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

    

个人简介
 1919年生于江苏武进,1942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在重庆,1946年迁回上海)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主要学术贡献:钱谷融先生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他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著名论断在文艺理论界影响至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和创作转折的基石和前提,其重要作品《〈雷雨〉人物谈》所展示的深厚功力和独到见解,堪称文学批评的经典范本。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钱谷融:倡言“人学”的文艺理论家

文学是人学

    提起钱谷融先生,“业内人士”的第一反应想必是论“文学是人学”。的确,这似乎已经成了钱谷融先生的名片,这句短小而精辟的论断,其实正是钱谷融先生总结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终极口诀”,也可以看做是他人生风格的真实写照。

  1957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学校和文学系领导号召大家踊跃提交论文。一向埋头讲台的“教书匠”钱谷融先生经不住各方动员和敦促,再加上那时“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气氛比较活跃,于是在当年2月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这篇文章在当年《文艺月报》5月号发表,《文汇报》随即在第一时间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对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加以介绍。

  钱谷融先生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文学的任务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

  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过是文艺理论界的“常识”,然而在当时,却是十足的“惊世骇俗”之论。在谈及钱谷融先生的学术贡献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陆晓光教授认为,那时候,一般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做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在中国,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钱谷融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文学创作当做一种只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工具,他认为,“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抽象空洞的信念,笼统一般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

  其实,这篇文章标题的确定,就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在当时确属“不合时宜的声音”。文章原题为《文学是人学》,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甚至文中也通篇看不到所谓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的说法。然而,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后被打成右派)建议钱谷融将题目改为《论“文学是人学”》,并借高尔基之口说出这个观点。这样一来,这篇文章就名正而言顺,成为论述高尔基学术观点的文章,政治上也就安全了许多。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马上就批判《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的货色”。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钱先生提出的这个命题,因为与阶级斗争学说相冲突,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批判。即便到了80年代,学术界还有一些人不赞同。“在中国,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长达几十年。而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钱先生用非常鲜明的语言,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文学的最基本原则,这是石破天惊的!这在文学理论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

  《探索与争鸣》主编秦维宪认为,中国本就缺乏人性的传统,1949年以后开始批人性,“我们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也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和西方是有极大的差距的,而钱先生的论断首先在文艺理论界发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赵丽宏表示,当年这个思想一直受到批判,“到现在‘文学是人学’是我们文学界最推崇的理论。”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小说家孙颙表示,现在有人说“文学要死了,小说要死了”,但是我认为只有人类死了,文学才会死,因为“文学是人学”。

 

“惜墨如金”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

  

  钱谷融先生作品不多,会议时讲话也言简意赅。他总是称自己“自由”、“懒散”。但正所谓“大道至简”,他从来不会去故作高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是每每直探思想和生命的本质。

  赵丽宏认为,钱谷融先生经常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散漫的人,但其实他是一个在思想上非常勤勉的人,是一个生命和理论都常青的人,“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著作不算多,但为什么他的影响这么大,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因为他的学术含金量非常高。”孙颙也认为,钱先生说自己是“散淡之人”,其实这就是他做学问的一种方法,“孔子和老子做学问也不一样,谁能比出高下?”孙颙认为,钱先生的作品是“以一当十,以一抵百,几十本书都比不上他一篇文章。”钱先生的风格就是言简意赅,开会发言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但寥寥数语往往点中要害,他总是用最少的语言把事情的本质最精确地说到位。

  而今天,我们衡量学术成果价值大小的标准似乎就是数量的多寡,不过这样的评价体系也确实让钱先生“难堪”了一把。1943年钱谷融先生进入上海交大(重庆)国文系任教,1951年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份一直是“讲师”。直到1980年以后,才被“破格”直升为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介绍说,1978年,钱先生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学者,在一次大会上,主持人介绍钱谷融教授时,钱先生笑称自己“还不是教授,我只是讲师。”全场哗然,大家很难想象,钱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连副教授都不是?王晓明认为,让钱先生这样的人评不上教授的制度不是好制度,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如此尊敬他,开会研讨他的思想,“说明学界还有一个标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说,钱先生曾经用“为人要谦虚谨慎,为文可否放荡大胆一点”,鼓励学生们大胆写作,这说明钱先生绝对不是一个思想拘谨的人。

