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学术年会“城市治理及其公共政策有效性评估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来自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市信访办、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会议。会议由华东理工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纪晓岚教授主持，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吴柏钧致欢迎词，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吴苏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分别致辞。与会专家围绕政府创新的新发展、城市治理创新趋向、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等主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

    一、我国城市治理的新趋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在题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发展》的发言中指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分成自主探索、设计实验、请示授权三种机制，国家应鼓励地方的差别化探索，允许地方政府试错。而如何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仍然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议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紧跟教授分析了广州城市治理创新的新趋向，突出表现在广州市政府要求吸纳公民主动参与城市治理。张教授认为，目前广州的参与式治理已经把普通公民在公共政策中的积极参与、民主参与最基础的内容释放出来，但也应看到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尚未真正改变，这样的发展趋向在未来还会有一定波折。

    上海市委党校陈奇星教授作了《城市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治理创新》的发言，他认为，推进政府职能创新，一是要深化简政放权，这需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清单式”的管理改革；二是要推进“放管结合”，这需要探索建立市场综合监管体制，创新综合监管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溦教授作了《基于DEA的地方政府绩效比较分析》的发言。她指出，通过运用DEA模型方法对中国30个省市的政府绩效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东部省份的政府绩效整体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且东部各省的政府管理效率相对稳定。她建议，中部地区要加强公共服务人员的服务效率、加强资金投入使用效率，西部省份要重点提高地方财政利用率，控制负产出。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卢为民分析了香港城市更新治理的发展演变，指出：香港城市更新的启示主要有三点：一是更加注重权利人的参与权、决策权；二是强调业主、租户、商户等群体各方面的利益保障；三是注重政府角色的转变，由“执行者”向“执行者、促进者并重”转变。他建议，我国在城市更新中要推动政府由执行者向促进者转变，政府要为自下而上的更新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吸引企业参与更新，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意向评估。

    二、城市化与城市治理的多元思考

    在下午的分论坛中，与会专家从城市化、城市管理、人口流动、土地利用、社会福利、社区治理、公共政策等角度出发，对城市治理及其公共政策有效性中的邻避冲突、新移民社会融入、城市土地利用、基层政府信访、公共服务质量、养老社区治理、二孩政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探讨，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互动，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为我国城市治理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罗建平基于城市历史学和心理学、文化学的跨学科视角，认为，我国城市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其个性也被抹杀，城市化出现了“发育不良”。城市化可以看作个人的心理成长过程，城市本质上是群体人的心理成长，因此城市化也就是个性化的过程，只有城市的整合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市才完成了发育，体现其个性。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张本效教授基于杭州社会治理实践案例，作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路径探索——对杭州市余杭区社会治理大联动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告。张本效介绍，杭州市社会治理大联动呈“王”字型架构，即区一级的指挥中心是“第一横”，把管理中心由县再次下移到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为“第二横”，最后下放到社区（城管中队）为“第三横”，竖线为联动机制。他提出，以“王”字型管理结构为核心的社会治理大联动，是推进基层城市管理走向依法、规范、文明、高效现代化道路的体制性改革尝试，今后要对改革的实质性内容予以格外关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晓亮副教授作了《邻避冲突解决机制：志愿和竞争选址的可行性分析及路径选择》的报告。刘晓亮提出，当前中国的邻避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而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后来采用志愿和竞争选址模式成功化解了邻避冲突困局。通过比较，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借鉴该模式的条件，可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强化信息公开、确保公众参与、加强组织保障等措施尝试推广该模式，但应预见到，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仍将面临一些制约。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王伯承博士则追溯邻避冲突的产生，作了《主体分歧与风险演化：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中的博弈互动研究》的报告。他认为，政府、公众和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三个主要群体，同处在一个博弈场内，形成了政府的“维稳”话语系统、公众的“民权”话语系统和媒体的“信息传导”话语系统。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和演化。为避免风险沟通失败，导致社会稳定风险向社会危机转变，他建议，政府应当做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政策安排；公众要回到制度的庇护，理性活动；媒体应当发挥公信力，以正视听。

    华东理工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方杜通过对2013年全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选址偏好对城市新移民居住的区位分化、质量分化和群体分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市新移民居住的分化现象越显著，社会融入也愈发困难。今后需要分析与这一现象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牛星副教授作了《存量规划背景下我国特大型城市土地空间资源挖潜路径：对纽约市和大伦敦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借鉴》的报告。基于用地规模逐渐逼近极限和我国各特大型城市逐渐步入存量规划为主的城市发展时期这两大背景，牛星将土地空间资源潜力拓展为数量、质量和空间潜力的综合。纵观全球城市，纽约、伦敦的土地利用也已进入存量开发阶段，在借鉴纽约、大伦敦有关土地利用目标和政策措施基础上，牛星提出，我国特大城市在数量潜力上应尽量将低效用地转型，在质量上应加大利用率较低的空间的利用强度，在空间潜力上可借鉴圈层布局等理念发展城市。

