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在复旦大学举行高端论坛•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学术报告会。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上海市市委宣传处理论处处长季桂保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兄弟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及校科研骨干等出席。论坛以“‘四个全面’与中国‘十三五’发展”为主题，分设经济、政治、法治、文化四个专题，邀请四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席专家作专题报告，四位青年学者作评论发言。

    论坛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亚洲的视角和中国的选择》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开放战略再思考”作报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国际管理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以“共生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为题作报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司法公信力的法理要素与指标体系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围绕“法治的需求动力”作报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孟建以“国家形象建构与跨国文化传播战略——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研究”为题作报告。

    一、全面依法治国 三大力量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这为我国在“十三五”期间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法治建设将为“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司法公信力的法理要素与指标体系研究》首席专家孙笑侠分析了中国法治的三大推动力人民、政府和执政党以及职业建构力量，即：法治的原动力是人民，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来引导；政治推动力，需要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技术力量推动。这三种力量通过制度建构、法律实施建设法治的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如今，“法治”已在执政党和民众间成为刚需。我们现在提法治最重要的原因它是一种真需求，上下都有这种需求，当然还包括左和右。法治已成为各方形成的共识。尽管“法治”本身的含义不是那么确定，对于其含义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法治是一种形式化的制度设计，大家的利益在形式上都能够得到均分和共享。只有法治，能够为不同利益和诉求提供对话的基础，成为各方利益意见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法治是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制度的执行，它本身具有形式理性。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法治建设时，实际上动力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当前的法治推动力，有官方的自上而下，有民间的自下而上，还有第三种职业群体的力量。一是民间力量。人民是主体。四中全会报告说得非常透彻，法治的原动力是人民。细分可以包括市场中的主体、市民社会中民间与地方及行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注意，原动力有一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即有时可能走向民粹主义。那么，如何防止民粹主义？除意识形态上的引导之外，还要推动制度建设，比如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引导民众的力量，避免民粹。民间力量的推动力，是法治原动力，是源头。二是政治推动力。这涉及到政府和执政党。法治要控制政府的行政权，而政府以效益、效率、GDP为追求目标，法治要求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清单控制，即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是职业建构力量。这是中间的力量，既不是政治国家的，也不是市民社会的，是技术力量。主要表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即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也有一些广义的说法，把法学学者包含在其中。职业共同体通过制度建构和法律的实施，以建设法治秩序。这三股力量发挥的作用是在政治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当中有了法律人的参与。这三股力量相互影响、促进和碰撞，共同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法学院教授刘志刚认为，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报告。1999年在中央的推动之下修改了现行宪法，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孙笑侠教授从哪些主体需要法治、推动法治的主体具体包括哪些这两个方面，对主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关联性的分析和解读。沿着孙笑侠教授整体的思路，目前对力行法治、推行法治整体的共识已经形成。那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妥当地处理和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一方面在思维逻辑上是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主题。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清晰的是，制度层面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方面有所活动。我们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但《宪法》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差距，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宪法监督制度。如果这些监督制度能够被贯彻落实，之前所说的共识会把法治和现实社会转化为鲜活的政治现实。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共生”国际秩序

    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主席接连对美、英等两个西方大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的最高讲坛充分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理念。《公报》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从思想上、制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首席专家苏长和认为，当下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时，形成的秩序状态体现出一种“共生”，“道不同，互相为谋、为学、为鉴”。在制度体系与内外关系处理上，对中国而言，就是解决内政和外交怎么协商和衔接的问题，并通过双边行政的合作，稳定双边关系，形成更为紧密的衔接。几十年来，中国都在有战略意识地在开展双边合作。现在的国际秩序很难说已经定型，还会跟着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继续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的矛盾。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共生”之处，比如战争，比如歧视。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几个矛盾做进一步的思考。秩序是国内和国际政治都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三个矛盾：“内”和“外”、“敌”和“友”、“和”与“分”。 “内”和“外”，需要注意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内部矛盾。“敌”和“友”，一个国家的治理，比较糟糕的或者最坏的状态，就是既在内部找敌人也在外部找敌人。内部找敌人会使国家走向崩溃，造成冲突。“分”与“和”，世界秩序到底是合而治之，还是分而治之，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把世界视作对立的整体还是混合的整体。一分再分会导致主权国家体系进一步崩溃，也跟联合国宪章相违背。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解决当前国际秩序的矛盾。中国从上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怎么共处共生？在当今社会，要克服这个难题，更多需要一种价值，讲一个字就是“共”，即解决内外政治衔接问题。从制度体系或者从政策实践方面，要想办法克服主权的排他性和国际合作的矛盾。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逸认为：苏长和教授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学者尝试构建了自己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尝试。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看待解释世界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先天设定的，比如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国家能力、国家行为等一些术语是由西方学者界定之后由中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者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世界的变化超出了理论创立者所处的时代环境，这些话语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来适应世界的变化。“共生”，是在尝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借用福克的权力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要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就一定要发展出自己的话语去看待解释和分析事件，展现出中国的自主性。话语背后支撑的动力不是科学研究，而是中国国家利益需求，需要发展出符合国家利益诉求的话语体系来看待世界、解释中国行为，并在这一过程中嵌入中国国家利益诉求的政治利益安排。使用“共生”作为核心概念，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去解释问题，以新的、不同于西方二元分化的方式看待部分和整体、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处理国家间交往方式的一种新思路，有其创新之处。无论是“关系”还是“共生”，新体系的建构过程需要众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贡献智慧和力量，这将打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学者为此付出努力。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挑战 风险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亚洲的视角和中国的选择》首席专家孙立坚认为，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严重地滞后了金融的改革与创新，目前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跟不上创新的节奏，因此当下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险管理能确保人民币国际化顺利的推进，完善宏观调控中对关键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机制非常重要。

