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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布日期:2014-12-16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学科专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6号正式召开。现将会议综述整理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继承和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贻庭教授认为,对文化的考察有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的维度,考察文化的生命结构,提出了“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这个概念;一是时间的维度,即文化发展的维度,提出了文化演进“原源之辨”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合,就是文化的存在及其发展。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用的是“原源之辨”。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包含着优秀成分的传统文化,“原”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征;“源”不仅为这种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文化资源,而且还规定或影响这一社会文化建构包括文化话语系统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一个国家的文化创新和建设,都不可能是超脱传统文化的无历史的,就是说,都必然要以传统为其文化资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建构,同样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渊源,从而体现了文化演进的继承性。朱贻庭教授还认为,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与今之现实相联系起来,可以为今之现实所继承和发展,即实现“原源整合”而生成新的文化,其中的奥秘就是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价值对象性”,即“古今通理”,所谓“古今通理”,也就是学界常说的“共时态”的东西。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古今通理”的“共时态”的东西,朱贻庭教授举了“民本”、“重义”、“贵和”三个例子。我们党把“重民生”作为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重要政策,就是对传统“民本”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在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的同时,肯定“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 对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再创造。今天我们努力实现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的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就是传统的“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等级之“和”的再创造。
    同济大学的邵龙宝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从现实到观念;从观念到实践;从实然到应然;从规范到人格;从应然到现实;从个人的信仰到社会终极关怀等内涵、层次、结构复杂的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母体性、民族性、根源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克服中国元素少、只注重文献诠释而忽视对“活着”的传统的考察等问题。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并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不能仅从文本到文本的诠释,而应从文本到现实;从具象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儒学等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继承和弘扬儒学的道德自觉等精华要以确立现代法权人格作为前提;凝练核心价值观应着力于人格的修养与社会正义的互动;儒学精华仁爱、和谐、责任、自强等理念应与公正、民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
    上海师范大学的周中之教授也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美德是能够并且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的。他还进一步举例,说明西方国家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充分利用和借鉴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资源,对公民的道德素养进行培育和规导。
    上海师范大学的高惠珠教授认为,中华精神文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她认为,自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提出之后,引起了全社会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从近二年的研究情况看,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乃至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核心价值演变的理论向度研究居多,而从中华精神文脉的传承视角探讨的极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般以为,中华精神文脉往往带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烙印,似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性质上的差别,因此而难以相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正是对此模糊认识的重要澄清:“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探讨中华精神文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在联系,是深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她还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精神文脉的当代传承。她提出: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范畴是对传统儒家“和为贵”思想的传承;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传统儒家“以仁为本”的合理内容的传承;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和善”范畴是对传统儒家以“五常”为主线的教化人性的理论的传承。通过对中华文脉的传承,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的理论自觉,有利于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式的实践自觉,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泽环教授认为,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人民群众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为了避免失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当今时代,我们首先必须努力学习和自觉传承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然后才谈得上在此基础上实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鉴于此,他从“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认真汲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三个方面,对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的过程、内涵、实质及对我们的启示作一初步阐发。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张自慧教授认为,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 民族复兴的梦想。与快速发展的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的态势愈益凸显。由于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不当文化归因和上世纪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传统美德被大量消解。近年来,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又加剧了部分国人的“精神贫困”,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现象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羁绊。上述现象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根基性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荒芜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而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张自慧教授认为: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为本、仁爱友善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感之基。