    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李毅作了《迈向生态文明的特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上海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探索与思考》的报告，针对上海土地节约集约的实践做法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的方向进行了展望。李毅提出，2012年起国家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为特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上海长期面临土地资源紧约束，2014年时上海市开始实行了建设用地“减量化”，目标在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郊野公园规划、长效增收和“引逼结合”机制等途径，上海减量化行动取得了较大成果，为建设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打下了基础，但也存在区域不平衡、部分企业不够配合等难题，可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执法、加强监督指导、建立信息系统等解决。

    三、公共政策有效性评估研究

    关于公共政策有效性评估研究，在主题演讲阶段，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陈麟辉处长认为，我国要切实加强对重大公共政策道德风险和影响的评估，夯实重大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加强公共政策有关制度的人力设计，构建科学民主的政策决策和运行机制。他建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公共政策进行道德评价，首先是明确伦理目标，其次是分析伦理议题，再次是将伦理理论导入行动方案评估，最后对道德风险评估进行反思。

    上海市信访办管庆云处长发言认为，信访工作具有权利救济、政治参与、社会控制等功能，同时信访是政策制定的传感器、政策评估的反应器、政策完善的推进器。上海为推进信访在政策评估中的作用作了大量工作，包括成立相关职能处室、听取信访人意见、开展问卷调查、组织研讨会等，并形成相应的调研报告。他建议，信访工作需要完善机构、完善机制，和信访人进行密切、深入的沟通，真正了解群众需求，真正服务好群众。

    在下午的分论坛阶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陈丰教授作了《城市基层政府信访工作的双重压力及其出路》的报告。他指出，维稳和考核是我国广大基层政府面临的两大沉重压力，在此之下基层政府衍生出“不出事为目的”的维稳逻辑。陈丰提出，基层信访工作双重压力的出路，首先是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其次是要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再次是要提高基层治理特别是基层执法部门、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能力，最后是要多元共治，除了政府主体，还需要公民、社会组织的建议，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龚秀全副教授作了《私有化在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中的作用研究》的报告。龚秀全提出，随着我国进入快速人口老龄化和深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医疗费用支出压力将日益增大。通过对美国Medicare医疗费用私有化改革及其成效进行分析，发现在待遇确定型的条件下，私人部门并不比政府更能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但公司竞争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他建议，我国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进行试点。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晓霞作了《城市治理中的权力规制与权益保障》的报告。李晓霞指出，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各级政府在“村改居”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她建议，完善政府作用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公共服务理念，完善“村改居”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优化均等化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政府权力的监督，以帮助“村改居”居民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为真正实现村民到居民的转变贡献应有力量。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刘德吉副教授作了《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绩效评估》的报告。刘德吉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的地域范围，对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并展开问卷调查。她发现，尽管中央和地方政策都经历了从限制流动、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到有差异、附条件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再到明确提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的转变，然而问卷调查却显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状况并不理想。为扭转这一局面，刘德吉建议，要加大中央和上级政府在均等化推进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财政分担和监督责任，均等化的推进要考虑各关联主体因均等化实施而引起的利益损益变化、流动人口对各类公共服务需求程度等多种因素。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曾莉副教授作了《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中的公民参与动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报告，通过借助上海市问卷调查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公民参与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公民参与动力不足，“象征性参与”非常突出，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个体层面的公民认知。她建议，真正的公民参与不应局限于政府内部的传统努力，而应着眼于公民的实际需求，加强公民能力发展的体制和平台建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晓梅博士作了《大型养老社区治理对策研究》的报告。刘晓梅提出，我国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成为养老服务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晓梅以上海亲和源社区为例，认为养老社区目前呈现出市场化运作、定位高端化、规模较大三个特点。她提出，未来养老社区的治理要实现主体多元化，政府做好引导者和监督者，企业要立足市场同时发挥企业责任。社会组织目前相对缺失，未来要强化其资源动员能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冬霞分析认为，我国单独二孩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有抚养成本过高、生育政策制度惯性大、再生育影响工作、生育观念没有跟上等。为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性，可考虑降低抚养成本、淡化生育控制的固化观念、完善就业制度、加快研究自主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