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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点亮未来 | 王进锋:西周的尚贤与社会稳定

发布日期:2019-04-29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西周社会(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阶层固化非常严重,很少有社会流动。如许倬云所言:“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时期鲜有社会流动。然而,从确切的史料记载来看,西周统治者却有着很强烈的尚贤意识。


        西周的尚贤意识,一方面是在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中而树立的。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的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周公认为夏朝的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任用老成持重的旧人。他们提出商王朝在历史上的大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尚书·君奭》)。周的统治者认为商汤时,任用“三宅三俊”的人才,所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尚书·立政》)。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与惯用刑罚、行为残暴的官员们,同在国家中;与惯于作恶的官员们,共同办理政治),以致“智藏瘝在”(《尚书·召诰》),于是“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尚书·立政》)。

        另一方面,文王、武王时期大发展的先例也是他们“尚贤”的理论依据。周文王时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大雅·文王》),很多的卓越之士,出现在周王国内,这些人成为周王国的栋梁,文王依赖他们才使国家得以安宁。周公指出文王时“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的辅佐,才能“德降于国人”;周武王时期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四人昭武王”,才能“咸刘厥敌”(《尚书·君奭》)殷商遗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议要使“有能有为”之人“羞其行”,这样自然会“邦其昌”(《尚书·洪范》)。

        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周代的统治者给自己定下了“任贤”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尚书·君奭》),即谨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国内杰出的人才,以辅助周朝后来的执政者达到完美的境界。周公在诰命中希望后继的周王“克用常人”(《尚书·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立政》)。

        西周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还有任贤的切实行动。早在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络人才,他就能“礼下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史记·周本纪》)。文王还任用“克俊有德”(《尚书·立政》)之人。周文王和周武王都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尚书·立政》)。文王和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所以“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尚书·梓材》)。周文王、周武王任贤的事例,给战国时期的读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在自己抄录的文献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清华简《良臣》)。周成王时期,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员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遗民中的有德之人(《尚书·多士》);周公甚至“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西周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太平御览》卷85引《帝王世纪》)。

        西周时期选官的任贤倾向为西周的社会流动开启了窗口。从相关材料来看,西周政府确实任用来了一些出身寒微但富有才华之人。周文王曾经“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墨子·尚贤上》);“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后被文王“举而为天子师”(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周武王灭商后,“封功臣、谋士,……各以次受封”(《史记·周本纪》),在这样的政策下一定有出身寒微的功臣、谋士得到了任用。另外,位于西周基层组织乡、遂里的贤人,可以通过乡大夫、遂大夫的考核、推荐来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还有,见于献簋铭文(《集成》4205)的西周贵族毕公家的家臣献,因为贤能,就被家主推荐到楷国国君楷伯处任职。从赏赐物品赤 巿、织衣等来看,免只是士一级的人员,但是他因为贤能,先后被周王任命为“周师司林”、“司土”的职务,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并不像过去专家所指出的是阶层固化的社会,而是存在社会流动的。

        西周时期存在社会流动,提醒我们去研究这个过去很长时间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了解当时中低阶层人士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是这项研究的重要前提。

        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西周时期总人口数量和中下层人士数量的确切记载,因而很难准确知道中下层人士在西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而,传世文献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军队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员的数量和各阶层人员组成情况的大致记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里中低阶层人数的比例,来推测整个西周社会里中低阶层的比例。

        西周时期的天子、诸侯可以拥有军队,按照级别和大小,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数量是不同的,如《周礼·夏官·叙官》所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天子拥有6军,大的诸侯国可以有3军,中等诸侯国有2军,小诸侯国只能有1军。而且这些军队都是按照“军”来建制。传世文献描述了每个“军”中士兵的数量和将领的设置:

        《周礼·地官·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郑玄注:“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

        《周礼·夏官司马·叙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每个军有12500人,设军帅1人;每个军辖5个师,每个师2500人,设师帅1人;每个师辖5个旅,每个旅500人,设旅帅1人;每个旅辖5个卒,每个卒100人,设卒长1人;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25人,设两司马1人;每个两辖5个伍,每个伍5人,设伍长1人。另外,每个军还设置府、史、胥、徒官职:

        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周礼·夏官·司马叙官》)。

        贾公彦指出这些官员为“非常也,有军则置之,无则已”,可见这些官员是在战时配备的,战争结束就取消。

        以上军中的各级将领和官员,根据身份和称谓,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府、史、胥、徒属于贵族,两司马和伍长为中低层人士。

        西周军队中的士兵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从《诗经》当中的一些诗篇可以看出。《豳风·东山》是一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的战士,在回到家后所作的诗篇,描写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到家后看到景况和心情(高亨:《诗经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内容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意为:果臝之实蔓延于屋檐,甲虫生息于房内,蜘蛛结网于室内,宅边的空地,变成了野鹿活动的场所(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39页)。这位士兵出征期间,家里的情景如此凄凉,他的身份并不高,应当来自社会下层。周朝军队里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周平王时期一位女子为怀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诗,收录在《王风》里。她哀怨道: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埘,鸡窝;桀,鸡栖的木架。这位女子在家养鸡、羊和牛,应当是位农人。那么她的丈夫的出身也不高。《鹿鸣之什·采薇》是西周时期一位戍边的士兵在返乡的途中所作的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62页),其中有这样一句: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毛传:“玁狁,北狄也”,郑笺云:“北狄,今匈奴也。靡,无。遑,暇。启,跪也。古者师出不逾时,今薇菜生而行,岁晚乃得归,使女无室家夫妇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难,故晓之也”。这位士兵因为征伐猃狁,以致没有室家,他应当不是来自大家族或是贵族,而是来自社会下层。

        西周时期士兵来自社会中低阶层层,也可以从每个军的建制与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相对应的事实中看出。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设置状况为: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

        行政单位和对应的家数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党、2500家一州、12500家一乡。征兵的时候,每家出一人当兵(《周礼·地官·小司徒》)。再按照伍、两、卒、旅、师、军来编制入军,终于达到“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周礼·夏官司马·叙官》郑玄注)。这样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与军队建制的就对应了起来。以此来看,西周时期很多士兵是来自社会底层的。

        根据以上不同阶层人士的数据来计算,在总人数为12500人的军中,贵族将领和官员有274位,中下层将领和士兵有12226人。可见中低层人士在每个军中所占的比例为97.808%。

        西周军队人员的阶层比例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阶层比例提供了参照。在西周时期,中下层人数所占整个社会的比例应当与之相当,可见中下层人士占据了西周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西周中低阶层人士在社会中所占比例之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也需要政府为这些人的向上流动提供渠道。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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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联科普处、上观新闻       编辑 ▏何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