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

    

个人简介
1920年4月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8年、1953年分别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52年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2008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成为中国大陆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美国时期,用英文著有《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等;另外还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四卷本)、《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30余部著作和编著在国内出版。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一人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院长、人大代表……他曾经有许多身份;杰出的知识分子、卓越的学术组织者、优秀的政府智囊、爱国者、“议案大王”……人们曾经用种种名号来概括他的某些特征。然而,他最钟情的角色大概莫过于“学者”,他的天赋与旨趣皆为学术而生,他的名望与人生价值亦皆本于其学术研究。

 

    学术贡献远不止于中国绅士研究

 

  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经济学,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绅士”研究则开拓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新领域,而其学术成果远不止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张仲礼编著的作品共36部,约1800万字,课题成果和文章不计入内。在他的学生、黄浦区原副区长沈祖炜看来,张仲礼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美国从事的中国绅士研究、回国以后的企业史研究和1990年前后开始的城市史研究。

  其“中国绅士”研究堪称经典,用熊月之先生的话说,“在美国和中国的文献里,都显示这个绅士研究是最透彻的杰作,也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杰作。”沈祖炜说,张仲礼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的分析。他把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扎实的史料功底和西方的数量分析数理统计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传统中国社会,绅士这个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解读这个群体,也是解读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在张仲礼的绅士研究著作出版之前,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或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或来自西方学者以他们的视角、方法和话语进行的研究,皆可谓雾里看花,一知半解。《中国绅士》的出版,第一次由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详尽的学术描述,可谓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空白。张仲礼的博士导师弗兰兹·迈克尔先生对该书评价道:“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意味着为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勾画出了一些大纲。”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中国绅士》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必读参考著作,曾到哈佛大学访学的权衡研究员对此深有感触,“我一介绍自己来自上海社科院,对方马上问我是否认识张仲礼博士。在课堂上,很多学生都有一本《中国绅士》,尤其是研究中国经济,这是必读的参考书。”

  张仲礼回国后从事的企业史研究同样影响重大。“文革”前,他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和上海工业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改革开放后,他把研究重点转到外国在华企业,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下,阶级斗争是基本话语,在研究企业史的时候突出劳资纠纷的研究,而往往忽略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张仲礼将绅士研究中的数量分析和史料梳理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企业史的研究中来,并突破藩篱,做了大量企业管理和开拓市场方面的研究。这为中国今后的企业研究树立了典范,也奠定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研究的功底。甚至200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授予张仲礼“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时都不得不表示,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及对上海的外国企业的研究,“对我们理解这些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课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末,张仲礼组织社科院经济所和历史所合作搞上海城市研究,陆续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在上海城市研究完成后,接下来搞东南沿海城市研究,再接下来搞长江沿江城市研究,后两个课题将城市与中国近代联系起来,使得城市研究在整个中国得到高度重视”,沈祖炜称,张仲礼在课题开始时就已经有了如此完整和长远的布局。

  当然,这些成果远不足以概括张仲礼的学术生涯。他还主持了多项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作出了智力贡献。新世纪以来,张仲礼意识到环保的战略意义,由此把研究重点向生态研究转移,担任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并指导主编《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仅改革开放30年来,他就完成了30余部著作的编写,获得了1750余万字的研究成果,张仲礼谦虚地称,这完全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团队精神的充分发挥。他坦言,在其所有著作当中,《中国绅士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和《当代经济新科学、新方法、新流派》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三部重要著作。

 

   “爱国家”、“爱上海”、“爱社科研究”

   

  曾经做过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主任的张忠民研究员说,每年研究生开学典礼都会请张仲礼院长去给新生讲话,“而他每年都会勉励师生要讲‘三爱’:爱国家、爱上海、爱社会科学研究。”这“三爱”甚至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品质。同为经济史著名专家的钟祥财研究员表示,张仲礼先生从经济史学拓展到现实研究,又从现实拓展到学术之外,带动一个团队,领导整个社科院,并将自己的学术精神传递给晚辈和学生。这得益于他在30多岁就完成了自己的学术架构,得益于他的大爱和平常心。

  从1983年开始,张仲礼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间,他提交了50多个议案,其中有8个被列为当年的“一号议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1987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议,专业职称评定要经常化、制度化。这份议案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的“一号议案”,并在几个月后,即由有关部门加以落实。熊月之研究员表示,每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张仲礼总是事先在院里找很多人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高质量的议案。在他的议案中,不仅有他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引起了反响,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如今广为人知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证券法》、《反腐败法》等,都是由他首先提出议案,并得到政府的重视,及时加以制订、实施的。

