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

    

个人简介
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著名作家与文艺理论家。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曾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副教授,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届副会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主编。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鲁迅遗产探索》、《美国印象》、《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等。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主要学术贡献:徐中玉先生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秉持“务实”、“致用”、“求通”的学术理念,在学术研究、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他年逾花甲,仍不遗余力积极从事学术组织活动,为全国和上海学术思想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发行二千余万册,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徐中玉:当代大学语文教育的开创者

前不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度过了他的百岁华诞。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时常看到这位百岁老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附近散步的身影,他面色红润,声音清晰,目光依然炯炯有神。老人前阵子表示,将毕生积蓄100万元捐助给华师大中文系。很多人谈到这位长寿多产的学术老人都不禁肃然起敬。

主张教授治校被戴上“右派”帽子

  徐中玉先生是享誉全国的著名教育家、作家与文艺理论家。1915年,徐中玉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清贫的中医之家。进入无锡省立中学之后,徐中玉选择了师范科,他说师范科的学生家庭比较困难,不用学费,吃饭不用钱。而无锡省立中学同一年级的普通科学生当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1934年,徐中玉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而山大正是由享誉一时的国立青岛大学转变而来的。彼时的山大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梁实秋先生著有《酒中八仙》,记述当时一干旧友的风雅逸事。徐中玉慕名前往。他进校时,虽然由于不满学校开除进步学生,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主任梁实秋,教员沈从文等愤而辞职,京派作家领袖、山大校长杨振声也因政治压力而辞任,但老舍、洪深、台静农、游国恩、叶石荪、罗玉君等当时名士依然留在山大,师资阵容仍堪称豪华。
  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徐中玉产生了对古典文学的强烈兴趣,鸿彦硕儒的言传身教,也让他养成了受益终身的学术习惯。徐中玉做学术卡片用力之勤是出了名的,至今在他家中还保留着几十年来他手书的数万张卡片。而徐中玉也直言,他做卡片正是受了叶石荪先生的影响。徐中玉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卡片,直到近年身体状况下降,才有所放弃。这些宝贵的卡片随徐中玉一起,历经岁月沧桑和一波波的政治运动,无声地诉说着老先生的功力与求索。徐中玉说:“从‘反右’后二十年困苦间,我一直制作卡片,新读数百种书,选抄卡片数万张,逾百万字,使我平衡了心态,增加了自信。”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他感言当时养成这种习惯非常好,是古贤认真学习的一种好办法,对研究学问,便于写作,有莫大帮助,“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两百张卡片了,写起文章来就很容易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徐中玉随学校内迁,转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1941年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始终没有脱离校门。而徐中玉“教书匠”的日子并不平静,1946年,由于他发表王统照、骆宾基、钟敬文等人的文章,并支持“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教育部”密令解聘,不得不回到上海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第二年方受聘到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1957年,徐中玉又因公开发表文章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被划为“右派”。

开创大学语文教育影响几代人

  从30年代大学生涯算起,徐中玉先生的学术生命已延续近80年。徐先生倾心于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和编写书籍约1000万字,主编教材和期刊达20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在徐先生比许多人自然生命还长的学术生命中,其中国古代文论、著作方面的研究尤为见长。原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教授说,徐先生在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研究上,很多成果堪称我国文学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苏轼的创作经验》、《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苏东坡诗论》、《苏东坡文集导读》、《近代文学大戏文学理论集》等著作,充分发掘了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界第一批领先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主编出版的《古文鉴赏大辞典》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上海书店)荣获全国长书最高荣誉奖——1999年国家图书奖。
  比起这些阳春白雪的专业研究,由徐中玉先生和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共同开创的大学语文教育对整整两三代人的教育意义,乃至对整个国家人文教育的复兴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更是功莫大焉。
  建国之后,中国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取消“大学语文”教育,大学生人文通识素质的培养自此中断整整30年,“正常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人文教育几乎成为一片荒漠,教训极其惨痛和深刻!”。“四人帮”倒台后,徐中玉和匡亚明商议,应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此举得到包括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在内的数十所大学的积极响应,教育部门终于批准重开大学语文教学。198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组成由徐中玉任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至今发行量累计超过3000万册,受惠者遍及全国各地,以影响范围而论,或已远远超过了先生的任何一部专论。
  徐中玉一直坚持大学语文的定位应该是通识教育,它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文化修养、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学语文”不仅仅是一门讲授语文知识的课,还应通过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文化、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铸造“中国人为人的道德”(鲁迅语)。徐中玉曾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在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努力挖掘、汲取出其中蕴涵丰富深刻的、对今天仍有普适价值的思想资源,再不可像过去那样一概抹杀,数典忘祖了。”徐中玉还说,大学语文学习时间不宜太短,语言表达、写作能力、人文素养、道德情操,都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的说话能力经常有机会发言才能培养起来,所以在宽松的环境之下,容易培养说话能力。”徐先生还最早尝试在高校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这些观点和举措无疑都是非常深刻、极富远见的,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上海文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毛时安评价说,徐先生不仅是学问家,还是一位极具才华的教育家,“徐先生作为教育家,如果给他一个发挥的空间,他完全有可能成为类似于蔡元培这样,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英名的大教育家。”