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家庭伦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道德理想和家国情怀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将修身、齐家拓展到了治国、平天下,将仁爱、友善从家庭延伸至社会和国家。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由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四者组成的同心圆,每个人的生活都从家庭起步,一切都以家庭伦常为起点。儒家的上述道德提升路径今天仍具有现实价值。它不仅赋予了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且也培育了炎黄子孙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统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树家风、扬孝道、倡仁善等,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第二,重人远神、天下己任是国人担当精神之源。在儒家“重人远神”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非宗教倾向,一代代社会精英以天下为己任,救邦国于危难,拯生民于涂炭。其入世情怀和担当精神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务实理性、人本思想和社会责任感,造就了许多“中国脊梁”。同时,儒学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其对人生命价值的关切和对人存在地位的肯定,支撑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信心,培育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节俭务实的品格,成为炎黄子孙不畏艰险、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第三,礼让诚信、人文化成是公民道德教育之本。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模式,其核心是让人们学会礼让诚信,以实现人文化成的治世目标。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道德失范、礼仪缺位、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礼仪、诚信等因子的挖掘和继承,构筑国人的精神家园,塑造民族的文明形象;通过各种礼仪规范的完善与礼仪活动的开展,让礼仪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让诚信成为世人的生存需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第四,追求公平、崇尚正义是社会秩序之基石。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是崇尚公平与道义的民族。当下建立社会公平机制,既要预防贫富悬殊又要避免绝对平均主义。儒家以适度等差来保持社会有序的思想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其主张人人“各得其分”的“均平”思想,可以为当下中国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益借鉴。第五,尚中贵和、万物化育是社会和谐之秘诀。中华早期文明有着丰富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促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中庸至善的人格追求、温良谦和的君子风范、贵和持中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爱好和平、向往统一、崇尚适度的民族。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内容的实现,都离不开儒家的中庸思想的指导。第六,变易日新、自强不息是改革创新之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创新求变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型塑了中华民族改革创新、自强不息的品性。传统文化中变易日新、自强不息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绵延壮大、中华文化赓续不衰的发动机,今天它仍将是中国改革创新、走向复兴的动力源。
    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山西忻州师范学院的代训锋副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兴国之魂,它孕育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中,同时,它又深深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里。传统文化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表征的责任担当精神和爱国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相对接;传统文化中以大同社会、小康社会为理想追求的社会建构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相勾连;传统文化中以正心诚意、明德向善为根本的修身向善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相贯通。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教育问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廖小平教授认为,价值观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建设工程,而是有其自身的理念定位,且不 同时代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社会人格特征。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有与其相关联的某种整体性的社会理念和人格特征。我们说某个社会的价值观,主要并不是指这个社会中某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不是指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而是指这个社会被抽象出来的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如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等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各有其不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人格特征。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总是蕴含着与其相应的某种根本的社会理念,或者说,一个社会总会以某种根本理念来定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同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理念又总会表现为或外显为某种社会人格,从而呈现出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趋向。基于此,我们认为,建国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有着不同的理念定位,并外显为不同的社会人格。一般而言,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理念定位,社会人格表现为依附型人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理念定位,社会人格总体上表现为独立进取型人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的理念定位和社会人格还可以且应该再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理念定位和反思型人格、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理念定位和经济型人格、新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理念定位和和谐型人格。以上不同时期的价值观人格可以分别用“政治人”、“文化人”、“经济人”和“和谐人”来表征。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科学发展为理念定位的,并表现为和谐型社会人格。
