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海派文化及对上海干部的影响”理论研讨会，熊月之、赵修义、曹锦清、张乐天、顾骏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题发言认为，海派文化组成有四个要素：码头、租界、移民、契约，它是从沿江的码头流出来的，是从租界的洋行流出来的，是从新潮的咖啡馆流出来的。海派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具有务实高效的理性选择，具有崇尚自由的标新立异的重要特征。

    会议讨论了海派文化的源流、特征、组成的要素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上海干部的影响，特别是其现代性与开放性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贡献。会议还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在上海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海派文化怎么从“海纳百川”的请进来，到“一带一路”的走出去，特别是在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员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演化成走向世界的新一代的文化。

    上海社科院教授熊月之从三大方面的变化来讲上海的过去与现在。一是城市定位。以前全国没有哪个城市跟上海放在同一层面相比，无可比性。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体量上，上海都是领头羊。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产物，今天的上海城市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地位，也不能要求上海干部背上这个枷锁。二是城市结构。以前三个租界，相当于有“三个上海”，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差异，有各种缝隙，有差异就会有比较，必须有创新。创新一般是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三是城市性质。上海是高度异质化的大规模的移民城市，在上海，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分，是不排外的。随着海派文化的沉淀和影响，上海人具有独立、法治意识、契约精神、科层精神等现代理念，现在的上海干部长期受工业化的熏陶，遵纪守法，无塌方式腐败，无偏激行动，特别是城市精细化管理，都是让其他城市所钦佩的。

    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认为，今天上海干部身上还是有跟海派文化的现代性相契合的一些东西。海派文化研究很有意思，尤其是对干部的影响。海派文化基本特点跟一个因素非常的相关，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构成上海地区比较中层以上的人，大多来自浙江，部分来自于江苏。浙江那些农民，到了上海以后，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海派文化。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做精耕农业形成那种精益计算，精益安排。第二这边农民不仅是农民，来上海之前以各种方式受到原来商业精神的熏陶。到上海后碰到完全不同的环境，上海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上海生存不像家乡那么简单，他要努力，拼命去做，上海当年恰恰提供了某种让你的个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出来的空间，因为没有人多少人管你，完全靠你自己闯，就这样，在现代工业与商业占主导地位城市空间里的实践创造了所谓的海派文化。

    所以，有几个因素对上海海派文化特点是重要的。第一，它是开放的，有比较自由的空间。第二，它是多元的。因为移民的城市，来自于各个地方的人，都是陌生人。第三有创造性。因为要生存，必须要创造，而上海恰恰提供了一个创造的空间，所以自由和开放、创造性是上海之所以孕育海派文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精致，商业契约和法治精神外，还加上西方小资风格。我们回溯以前上海海派文化的一些精神，今天的上海哪些东西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不过，他指出，今天的上海，革命的政治文化还很强，约束文化精神的要素还很多（讲规矩、讲服从，缺乏创造性），要进一步弘扬海派文化那些更好的东西，重要的是上海的领导们要改变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思路。

    华师大教授赵修义提出，要弄清楚1949年以后海派文化发生了什么？留下来的是什么？以什么形式表现？几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要描述清楚。他赞成，海派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心理特征，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和文化方式，他从“有容乃大”、“洋”、“精”、“敏”几个方面阐述了海派文化的特点。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认为，区域文化就是一种常见的行为特征，即与其他地区的反差，外地人对上海人概括的所谓精明、市侩等，泛泛而谈没问题，但上升为海派文化特征，就要谨慎。因为文化上的几个特点，对上海的繁荣有什么影响，因果关系有多少，无法实证，只能举例。他说，中国缺乏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联，中国传统的家国组织更强调指令和服从，难有平等协商。五口通商后，上海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新型的现代城市，比较理性精神在上海比全国要早，传播得要快、更广泛，比如契约、法治、平等、市场、工业化、秩序等理念。这与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否能有效结合得起来？计划也是一种理性精神，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执行计划是最好的。这与上海的海派文化精神有多少关联，值得考虑。

    上海文化中的上层，比如买办精神有优缺点，优点是向西方学的快，也传输的快，是西方文化的集纳地和中转地，缺点是崇洋媚外。下层就是所谓的江湖社会，比如帮派。优点是仗义，缺点是无法无天。另外，还有小市民文化，由于收入结构是稳定的，他要精打细算的。所以往往被一些人所诟病，但这是生存条件所限，并不是上海文化中所固有的。今天，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东西是不是还活跃在上海人的思维中？一千多万的新上海人又给上海带来了什么文化？是不是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冲撞中不断磨合，这是一个过程。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研究海派文化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能作价值判断，无是非善恶，只讲合理与否。在海派文化研究中，主要影响要素有哪些？相互关系是什么？上海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有文化上的原因。在海派文化影响干部机制的研究方面，比较少,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这次是个破题，从文化的根源上，让人们转变对上海干部的一些不好的看法。另外，应该继续研究，在今天的上海干部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海派的东西？

    最后，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鹤龄对各位专家的发言做了总结。他指出：第一，大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组从对上海干部影响的角度研究海派文化，认为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冒险。第二，海派文化产生、演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不是停止的，是有阶段的，背景跟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人群也变化了，一千多万新上海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第三，对海派文化一系列的含义、概念、特征表述等，都有斟酌的地方，文化要统一很难。

    而后，他进一步指出，要研究海派文化跟政治文化的关系。因为讲到了干部问题，涉及到队伍问题了，这与整个海派文化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不能把比重比较低的那块作为主要代表，应该看海派文化整个社会环境，再来看其他的，比如码头。

    另外，干部队伍也是动态的。解放以后干部变化很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才不大愿意到公务员队伍里，比较好的都去外国公司，再差一点的人到国有大企业，还有一批人到外国去了。这样问题就来了，干部队伍里很多是其他地方来的，一下子可以融入上海吗？不可能的。所以海派文化对干部队伍影响也是分阶段的。海派文化对我们上海干部的影响。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中性的，这个切入点还是可以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