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普及 > 东方讲坛 > 讲坛动态 > 媒体报道 > 正文

思想点亮未来 | 仲富兰:“山泽多藏育,风土清且嘉”——谈谈江南民俗与人文地理特征

发布日期:2019-04-25

        说起江南民俗,首要的问题就是对“江南”的溯源与定位。尽管学者们对江南的地域概念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但究竟何谓“江南”,何谓“江南文化”?至今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说法。造成对于“江南”地域的模糊,首先是历史上行政地理的划来划去有关。实际上它是一个与“江北”、“中原”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它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区域。


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江南民俗

        明清以来,通常的看法是“八府一州”说(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作为江南地区的地理界定。明清以来还有一个说法是指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上海地属江南,自然是被江南文化核心地带所裹挟和孕育的一个后起之秀。

        倘若我们一味地追寻江南的地理概念,那就如同剑走偏锋,作文偏题,做事情不得要领,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将“江南”只是理解成一个地理概念,而应理解成一种文化地理的概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陕西渭南人,这个陕西人,却与江南有着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苏州与杭州,堪称江南的杰出代表,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繁华富庶之地,历经千年的沧桑,那道著名的“白堤”仿佛还在诉说着白居易为官时的功德。白居易还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表达了人们对江南的最一般的看法。直到现在,中国人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用的词往往是“江南”,如“塞上江南”、“塞外江南”、“赛江南”等等。这个功劳应该归功于白居易的词,他的这首词对江南提出了一个完整和准确的文化视角,对江南做了最为准确的文化定位——文化江南。

        不独白居易,唐代、宋代的第一流诗人、和第一等画家都曾有游历江南的经历,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江南山水、文物风流的创作,正是这些创作,实际地建构和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的山水是美丽而又独特的,江南的风土人情也是独步华夏神州的,但是如果没有像李白、白居易、吴道子、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文人骚客的歌咏、描绘,就没有江南文化。他们异口同声地吟咏、描绘着江南的美景和美色,也异曲同工地向世人展示了江南之美妙的一个个文化视角。

        分析唐宋诗人对江南的吟咏,就是想说明考察江南不仅需要一种地理上的诠释,更应从独特的文化视角来分析。

水——作为江南民俗的核心要素

        江南各地,几乎都有一句坊间耳熟能详的老话——“江南是水做的”。这句俗话指出了江南文化与水的渊源关系。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是江南的灵魂,河港、池塘、湖漾、沼泽,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河流纵横交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塘,形成了江南秀美的灵气和景致。

        “杏花春雨江南”,江南不仅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水系甚为发达,而且水还是江南之所以成其为江南的最可辨识的因素。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多靠舟楫,于是建房时也巧妙地利用了水,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迷人景致。

        有水就有桥,唐代大诗人杜荀鹤做过一首歌咏江南小桥的诗:“君到姑苏里,人家尽枕河。古窗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唐代,仅苏州城内的桥就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之说。据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百二十九座,江南之地的桥梁之多,似可窥见一斑了。例如,在浙江绍兴,城内外河网密布,大小河流长1900公里,桥梁4000余座,自古有水乡、桥乡之称。已故著名建筑大师陈从周教授曾经有“万古名桥出越州”的名句,可谓准确地概括了绍兴地理风貌的特点。有了桥,河流纵横的绍兴水乡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使深壑巨谷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相通的山村互通往来,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民众的生活,自然一座座桥梁又记录和展示着绍兴的各个时期的历史与风尚。

        江南地处南温带,湿润多雨,春雨绵绵,公历5—6月间的梅雨,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这个气候特点导致了江南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绮丽迷人。特别是春雨,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们流连往返而又最生心仪的景致了。烟雨江南、秦淮红楼、柳岸兰舟,那倩姿丽影,是才子佳人们在品爱饮恨,玩风弄月的最好情韵。正是春雨的丰沛,使江南春天不仅色彩丰富,生意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无穷。发生在江南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几乎都与春雨有关。在中国最为著名的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不就发生在春雨时节吗?

        江南水乡,是其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的有机结合。对江南水乡的强调,是为了突出水乡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水乡,之所以显出不同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化的百花争艳、各有千秋。因此,不论在江南地区的哪个古镇的水乡,都想方设法突出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走“文化水乡”的路线。

构成江南民俗的十六字特征

        讨论江南民俗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根据我对于江浙沪皖民俗事象的基本概括,我归结了十六个字:“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它们构成了江南民俗的一些最为基本的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才派生出其他的一些习俗和文化心态方面的特征。下面我约略地做些解读:

        (1)“饭稻羹鱼”。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指江南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道出了江南饮食民俗的特点。江南是中国稻作生产的起源地,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江南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中心。这里有大量的稻作遗存,江南民众也有“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蓄而藏”的习俗。春秋时,吴越稻谷的产量已经很大,即使“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在苏锡常、杭嘉湖乃至在宁绍平原,皆有天下“谷仓”之称。而江南地区的民众一般都有嗜爱米食的情结。《阅世编》中亦记载:“一种曰香粳……味香尤美,较盛于穿珠稻。”当地的糯稻,也有金钗糯、赶陈糯、小娘糯、矮儿糯、芦黄糯、洋须糯、乌须糯、羊脂糯等诸多名色。悠久深厚的稻作经济,对于江南民众的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此而决定了江南人民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上的那种浓重的稻作文化特色。