  他还不遗余力地重点培养年轻的学术力量。张仲礼利用自己在欧美的影响,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年轻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他说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和优秀的教授,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探究问题的精神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他个人拿出近100万元,在上海社科院设立“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曾获这个奖项的权衡研究员表示,迄今一共有27名中青年研究人员获得这个奖,而这批获奖人员现在也都成为社科院的科研骨干和社会上各领域的优秀代表。

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曾说,张仲礼先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历久弥深。即便经历动荡,曾经举步维艰,四顾茫然,但他从不言悔,总是向前看。而他也以自己的学识和慧见,赢得了政府和人民对于知识的尊重与对于知识分子的信赖。2008年,一次张仲礼学术思想座谈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在贺信中说,您一贯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忠厚长者”是我们对您的共同评价。可见,“忠厚长者”四字,可以作为张仲礼先生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

 

 

为社科学者树立一种范式

华东师范大学   王家范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张仲礼先生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关于中国绅士的开创性研究。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其历史的延续性特别强。中国社会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必须纵向地看,横向地看,古今相连地看。中国社会的特质是什么?她是如何运作的?中央的意图和政策是怎么落实到地方上来的?通过哪些人加以落实?这些人在中央政策的出台以及落实中起了什么作用?张先生就是通过这种追问引出了“绅士”研究课题。张先生采取的是社会学、社会史的研究路向,选择了一个关键性的群体——中国绅士——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分层或社会阶层,分析方法是西式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特有的。

  实践证明,选择中国绅士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智慧的。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很多对象可以选择。以往的中国研究当中,很多人选择“王权”作为研究对象,关于中国官僚制度的研究也不少。然而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能够联动上下、带动四周,无疑是研究“社会运作”问题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今天关于绅士问题的群体研究、个体研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观点、基本目录都在张先生的绅士研究中打下了基础。弗兰兹·迈克尔先生对《中国绅士》一书评价时说:“作者并无意认为其研究已将有关绅士的各方面问题论述均已包罗无遗,但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意味着为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勾画出了一些大纲。”我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作为“开山作”的历史地位。

  传统的中国研究比较注重于政治史,研究方法也偏重定性研究,惯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范畴,而经济学出身的张仲礼先生,运用他的专业特长和天赋为中国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较早地在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中融进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张先生的研究带动了一系列的学术发展。对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推动毋庸赘言,另外对于推动地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经济生活史的发展也功不可没。由于张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这些领域在中国非常活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课题不仅仅开辟了中国绅士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实际上还拓宽了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多个分支领域,是一个发散性的、影响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课题。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张先生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力。比如日本乡村社会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可是很少有人考虑到,日本人开始注意“乡绅”这个课题,中间受到张先生多少影响?!中国学者往往研究海外学术对中国的影响,而很少研究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这方面需要加以改进。

      张先生的研究为中国年轻的社科学者树立了一种范式。第一,资料详实。张先生的研究本从经济领域开始,但其成果为历史学界所认可,这同其成果中饱含丰富的史料密不可分。要把握绅士研究这类历史性的课题,他必须把这个课题的重要资料全部梳理。书里的很多材料当时在中国很难看到,华盛顿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张先生对这些资料的细心钩沉和耙梳。史料梳理的艰难我自己深有体会,这些书籍、地方志、官方文书、制度文献一本本去翻阅摘抄,需要多少时间?!第二,研究方法的开创性。张先生的研究引进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进行群体研究所必须的。进行个体研究时,可以采用深化细节的方法展开。而进行群体研究必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能找到的人越多越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归纳概括,这是张先生的特长,是数理统计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第一批“尝鲜者”。第三,意义的关怀。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甚至成为文化产业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个部门,一大批从业人员,每年依靠提供“产品”获得报酬。“职业化”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忧虑的是把史学研究仅仅当做一个职业,用以谋衣食、谋职位、谋公权、谋地位;把自己当做工匠,为社会提供一种产品,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不是社会科学的本质。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探讨中国社会转变的脉络与方略,是搞社会科学、包括搞历史研究的人应有的意义追求,而这也正是张先生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研究不是为项目而搞项目。他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去观照中国。这种关怀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

复旦大学   姜义华

 