  著作等身是一种做学问的结果,惜墨如金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钱先生总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人事、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和感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真理往往简单得像常识一样。在自然科学领域,最根本的原理也可以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达。而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大量运用玄虚的、高深的、舶来的概念术语,写上冗长拗口的句子,其实正是今天学术界值得警惕的怪相。

 

文学的最高标准是探究灵魂深处被忽略了的真实

  

  钱老称自己向来不是乖巧的学生,遇到不喜欢的课,就跑到重庆的茶馆看书。他总是反复强调,“我不做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我一生没做过学问,真的,我是懒惰、无能”,“要是有人来了,我就打麻将,有的玩就不读书了”。“懒惰”和“无能”,是钱谷融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词。乍看之下,他似乎游戏人生,和严肃的学者形象大相径庭。然而,这正是钱谷融先生人性最本真的流露。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说,钱先生崇尚自由、性情洒脱,但他不是一个没有章法的人。他很爱自由,但也崇尚孔子那种循循善诱的规矩,“他有一种内在的律率,这是他长期学术修养中慢慢形成的。”钱先生曾对杨扬说,他的老师伍叔傥先生崇尚自由、率性,伍先生曾告诫钱谷融,做人不要卑俗,要有抗压能力,哪怕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失格,不要失态,不要失分。这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殷国明表示,钱先生其实非常勤奋,脑子从未停止思考。钱先生年青的时候是唯美主义者,到了晚年,一直在追求“真”,“不是说‘真’好,但是求‘真’很难。”殷国明表示,文学应该是最最真的,生活应该是最最真的,人性也应该是最最真的。“真”有时候的确会坏一点、差一点、爱吃爱喝爱玩一点,但没关系,因为他是本真的。所以钱谷融先生对艺术的探讨也慢慢转向于更注重“情”,他认为“情”更接近于“真”。所谓人老多情,人越老,对真情的体会就越深。这就是真实的钱谷融,一个真实的“人”。赵丽宏说,钱谷融先生很真诚,一辈子不说假话,不写违心的文章,他的《散淡人生》一书,从40年代就开始讲人的真善美,把真善美三者的关系讲得那么透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文字的生命都还在。”

  钱先生称自己并不喜欢现代文学,其实也不懂理论,只是一直坚持自己的“感觉”,把对文学的感觉写出来,对人物灵魂的感觉写出来。对作家来说,要写出这种真实,非真诚不可;对文学批评来说,要发掘、直面、探讨这种真实,也非真诚不可。这或许是文艺工作和其他工作最大的不同。苏州大学中文系曹惠民教授曾写文章谈到,钱先生之所以能凭他并非多产的论著确立其“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理论家”的声望,固然是由于“文学是人学”论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由于他在坎坷和厄运降临时表现出的理论勇气,更由于他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为外力所动,从而令人心折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真正钟情于文学的理论工作者的人格光彩。而钱谷融先生自己却表示,“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

  英国大哲人培根曾论述过求真之难,不仅难在求真本身不是容易的事,根本上还在于人很多时候其实是享受于虚假带来的快乐。因此,说出真理总是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快。钱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的最低标准是“人道主义”,是“把人当作人”,但文学还有一个较高的标准,那就是探究人类灵魂深处被忽略或掩盖了的真实。对庸人来说,这种真实或许是细碎甚至难堪的,但其实它们却是最值得珍贵的人性标本。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强大生命力

 

复旦大学   朱立元

 

   钱谷融先生19572月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是建国以来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篇历史文献。文章提出了关于文学的人道主义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在当时具有抵制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意义,也不仅在新时期之初具有拨乱反正、促使文学回归自身审美特质的功效,而且在新世纪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消费主义日益蔓延的现实语境下,仍然具有抵御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维护文学和批评独立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没有过时,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没有过时。