真正的学者如同革命战士

了解徐先生的人,素以“君子”形容他的为人与品格。君子者,刚健有为,正直不阿,有担当有大爱,而这正是徐中玉先生的真实写照。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说,徐中玉先生堪称华东师大最高雅的人生典范,“无论是早年历经颠沛还是中年蒙冤受难之际,先生始终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不计个人恩怨,殚精竭虑,奉献国家。”
  徐先生向来强调学术研究应坚持独立思考,学人应有风骨。他曾说,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能于勇于独立思考、质疑问题的却不多。学术研究求真务实,追求长治久安之道,不能朝三暮四,随风转弯,这正是它之所以有最大责任和最大作用。学术研究工作特别需要能于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品格的人才,再不能总喜欢驯服工具了。他曾在文中写到,学者其实都是自学出来的。关键决不在于是否进过高等学府的大门。勇于探索真理,勇于坚持真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同时便是革命战士。
  南京师范大学王思焜教授说,徐先生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做学问、做人最基本的规范。徐先生曾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巨擘相继去世后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现在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各种官方奖助仍实际受到垄断,各种评估实际仍有意识形态干预。官本位,官僚主义,在学术界高校中蔓延,民主进程甚少。”现在的学术发言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可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犬儒主义,“有些是过去搞怕了,有些是胆小,但你在学术界,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成研究的。”因此,他提出学术研究的自由应有法律保障,“不至于被认成不可容忍的政治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说,徐先生的品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恐怕也是徐先生治学的要诀。实事求是,人们耳熟能详,以至于觉得稀松平常。而要真正在做人做事中,将“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以贯之,也绝非易事。徐先生曾谦虚地讲,自己“是白过了很多时间,年近70岁时才逐渐懂得了这句话的一些重要指导意义,而离经常能在学习、工作中身体力行,则还颇远。”他认为,实事求是的核心是“求”,他也常常自问“有没有总是下定决心,满怀勇气,认真去‘求’呢?”并自责说自己常常并未做到。以徐先生原则之坚定、为学之勤奋持久、所得成果之丰硕,尚觉自己浅尝辄止,后辈学人当以此自勉者恐尤甚百倍。著名作家南帆教授表示,徐先生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需要始终注视、学习的。
  在徐先生开明、求是、自由学风的熏陶下,华东师大中文系一大批年轻人成长起来。在徐中玉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他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激励那些具有创作才华的年轻人迅速脱颖而出,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华东师大中文系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群、批评家群、出版家群和教育家群。童世骏说,正是前辈学者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对师生平等的实践,对真理至上的信仰,和对教书育人事业的忠诚,才培育了儒雅醇厚的中文系的传统,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华东师大的风格。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说,中华文化中的长寿,不仅指生命的持久,更是指道德的高尚。达到长寿的途径,不仅是做到清心寡欲,明哲保身,更是要做到仁者爱人,兼济天下。徐中玉先生跨越两个世纪,历经家国沧桑,今天依旧老树春深,教泽广被,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使命感;具有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勇气;具有贫贱不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毅力。他是一位真正的仁者,君子。

 

 

  徐中玉先生提出通识教育的问题,认为要开设大学语文,理工科也要学人文,提高人文素质。

尊重高校教育规律

南京师范大学   王思焜

  徐中玉先生无论在教育思想还是文艺理论思想上,都有杰出的贡献。

  解放后,理工科受到重视,文科因为历来受批判而遭到轻视。当时的高中生考大学大多考理工科大学,很少报考文科,所以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就比较差。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共同发起,在全国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这是开创性的,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老一辈的科学家、理工院士,都是人文、理工兼顾的。他提出通识教育的问题,认为要开设大学语文,理工科也要学人文,提高人文素质。徐先生在提高人民整体人文素质方面站得高、看得远。

  徐先生曾经讲到,在1957年,他受邀参加会议提意见,后被打成“右派”,原因就在于他提出“教授治校”。他当时提这个意见,纯粹是从尊重教学规律、尊重人才、提高大学教学水平出发的。实际上,教授治校正是高等院校的办学理念。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也提出,现在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假如中国没有50-100所一流大学,这个目标等于是痴人说梦。这些都是强调,要尊重高校的教育规律,和当时徐中玉先生提出的“教授治校”,遵守高等教育的规律完全相通。