  1983年,复旦大学召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后国内第一次以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们邀请了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许多专家,希望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有一些重新评价,我在会上首次见识张仲礼先生。然而,当时我们以为张先生就是社科院经济所搞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位专家,全然没有意识到张先生的巨大学术贡献。因为那时候,张先生的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而且当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是不承认这些东西的。所以,张先生的影响在海外已经非常重大,但中国史学界却基本没人知道。张先生的研究不光是资料翔实,更重要的是方法先进。国外比较早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结合起来做研究,包括将计量研究应用到社科领域。张先生在海外受到的学术训练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直到1983年以后方才自觉地把计量方法引入中国史研究。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的史学研究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真正有突破性的、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示范性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多少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外国人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界定、评价和解释中国。很长时间里,在欧美是这样,在苏联也同样如此。

  直到张仲礼先生、瞿同祖先生、何炳棣先生等一批中国学者的出现,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他们接受欧美规范的学术训练,带着对中国问题的关怀,充分利用国内外相关的资料,运用欧美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问题做出了真正具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并且用英文出版他们的著作。这以后,中国人的中国研究才开始逐渐受到西方人的重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改变了西方,首先是改变了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一些基本倾向。

  在我所看到的范围内,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几乎没有不参考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这部著作的。其影响之大,不可估量。正是有了张仲礼先生这些学者在美国做的中国研究,才带动整个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起到了某种示范性、带动性和扭转性作用。作为中国学者,有中国的关怀,又充分利用了海外的资源,包括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有了自己的发言权,而且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国外的整个中国学研究。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价值是在这里。

  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从学术的指标来衡量,就要看上海有多少学术上的东西在国际上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具有引领作用。如果没这样的文化积淀,没有这样一个文化成果和文化影响力,我觉得最多只能算是个泡沫经济城市。同样,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的大都市,有多少文化的基础,文化能提供多大的推动力和凝聚力,取决于学术界的贡献。这需要学术界有这个担当,也需要相关领导同志有更宏大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意识。

上海要有自己的文化名片,上海要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就得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世界级的学者。我认为张仲礼先生堪称这样的代表。张先生的著作,50年代国内无人识,无人问,而国外一片叫好,影响及于今天。我们后辈学人如何做出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是无法回避的时代要求。

 

 

对祖国对民族有着一种大爱

上海社会科学院   熊月之

 

  我从80年代后期开始跟着张院长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过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他们无不对张院长充满崇敬之情,而且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崇敬是发自内心的。作为有名气的外国学者,他们通常不会没有原则地捧一个中国学者。作为能够近距离接触张院长,能够直接观察他为人为学的晚辈、下属和同事,我时常想,张院长有那么高的社会声誉,受到人们那么由衷的尊敬,根源到底在哪里?

  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治学方面,张院长有高远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科学的治学路径。他有着对学术的敬畏,无论是在华盛顿大学做绅士研究,还是回国伊始不受重视,只能从事外文翻译——中美建交的时候从事尼克松资料的翻译工作,后来从事洋行资料的翻译,以及后来社科院的很多外文翻译方面的工作——事无巨细,都极其认真。二是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论他做社科院的院长,社联的领导,还是人大代表,都是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做的。傅高义先生曾讲到,上世纪50年代末,张院长放弃了海外的终身教职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学术尊重和社会地位。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听到张院长有任何抱怨,外人问及此事,他总是微笑着说“不算什么”。我觉得他对祖国、对民族有着一种大爱,尽管有这些遭遇,但是他从不提及,这是很了不起的。第三是待人有君子之风。在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张院长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爱护年轻人的形象。最初我跟张院长一起工作时,只是协助他做一些组织工作,然后是作者、编委,后来是副主编,再后来张院长提出要我们挂名做主编。他自己在推功,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和我们合作的很多老先生都是很有个性的人,协调起来比较困难,张院长总是亲自协调。有些老先生讲话不是很有礼貌,张院长从来都不计较。这样的胸怀,非常难得。分稿费的时候,张院长总是说,你们多拿一点,你们需要钱。这使我们很感动。退休后,张院长年事已高,但他常常到我办公室,递给我许多研究材料。他告诉我说:“办公室里的书,你看中什么就拿去”,而且是送给我的,并不是借给我看的。他发现了什么书对我的研究有用也会及时来告诉我,我现在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便是张院长送给我的。这样的关爱太多了!长者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帮助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不是亲历过、共事过的人,很难有这样深切的感受。

  有的人学问大脾气大,有的人学问小脾气大,还有一种人是学问大脾气小,张院长是学问大没脾气,这是最难得的。2004年,张院长被评为上海社联第一届学术贡献奖,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这个评奖实至名归。无论立言立德立功,张院长都当之无愧。感谢市社联为上海学术界树立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