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

    

个人简介
 1926年生于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后,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文集》(五卷本)等,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曾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三届会长,中国李白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等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学术团体的职务。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王运熙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新时期以来该学科的标志性巨著,具有总结以往、导示未来的重要作用。他的《文心雕龙探索》纵横开掘、独具慧眼,在“龙学”研究中自成体系,洵称大家。其治学之严谨,论证之缜密,文风之平实,尤为学界楷模,对后学影响甚巨。

 

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特长

王运熙:毕生耕耘“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人们一般喜欢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学者的创作之丰,而这个词语用在身材并不高大的王运熙先生身上,恐怕还不足以形容王先生长达60年学术生涯的丰硕成果。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介绍说,王运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奠定其学术基础。50年代中后期,着重研究唐代文学。60年代起,又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八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其又在文学批评通史方面成就斐然。其《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等,均有以小见大之巧,常发人之所未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王先生所涉领域,无不深耕细作,给后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其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历时约十年,全书规摸宏大,洋洋逾三百万字。七卷本问世之后成为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经典,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曾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许多奖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跃进研究员评论其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集中古文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公持将其称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日本国广岛女子大学教授柳川顺子评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说,该书是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大著”,“在重视客观实证性的研究态度方面,以及王运熙著作某些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见解方面,确信本书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内划时期的论著”。王水照教授表示,王运熙的研究成果是乐府研究方面的经典、代表,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准。

  2012年底,五卷本《王运熙文集》问世,王先生特意选择红色封皮包书,体现其对学术的热情长盛不衰。

 

在平实背后有一股学术的精光

  

   王运熙先生治学极有特点,善于以小见大,从平实中发现真问题;特别注重文史互证和资料的扎实,其结论务究精确、扎实、证据充分,颇有乾嘉考据之风。

  “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清代朴学的工作原则,真正熟练地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说,王先生的论文,多数篇幅不大,常常主要利用一条或几条新材料,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王先生治学方法以归纳为主,通常都是在大量运用材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小结论,“王先生的文章粗看平淡,但背后有一股学术的精光,明察秋毫,常发人之所未发”。王先生有时甚至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立论务求可靠。复旦大学杨明教授回忆,王先生屡屡对学生称赞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对于“陈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王先生尤为心折。”但是在唐代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先生不赞同陈先生的观点,便撰文商榷。据说这使得有的崇敬陈先生的老师颇为不悦,但王先生还是坚执己见。“在先生看来,崇敬大师与追求真理,不但不矛盾,而且正相一致;坚持求真,是学者应有的操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吴光兴先生说,王运熙先生的学术工作属于客观的历史学的范围,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前辈学者的风范,是珍贵和令人尊敬的。”

  华东师范大学杨焄副教授说王先生特别善于以小见大,“王先生对于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体、气、文质、风骨、比兴、奇正等,都进行过深入探讨,加以准确的阐释。尤为可贵的是,通过阐释,上下贯通,联系文学创作,从而以小见大,得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比如关于“文质”这一对概念,有许多学者认为相当于今日所谓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这种看法影响很大。但王先生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文质彬彬”就作品外部的艺术风貌、语言风格而言,指其既不过分华艳,也不是质木无文,而是华丽、质朴两方面结合恰到好处。对于这个问题,王先生居然写过三篇文章加以论述,足见其研究问题之精深。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霖认为,以一“平”字概括王运熙先生最为恰当,“平实治学、平和为人”。“平”似无惊世之论,但并不代表其学术研究没有创见,王先生从不故作惊人之语,于平实中论真问题。对此,王水照先生也表示认同,王运熙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从求实中求真”。王运熙非常重视论文写作,因为论文必须有问题意识,其每为文必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每每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王运熙先生都能有新的发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学术研究几乎荒废。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口头上也说要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实际上是批字当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杨明教授回忆到,郭沫若在人民广场的万人大会上慷慨陈言,说自己的著作都该一把火烧掉。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必须投入“战斗”,谁敢消极观望?面对这种颠倒黑白的混乱世道,王运熙先生却出奇的冷静,他曾对学生们说:“越是要批判,就越是要研究。不研究怎么批判呢?”而“四人帮”倒台后,风向马上为之一变。“文革”期间一些学者为了“再次跟上时代的步伐”,写出了一些违背史实、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而王先生对此非常冷淡。虽然那时曾有人指责他的文章“战斗性不强,缺少批判性”,但他说:“作为一个普通学者,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内幕,对于‘四人帮’的阴谋,是难以了解和识破的,但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史料出发,就可以少犯、不犯错误。”王运熙先生一生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就曾评价王先生“有操守”,“认为对的就坚持”,其独立之精神、不屈的人格可见一斑。

