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远

    

个人简介
四川渠县人。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1945年毕业于四川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次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解放后经陈毅任命为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前身)首届校务委员,后历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第一批)。他与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界在“文革”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数十万册。其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于1986年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主要学术贡献:雍文远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该以商品分析为起点,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总过程构成,对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学界公认。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雍文远: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
 
不断探索经济规律是时代的要求
   
    在雍文远先生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一书里,写着这么一段话:“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少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些研究领域甚至被某些僵化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它的理论统治着。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段话简单而深刻,说它简单因为它只是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而说它深刻是因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却迷惑了几代人的眼睛,甚至今天我们仍不敢信心满满地宣告: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规律。如此说来,这个认识必然王国的“时代要求”并不曾结束,而这个要求也主导着雍文远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
 
  雍老年轻时代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而回国后,雍老却自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自学《资本论》。“两种经济学”在雍老身上产生了很好的融合。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多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解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而雍文远在这个时期却已经开始研究《借贷资本、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样的选题。雍文远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在很多领域他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50年代末期,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在经济政策甚至理论研究中,不顾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提出消灭商品生产,限制价值规律作用,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主张。人们普遍认同来自苏联的正统权威看法,认为商品生产已经逐渐丧失其积极作用,商品生产的范围即将逐步缩小,因此在最近、甚至现在就应该主动去促进商品生产的消亡。而雍文远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1959年他在《解放》著文指出,所有这些看法无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他强调,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有限、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的条件下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9年4月,雍文远将他的观点提交给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研讨会,以雍文远为首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推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于光远等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其他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各方纷纷索要成果资料。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挥着调节作用”的理论共识。
 
 
 
《社会必要产品论》今天仍不过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昭示着理论研究的春天来临。雍文远说:“现在,我真正有了按照自己的观点,客观而公正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环境了。”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袁恩桢研究员说,“文革”结束后,尽管雍老已年过花甲,却成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思想上的解放,意味着许多不合理的禁区被打破,经济学家们有机会尝试运用新的视角、概念和范式去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而要建立一个逻辑自洽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首先就会碰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点范畴”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的认识一直被束缚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人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起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有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始点;还有人以企业作为始点,不一而足。雍文远认为,这些主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都很难说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劳动产品,即社会主义商品,作为始点范畴,是较为适当的。”社会总产品(c+v+m)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但雍文远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只有扣除了用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不变资本c后,剩下的部分净产品(v+m)才能成为全面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必要产品的概念,“社会必要产品分为个人必要产品(v)和公共必要产品(m)两个部分”,并由此出发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和分配过程。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认为,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解释,雍老领衔的团队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描述,迄今为止也没有成果可以超越。
 
  雍文远很早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例如控制宏观经济和搞活微观经济;计划和市场;统一性和灵活性,“把两个对立事物看成绝对排斥或者绝对统一,是形而上学;只看到互助合作,忽视利益差别,也是一种形而上学。”1990年,《双重运行机制论》出版,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双重运行机制。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沈开艳研究员说,雍老发现,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演进的过程中,整个运行机制是双重的,既有计划经济又包含了商品经济,“这为经济转型作好了相应的理论准备,也为将来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奠定了延伸的基础。”
 
  早在1980年,雍文远等就设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对旧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为此开始收集资料,并逐项开展专题研究。1983年《社会必要产品论》一书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同年下半年雍老即组织经济所骨干开始着手撰写,1985年7月完成定稿。该课题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周建明研究员说,《社会必要产品论》是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的条件下,所急需的经济学理论与指导,“《社会必要产品论》是这个时代,我们试图去突破原有的经济体制又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在经济学领域中寻找指导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华东师范大学顾雪生教授称,这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领先之作,突破了苏联式教科书的框架,在内容上不仅反映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且其双重运行机制等有关观点,到现在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雍文远的老同事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童源轼研究员指出,雍老不仅对理论研究非常重视,而且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反对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本本主义”,即使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也能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事实求是。沈开艳说,经济所在写作《温州模式》的时候,整个研究室的成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温州,白天采访记录,晚上整理笔记,“与现在的足不出户也可以写出一份分析金融危机的报告大不一样。”
 
