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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点亮未来 | 张学良:迈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究竟凭什么?

发布日期:2020-11-09

【编者按】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那么,长江三角洲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又该如何全面思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张学良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基础、国际的比较与未来的趋势等角度对此作了阐释。以下是他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


       长江三角洲,一般我们简称为长三角,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词已耳熟能详。事实上,长三角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从最初的自然地理学概念被逐渐赋予了经济区的含义;另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长三角所包括的空间范围也随之扩大。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点上,正在向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迈进。


如果将长三角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在全球可以排到前五位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面积35.8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总量在2019年达到3.4万亿美元左右。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如果将长三角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在全球可以排到前五位,经济总量与德国、印度相当,也与上世纪80年代我们作为追赶对象的亚洲四小龙相当。其中,江苏省经济总量约为1.4万亿美元,经济体量与澳大利亚相当,高于荷兰、瑞士等国家,位居世界第13名左右。但是同时也要看到,长三角地区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与城市化率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区域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与空间。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基础、国际的比较与未来的趋势这几个角度来思考。


从东晋到今天,长三角至少经历了“江、河、江、湖、海”五个时代


       (一)从历史地理的维度认识长三角


       “三角洲”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用希腊字母Δ(Delta)代指尼罗河口的三角形平原,此后Delta一词便用以表示河口的冲击地貌。根据我和我的团队的研究,Delta一词于19世纪晚期伴随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


       长江三角洲最早映入我们的眼帘,可以追溯到1862到1865年,当时英国人查理·戈登率领洋枪队以及一批英国工兵在镇压太平军的途中,第一次测绘了长江下游北至镇江南至杭州的这一三角形区域,并于1865年在伦敦出版了题为“Military Plan of the Country Around Shanghai”的地图,该图成为西方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依据的最早的实测地图。根据该图,《北华捷报》前主笔马诗门撰写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一文并发表在《地理杂志》上,该文可能是迄今所见西方最早有关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学论述。


       1917年,中国近代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前往苏浙皖三省调查长江下游地质情况,并于1919年以英文形式发表了题为《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的文章,第一次系统阐释了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机制。自此,Yangtze Delta的用法虽逐渐固定下来,但地理教科书及报章杂志中出现了“扬子江三角洲”“大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不同译法。1935年,《各学校地理课程标准改正文》刊登,要求将师范地理教材标准中的“大江三角洲”改为“长江三角洲”,此后“长江三角洲”的表述逐渐固定下来。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知道长江三角洲概念的由来,还要看到它背后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唐代以来,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明清时期这里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王朝时期的顶峰,形成了以大运河为纽带,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历史上,长江三角洲所在的“江南”是一张名片、一个符号,是一种向往、一种实现:满足了那个时代人民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憧憬,以及为此实现的努力付出与制度安排。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的维度来追溯,南京早在我国唐宋以前就是“六朝古都”,以南京为中心,带动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还未真正形成的江南地区进入了“长江时代”。隋唐时期,扬州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商品贸易、人口往来的集聚地,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长江三角洲所在的江南地区进入了“运河时代”。南宋定都临安即杭州,杭州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多国外传教士、文人学者到访杭州,真正形成中的江南地区进入“钱塘江时代”。明清时期兴起了一个新的“江南时期”,即进入“太湖时代”,主要是依托太湖流域,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1840年后,上海开埠,五口通商使上海的优势与龙头带动作用得到了极大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中国进入到“海洋时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对内与对外开放的门户窗口。


       可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约从东晋到今天,至少经历了“江、河、江、湖、海”五个时代。随着这五个时代的变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心不断地转移,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至少有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与上海这五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中成为“首位城市”,并分别形成了在当时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带动了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村镇体系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星罗棋布,江南市镇大多位于交通便利之地,地处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工商活动为主要功能,辐射范围广,商业活动与周边农村联系紧密,宜居宜业。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水相关的概念非常多,水网密布河浜纵横,交通往来有舟楫之便,素有“水乡”之称。明清时期,区域内交通以内河航运为主,主要水系为南北向的大运河与东西向的长江航道,而支线则包括太湖水系内吴淞江、黄浦江、蒲汇塘等以及南部的钱塘江。由此方便了人们的居住,丰富了生产和生活,也加强了区域的联系。也是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商业资本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人口集聚、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引导下的“区域一体化”也起步较早,例如,为促进长三角地区汽车互通,苏浙皖三省于1932年便成立了“苏、浙、皖三省道路专门委员会”,掌管三省道路干线的拟定、审核、实施与指导等工作。


       从历史维度看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江南为代表的历史的传承,包括财富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商业意识的传承、从商精神的传承等,集大成和商业的文明的巅峰都是在长江三角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长江三角洲地区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追求,一直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前面。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到达了什么程度?