 

一上讲台就会两眼放光

 

  王运熙先生长期以来勤勤恳恳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名作家何镇邦先生曾回忆,可能是由于用功过度,加上性格的原因,王运熙先生有点少年老成、未老先衰的样子。不过,一上课堂,讲起课来,王运熙先生则声音洪亮,青春焕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归青教授称,王先生讲课“很清晰、很有条理”,好的课堂应有的科学性、熟练性、生动性三方面,王先生都堪称典范。他讲起课来旁征博引、举一反三,讲到兴起之时,还用带有上海郊区金山口音的古韵朗读诗文,略带拖腔,更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杨明先生这样形容他的老师:“先生的言谈举止,似乎永远是那样平心静气,但当谈起学术问题,尤其是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时,语调就会略微高扬,双眼也放射出光芒,那正是内心深处炽烈情感的释放。”

  王运熙先生还善于与学生教学相长。李白研究一课,他采用一种师生共同研究的方式,自己先确定选题,然后“他先把他选出的《李白诗选》的篇目印发我们,供我们讨论、分析,以此作为作业进行注释”,复旦大学中文系吴兆路教授说。随后,他进行统一修订后,再一次印发我们讨论。这样最终完成的《李白诗选》选注,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诗选》,编选者是王运熙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文学专业的学生。王运熙先生在带领学生完成《李白诗选》选注工作的同时,又开展了《李白研究》的研究与写作工作。在一个学期里,开设一门只有36个课时的专题选修课,完成了两部在当时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李白研究著作,这可以说是高校文科教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范例。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说,这样的方式不但使学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较早就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学会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这些东西往往能让立志学术的学生受益终生。

他所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共有二十余人,现在基本上都在高等学校任教或在出版机构从事专业工作,有不少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王先生不愧为纯粹严谨的学者,循循善诱的师者”,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朱迎平说。

 

 

一切依靠材料说话

 

复旦大学  王水照

 

  去年年底出版的《王运熙文集》五大卷,清晰地反映出王运熙先生勤奋前行的治学历程,展示出厚重的学术内涵和鲜明的治学特色。早年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是他的成名作,时年仅20多岁,以其精细的观察力和一丝不苟的考辨力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名著,引起国内外学界的瞩目,受到另一位乐府研究大家余冠英先生的赏识,积极为之推荐出版。中期转向唐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尤在李白研究领域中用力甚劬,且能教学相长,有《李白研究》、《李白诗选》等论著问世。后期又把重心投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出版《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等专著,最后共同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成为目前这一学科的集大成之作,也奠定了他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大家地位。

  从王先生治学历程中,可以看出,他研治的历史时段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七卷本批评史中,他除了统领全局以外,亲自担任写作的也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这两册。他固然博览群籍,广泛涉猎,但能抓住主攻方向,集中精力加以突破,治学的聚焦点十分明确,保证了学术成果的精深和厚实。这对于有些四面出击、浅尝辄止的学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其次,他是从文学史走向批评史研究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的治学特点。以往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习惯从古代作家们明显的论诗论文的主张中取材,向历代诗话、词话、文话或题跋、书简、杂录等典籍中搜讨资料,王先生却注意与作家们的创作实绩相融汇、相比勘,这在方法论上是有开创性的。新近获得“思勉原创奖”的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与成功运用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第三,他的著作大多以单篇论文为基础,不仅论集是如此,他编著的批评史著作也是如此。他一直强调单篇论文的写作,以突出问题意识,又能避免一些人云亦云的概论性介绍,便于表达作者经过独立研究后获得的新观点、新思路。这也给我们以很多的启迪。

  王先生的治学特色也很鲜明。我体会较深的是:以求实而求真。要追求真学问,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一切依靠材料说话,有几份材料说几分话。要真正做到这一条是很不容易的。第一要挑战权威。陈寅恪先生是王先生和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前辈学者,他曾说,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达促进了唐传奇的繁荣,这一见解影响广泛。但王先生从唐代古文和传奇的具体语言风貌分析入手,认为唐传奇主要沿承六朝志怪小说一脉,而与唐古文实异其趣,它的繁荣与之无关。第二要敢于与学界的所谓“共识”商榷。《文心雕龙》研究曾是学界的一大热潮,已有“龙学”之誉,对其理论体系性的评价越来越高。但王先生却根据大量论据,把它定位为指导写作之书,这并不会贬低它的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真貌。此观点现已为不少同行所认可,而王先生在当年提出是需要一定学术勇气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建立,最初主要是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先生之功。郭、朱二老是复旦这一学术重镇的奠基者,王先生就是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他出色地承担着承前启后的学术史重任,复旦人对他充满了敬意。