  上海财经大学裘逸娟教授回忆,50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之前,雍老就率队深入河南蹲点,到刮共产风、取消商品生产、抺煞价值规律作用的人民公社调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有时挨着饿坚持蹲点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极“左”路线必须纠正。雍老还说,我和姚院长(指姚耐)都是唯实派,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雍文远先生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无论是他的学术还是为人,在同行中均有极好的口碑。”
 
  上海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左学金研究员说,雍老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不守旧。“我曾经用数理分析法分析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列宁的论断,这在当时算是‘异端’,而雍老还是对我的研究给予好评。”经济所办公室主任周晓庄说,雍老一直强调要为科研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戴政治帽子,“雍老利用他的影响力,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呼吁,区别研究和宣传,尊重科研的规律。”1986年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沈峻坡研究员写了《“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在《解放日报》发表,受到点名批评,“而雍老一直给予研究人员默默的保护和有力的支持。”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说,雍老非常注重打造学术团队,带出了一支优秀的队伍,“雍老集风趣幽默大师和道德学者气节于一身。”袁恩桢研究员说,雍老治学严谨、为人谦逊,特别是为培养青年学者花了大量精力,“可以说整个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学研究队伍,都是他带出来的。”
 
  雍文远曾说:“我们绝不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它的任务。它的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但我们又认为,在可能发生的错误中,将不断提高认识,获取教益,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每代学人的自然生命和学术生命都是有限的,然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宽厚谦和的品质,无疑将超越时代,生生不息。
 
 
 
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精辟解释
 
上海社会科学院   袁恩桢
 
 
 
聚焦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
 
  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础,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1959年,中国开启自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门。1961年由上海编书组推出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自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此书讲到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重视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问题。该编书组的实际主持人就是雍文远。
 
    1982年底、1983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也是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第一次列入国家规划)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以雍文远为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集体,成了全国承担此课题的五家之一。正是在雍文远教授的精心主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在1985年底,出版了《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一书,成了五家承担者中最早出书与结项者。1986年,《社会必要产品论》一书获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接着,以雍文远为首的课题组全体成员,获得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主要领导的接见与褒奖。
 
 
 
紧扣中国社会实际,具有强烈的转型经济学的思想特点
 
    在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雍文远深情地述说,终于到了可以用自己的思想书写文章的时候了。尽管此时雍老已年过花甲,却成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80年代初,他写的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文,不仅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库中的早期作品,更是以此为脉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八九十年代先后推出的《社会必要产品论》与《双重运行机制论》,正是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论述社会主义经济转型问题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须从社会主义商品研究开始,社会主义商品具有商品与产品两重性,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与统一,社会主义激励机制必须兼顾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以V+M即社会必要产品为运行目标等,是对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变革现实的深刻的理论解读。也正是因此,雍文远的观点获得社会的充分认同和鼓励。所以,《社会必要产品》一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评委的奖词是:以商品为分析起点;提出两层次联合劳动;V+M运转核心使基本经济规律范畴化;运行机制分析中包含了经济增长;做到质与量分析的结合。
 
 
 
经济思想不仅有现实价值,更具长远意义
 
    在八九十年代,以《社会必要产品论》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得到社会上的充分重视,并因此获得中国经济学的大奖,是因为有关观点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精辟解释。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或者说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层次以后,书稿的有关观点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是深远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高举反腐倡廉的旗帜,在半年的时间内,老虎苍蝇一起打,成绩卓著,但同时也反映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但思想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改革的目标即市场导向缺乏完整的或清醒的认识,把个人利益至上说成是市场改革应有之义。
 
    《社会必要产品论》中所论及的社会主义商品,其实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而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除市场经济一般以外的某些特殊性,即具有与公有制相连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殊性。正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利公的特殊性,能在相当程度制约商品与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影响,特别是商品与金钱拜物教的影响。
 
    雍文远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与长远意义,正是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商品概念的特殊性基础上,为认清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扎实而平和的学风,透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有气质
 
