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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点亮未来 | 李贵:在科举史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比较普遍的,是哪一个朝代

发布日期:2019-05-13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了1300年。在此历史进程中,宋朝的科举制度公认最严密、完备、成熟、有效。

        南宋郑樵在《通志》里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国家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通过科举考试择优录取人才。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广泛存在的“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实现的?

 

李白、白居易、杜牧的入仕在宋代将违规无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也很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他早就声名远扬,乃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而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说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的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程序是:开考——举子交卷——编排官弥封、编号——誊录院誊写、对读——点检试卷官定等、再弥封——覆考官(参详官)再定等——详定官启封、阅登第异同、参验著定——编排官取乡贯状、字号复核,对应姓名——知贡举(主考官)调取真卷,定夺优等——尚书省奏号——拆号——复试。复试只是写一篇“论”的“冒子”(又叫“冒头”或“论头”),即破题,只需几句话。

        “省试”通过,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最初,“殿试”还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就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怜悯,从此殿试只是走程序,不再淘汰人。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制度的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以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了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到南宋,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从此沉沦下僚、潦倒终生。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也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乞丐、贫民、孤儿、书僮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由于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如欧阳修所论,“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973)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粗鄙吝啬,办事勤勉,厉行节约。

        宋代一些宰相,本是生活异常困苦的贫民,也通过勤学苦读,考取功名,直至出将入相。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他晚上就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

        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们都是孤儿。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又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五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四岁丧父的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父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五年后,他应试礼部,又不中。为了中举做官以养亲,不得不改习时文。第八年,终于举进士甲科。后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僮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僮,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也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在曾巩之上,因此他很自豪地说:“我压得曾子固。”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寒门出贵子”最典型的代表。

        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会给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此外,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又叫“驿券”。后来废止。

        数据会说话。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名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而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难出贵子。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里,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另外,从最高的宰相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全部唐代宰相369人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中,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哪三榜的录取名单闪耀千古


        在两宋118榜的录取名单中,有三榜最引人注目。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省试共考四场:

        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

        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

        第三场,作策五道:1.《禹之所以通水之法》。2.《修废官举逸民》。3.《天子六军之制》。4.《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5.《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

        《论语》十帖、《春秋》或《礼记》墨义十道。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这次考试已经是这种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面所述汪激及其书僮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皆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神宗皇帝的顾问,王安石辞相后任参知政事(副相),号称新法的“护法善神”。

        曾布:曾巩弟,曾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新法派人物之一,但后来也攻击新法,官至右仆射(宰相)。

        这一榜本已录取章惇,因侄子章衡为头名,他不愿在侄子榜下,自愿放弃,两年后再应举,高中进士甲科,是新法派重要成员。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入狱时,宰相王珪欲加重罪,章惇从旁劝解。哲宗亲政,章惇拜相。哲宗去世,曾布支持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反对。结果赵佶继位,是为徽宗,不久即罢去章惇的相位。

        南宋科举只考三场。据《梦粱录》记载,因为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以大义代替墨义),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工作人员还在贡院里卖点心水果。

        两宋绝大多数登科录都已亡佚,只有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两榜,由于机缘巧合,保存下来完整的登科录,弥足珍贵。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王佐榜载:“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释褐。当月十八日赴期集所。”该榜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登科录》文天祥榜,此时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南宋至此灭亡。

        宋朝百般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奋不顾身地回报了宋朝。

        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选拔大量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阶级,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从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强,避免了板结化。取士不问家世,寒门多出贵子,读书改变命运,影响所及,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从制度的监督制衡、社会流动性、平民化、文化普及的角度,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主讲人:李贵

 

讲座现场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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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来源 ▏社联科普处、上观新闻       编辑 ▏何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