  徐中玉先生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很重要。在很多社会政治的时间节点上,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曾经讲,当年在“批林批孔”时,徐中玉先生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孔子不能批。”“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时发动的最高指示,谁敢说“不”字?而且当时徐先生是“戴罪”之身,刚刚从牛棚出来。梁漱溟先生在“林彪事件”前也说过,他反对把林彪写进《宪法》。但后来,林彪事发,全国“批林批孔”,此时的梁漱溟却对此保持沉默,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徐先生和梁漱溟先生都是很有骨气,不畏强权高压的。

  徐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物美价廉耐磨”。徐先生幽默、轻松地以之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物美毋庸赘言是说素质好,价廉是说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徐先生住房条件和工资待遇都不高,2007年的时候,他的工资不到4000元。那时候上海的白领,月薪2、3万,但是作为大学的著名教授,就4000元不到。耐磨,是徐先生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种种磨难的总结。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打不走、骂不走,还是留恋这块热土,还是对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有一种留恋之情。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物美”。徐先生对于自身遭受的磨难是不计较的,他有相当坦荡的情怀。

  鲁迅先生讲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在中国古代政史上面,掩盖不住这些人的光辉。他说,这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徐先生就像鲁迅讲的这四种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他堪称中国的脊梁。

 

  徐中玉先生是学术活动家、组织家。他的学术是要用的,为学术而学术,不是真学术。

青天白鹤见精神 道德文章相衬托

北京师范大学   童庆炳

  杜甫当年写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诗圣太缺乏前瞻性了。现在活过60岁的人不可数,所谓“古来稀”的人也很普通。徐中玉先生活到100岁了。他用他的生命长度,结结实实地“驳斥”了杜甫。重要的还不单单是徐先生是“长命百岁”,而是他的生命和精神,与他的事业和贡献,争相辉映,奏响了他人生美丽的交响曲。

  我曾在贾平凹的材料中看到这么一句话:青天白鹤见精神。他用这句话来解释小说,即小说的意蕴不完全都是写在字面上的,有很多东西隐含在字的背后。文字像白鹤,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而小说的意境像青天,似乎很远,似乎我们看不见。其实,蓝天和白鹤相互映衬,这样才见出真精神。我觉得这句诗恰好用来形容徐中玉先生。徐中玉先生是蓝天又是白鹤,他的道德和文章相互衬托,形成了百岁老人徐中玉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他一生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

  徐中玉先生对后辈非常提携。在1982至1984年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高教自考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每个学科还要有一个学科委员,徐先生自己研究文学理论,当学科委员名正言顺。结果他不当这个委员,去做大一语文学科的委员。1984年前后,在华师大召开文学理论自考的考试大纲研讨会,我当时40出头,讨论当中总是抢先发言,徐先生每次先让我发言,大家再围绕我提出的建说讨论。我这样做,希望可以让讨论速度加快一些,而徐先生总是从善如流。大纲讨论完不久,徐中玉先生就从上海来信,要我出任教育部高教文学概论学科自考委员,放手让我带领一批比较年轻的学者。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徐先生的《大一语文》发行了三千多万册,我们的《文学概论》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从1984年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仍然在印刷。从此,我走到哪里大家都认识我,都说“我读过你的《文学概论》”。没有徐中玉先生的支持和提携,他的包容、解放和无私的精神,像我这样一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和重任。

  徐先生是学术活动家、组织家。他的学术是要用的,为学术而学术,不是真学术。在徐先生的心里有一种对祖国、对人民非常深的责任感。他觉得学者写文章,不管写得怎么样,最后应能用之于社会。所谓的用,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批判精神。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不真的东西就要说话,他也支持这样的学术文章发表。他自己写的文章,很多都是这一类的。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也认识到,学术有两种,一种是为学术的学术,这是王国维当年提倡的。另外一种是徐先生提倡的为用而研究的学术。这是他的学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用的背后,是他的责任感。所以,他的学术和社会是密切相关、息息相通的。

  徐先生的品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根据事实说话,从不说那些没有根据的、玄而又玄的、古里古怪的、谁也看不懂的话。在古代文论中,他对《文心雕龙》非常熟悉,还有对叶燮的原诗非常熟悉。我读过他很多古文论方面的著作,比如有一篇专门谈《文心雕龙》知音篇的“见异”,里面联系到屈原的“异彩”加以分析,非常到位、非常深刻,很有独到的见解。这样水平很高的文章给我们树立了学术上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徐先生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和他追求独立思考、独特见解的学术品质,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结合得非常好。

供稿:上海市社联“沪上学人思想”学术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