   钱先生的重大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命题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以符合文艺自身规律的方式作了准确而深刻的理论阐述。第一,批评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人的描写是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人是工具”观点,确立了人在文学里的中心地位。第二,从价值论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首次突破把思想倾向落后的作家创作出伟大作品归因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落后世界观的正统主张,认为与其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成功“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作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确立了这个命题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根本的作用。一是明确区分了作为历史思潮和作为人类普遍精神的人道主义;二是精辟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把人当作人”,在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为“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三是高度推崇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发展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四是明确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五是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文学理所当然地要以描绘和表现普遍人性为己任。

   如果上述概述符合钱先生原意,那么,显而易见,其“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核心内涵是以“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认识、理解、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确定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人是目的,尊重人、解放人、把人当作人,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并以这种态度来描写人、揭示人性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人作为文学描写的中心。  

   如果我们回到1957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大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别是大批“人性论”的历史语境中,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钱先生提出这个命题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钱先生在当时提出并极为精辟、深刻地阐述了这个命题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涵,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命题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乃至思想、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不仅在1957年到1960年屡遭批判,而且在“文革”中被作为“黑八论”之一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论点,承受着更加猛烈的批判。但也正因为此,“文革”之后,钱先生的这个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期开始阶段人道主义思潮复苏的重要代表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并以其思想的精湛深刻和体现着广大人文知识分子学术良知,而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人学与美学的结缘

 

华东师范大学   殷国明

 

   上个世纪50年代,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理论勇气和识见,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和思想标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不仅依然坚持自己的人学的追求,而且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艺术思域,不断追寻着新的境界。钱谷融先生曾对自己所坚持的基本观念进行了如下说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口头、笔下的,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还是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条件的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出一点共同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做人。把人当做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做人的专制和奴隶制度。”

   如何把这种“人学”化入艺术实践和创作之中,如何使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更加富有人性化和艺术化的韵致,一直贯穿于钱先生80年代之后的作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反对把文学工具化的观念,另一方面坚持自己艺术化的追求,在具体的艺术展演中追逐着文学的真谛。尽管“工具化”理念与体制可以利用、跨越、甚至制造各种新颖超前的理论,但是却无法跨越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存在,而人性与人道主义无疑在这方面是其天生的“克敌”。因为人道主义的渊源就是人性的生命状态,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和情怀。它从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一种生命状态,表现了人类自身的一种觉醒和存在意识;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态度和感情,一种对人类自身状态完美和完善理想的追求与显现。

  这就是对于诗意孜孜不倦的追求。钱谷融先生一直不忌讳说自己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直坚持“艺术标准第一”。为什么这样呢?其中又隐含着钱谷融先生对于人、对于文学艺术怎样的思考呢?按照他的观点,文学艺术的特质是最贴近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也是最不能容忍、最难“工具化”的;换句话说,文学艺术既是人们抵抗工具化最后的避难所,也是获得自己完整存在的精神家园。这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都是如此。

   其实,综观当今世界,人类对于自身状态不容过分乐观。现代社会之“工具理性”已经成了主潮,统制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之工具化,虽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人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工具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之所以一直备受瞩目,原因也在于其特质的最难驯服,尽管严加看管,但还是难免出现人性论、人情论与人道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尽管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行无阻,惟独到了文学艺术领域,就难免自圆其说;因为文学艺术是如此与人的感情状态紧密相连,是如此不受一切概念教条的制约。而钱谷融先生之所以对于文学、对于艺术情有独钟,就因为它们最完满、生动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理想,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所以,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人及其存在的魅力。由于艺术,人道主义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形式、艺术化的方式、美的形态存在,使人们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创造活动发现和体认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钱谷融先生的魅力就在于此,他试图发现和倡扬一种共通的文学语言,追寻一种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艺术生命,为人性悲剧性的现实处境开通一条有希望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