重塑。通过公共艺术进行地方重塑应当要遵守“三因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而异。金江波指出“因地制宜的重塑方式是一种公共艺术的智慧和方法论”。结合这些观点，他介绍了坐落在顾村公园的上海公共艺术创新协同中心近来策划、参与的围绕地方重塑计划而展开的公共艺术项目，包括在塘桥金浦小区外用竹子做的竹花盛开的一个装置。这一艺术项目发生在街道公共空间中，邀请居民挂上自己的生活照片与大家分享，从而通过这个空间分享自己的生活记忆。创新协同中心的团队还在老居民小区的角角落落里通过涂鸦创意，将生活的温度重新激活：比如墙头长出的小花、穿上跑鞋的水管、洗手池上的金鱼。金江波将其总结为“微更新、暖人心”。最后，他指出公共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艺术形式，而是“活”的，呈现出活态多变的特点，根据艺术特性、文化形态、生活样态三个层面的变化而变化。金江波强调社区实践中的公共艺术旨在唤醒大家对生活的热爱，成为“发现美、挖掘美、表现美、传播美”的纽带。

    喜布文化创始人、策展人、特展产业专家贾布以一线策展人的身份从“公共艺术的底线与边界”的角度出发，首先描述了公共艺术的三种场域：艺术家的私人空间；美术馆、画廊等半公共空间；以及马路广场这样属于路人甲也即人民群众的公共空间。她首先从公共艺术的特点出发，强调了公共艺术往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艺术，而“公共性”应当置于“艺术性”之前。贾布分析了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公共艺术项目设计与运作的三个底线：安全底线、道德底线、审美底线。谈到安全底线，贾布以设计世博会英国馆的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为曼彻斯特设计的一件城市雕塑为例，介绍了当时民众对二十多米的倾斜杆子产生恐惧心理后，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拆除雕塑的这段故事。因而尽管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的美感，这样的公共艺术作品没有通过“安全底线”。同时，在公共艺术项目的安全考量上，还要充分考虑到各种使用场景，尤其是人们与这件作品的互动行为会不会带来安全隐患。接着，贾布又从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论述跨越了道德底线与审美底线的例子。作为策展人，贾布主要考虑的是一个艺术装置是否兼具艺术价值与使用价值。从艺术价值角度来说，一件作品要具有美感。而从使用价值角度来说，一件作品应当形成一个新的场域，能够供人“使用”。所以说，“引力场”这个项目有多重含义，首先它在一个公共广场里；其次，这是一个艺术与建筑的实验场；第三，这是一个能植入多个活动的娱乐场。因而这个艺术装置希望通过多种形态东西相碰撞，产生迭代的吸引力和创造力。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教授苗岭以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新媒体技术的引入与应用为例，分析了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与教育中的合理应用及挑战。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1931－1967年间的主管托马斯在任期间创建了双轨制艺术教育：结合面向普通观众的涵盖艺术欣赏基本理论的普通教育与注重研究性的以出版形式呈现的学术性艺术教育。如今这是美国诸多艺术博馆崇尚的教育理念。二十一世纪后，新媒体技术给许多领域带来了冲击，对博物馆来说谷歌的艺术项目将艺术收藏品数字化，创造了一个虚拟空间，让人们在网站上能够浏览博物馆的藏品。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两次拒绝了谷歌的合作计划，并在2013年推出了经过特别设计的Gallery One空间。在展馆中，观众可以在直接欣赏完整展示的艺术作品的同时，通过屏幕将空间拉远，与这些作品形成互动。苗岭认为艺术博物馆应该是独特自由的学习场所，博物馆内的艺术教育应该根据观众自己的节奏开展，是自我为导向的、非线性的、依靠视觉作为引导的。他观察了当下新媒体在实际环境中对于技术的盲目追求和过度应用现象，并提出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中的介入应当在丰富公共艺术教育手段的同时，充分考虑博物馆中艺术传播和教育的内核。苗岭也提出对当下热议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应当持有谨慎态度，不可随意、轻率地应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雁悦提出了“后博物馆时代”这一概念。她从近代博物馆的发展背景谈起，分析了展览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袁雁悦认为以博物馆为标志的展览文化影响并塑造着我们感受、看待世界的角度：比如博物馆的形成和它所提供的参观模式逐渐固化了以视觉为主的感官参与模式。袁雁悦强调在注重体验的同时要避免只关注技术上的突破，而要关注我们创造的是否是教育性的经验Educative Experience（教育学者杜威提出的概念）。这是博物馆长期将面临的一大难点，既如何通过整个博物馆的展览文化的根本性理念转变来解决“教育”与“娱乐”长期的分隔，以博物馆独有的学习氛围和环境带动全民的终身自主学习。袁雁悦还提出我们已能逐渐观察到正在逐渐形成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强调的是全方位的，既涵盖物理空间，又融合了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为一体的参与性、开放性空间。它会进一步形成融合跨界的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业空间、生活空间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同时，它也会打破传统文化场所中的角色，比如博物馆中收藏者、艺术家、策展人和观众的关系。我们的整个生活世界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多元交叠的文化空间。最后，袁雁悦结合当代博物馆学界对未来博物馆趋势的分析及当今世界与中国当代政治社会背景，提出了“后博物馆时代”这一理念。她认为，在后博物馆时代将出现两大并存的现象。首先，博物馆的实体性将逐渐转向理念性，将会出现更多的流动的、虚拟的、临时的、嵌入式的、融合式的“博物馆”。同时，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博物馆并不会消失，而是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去精英化。因而，主导我们文化习惯的由展览文化衍生出的“可参观性”将逐步转化为与文化空间概念相契合的“可参与性”。

