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1日下午，市哲学学会、市伦理学学会和市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了开幕式，市社联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市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市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呼唤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价值治理与构建价值观制高点

    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杨俊一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要充分发挥作用，就需要进行价值治理。所谓价值治理就是对“价值失范”进行治理。价值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价值问题、化解价值矛盾、调解价值冲突和提升价值信任。其中提升价值信任最为重要。价值失范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形成“破窗效应”；而且会瓦解社会已经形成的主流信任体系。价值失范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政府依法治理不够，缺乏综合治理意识，政府管理的错位、越位和不到位，造成公信力减弱，出现所谓“塔西佗陷阱”。价值治理的目标，是形成好人有好报，恩将德报的正面效应。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崔宜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文化强国在根本上是生产能够为世界各个国家、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建构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制高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建设一个和谐世界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前者要求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后者要求以建构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制高点为中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其中蕴含着的普世价值是需要认真总结和面向当今世界全方位传播。

二、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章仁彪教授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于人类的古老智慧，但时值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 “己所欲者”，也不要“强施与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认同”。文化的“竞争力”最终将是一种促进人类文化进步发展的竞合力。而爱好和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建设，将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自己的有力贡献。

    上海电力学院李家岷教授认为，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孔子学院，与世界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很多学院一直停留在教汉字学汉语的层次，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甚至都还未涉及。而且，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对话必然要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纠缠与碰撞的问题。

三、伦理自觉与文化强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思想史研究中心吴新文研究员指出，西方伦理精神提供了发展现代性伦理的丰富资源，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提供了驾驭现代性的文化底气。两种伦理的相生相摩、相互激荡，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建设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结合起来，融化西方的现代性伦理，以遏制市场经济、形式民主、现代科技和多元价值的僭妄要求，是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旧邦新命”，也是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民族”当仁不让的文明使命。

    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认为，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历史上，人文精神和反人性的兽性，非人性的物性，超人性的神性对立统一，相互作用。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不同的时代特征。我们用人文精神对文化的两重性进行审视和批判，从而使人类不断地发展走向自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张雪魁副研究员认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革创新存在两种片面的倾向。要么只搞经济建设，不顾意识形态，一路狂奔，造成“魂不附体”；要么只搞主流意识形态，试图抛开经济基础另搞一套，造成“失魂落魄”。要从意识形态顶层设计角度考虑问题，文化强国和精神动力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四、宗教正能量与文化软实力

    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历史系陶飞亚教授认为，相对于一般伦理而言，宗教伦理有特定的宗教经典为其伦理基础。鼓励和引导宗教自身的建设和对其经典的正确诠释，有利于发挥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动力的积极功能。宗教伦理能够提供丰富而独特的资源，支持世俗社会的道德实践。宗教为人类提供的不单是生活的看法，更是生活的方式。正如赵朴老所说，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圆融宗教。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认为，就目前而言，宗教仍是中外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尽管中国致力于营造和谐健康的政教和教教关系，却未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以及在宗教领域的政策论辩能力，常常在一些国家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和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运作面前陷于被动。在中国全方位“走出去”和国家利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宗教与国家总体外交的良性互动，便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国内宗教界和学界要牢牢抓住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在对接我国政府对外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主性，促进我国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在宗教领域的更新换代和更大发展。

    上海社科院宗教所钟国发研究员和上海市宗教学会张化教授认为，文化是精神生产，而精神生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当前要进一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的正能量。从历史与现实情况来看，应当承认民间信仰的合法性，让其走出灰色地带，纳入宗教的管理范畴。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陆晓禾研究员指出，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存在交叠共识，同样可以支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把宗教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是不是会造成政教另外一种形式的结合呢，这里面存在结合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五、文化融合与普世价值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认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与心性之学等传统方面的有机结合，尚存许多空白，该领域可能成为我国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题。西方文明的内涵是自由、平等、民主、制度机制、法治社会、责任政府，这些内容在十八大报告中都有所吸取。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坚决反对敌对势力分化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同时必须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动态演化中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认为，精神信仰要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中进行分析思考，才更有成效和现实意义。我们把市场当做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手段，人们的功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因此，在传统文化方面，可以考虑多讲一些道家的思想，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淡泊物欲，对减少社会焦虑感会起到矫正作用。另外，理论建构与社会接受之间的错位值得我们反思，在讲精神动力的时候要考虑多元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下要更多顾及民众实际的所思所想。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认为，文化强国的基础是现代化，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有不同的市场经济，体现的自由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自由平等。我们要追求中国式的自由平等。这就要文化“杂交”，形成自己新的文化。另外，文化的先进性和影响力不是看文化本身，而是看这种文化是否能成就国家的繁荣富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张志宏副研究员认为，文化强国最主要的是要有文化自信。当前很多学人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怀疑态度，言必称西方。有的几乎沦为“文化买办”。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首先要寻求全面的理解，然后才能产生认同和自信。在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形势下，对中国传统进行辩证的总结，积极的继承和发扬尤为重要。

六、物质力量需要精神统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当前的快速发展已经非常临近现代文明的限度，一个是自然的限度，一个是社会生活的限度。例如生态破坏、食品安全、道德失范等问题就是其集中表现。托克维尔谈及美国人时曾说，法律给他们自由，但宗教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但在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仅仅遵循市场法则，为所欲为，唯利是图，十足于可以让社会很快解体。这个情形和马克思所谈1843年的德国情形非常类似，他说，“德国人在处于现代解放之前，就处于现代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局势非常危险。当然，正像荷尔德林所讲，“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精神和文化的建设，其定向既不可能在传统当中，也不可能在所谓现代西方类型当中，应该是新文明类型。在这个转变当中，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正如海德格尔的说法：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从传统中生了根产生出来。马克斯•韦伯说，一帮在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和书生总想制造宗教，但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过宗教，宗教是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这件事情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研究这种生活中发生的种种转变，以及其中蕴含的可能性。因为这方面的问题的太重大太迫切而且也太复杂，“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研讨会恐怕也只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