  雍老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与生活上从不张扬,始终保持了平和的心态与扎实的学风。60年代初,当经济学家沈志远因在《文汇报》上刊载《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一文,而横遭批判。雍老作为研究室的负责人,绝不跟风,而是默默地对沈志远的观点给予无声的支持。正是他的宽厚与理智,从50年代末开始,他在经济研究所打造了一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融洽的团队。
 
  在80年代承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国家“六五”社科规划课题中,尽管他有多年的酝酿积累,有相当成熟的思路与设想,但在课题组内绝不强灌于人,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与建议,以完整总体思路。在分章起草初稿过程中,他鼓励大家各展所长。十天的初稿讨论,互找问题,共议新见,犹是一个极其融洽的神仙会,雍老从中掌舵,画龙点睛。
 
  此后,除雍老以外的课题组13名成员,除了一名过早退休,其余12名都先后被评为研究员,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雍老的言传身教。
 
从实践求真知
 
上海财经大学   裘逸娟
 
 
 
  我和雍老的接触不能说密切,但机会还比较多。 在点滴的接触中,雍老平易、亲切的形象不知不觉日渐高大,成为我心中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记得在1959年4月理论研讨会期间,雍老率队在浙江两县开展关于人民公社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调查后形成的报告,成为与会者热议与赞扬的一大热点,反响强烈。雍老在会上的发言事实鲜活,材料丰硕,论述有据,观点鲜明,无人不信服。事后雍老自己也有点兴奋,激动地说:我亲眼目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它是每天发生在身边的鲜活事实,若用带有质疑的口吻向农民提问,连不识字的老农都会笑话你这个脱离实际的大教授啰!此前,他还率队深入河南蹲点,到刮共产风、取消商品生产、抺煞价值规律作用的人民公社,那里早已从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到无饱饭可吃,营养不良,浮肿病开始蔓延,其后果之严重令人咋舌。雍老和调查队同志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有时挨着饿仍坚持蹲点调查,三个月后终于得出了极“左”路线必纠的结论,《调查报告》中还剖析了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2008年某日,我去探望雍老,一起回忆财经学院已故姚耐老院长,年过90高龄的雍老提到两次全国理论研讨会和那两次调查时,仍记忆犹新,叙述起具体情景。他说,河南、浙江相隔不久的两次调查,对比太强烈了!在河南是饿了体肤,醒了头脑;在浙江,是鲜活的商品经济给了农民活路。我有了切身的体验,在4月会议上的发言才那么有底气。当时大家公认北京所的发言理论水平高,我们所的发言底气足,有活力,很出色,后来他们都纷纷引用我们的材料作论据。雍老还说,我和姚院长都是唯实派,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候,“商品外壳论”、“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有限作用”等苏联传统观点仍主宰着理论界,在此大背景下,能毫不含糊地肯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调节作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需要理论勇气的。
 
  姚耐老院长生前和我们谈过他与雍老的数度合作,曾说:他们的合作心情舒畅,很踏实,很相投,并略带风趣微笑着说是“气味相投”吧!我想,是指学术品味和思想相通吧!不久,他们便合作出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论著。雍老还先后发表《商品生产还要发展》、《价值规律的客观性》等相关论文。
 
  不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署与指导下,他们又同蒋老(学模)等组织本市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集体编写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材》,于1961年出版发行。这本教材的出版是当年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解放以来我国自创全新系统以崭新面貌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至此才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雍老回忆此教材时告诉我:这是中宣部下达的全国重点课题,发动全国各地经济研究机构和高校经济学系参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和复旦等高校研究人员参加,由姚院长负责。后来,各地共提交十二本教材初稿,并派代表集中在北京评审,雍老作为上海代表参与了北京评审会议。经过严格认真的审阅讨论,评出了两本最优的,一本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另一本就是上海的。但到1961年最后正式出版的只有上海的这一本。当时对此书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认为它突破了苏联教材传统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国实际,是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探索。它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结合中国实际,遵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辩证发展轨迹,建立了中国化的新体系。内容上,在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大大突破了旧传统,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及其矛盾的显现,已成为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突出方面,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新教材为全国许多高校采用,在短短三个月中就连续印刷了九次。雍老以其唯实求真的治学品格、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为人们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