    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讲师徐一文从“平视视角”在儿童剧中的应用出发，详细论述了儿童剧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探讨在表演艺术中如何为儿童这个群体制作戏剧。徐一文指出，在儿童剧方面，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差别依然很大。比如上海现有的儿童剧场由上汽荣威世博会通用汽车馆改成，可同时容纳1000多个观众，尽管可以实现宏大场面的非常炫酷的效果，但是儿童群体很难完全投入。徐一文认为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儿童群体的观演体验中是否有美的体验。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父母对儿童早期培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15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儿童剧市场的票房上升了1.43亿，整个年度的票房为7个多亿。儿童剧是集表演、教育、娱乐为一体的特殊体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徐一文强调儿童剧中平视视角(Eye level)很重要。作为儿童剧的制作者，应该站在儿童视线的水平给儿童们讲故事，而不是用一个俯视的视角通过说教、灌输的形式以成人的眼光来“教育”孩子。她以《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剧为例，指出某个剧团在演出中安排了经常跳出的旁白，希望辅助儿童理解剧情，而效果却恰恰相反，孩子们觉得这样的旁白解释很多余。这种视角的创作，不能为孩子们带来一种美的体验。徐一文接着分析了儿童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大剧场中舞台位置和观众区域距离非常远，孩子和演员之间难以产生眼神交流，孩子们因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很快会走神。而一些较为优秀的儿童剧演出往往会选择较小的剧场空间，也并不需要任何高科技的参与，其成功的核心是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看待，希望孩子积极参与到戏剧表演中。她提出儿童戏剧应当将以培养审美艺术情操为目的的体验式教育融入其中，并且在主题选择上不应有过多限制。因为艺术不应仅仅承担娱乐功能，而应当引发出一些令人深思、反省的内容，让孩子参与进这些讨论中。但在剧目选择上，可以做详细的年龄划分，根据不同孩子的注意力程度安排戏剧时间的长短。最后，徐一文再次强调，儿童戏剧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受到尊重，儿童戏剧的空间场地要根据儿童认知的习惯来设计，多发展小规模的、能让儿童全面参与的戏剧形式，在制作上尤其要引入平视视角。在制作儿童剧的时候，一定要从孩子内心真正需要什么出发。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公共文化室主任郑崇选在点评中指出当前艺术教育依然缺乏，还没有在城市文化中发挥应有的功能。而公共艺术不仅仅是提升市民文化素养中的关键渠道之一，也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的介入能够在政府及个人两个层面达到艺术人文修养的培育。他强调未来文化建设除了硬件设施的提高，还应当关注艺术教育的功能，同时应当注意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以及对不同个体的关怀。

    此次论坛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积极投稿，与会的研究生代表也在讨论环节结合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来自宁波大学的唐玉清根据自己的研究与经验，呼应了应当进一步关注博物馆教育，推动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全面渗透，并应当专注美育与体验感这两个层面的发展。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张圣立足于对上海市社区文化评估的研究谈论了上海市民文化节当前所取得的效果与面临的问题。从效果上来说，市民文化节已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大环境下吸引了诸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市民参与文化创作具有较大的推动力。张圣同时总结了五类问题，一是供需不符，二是文化赛事有功利性因素存在，三是文化活动过于频繁，四是文化资源失衡严重，五是文化创新不足。针对这五个问题，张圣提出了五条路径探索，一是调动政府和市民的主动性，二是改造文化赛事的活动内涵，三是精选文化类活动项目，四是统筹区域文化活动资源，五是完善网络平台和吸引先进力量。来自山东大学的赵星宇谈论了基于观众研究的博物馆公共艺术教育模式的探索。他强调转向以观众为主体的博物馆教育核心在于将观众研究与艺术教育相结合，及让公众转变成博物馆的观众。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章含舟从亲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艺术教育的知识论。他从传统审美判断的亲知原则谈起，分析了来源于康德哲学思想的审美判断特征，一是依靠第一手的体验，二是体验的纯私人性的、不可传递性。这一亲知原则在二十世纪开始受到挑战，艺术不再被看成是一个成品，而是整个过程。章含舟接着强调了亲知原则与观念艺术的兼容性，因为当我们欣赏艺术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欣赏，艺术作品同时能够激发我们对于艺术背后的价值想象。

    论坛最后，特邀嘉宾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林少雄教授作闭幕总结发言。林教授总结了论坛的三个特点：一是思维活跃、视野开拓；二是问题集中、观点鲜明；三是时间紧凑，空间广阔。林少雄指出，论坛中涉及了对“教育”的主体以及艺术的观念的思考。教育的主体是谁？它是一个途径还是一个手段？还是一个目的？教育有明确的知识传授和行为规范性，而教育也有明确的对象，但公共艺术又引发了我们对于与“艺术”相关教育问题的特性的思考。当我们面对艺术时，其实面对的终究是自己的知识结构、生活阅历、生命体验、思维方式。最后，林少雄再次强调了公共艺术中社会秩序底线、审美底线、甚至生理体验的底线，并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更多关注对艺术边界的思考、不断反思现实中的变化，尤其是各类空间的特点及不同空间对于我们参与艺术活动的影响。（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