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

    

个人简介
1934年5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今桃江县)。1950年考取湖南大学经济系。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1年,他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空白,推动了学科建设。他的《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实用主义述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在国内学术界也产生重大影响。主编有《现代西方哲学》系列、与俞吾金共同主编《西方哲学通史》(10卷),目前正主编《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刘放桐: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拓荒者

 

    刘放桐先生与哲学结缘似乎并无必然性。他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哲学兴趣,在意识形态运动中感到疑虑,正是这种疑虑促使他开始了朴素的理性反思,而这种反思竟一步步引领他踏上了探求学术真理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国内几乎众口一词指责实用主义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然而,刘放桐先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发现了这类指责的肤浅和苍白,他决定通过攻读西方哲学方面的更高学位,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和独立判断来对这个问题一探究竟。

 

    《现代西方哲学》开辟学术领域

 

    总结刘放桐教授的学术贡献,不得不提到《现代西方哲学》这部教材。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的话说,《现代西方哲学》这本书开辟了学术领域,引领了学科建设,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真正为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而这部教材的诞生却一波三折,颇为不易。本来刘放桐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通过研究和讲授现代西方哲学,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和书稿。但是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紧随其后的十年浩劫让他的教材编写工作几乎终止,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材料相当一部分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种种原因而丢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路线得到纠正,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行。现代西方哲学也得以重新进行研究,但是仍然还有不少障碍。要编写国内首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不仅没有任何蓝本可资凭借,参考资料也很短缺,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当时哲学界并无共识。对于习惯了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批判模式的人来说,在哲学观念上要发生较大变化,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出于政治安全,也为了教材能够顺利出版,刘放桐不得不在书中放了大量“左”的批判框架。他对此一直惴惴不安。即便如此,该书还是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1983年左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浪潮中,某些权威部门甚至把该书当作传播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典型,通报全国(后来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发现问题,未予追究)。

    而刘放桐认为,该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处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也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为此我们在 1984 年时就已考虑对之加以修订。”于是刘放桐组织人员,对各个流派的原始材料重新进行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的近期研究成果,力图对各派理论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介绍。他更重要的目的,是力图突破旧的批判模式,不再简单以“唯物-唯心”来为各派哲学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特别是肯定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许多进步,肯定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性。在论述科学性和评价客观性方面都有较大提高的修订本在1990年得以出版。

    1990年的修订本虽然去除了大量“左”的错误,而刘放桐认为,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该书仍未完全交代清楚。当时哲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马哲和西哲互不相关,马哲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而西哲实为无用之物。而刘放桐教授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之处和价值所在。刘放桐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同根、同源、同目的、同秉性——均属西方哲学在现时代的产儿,均以超越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体二分法思维方式为目的,均体现出哲学范式实践转向的大潮流。当然,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刘放桐在呼吁跳出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窠臼去认识西方现代哲学的同时,也力主用新的眼光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然而,对于一些固守僵化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马克思主义降到和现代西方哲学同等的位置,是对马克思主义绝对权威和唯一真理的严重挑衅。

    可以说,1981年版《现代西方哲学》是我国现代西方哲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1990年的修订本则在突破“左”的评价模式、实事求是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则力图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

 

    锲而不舍推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刘放桐先生的哲学探索缘起于实用主义,最重大的学术发现也在于认识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的“实践”秉性,从而指出现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

       而在中国哲学界,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以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己任的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特别是每到意识形态争论的重大关口,实用主义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可以被任意贴为某个“反对派”的标签。如20世纪50年代反右、批修、批“右倾机会主义”,被批者的理论基础被说成是实用主义。批胡适、批梁漱溟,可以说他们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果真成了这样一种可为一切反动势力辩护,从而应当受到一切批判者的批判的哲学么?”刘放桐感到疑惑。

       于是刘放桐便转而去全面、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主要实用主义哲学家,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杜威的原著。《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这篇论文第一次明确而全面地对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流行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模式公开提出了挑战。刘放桐提出,实用主义固然不认同唯物主义,但更反对唯心主义;固然不同意黑格尔式辩证法,但也更不是形而上学。实用主义并不否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强调物质世界只有作为实践关系的对象才有意义;实用主义强调世界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强调人的行动和实践在解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具有决定作用。在这些方面,实用主义毋宁说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马克思并不意在为世界建立一个严密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秉性的真谛。