        吴越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则是大量的水生动物及陆栖动物,《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载:“楚越水乡,足爆鱼鳌,民多采捕积聚,捶叠包裹、煮而食之。”《盐铁论•论苗篇》云:“越人美赢蚌,而简大牢。”“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淮南子•精神训》)。“在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鱼、鳌、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躁也”(《博物志》)。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各种鱼类及螺、蚌、鳌、蛤、龟、蛇等都是江南之人喜爱的食品,这种习俗保留至今。

        江南人除喜食熟食外,也好生食。以盐卤、酒糟制出的食物风味独特,至今仍是人们喜欢的食物。

        (2)“桑麻遍野”。在太湖流域周边的考古遗存中,既没有古代“棉花”的实物遗存,也没有典籍中的“棉”字出现。中国古时只有“绵”字,专指丝绵。“葛”是古代先民用来编织遮身御寒之衣的材料。《诗经》云中有《葛覃》、《采葛》、《葛生》等都提到了“葛”,《韩非子•五蠹》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指的也是这种衣物,从这些典籍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葛是先秦衣物最普通的原料。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表明当时的蚕桑丝织业发展已经相当普遍。殷虚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发现有细密的平纹绢和菱形图案织物的印痕。在《史记》中也记载了“嫘祖始蚕”。《诗经》里《大雅》和《豳风》、《秦风》、《卫风》中均出现有关桑、蚕及丝织的诗句。在吴江梅堰袁家棣的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5 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也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现说明早在5000 年前我国江南地区就已饲养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

        关于“麻”。中国人利用“麻”作为衣着原料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考古遗存证明,大致在距今7000年前,太湖及其周围地区的江南先民,便已开始懂得对苧麻和苘麻的利用。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不少用麻搓成的绳索;其中大多数是用苧麻搓成的,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利用苧麻和苘麻的线索。《诗经》上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后熟者)穋(先熟者),禾麻菽麦。”据此,有学者认为,“钱山漾良渚文化居民,已有苧麻的种植”。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何时种植棉花,现在很难考证,不过,从南宋初年谢枋得的《木棉诗》来看,其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反映其时江东包括太湖地区,还没有种植棉花。从文献记载来看,木棉北上的途经路线则是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淞沪地区的植棉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元明之际,正是我国棉业由边疆向中原推进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国人衣被主要原料由棉花逐步取代丝麻的时代。棉花与纺织业的革新与进步,推动着江南服饰习惯更新的步伐。多少年来,经过江南民众的筛选,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服饰。适合水乡妇女的穿戴,尤其适宜于水乡生产劳动,实用价值较高,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服饰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形成了具有水乡地区审美的传统特色。

        (3)“粉墙黛瓦”。江南原住民的住房很有特点。早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这里的先民已经懂得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与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差异。在黄河流域,早期人类住房是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的地穴遗存就是证明。而河姆渡出土的却是大量的木质干栏式建筑构件,虽然在江南也曾发现过一些半地穴居式地面建筑,但为数很少,而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所以为广大江南民众所采用。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居、北溯穴居”的南北之别。吴、越立国后,都不遗余力地修筑城池,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城内建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内还有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榭、廊,这些不同形态、不同用途的建筑都反映出吴越建筑的多样性,但其基本形式仍是以干栏式建筑为基础而形成的。

        随着城市的建构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江南民居也呈现出新的风貌与特色,塑造和演变成极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在单体上以木构一、二层厅堂式的住宅为多,为适应江南的气候特点,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院落。构造为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水乡多河的环境出现了水巷,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了相辅相成的水乡居住环境。

        (4)“舟楫代步”。江南各地,河湖港汊,河网密布的水文化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造就了作为吴越故地的江南发达的舟楫与船业的发达。从江南地区大的格局来看,它不外乎以太湖为腹心,运河为通道,长江为走廊,大海为依托,同水相依为命,与船相托为伴。江南的交通工具以舟楫为主,江南民众“以舟代步”则是很自然的习俗。《越绝书》载:越民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当时用船已较普及,而驾技已趋高超以及“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等记载都反映了江南民众出行具有与中原不同的风格。历史上,江南民众善造舟、善用舟,江南水军在水面上的能战善打,作为江南的一个传统习俗一直保持下来。从吴越水军到三国孙吴卫温的船队;从唐高僧鉴真的东渡到明郑和的七下西洋,直到近代江南造船厂的出现,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江南民众对水的征服与利用。

        在现代交通工具萌发之前,船是当时江南之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自古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家家面河,户户临水,在广阔的平原地带,出门就是河,抬脚得用船,四乡八镇,远远近近都可以用舟船往来,大小船只在河面上穿梭往复,一派繁忙的舟运景象。这也刺激了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与进步,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皇帝御用的“大龙船”;江南各地的人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船,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船文化。当时作为贯通城乡交流,载人的“公共交通船”叫“埠船”;主要用作货运的运输船叫“航船”,它们共同承担着城乡间的交通运输任务。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主讲人:仲富兰
 
讲座现场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9年4月18日)
相关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144564
 
文、图、来源 ▏社联科普处、上观新闻       编辑 ▏何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