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由上海市金融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题研讨会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举行。此次活动入选上海市社联第十二届（2018）“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上海市金融学会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届会长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首批会员单位27家。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孙辉，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部主任谢怀筑分别致辞。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作了主题发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黄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进行了圆桌讨论。来自上海市金融学会会员单位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150余人参会。

    黄震在致辞中希望专委会不忘改革初心，保持开放姿态，以更广的朋友圈、更大的生态圈做好金融研究，真正体现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有的高度和地位。孙辉指出，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希望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委会能开拓视野，凝聚专家智慧，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谢怀筑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宣读了上海市金融办贺信。黄震和孙辉为专委会成立揭牌。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朱启贵为首届会长。朱启贵在发言中号召全体会员单位，应该高点定位，实点用力，带头树立金融理论研究领域忠诚干净担当的形象，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向市场“痛点”做好金融研究。

    在专题研讨会中，张春作了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报告”的发言。他认为，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相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够，与国际市场联动有限；二是市场结构和产品尚不完备；三是现有市场机制不健全、质量不高、资产定价扭曲严重；四是金融服务水平不高、功能不强，难以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张春认为，当前税负制度缺乏竞争力。从公司层面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为25%，仅低于日本和美国，但是考虑到国内17%的增值税，以及32.9%的企业社保费率，我国整体赋税偏高，不利于上海吸引国际机构。从金融从业人员税负看，中国个人薪酬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45%，远高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略低于日本，与英国持平。若再考虑由从业人员自己负担的社会保障缴费比例，个人税负仅低于日本。

    报告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终目标应是立足中国(未来全球最大经济体)、覆盖亚洲(全球最大经济板块)、辐射全球，成为和纽约(覆盖北美)和伦敦(覆盖欧洲)三足鼎立的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结构性的制度创新。此外，金融科技将在推动金融市场和服务的发展、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重要元素。报告建言，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举措可概括为“三支箭”：一是借助自贸区的建设，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离岸金融市场，作为全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并以此建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据地、中国财富全球配置的平台、中国企业海外拓展和“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二是引进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全面提升在岸市场和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三是推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场外市场的建设、扩展和创新，提高企业投资、融资、激励、风控和创新的效率、深度和广度。

    连平认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一是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门槛较高。外资金融机构入华的参股或控股比例一直受到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是没有的。业务开展方面，外资银行在华业务“水土不服”的很大原因，是经营业务的受限，尤其是人民币零售业务掣肘。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管制让资本流动受限。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是投融资，若对境外参与方的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想要提高国际化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这种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不便还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不论是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收购兼并还是市场准入、持股比例等，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松动。但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问题，未来应该依然处于审慎的考量中，不存在快速松动。

    在把握机遇方面，严弘认为，现在的机遇之一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实施开放，让更多的外资机构能够选择在上海落户。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在“一带一路”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一带一路”用人民币在上海金融中心进行融资。

    在发展方向上，潘英丽认为，上海应该与纽约对标，发展在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为大约80%的本土业务服务，与香港、新加坡等离岸型金融中心形成差别。找准方向后的第一个突破口应该是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上，做好金融体系资源的配置，比如落实金融立法、司法和执法。第二个突破口是国债，比如欧元区国家，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财政，有贸易剩余的国家非常希望把海外资产配置一部分为中国国债。且中国国债比例几乎全世界最低，只有40%左右。由政府发行国债，给全球投资者提供安全的拥有流动性的储备资产，在目前无法冲破美元体系的情况下，对人民币全球化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