       刘放桐8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大力推介,恰好暗合了国内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大潮。小平同志提出的“猫论”、“摸论”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张力的最好注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堂家教授称,关注实用主义的研究,使我们在拨乱反正时候客观看待西方思潮,促进中国学者对其进行重新研究,开风气之先。

       2003年,年届七旬的刘放桐先生推动成立了“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中心”,计划用10年时间翻译出版38卷的《杜威全集》,“我们将深入开展对杜威和美国哲学的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一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莫伟民教授表示,从中可以看到老先生在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极大作用,老先生以极大的胸怀,组织起全国的一批学者,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做学问有自己一以贯之之道

 

       有人认为,中国学者做西方哲学研究只是转述,没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提出现代中国只有哲学学者而没有哲学家。而刘放桐先生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不单是修订材料,更重要地是在思想上有所厘清和推进,他一直在思考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在中国生长出新的东西。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认为,刘放桐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已经对世界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形而上学学会、国际价值和哲学学会负责人G.McLean教授曾说,刘放桐教授“比其他许多人更像是在哲学上使中国真正开放的一把钥匙”,他力图证明一种更为开放、更有人道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他的确做到了;他力图揭示西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他的确也做到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成了对待西方思想的公正、可以接受和创造性立场的同义语”。

       一些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可能选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就开始做起了绣花针的工作,反而忘记了高层次的研究,不再追问哲学本身的问题和哲学的本质问题了。而刘放桐教授不一样,“他不断地思考哲学本身的问题和哲学的本质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表示,刘老师启发我们,做学问要有自己的哲学问题,要有自己一以贯之之道。刘放桐认为自己并非天资异禀,但肯定自己“干一个事情,不管多难,总要想办法做到,不会三心二意。”

       刘放桐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坚持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典范。他所涉足的领域,同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素来不是单纯的学术领域。他小心翼翼,然而却是坚定不移地在当时单调片面的思想文化厚重的帷幕上撕开一道小口子,企图透进来一丝丝微风,带来些许凉意,冷却人们过于滚热的头脑。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俞宣孟研究员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懂得如何发表。他很强烈地要把自己研究的东西与国家进步、民主有关的意识形态挂起钩来,“他一点点做到了,而且被接受了。”他懂得运用智慧,在推动思想解放的同时保护自己。要知道,对学者而言,行动的自由和自然生命的延长,通常意味着学术生命的保存和学术创造力的实现。

       有人认为,刘放桐先生的研究贡献远超出了学术意义之上,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主要的作用是对国内80年代思想的启蒙,呼应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国策,具有反意识形态至上的意义,客观上响应了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策略。可贵的是,刘放桐先生自己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甚至根本没有要影响时代、开化政治观念的野心和企图。促使他不断前进的,只有那源源不断地探求真理的欲望。

 

 

 

 

 

 

开马哲与西哲对话的先河

 

复旦大学教授   俞吾金

   

    刘老师对哲学研究有一种独特的眼光。刘老师向来力主马哲与西哲进行经常性的对话,建立了极为融洽的合作研究关系。作为西哲研究专家,刘老师一直在思考马哲的本质问题,试图用“实践”概念来贯通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并从马克思的哲学观出发,梳理了西方哲学史的流变,从而排除了意识形态的种种偏见,给现代西方哲学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我认为,刘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他对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老师几乎是在当时国内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搭建起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主要架构。《现代西方哲学》出版以后,1990年又出了修订本,2000年再次修订,刘老师不断地补充新材料加以完善。除了学术认识不断深化的原因外,他一直对第一版具有较为明显的“左”的痕迹耿耿于怀,努力希望消除这些痕迹,尽可能客观地阐释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种追求真理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促成了一本经典教材的诞生。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刘老师又领衔编写西方哲学通史。

