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谁不忆江南？近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在青浦博物馆开讲。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作了首场演讲。他以“江南城市群的前世今生”为主题，忆江南旧时景，看江南新意象，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品牌建设出谋划策。

■演讲 刘士林

        解决现代城市病，

        需要研究古代城市群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上的江南城市群？我们研究历史、研究过往，都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和面向未来的发展。其实，今天举世瞩目的长三角城市群，和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在空间范围、主体形态上基本是相吻合的。我们追溯江南城市群的历史，目的是要为今天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寻找思路，寻找启示，寻找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江南文化智慧。

        说起城市群，这个概念源于古希腊，本义是指“巨大城市”。二战后，犹太人戈特曼从欧洲辗转来到美国，他发现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出现了新特点和新功能：一是人口高度集中。这一地区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1.5%，人口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6%，这在以往的城市化地区没有见过；二是功能高度集中，是美国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媒体中心、学术中心和移民中心，提供着美国为数众多的基本服务；三是城市之间内部联系紧密。这个城市群主要依赖一条长约500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形成，通过区域内密集的经济、交通和通信联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成一个有机整体。在研究了约20年以后，戈特曼提出了城市群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迅速传到中国。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宁越敏教授最先把这个概念引入国内，译作“巨大城市带”。后来也有“大都市带”“大都市圈”等提法。2005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发布，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标准概念。到“十三五”时期，国家规划建设的城市群已经达到19个，在综合发展水平上，长三角城市群一直位居第一。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到今天，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人们常说的“城市病”，过度繁华、交通拥挤等等。这些病怎样治理呢？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古代，回到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去探究一番，也许会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重要启示。

        古代江南城市不仅是今天长三角城市群的“前生”，而且也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城市研究和治理的参照系。现在很多人研究城市，做规划、做战略，一上来不是对标伦敦、纽约，就是对标东京、新加坡，而实际上，由于中外在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对标研究多半属于隔靴搔痒。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资源，那就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参照系。中国城市在世界上起源较早，特别是古代城市曾经高度发达繁荣，而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明清的江南城市，

        无疑就是古代的城市群

        什么是城市群？戈特曼曾经提出有5项标准：1、区域内城市密集；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并各自形成都市区，都市区是指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3、城市之间有方便的交通走廊，把主要城市联系起来，居民来往十分方便；4、城市群要有较大的人口规模；5、必须是国家核心区，也是国家交通枢纽。

        如果我们按照这5个标准看，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无疑就是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第一，区域内城市密集。据城市规划学家傅崇兰先生的研究，在明代，全国约有50个工商城市，地处江南的就有应天（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上海）、常州、兖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此外，在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他先后到过苏州、杭州、南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发出感慨，说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繁华、最无与伦比的城市。

        第二，江南不仅大城市众多，而且和周边地区互动密切。比如，隋唐时期的扬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其市场辐射力遍及全国各地，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来往于苏州。苏州大学余同元教授的一项研究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研究清代的紫禁城和苏州时发现，苏州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几乎是时尚与品位的代名词，从饮食到手工艺、消费品，宫廷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苏州。由此可见，把苏州说成是当时的国家中心城市，应该是毫不为过的。

        第三，江南城市群同属于太湖水系，便利的水运条件一直保留至今。统计显示，今天长三角的天然和人工河道仍长达37万公里，水域面积几乎占1/10，在太湖平原，几乎每隔120米就有一条河道。以太湖水系为核心，古代江南城市拥有了便利的“高速公路”，主要城市之间交通往来十分便捷。同时，借助太湖、长江与大运河的互联互通，江南城市成了古代中国“交通大动脉”的枢纽。

        第四，人口规模大、集聚快。有研究指出，到明后期，整个江南城市人口的比例为15%，1620年时，城市人口为300万人；但是至1850年，人口增长到720万人，在200多年间城市人口增长超过了一倍。到清中叶，江南府州的城市人口比例达到19.2%，是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比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水平还要略高。另外，18世纪的江南城市不光在中国，而且在全球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研究，18世纪时，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其中中国就占了6个，除了北京和广州外，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全在江南。

        第五，是中古以后名副其实的国家核心区。从唐宋时代开始，北方和中原越来越仰仗于江南的漕运，南宋人章如愚曾写下一段话：“夫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唐财赋皆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两宋以后，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很少再受到撼动，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所以有专家指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都没有发生过变化。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中国的文化中心也转移到江南。在整个古代社会的中后期，江南城市已成为中华帝国最重要的支撑体系。