    华东师范大学的余玉花教授认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新课题。以前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价值观教育,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个新课题?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以往价值观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从批判型教育转为建设型教育。过去也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但是主要是批判性质的。最早对西方的价值观的批判,包括 80 年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批判——自由、平等、博爱,存在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弗罗伊德主义性价值批判、人本主义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批判、90 年代个人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批判。当然也有一些提倡的价值观,如集体主义价值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等等。主要的基调是批判。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也是抵制个人主义、享受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建设意义的、倡导性质的。18 大明确提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性的价值观教育与建设性的价值观教育两者是有差异的。批判性的价值观教育更多的是说明被批判的价值观的不科学、不合理,教育目的是减少被批判的价值对大学生的影响,或者达到大学生对被批判价值观的不认同及至否弃与抵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肯定性倡导性的价值观教育。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中必须充分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论证倡导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其教育的目的是要达到大学生认同接受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教育目的与形态的转变,对于教育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相对于批判性价值观教育,建设性的价值观教育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可能难度更大。第一,教育思路的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性的教育思路与批判性的价值观教育是不同的,当习惯于批判性价值观教育要转换到建设性教育的思路上来,本身有一个学习和改变的问题,特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用词与原来批判的价值用词是一样的,如何实现转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批判性价值观教育相对简单,而内化观念的建设性的价值观教育则要难得多。
    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的其他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概念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陆晓禾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价值观是我们培育、弘扬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所需要阐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所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但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概念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厘清,为此,必须人权概念作进一步的考察。她认为,2004 年我国首次“人权入宪”: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据此可以认为,这是把“人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上作了肯定,但同时也留下了这个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人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2013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有许多属于通常认为是西方概念的人权范畴,如“自由”、“平等”。从 1949 年《共同纲领》到 2004年宪法已经通过的我国公民享有的具体自由和平等权利来看,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范畴,已经通过这些具体法律条款作了表述和表达。但是,由于在以往党的重要报告和决议文件中,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中,都从未如此明确和突出地把“自由”和“平等”作为一般价值观来倡导,甚至往往还把它们作为资产阶级抽象虚伪的价值观来排斥,因此不难理解,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赞赏或质疑,大都集中在这些人权概念上。也可以认为,这些赞赏或质疑是“人权入宪”后留下问题的重新提出和延续。习近平在 2014 年 2 月的讲话中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从他的讲话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还在构建中,并没有完成;构建的要求或理想状态是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价值观是我们培育、弘扬和构建这样的价值体系、建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所需要阐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所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她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倡导人权价值观,它们的时代和中国根据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对待这些价值观。首先,她分析了马克思的人权概念。马克思对人权概念作过相当充分和深刻的揭示,可追溯至他的《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的揭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认为,这一时代特征,迄今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十八大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中的人权概念。首先,什么是人权呢?马克思首先提出,要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即它们的“发现者”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形式。马克思认为:人权是发现而不是谁的构建;人权的真实形式可以看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形式。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没有拒绝或否定人权的存在,而且认为它是一种可以被发现并被享有的真实存在。其次,马克思具体分析和阐述了人权概念。他指出,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换言之,不是个人可以单独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概言之,马克思:一是,把人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民权,是与别人一起行使的权利,即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另一种是与其他人与共同体分离开的人的权利,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财产;二是,明确认为,人,人权,是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利己的权利,是与国家与类存在与普遍性区别开来的权利。
    首先,她分析了马克思的人权概念的时代特征。她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和人权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和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是作为自然人和自然权利来理解的市民社会成员即承担着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生产关系的人及其利己的权利。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市民社会直接具有的政治性质,市民社会从封建政治统治权力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成员也就表现为不受这种政治统治权力控制的“非政治的人”,即自然人,他们的权利也就表现为自然权利。旧市民社会的直接政治性质、封建政治统治权力的实质,是把特定市民的生活和地位变成普遍的生活和地位,把他们的特定的事务变成普遍的国家事务。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政治解放,就是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同时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这样,人的自然权利也就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公民权,是与别人一起行使的权利,另一种是不同于公民权的人权,是与其他人同共同体分离开的利己的人的权利。公民权与人权、真正的人与现实的人、抽象的公民形式的人与利己的个体的人的分离分裂,以及前者成为后者的手段或奴仆这种颠倒的关系,就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人权的时代特征。它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就表现在,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并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但并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但并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第三,她进一步分析了人权概念的中国特色。她认为,其一,从我国人权入宪和入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显示了我国人权发展的独特的轨迹,同时也并没有违背马克思所揭示的人权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二,西方纯粹的理想的孤立的人权,在今天已经生不逢时。