       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总面积35.8万平方公里,2019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总人口2.27亿,GDP总量达23.73万亿,以占全国3.7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16.22%的人口,贡献了23.94%的GDP。在经济体量庞大、人口高度集聚的背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良好发展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发挥了更好的引导作用。由省级决策层面、市级协调层面、部门执行层面共同组成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嵌套民间层面自发形成的其他沟通机制,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管委会等创新型机构,使得长三角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可以说,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大树底下好长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跨省域毗邻区协同发展格局,经济实力越强的城市越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量的提升转到质、量共抓的新时期,既面临我国深化对内开放、率先探索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经济密度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挑战。长江三角洲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新型区域合作与深度对内开放,带来经济的新增量、发展的新动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多赢合作新模式。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探索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包括毗邻区合作、示范区合作、新型“飞地经济”、城市对口合作、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等方式,通过城市功能统筹、交通对接、产业与创新协同、公共服务共享、环境共治等手段,不断完善和提升区域一体化实现路径。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到达了什么程度?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谁与谁最为紧密呢?我们可以用大数据与新技术来做些探秘。


       我们的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间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前十对城市为:上海和苏州、上海和杭州、上海和南京、上海和嘉兴、杭州和宁波、上海和宁波、上海和常州、上海和南通、宁波和舟山、上海和无锡。从中可以发现,上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前十对城市中除了宁波和舟山、杭州和宁波之外,其他八对都与上海相关,大家都愿意与上海“交朋友”。


       此外,还有一些数据。比如,基于上市公司总部与企业分支机构数据,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城市,上海在长江三角洲资源配置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作用较为突出。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专利申请数据,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城市间专利联合申请活跃,区域创新共同体雏形初现,G60科创走廊成效初显,特别是在上海大都市圈内部,各城市联合申请专利更加频繁,企业联合创新优势明显。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兴或回归


       我们还要在国际比较中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方位。工业革命首先从欧洲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随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形成了欧洲西北部城市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洲,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形成了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即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与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崛起,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群。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


       从上面描述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轨迹看,似乎是从欧洲到北美洲再到亚洲,但如果我们从长周期看,至少从公元1200年前后到鸦片战争前的这600年的时间里,长江三角洲所在的中国江南地区,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区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所以,我理解的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应该最早是从中国的江南地区,转向欧洲的两大城市群,再转向美洲的两大城市群,又回到了东亚和中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兴,或者是一种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我们认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空间演化逻辑。


       但是,将长江三角洲放在今天的国际比较中,我们也要看到其与世界先进城市群还有差距。数据显示,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长江三角洲的空间面积最大,但经济密度远不如世界先发城市群。此外,201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分别占据全国总量的23.9%和16.2%,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面积之和与长江三角洲基本相同,但2010年它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就已达到全美的49.6%和37.2%。如果以人均GDP作为对经济效率和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考量,201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GDP为1.45万美元,不及2010年西方先进城市群的三分之一,劳均产出为2.2万美元,不及西方先进城市群的五分之一。2019年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为68%,而世界先进城市群城镇化率近90%。


       可以看出,我们与世界先进城市群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需要全方位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以先行先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使命,既要注重把握世界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现实,充分考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具体实际;既要着眼于发挥当前比较优势,又要体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需要依赖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还须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改善劳动力空间配置,以城市集聚经济提升效率水平。


未来长三角的增长与发展需要做好四篇文章


       今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现阶段,我们要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紧扣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在上述战略定位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强劲活跃增长极”。“强劲”指的是速度,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还需要更加勤奋努力,更加注重创新,注重技术进步,实现强劲的发展与增长。“活跃”指的是质量,经济要活跃,发展要有活力,质量就要高。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实现在适度增长速度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又要保持高质量发展保障下的适度增长速度,这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


       如果以2035年长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为期,计算下来,GDP的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6%以上,经济总量才能实现由现在的3.4万亿美元到2035年10万亿美元的跨越。所以说,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不能顾此失彼,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需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要以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集聚水平,进而带来质的飞跃。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长三角的增长与发展应该是一种“多彩”的增长与发展,需要做好四篇文章。一是“生态文章”,找到实现路径,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二是“民生文章”,找到市场机制,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公共服务;三是“文化文章”,深入挖掘江南文化,提升长三角地区文明水平;四是“创新文章”,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增长与发展。总之,要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生态优势、文化文明优势、战略叠加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增长的优势,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主讲人:张学良

 

 

【思想者小传】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美国密歇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入选多项国家级人才计划,为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各级政府委托重大课题50余项。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20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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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联科普处、上观新闻     编辑 ▏何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