        长三角城市群

        为何能位列全球6大城市群

        可以说，在古代江南地区，就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发达而且发展得比较均衡的江南城市群。那么它和我们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在空间上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关于江南城市群的地域界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算是比较权威的。“八府一州”指的是明清时代的苏州、松江（上海）、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这“八府”，以及从苏州辖区里划出来的太仓州。这个区域的总面积有4万多平方公里，围绕着太湖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地理空间，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江南文化小传统。比如，与中原地区不同的“饭稻羹鱼”，与雄浑豪放的草原文明不同的“吴侬软语”，等等。

        在历史学界，除了“八府一州说”，还有一些学说将江南的地域范围更加拓展了。比如，“江南十府说”，认为宁波和绍兴也属于江南地区。此外，尽管不直接属于环太湖经济区，但还有一些城市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与江南文化联系十分密切，比如扬州和南通，与江南仅一江之隔，可它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消费方式和江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再比如徽州，该地有一个具有江南乡镇生活的标志，就是“晴耕雨读”，晴天耕作，雨天读书，这也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划分江南时，采取了一个核心区的说法，即“八府一州”是江南的核心区，而其他一些地方则可以看作是延展区。

        从这样的视野看，这些古代江南城市群，和我们今天讲的长三角城市群在空间上基本吻合。长三角城市群在中国城市群中独树一帜，它的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6年的历程。

        长三角一体化先后有过5个版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第一，1982年-1984年的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9个城市，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雏形。

        第二，1984年-1988年的上海经济区扩大区，基本上把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东地区都包含了进来。

        第三，1992年-2008年以16个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泰州、台州。

        第四，2008年9月，长三角地区发展规划发布，将长三角扩大为两省一市共25个城市，但核心区还是16个城市。

        第五，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发布，两省一市变成了三省一市，去掉了苏浙的一些城市，加入了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一共包含26个城市。

        尽管今天的长三角和往昔江南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有两个基本点延续了下来：一是地理位置仍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二是依然以江南文化为主导。因此，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古代江南城市群的当代形态。

        按照戈特曼的标准，目前公认的全球6大城市群，包括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为什么中国长三角城市群能位列全球6大城市群之中？这与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群几百年的积累密切相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紧密关系。

        从诗性文化中

        寻找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模式

        从当今世界范围看，城市群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可以叫作“经济型城市群”，主要评价标准是经济、交通和人口，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也是今天我国众多城市群直接模仿的对象。另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型城市群”，主要评价标准是文化、生态、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率先崛起，但它走的却是一条“经济型城市群”的发展道路。尽管经济总量、交通基建、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同时也导致了物质文化和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

        西方有位学者叫芒福德，被称为“人本主义城市学家”，他指出，城市的意义不在于别的，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除了挣钱和享受以外，还能够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只挣钱，只强调经济，只强调疯狂的运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没有了。我们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提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也是包含价值和意义的。

        这就需要追问一下，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按照芒福德的说法，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文化。黑格尔曾把希腊称为 “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因为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东西，比如哲学、自然科学、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雕塑、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都来自古希腊。“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

        与之相对，中华民族在古代最美好的记忆都来自江南地区，所以古代诗人才有“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和“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感怀诗句。如果你去读读古代人的诗词和笔记小品，去看看古代人的绘画，你就会了解他们眼里的江南是何等闲适。“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写尽了江南水乡的温婉。还有明清人写的到苏州西山消夏的场景，那是多么怡然自得。

        为什么古人能做到那么悠闲从容？我觉得这与中国诗性文化尤其是江南诗性文化有关。诗性文化主要是和西方理性文化相比较而言的。中西文明差别很大，西方民族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和诗性文化。西方文化强调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中国诗性文化的精髓，在于它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我以为，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代表，它把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审美需要充分展示和表达出来。这种文化基因，使得古代江南城市人不仅能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很好地处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引申到城市群的建设上，就是能够引导城市之间采取更温和的方式进行竞争与合作，这种方式有利于城市群的层级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性的分工体系的形成。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定义为“文化型城市群”。

        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建设，主要强调的是统一的政策、机制等行政手段，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回顾古代江南城市群，最大的启示是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更以文化、价值把城市凝聚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参照明清时代的江南文化型城市群，有助于我们建立长三角“江南文化和价值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和引导大家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命运共同体”。

主讲人：刘士林

讲座现场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8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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