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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综述

发布日期:2014-11-27

    日前,市经济学会市场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东方房地产学院在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
    会议由市场经济研究专委会主任陈承明教授主持。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袁恩桢教授,轮值常务副会长沈开艳教授、秘书长郝德良,华东师范大学陈伯庚教授、李晶副教授,复旦大学王克忠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孙仲彝教授,上海社科院陶友之教授,上海农科院张占耕教授,上海市委党校黄文忠教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杨卫教授,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傅尔基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杨光副教授等二十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陈伯庚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命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如何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若想农民致富,先要解决土地产权问题。陈伯庚教认为,第一,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要素配置的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农村的生产效率,更影响到农民的收入状况。第二,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而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第三,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是政府对农民的恩赐,而是还原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第四,对农业合作化的反思。第五,解决农村的土地产权问题,并不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而是要通过共有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第六,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必须清除不正确的思想障碍。总之,若想尽早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需要做到土地产权的明确化,土地配置的市场化,以及土地经营的资本化。
    沈开艳就土地产权界定、土地产权属性等六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土地产权和土地所有权的概念怎么区分。单从法律条文上来看,较之土地所有权,土地产权的概念似乎范围更大。第二,怎么看待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属性和土地占有权的私人属性问题。虽然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要么是国家所有,要么是集体所有,但无论采用何种所有制形式,都处于国家的支配范围内,都是服务于主权国家的。虽然我国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的,但是可以探讨赋予农民土地使用的财产权,这有助于解决土地使用时的公共问题。第三,土地的公有和土地建筑物私有之间的矛盾。根据法律规定,土地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尽管土地上的建筑物归私人所有,但法律又就土地使用权(如宅基地70年的使用期限)做出了时间上的限制,这就使土地到期后如何过渡使用权,妥善维护建筑物所有者的个人利益成为棘手问题。第四,国有土地公民有偿使用范围的问题。不同条件的使用者,应该有不同的规定及要求。第五,需要克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中的缺陷。最后,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及规范,将政府经营商业性土地的活动法制化、透明化。
    张占耕就产权概念的界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土地产权有其特性。我国土地是国家所有,而使用权是私人所有。土地产权有公有性和私有性,两个特性并存。土地的产权可以单指土地一项权利也可指全部权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可以不动,但是需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财产权交给农民。
    袁恩桢指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因为只有通过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才能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力。在50年代,我们向苏联学习,搞农村生产合作社,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因此是不成功的。现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土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利时机,特别是国家在物质、技术、财力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具备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和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快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真正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陶友之认为,土地产权的股份化是方向而不是全部,土地经营的资本化是个趋势,但是需要好好研究,不能笼统地讲。资本具有趋利性,农村土地完全资本化会带来很大的危害,需要加以限制。土地资产价值通过市场才能体现。土地不能交易,那么土地就没有价值。政府在征收农民土地时的补偿又是怎么给定的?这都需要好好研究。
    王克忠阐述了对所有制关系、产权关系的理解。他指出,经济关系可以发展成所有制关系,统治阶级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将其固定下来。因此,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产生一定的产权关系。现在所说产权包括多种权力。建国以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直没有落实。   
    朱国栋认为,所有制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而产权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表说。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是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并获得收益的一系列产权的根源。所有制是基础,产权是表现。家庭联产承包是农村土地产权的核心。对于产权要从它的阶级主体来认识。
    孙仲彝认为,不要把财产权视为单一的权力,它是多个权力的结合体。我国法律规定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民并没有真正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要改善农村的收入状况,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应该将按份共有与共同所有相结合,即股份合作制与家庭合作社并存。此外,还应加紧完善法律制度,督促政策执行者依法办事,认真贯彻落实土地产权政策。
    杨卫从土地的功能和特性这两个方面表述了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理解。其一,从土地的功能方面讲,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土地敏感性、偏好都在发生变化。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土地进行资本化、股份化,土地入市等等,各种观点都存在着。对于土地的市场化,土地产权流转,应该建立在农村土地十八亿亩的红线不被突破的基础上。若不能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则绝不该搞土地的资本化。其二,土地可以作为农民的保障。城镇化后,农民土地租给开发商,开发商再给农民随农产品价格变化的租金来进行规模化生产,也就是“放土不放权”。这里的权利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保障,是承包权,收益权,也就是产权。不要纠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土地是国家的,运作中的土地是集体的。现在正在做土地的确权工作,确权之后农村土地就可以流转,可以作为农民的保障。土地应该看成是农民生活的保障,但是不能搞私有化。
    李晶认为,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看,国外土地私有是有限的私有权,私有土地的运作必须在国土规划的范围内运作。倘若进行土地私有,必须避免“土地私有就意味着可以随意处置土地”这个误区。第二,不管土地是私有还是国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是全民所有的。农村土地进行开发后,开发所获得的巨额利益农民没有得到。开发后增值收益是否该分给农民。还需要解决集体土地利润补偿分配问题,分配需要具体透明公平。第三,政府征用农村土地作商业用途,应该给与农民更多的补助。
    黄文忠指出,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需要建立三个机制:一是对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机制;二是征地后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三是征地农民成为市民的身份转化机制。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解决这些机制问题,并且通过法律途径使它们固定下来,才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傅尔基认为,产权和所有制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产权。第二,现在农村搞土地的股份制,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应该是多元多层的。第三,应该使农民土地的收益权得到体现,避免农民离开土地出现贫困化的问题。流转或者变卖土地可以采用买卖股票的方式,使农民的生活来源有所保障。
最后陈承明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农民致富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非常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需要在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必须使土地集中形成规模效益。因此,要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将个人的承包权入股、转让、流动,将承包权转变成生产能手和专业户的经营权,使农民取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完善的生活保障。(市经济学会   张玉梅  王光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