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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资讯】复旦大学中文系汪涌豪教授做客“望道讲读会”2016学术系列讲座第二讲

发布日期:2016-06-24

       6月18日下午,由市社联、市新闻出版局、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社会科学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共同承办的“望道讲读会”2016学术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市社联群言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汪涌豪教授作题为“社会史视域中的游侠”的演讲,由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耐儒主持。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出席本次讲座并为汪涌豪教授颁发“望道讲席教授”证书,百余名社会听友通过“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预约报名参加了本场活动。

       讲座伊始,汪教授便纠正了我们传统上的“侠”的观念。他告诉听众,侠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打打杀杀,劫富济贫,这只是侠的表象。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侠也是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汪教授特意引用著名汉学家门多萨、韦尔斯和我国著名学者胡秋原的观点作为例证。如,韦尔斯在其《人类的命运》一书中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汪教授指出,这里的“土匪”即指游侠。胡秋原在其《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也提到:“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汪教授以此作为演讲的切入点,让大家对“侠”有了更深刻地理解。

       随后汪教授具体阐释了“游侠”的概念。在论述“游侠”的具体内涵时,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名家对“游侠”的认识。例如,汪教授提到韩非子家喻户晓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认为,韩非子这样区分儒家和侠客基本上没错,但任何概括都有例外,仅仅用以武犯禁来概括游侠特征显然不够全面。同时他还对王夫之,顾炎武,章太炎,顾颉刚和冯友兰等人对游侠的认识及其观点一一为大家详细阐释。

       介绍完“游侠”内涵之后,汪教授从思想派别和成份界别,这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游侠”的来源。他告诉听众,从思想派别上看“游侠”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代表,认为“游侠”来自墨家,因为墨家是小生产者的代表,讲究身体力行,很能吃苦,重信,贵利,而且墨子本身就是侠的代表。第二种是以章太炎和黄侃等人为代表,认为“游侠”来自儒家,他们认为“儒即是侠”。在章太炎看来,孔子跟从鲁国国君赴夹谷会,本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表现,因此孔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侠者。另外,孔子的学生子路更是侠义精神的典型体现。第三种是以梁启超和钱穆等人为代表,认为侠客来自儒墨两家。第四种是以学者劳干为代表,认为道家崇尚自由,侠客也崇尚自由,因此侠来自道家。

       汪教授又从成份界别入手详细论述了游侠的来源,他列举了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例如,劳干和杨联升认为游侠来自平民。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杨联升的老师陶希圣,在《辩士与游侠》一书中认为游侠来自游民。冯友兰在《原儒墨》一书中认为游侠来自流民。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则认为游侠来自商人。汪教授对于以上游侠来源的每种观点都进行了详细点评,指出其中合理和不可理之处,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帮助听众理解,使大家对游侠的来源有了清楚的把握。

       接下来,汪教授又基于人格类别这一视角对游侠进行了深入论述。他主要从天性、地域、民族和特定人群这四个方面对游侠进行分析。

       关于侠客成于天性,汪教授认为,如果从现代血质理论来看,游侠就是多血质,属于外倾型,容易冲动和高反应。例如,古代游侠又称为伉侠、气侠、节侠、壮侠、勇侠和剑侠。谈及此处,汪教授还特意提到了古代“少年”这一概念,告诉大家古代的少年往往就是侠客的代表,如淮阴少年,东洋少年等。关于地域对于侠客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汪教授提到西方的黑格尔、拉铁摩尔、丹纳和希伯克拉底,中国的《礼记》、《淮南子》和《隋书》等书中关于地域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可见地域对于游侠的形成在东西方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素。关于民族,汪教授提到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影响。朴素主义民族即指北方的女真、匈奴和蒙古等少数民族。关于特定的人群,汪教授重点提到“五陵少年”,五陵即指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这里是皇帝经常把侠客集中流放之地。

       汪教授对侠客的生活和人格也给我们进行了详细介绍。他从服饰佩戴,资财来源,娱乐活动和两性交往这四个方面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游侠的生活状况,使听众知道了许多未曾了解过的侠客生活面貌。关于游侠的人格,汪涌豪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儒家好尚君子,属于片面道德型人格。道家推崇至人,属于片面智慧型人格,而游侠可以说是对人的道德基准和情感水平的超越。侠客既超越了儒家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秩序,又超越了道家的自然联系和心理秩序法则。

       最后,汪教授为听众着重阐释了游侠的意义。关于游侠的意义,汪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即“缓急之间”和“重压之下”。汪教授在论述游侠的意义时,涉及到中国传统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特征,使我们对的历史体制结构,尤其是其中的弊端,有了深刻反思。

       在结论部分,汪教授的观点给人们带来许多启发。他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等原因,游侠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几乎不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游侠精神对我们没有价值。相反,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我们当代人更应该汲取古代游侠身上的宝贵精神,如游侠的人格。汪教授提到,现代社会中一些人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结果在生活中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一些人会为此走上犯罪的道路。倘若我们当代人多一些游侠身上的洒脱,看淡金钱与名利,更愿意关怀他人,培养健全的人格,那么我们的社会肯定会变得更美好。这就是游侠精神在当代的积极意义。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参与交流互动,汪涌豪先生也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并向提问者赠送自己的新作《中国游侠史论》。

 

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刘世军为汪涌豪颁发聘书

 

主讲:汪涌豪

 

主持:李耐儒

 

听众提问

 

互动交流

 

讲读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