    孙立坚建议，要利用机制的放开，尤其是加快放开利率市场化，来倒逼金融生态、产业生态，适合价格变化的调整；但坚决不能用开放倒闭改革的方式来推进，要在一线放开、二线管制能力改善的同时同步推进配合能力的开放机制；还要进一步吸收民间资本的能力，我们要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体经济的舞台能够充分展示他内生的活力。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在当前错综复杂环境中，金融改革开放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涉及到深刻的政治、经济、金融领域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稳中求进地进行风险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堪称亚洲奇迹，30年内完成了追赶生长模式和增长的阶段。高增长造就了世界生产能力一流的中国企业。然而靠招商引资赢得全球贸易的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出现了金融配置的问题和国内内需跟不上生产能力的落差问题。解决高生产和低消费能力的方式，是让中国资本走出去。但中国资本不应消耗自己的资源投放大量的货币，而是应争取提高货币内外流动性和跨境使用的效率，才能解决靠外汇占款发行货币的低效，和今天超发货币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是确保中国未来能否自己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涉及双重开环和闭环安全的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由全球供求关系共同形成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流通和使用，甚至是作为一个储备资产替代当年黄金稳定货币作用的币种。人民币所处的时代，与美元、欧元、日元完全不同。要兼顾国内和国际的大局，需要利用内外双轮两种资源的发展模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要在工业化的今天，完成后厚实的个人财富积累，以期在后工业化时代，靠服务业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完全和这些战略匹配起来。如今，中国已无法像以往，靠吸收资金创造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体经济不缺资金，但其获得财富增长的能力在弱化。人民币缺乏在实体经济使用的机会，转而投向了金融行业。同时，我们的增长方式严重地滞后了金融的改革和创新。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跟不上创新的节奏。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在低成本生态中，在利率管制中释放货币的投放，完全依赖双顺差，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无法确保人民币的境内外流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选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也不容乐观。发达国家的货币战争导致人民币被动地升值。通过投放货币释放升值压力的效率非常有限，导致了国内购买力的下降和全民理财投资，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服务空间的狭小。

    人民币国际化的操作问题。人民币要想立足世界，首先要提供世界使用货币的便利性，必须要通过实体经济，增长投资贸易规模来带动。另外，要确保在对冲货币失去金本位价值稳定功能时，有对非居民投资者开放的相应工具，以防范通胀通缩的风险。监管方面，从金融危机可见，金融的创新完全可以超越监管。引入第三方的风险监管机制，以及宏观调控中对关键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非常重要。

    开放顺序不重要，关键是开放的时机。第一，要加快部分机制的放开，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倒逼金融生态、产业生态，适合价格变化的调整。第二，不能以开放倒逼改革。要改善“一线放开，二线管制”能力，同步推进开放机制。第三，要估计好欧美货币战争退潮的时期，在我国产业生态和金融和实体经济钱荒出现实质性好转、虚拟泡沫被较好控制时开放，才能够赢得胜利。

    经济学院副教授罗长远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很热，但它到底能带来什么收益需要冷静思考。世界上除美金外很少有货币在国际化后，能助推该国往前走。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不能一头热，中国现在还是急需资本的经济，今年的长期资本增速放缓，短期资本流失很多。从长期资本来看，进入资本的速度已经低于了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原有资本退出越来越大，我们原来以为资本离开东部、沿海会去西部，研究发现，东部资本还在增长，但是中西部的资本反而在流失。结构转型方面，抬高服务业，制造业比重降下来，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60%外资是服务业，40%的外资大概是制造业。另外，现在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流入在绝对下降，而非相对下降，这是值得担忧的。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要充分考虑货币本身国际化后助推经济往前走进一步的力量，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能够内在化。

    四、“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国对外传播国家形象

    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有关“话语权”的较量从未停止过。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用中国自己的声音去打造与中国相符合的中国国际形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首席专家孟建提出，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国家形象。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在确立党和政府具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个体都列入对外传播主体的范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以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并努力在传播中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共识，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孟建还强调，当下构建“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包含了通过对外传播促进共识，即把中国梦同世界梦相通来进行传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对外传播思想一脉相承，并随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革新，这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习近平的对外传播思想在确立党和政府具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个体都列入对外传播主体的范畴，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以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并努力在传播中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共识，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

    国际政治传播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有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对传播主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协同，共同构成了对外传播的主体架构。

    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着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权，西方一直在建构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习近平不但高度重视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运作机制和具体方法。他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并对我国的国家形象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包含通过对外传播促进共识。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十分重视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中国展示的是有益于发展与繁荣的“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标尺，而是“借鉴”；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契合，而非霸权或联盟的支配。

    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其立足于推进我国文化的发展，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和文明问题，并涉及价值、共识等相关方面。新兴媒体带来的“人类交往革命”为提供了新契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传播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强化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我国对外传播思想根据时代变革做出的重大理论发展，它要求对外传播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及时、有效、形象、全面的传播。

    总体来说，传播学需要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对外传播”是国际政治传播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 

    新闻学院副教授周笑认为：孟建老师的观点主要涉及主体的重构和传播平台的重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多元传播相结合，这就是对于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一定是以社交网媒体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互联网达到合作共赢功能是天生的，并不必然地导向和平发展。谈及平台，互联网平台跟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是有高度的互补性，是正面的传播；另外一种关系是可替代性或竞争性。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文化，即跨国文化的一个新母体和载体，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新现象。要传播中国故事，核心必须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目前我们主流价值观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备，文化消费增长也缺乏动力，这很值得警惕。互联网时代，怎样把传统文化很好地转化成现代社会能接受的东西，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与会学者们纷纷表示，在“四个全面”的战略框架与“十三五”规划下，当前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担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供稿：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