       第二,他使马哲和西哲的对话成了复旦哲学系的特色,在全国哲学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其实,从时间上看,如果说,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开端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产生影响于19世纪40年代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也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哲学博士,马克思不但熟悉整个西方哲学史,而且他本人的思想也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甚至是它的开创者之一。刘老师总是告诫我们:不懂西方哲学,无法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无法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合理的阐释。1985年,我留系后不久,刘老师就建议,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一个新的方向,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从而把马哲和西哲贯通起来。今天,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上海市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985国家级研究基地,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在全国居于领先的地位。

       第三,刘老师对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思想的深入研究。刘老师不但出版过这方面的个人研究专著,而且发起并主编了《杜威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工程。有感于刘老师的这份诚意,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教授提供了电子版的杜威全集。相信这一翻译工程的完成能使我们对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思潮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会进一步促成中西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总之,作为前辈学人,刘老师的哲学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激励我们深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强大动力。

 

 

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个学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冯   俊

 

    一辈子围绕着一本书。刘老师可以说著作等身,但对于后学而言,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现代西方哲学》这本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写,到80年代出版,90年代修订,2000年再修订。刘老师是何士敬、苗力田先生在50年代招收的第一个副博士研究生。苗老曾说,青年人要沉得下心来,不要急于发东西。这是一种学术的虔诚。刘老师一辈子认定一个目标,不断地完善,这种钻研学术的精神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敬仰。

    教育了一代人。《现代西方哲学》真正为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都是发轫于刘放桐教授,对整个学科的面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后来有一些年龄跟刘教师差不多、甚至比刘老师岁数更大的老师也写过现代西方哲学的书,但国内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的范本是刘老师开创的,它产生了时代性的影响,教育了一代人。

    影响了一个学科。刘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这个学科具有奠基性作用,决定了这个学科的面貌。现代西方哲学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30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受西方哲学特别是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很大的,从关注的的问题,到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影响。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向西方哲学借鉴,也讲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等。在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两家早期互不来往。由于刘老师的推动,到了90年代,面貌就不一样了。随着学科的深入,加上年轻一代人际关系也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后来两个学科就一起搞学术活动,这促使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融合,由于学科目录的调整,原来在大学哲学系里是两个教研室,后来也合并统称为外国哲学了。所以,刘老师对中国整个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开创现代西方哲学,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了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刘老师影响了整个哲学学科的面貌。

       带出了一班人,也可以说建立了一个学派。毫无疑问,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很强,各个学科都不错,但在国内哲学界,只要提到复旦大学的影响,肯定要提到西方哲学。全增嘏先生奠定了复旦西哲的基础,而后来学科领域的发展,都是跟刘老师分不开的。刘老师造成了一个环境和氛围,形成了有利于大家成长的土壤,这个团队形成了一个学派。

 

 

对“实践的转向”的创发性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郁振华

 

    我特别要提一下刘放桐教授1996年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上的论文《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他以后的一系列论著是对这篇论纲的深化、细化和系统化。在这一项研究中,刘老师紧紧抓住、深深切入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一重大义理关节,把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对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有种种说法,如“语言的转向”等,在刘老师看来,这些概括都不如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能切中要害。

    在美国著名哲学家伯恩斯坦看来,在过去150年中,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欧陆,西方哲学的真正精华是围绕实践(用)主义的那些核心主题展开的,因此,他把20世纪称作“实践(用)主义世纪”。伯恩斯坦想立足于“实践(用)主义转向”来贯通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跨出更大的一步,即,在实践观念的基础上,贯通20世纪的中西哲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可分为前后两段。前50年的中国哲学有明显的学派特征,主要有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家、清华学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更精简的概括是“北大观念论、清华实在论和延安唯物论”。1949年之后,在大陆,基本的局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哲学园地一片荒芜。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哲学家们致力于实践观念的创发性研究,为中国哲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比如,高清海先生提出了“类哲学”的构想;李泽厚先生建构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冯契先生立足于实践观念,阐发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刘放桐教授的工作也可以在此脉络中加以理解。刘老师基于他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尤其是他对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深刻洞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所是”揭示出来了。传统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但那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所是”在于通过“实践的转向”实现了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时代性。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刘放桐教授用力最勤的是实践(用)主义研究,特别是杜威研究,这是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虽然马克思和杜威有不少原则性差异,但是,对生活、实践的重视,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哲学精神。正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精神实质有深刻的把握,刘老师的杜威研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