倒是在中国,我们举起了人权的旗帜,但我们是与其他核心价值观一起举起的,并构成了一个凝聚中华民族历史共识和现实诉求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这里,这些人权价值并不具有独立和分离的特征,而是成为整个价值体系的构成部分,表明了我们愿意并且能够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真正继承者,表明了我们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是以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专制、侵略和掠夺为代价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特色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其三,中国经历了市民生活直接具有政治性质的时代,也经历了国家生活要素直接成为市民生活要素的时代,今天的经济改革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解放,但是,要避免马克思所分析指出的两种情形:普遍内容的假象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作为以人类解放为使命的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阶段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合法合理的权利,自为地不把自己作为与社会分离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十八大和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建、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所趋向的方向。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担当培育、激发和提升市民社会成员类存在的职责,也就是突破人权的局限性,上升到公民性或者类本性,今天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表明了,仅仅以人权为前提,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公民性公民道德是人权发展的方向。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视域的角度对核心价值观思考
    上海师范大学的毛勒堂教授认为,“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包含丰富的内容,譬如包括:“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们奋斗和行动的深层动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的利益决定他们的思想;阶级斗争在根本上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利益纠纷是阶级斗争生发的物质根源;“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生产关系是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等等。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益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因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观照,也为我们深入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原则。同时,也说明了人们的价值观与其现实利益紧密相关,核心价值观往往是核心利益的价值诉求和表达。人民大众利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轴心,不断维护和发展好人民大众利益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价值关切。通过实现人们之间的利益和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为此需要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语境中,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视域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和实质,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自觉内化于民心、外化于民行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问题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部的孔文清副教授认为,在最近公平正义,或曰公正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公平正义应该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成为治国执政的首要价值目标。对于这一观点,在相关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是否有公正的思想,或者更广泛的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道德哲学这一问题,国内外都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存在着在表述中将人类社会自然化的倾向,但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 
    第四,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予哲学上的最高的理论辩护问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崔宜明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属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明确了价值导向,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同。价值观与世界观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一定的价值观在根本上总是由一定的世界观来说明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地要求新的哲学世界观给予最高的理论辩护。那么,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怎样的哲学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三个层次的划分与哲学的社会学说核心价值观的12个价值观念被划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但是,在人类的哲学史上,至今还没有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学说把人类的生活世界描述为 是由这三个层次构成、并且对这三个层次的区分和联系做出理论说明的。 那么,就需要一种由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并且说明根据怎样的条件,这三个层面才能达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社会学说。否则,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理论说服力。二,诸价值观念的内在自洽性与哲学的价值学说核心价值观的12个价值观念并不自发地自洽。其实,其中有些价值观念自身就非常复杂、甚至其理论内涵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也 至今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理,比如自由、平等。进而,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比如(国家)富强与(社会)自由的关系,(国 家)民主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等。哲学的价值理论在人类哲学史上(相对于其它的哲学学科理论)是最为薄弱的一环,在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观念面前,现存的哲学的价值理论简直不值一提。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哲学界不能建构起不仅能够较好地阐明这12个价值 观念的理论内涵、并且有效地解决它们之间逻辑自洽性的哲学的价值理论,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效地转化为指导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思想武器。三,个人的权利本位与集体行动的权力之关系问题与哲学的发展学说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在现实性上,如果直面问题,那么,最具有理论挑战性的,就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成功经验以重新说明个人的权利本位与集体行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新的社会学说(“社会”由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并且满 足了怎样的条件,这三个层面达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基础上,借鉴西方历史 的经验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各种民主学说,提出新的哲学的发展学说,以阐明政治 民主的本质、特征、条件和过程等等。 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举起“科学和民主”大旗以来,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马上就有一百年了,却至今没有中国人的民主学说。我认为,属于中 国人、也是属于21世纪人类世界的新的民主学说,在理论形态上与所有的旧的 民主学说的区别是,它不再局限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讨论民主,是在21 世纪“全球村”的历史条件下,就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和谐来理解和阐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