 

  

内心有一股学术的精光

 

上海师范大学   曹   旭

 

  《论语·子张》第十九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刚开始看王运熙老师,不是“俨然”是“蔼然”,其他“温”和“厉”的境界都和子夏说的相同。

   1984年我考进复旦,成为王老师的研究生。入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信古”、“疑古”和“释古”三派,他说他是“释古派”。释古的文章差不多有三个目的: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解决问题;三是揭示规律。

  王老师给人的印象是谦和,说话细声细气的;但我们都特别怕王老师。王老师在“蔼然”、“平和”的外表下面,内心有一股学术的精光。他有时会主动批评某个名家,报刊上讨论学术问题,他会参与,并要求我们参与。他的学术和思想像剃刀一样锋利,虽然他批评的话都说得轻声轻气、无形无痕,但我感觉,他说过话的地方我的血就流出来了。

  在王老师写的论文中,专论多,通论少。我入学的时候,学界强调宏观研究,但王老师对我们说:“我呢,是中观。”他一直是用“中观”的眼光来做“微观”的工作。他也有关照,但不是宏大无比的关照。我不知道有没有“中观”这个词。他有几次讲他是“小宏观”,意思是一样的。

  从学问的方法上说,王老师写文章主要是用历史学的方法,文史结合,以归纳为主。通过归纳、对比,弄清真相,解决问题,并抽象出事物内部带规律性的问题。

  研究的时候,他对文献材料特别重视。并要求我们:第一要学会使用工具书。第二要注意此材料和彼材料间的联系。譬如论《文心雕龙》,你不能只论《风骨》篇,其他的都不管,你要把五十篇和刘勰所有的作品综合起来考量。第三要把这个作家和其他有关联的作家结合起来,论陶渊明,就要知道颜延之和谢灵运,要把陶渊明放到一个历史整体里看。第四是要把文学的材料和当时文学理论的材料结合起来。研究汉魏六朝的诗,对《诗品》、《文心雕龙》要熟,因为它们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同样,研究《文心雕龙》和《诗品》,也要把理论和当时的诗歌作品结合起来考察。

  收集材料有几点要注意:一要重视最基本的材料,研究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基本材料和外围材料,你要把基本材料掌握好。像六朝、唐代,都有它基本的材料。二要建立自己的材料根据地,材料不能东一块西一块的,要有一本自己很熟悉的书。我对《诗品》、《文心雕龙》比较熟悉,所以终身受益。三要运用材料时,注意辨伪的书。辨伪的书是捉经典“臭虫”的书;有多少经典,就有多少捉“臭虫”的书。运用国外的资料也一样,引用黑格尔的美学也一样。《四库全书提要》堪称完美,但也有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纠正《四库全书提要》的错误。四要关心新材料,注意期刊每期有什么新文章,要关心书目,即将出版的学术信息,也要在掌控之中。

 

 

 

将最新研究成果拿到课堂

 

上海大学  董乃斌

 

  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所涉很广,内容很丰富,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说尽的。这里只讲我体会较深的一点,那就是他总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既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拿到课堂,对同学作启发式教学,又在科研工作与教学活动中,把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最该掌握的基本功和学术规范教给我们。

  1962年前后,学术界掀起古文论热。复旦因有郭绍虞、朱东润等前辈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和开拓,而成为该学科的重镇。当时,郭先生应教育部所托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教材上册刚刚问世,王运熙老师自己的研究重点也正由文学史转向批评史。他给我们开了文学批评史的课程,再一次把科研与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初学批评史,对我们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文论选》所选篇章,与文学史教材不同,比较抽象,重思辨,提到不少概念术语,涉及许多不熟悉的人名、书名、作品名,等等。王先生几乎是一篇一篇、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突破难关,在此基础上梳理批评史的发展进程。当时还没有新编的批评史,王先生讲课用自己的大纲,同时详细介绍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大家的著作,特别让我们找郭先生书的老版本(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来读。后来王先生和刘大杰、顾易生先生一起合编新的《批评史》,并成了那部书的实际主编者。再后来,他又和顾易生先生共同主持至今享誉学界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亲自执笔撰写了其中的两卷。王运熙先生就是这样认准一个方向,从基础做起,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开拓前进,投入数十年的精力,终于攀上学术的高峰。在文学批评史学科,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位作出杰出贡献的学术带头人,不愧是复旦批评史学科的主帅。

  王运熙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崇高品格是分不开的。王先生淡泊处世,绝不被名利或其他琐事分心;宁静为文,以勤读深思、明辨学理和教书育人为乐。即使遇到巨大的困难和疾痛,他也以外柔内刚、无限坚韧的精神勇敢面对。这一切都是我十分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