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二十二章 台港澳问题研究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倪建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陈鸿斌

上海的台港澳问题研究首先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香港的研究开始起步。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开启，上海启动了对包括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随着汪道涵1991年后主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工作，1993年成功举行了“汪辜会谈”，上海进一步加强了对两岸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上海台研机构的不少专报、要报和调研报告得到中央的肯定。1978年以来，上海的台港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队伍，研究重点和特色逐渐鲜明；同时，民办研究机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而使上海的台港澳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重点和特色。

第一节 台湾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先后成立许多学术性和政策性兼备的涉台研究机构。1991年2月，在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建议和支持下，上海市第一个涉台研究平台和对台交流窗口--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年12月，汪道涵提议成立了上海市台湾研究会，郭炤烈担任会长，汪道涵本人任名誉会长。1995年11月成立的上海东亚研究所是上海首家专注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非智库；1995年12月，华东理工大学台湾研究所正式成立；1999年4月，汪道涵提议并经市政府批准的上海台湾研究所挂牌成立；2008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央和国务院台办在全国高校设立的第一个两岸关系研究基地；同期，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台湾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有效推动了上海对台研究水平的提升，从而使上海成为除北京之外涉台研究机构集中、专家学者众多、研究领域较广的大陆对台研究重点地区。

随着上海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枢纽，上海与台湾方面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比如2000年岛内政党轮换期间，双方研究机构和学者间的交流就达到高峰。“上海热”甚至成为台海两岸之间学术交流热的代名词与经典之作。上海台湾研究所每年举办多场内部与公开两岸学术研讨会，与台湾多家研究智库、台湾北、中、南多所高校展开双向交流，与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开展双向蹲点研究等，与台湾蓝、绿机构开展制度化交流，与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国民党智库等建立对话沟通机制，与绿营学者、高雄港湾基金会开展固定学术对话；还先后创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两岸民间互信”研讨会、“两岸海洋合作”学术研讨会等多个学术交流品牌。此外，以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为依托举办的“沪台民间论坛”到2010年成功举办四届，也已成为上海对台交流的重要平台。

上海的台湾研究成果斐然。研究领域涉及台湾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国际关系、两岸关系等方面，特别是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以来就完成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全国台湾研究会以及上海市等相关单位委托的研究课题80余项，出版了《上海台湾研究》（1-18辑）、《台湾选举纵横谈》和《民进党对外关系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上海东亚研究所每年接受多项外交部、国台办、侨办等交办的研究项目，以《东亚专报》、《东亚动态》等内参的形式提交报告百余篇，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充分肯定。2000年8月成立的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以台湾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美国因素为主要研究方向，其向政府提出的各种报告和政策建议中，有的已被中央领导采纳并付诸实施。

一.台湾政治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台湾研究起步伊始，上海学者主要关注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谬论对两岸关系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为稳定两岸关系发展提供政策咨询。1991年，赵炳霖在《评台湾当局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政治与法律》第2期）中，对台湾当局被迫于当年5月1日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这一重大变动予以剖析，指出这在台湾的宪政体制和法治上是很大的变化，对改善海峡两岸关系也有相当影响。周建明在《探寻两岸政策互动的基础》（《台声》1994年第12期）和《台湾：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国际展望》2001年5月）中指出，由于在国家认同和基本价值观上的分裂，这就决定了台湾的大陆政策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

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海学者对台湾岛内四年一度的领导人选举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严安林、黄中平和朱爱莉合著的《台湾选举纵横谈》（台海出版社1998年9月）认为，每一轮选举都为台湾催生出一批新的政治人物，伴生出新的游戏规则，形形色色的竞选主张反映出各派政治势力对台湾各类问题的思考。2000年3月，陈水扁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后，严安林和倪永杰在《执政后的民进党与台湾当局》（《现代台湾研究》2001年第4期）中分析了执政后的民进党与台湾政局。杨剑在《台湾政党政治与“中间选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2期）中指出，随着泛蓝阵营的自我修正和民进党对“台独”的坚持和宣导，台独在台湾已不再被选民视为极端政策。严泉在《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05年第4期）中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外在因素（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动员能力、候选人实力等）和有关选民自身特点的内在因素（包括选民的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等）。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林冈便聚焦“民进党执政失败的根源”和“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深层原因”等问题连续发表论文。上海其他学者也随即加强了对涉及马英九的包括“台湾地方派系与马英九的党务革新”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学者还针对“台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的代表作有：周忠菲《“台独”的国际背景》（九州出版社2010年10月），该书获全国台湾研究会第二届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该书史论结合，全面剖析了二战以来“台独”势力与国际敌对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从国际格局视野揭露“台独”的标志之作。作者认为，作为影响台湾问题最大的国际因素，美国对台政策取向仍然是影响未来两岸关系以及“统独”议题的主要因素。

二.台湾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对台湾经济研究主要是两岸经贸合作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内容。这方面的论文有：林冈《大陆对台贸易今昔》（《亚太经济》1986年第3期）、张仲礼、潘君祥、周建明《上海与台湾贸易的回顾、比较和展望》（《社会科学》1988年第9期）、郭炤烈《加快浦东开发，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世界经济研究》1991年第3期）等。郭炤烈和张仲礼等学者都指出，加快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无疑将促进海峡两岸，尤其是上海、台湾、香港（包括澳门）大三角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工业的升级，这都是共同努力的方向。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区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学者的重点是台湾经济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1990年，周汉民《台湾90年代对外投资趋势及对大陆的影响》（《国际商务研究》第5期）在分析台湾扩大对外（大陆）投资的动因和优势的基础上，提出我要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倾注心力以形成利用台资的优良环境。2002年，周建明在《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第1期）中通过对80年代以来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状况的概述，着重论析了这种投资对两岸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2003年，盛九元和张承强《大陆台商投资形态之演变》（《港澳经济》第3期）、盛九元《两岸经济合作与两岸国际竞争力》（《港澳经济》2003年第3期）和周忠菲《WTO后两岸经贸关系的特点：短期前景与长期趋势》（《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等文探讨了这一时期两岸经贸关系的特点。2010年，盛九元在《金融危机后台湾经济形势分析》（《台湾研究》第6期）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台湾经济会因恢复性增长而基本摆脱金融危机后的颓势。

上海的台湾问题学者还于2009年5月集中推出了从都市化、基金会和农渔组织等角度分析台湾经济发展得失的专著：严安林、肖扬合著《台湾的基金会》（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严泉、陆红梅合著《台湾的中产阶级》（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该书获全国台湾研究会第二届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盛九元、胡云华合著《台湾的都市化与经济发展》（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以及田晓燕、严安林合著《台湾农渔会组织》（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等。

三.台湾法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学者即围绕台湾的经济法和商法等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台湾民商法中都贯穿了诚实信用这一原则的运用，对此加以研究不仅有助于看清楚台湾民商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我发展市场经济也有启发作用。赵炳霖的《台湾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5期）和《台湾证券市场的法律调整》（《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5期）、宋锡祥《台湾新<保险法>初探》（《福建论坛》1991年第8期）、《论台湾<证券交易法>对证券市场的法律调整（上、下）》（《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年第1、2期）和《论台湾<消费保护法>（上、下）》（《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年第11、12期）等对此做了论述。1990年，赵炳霖就在《台湾法律四十年发展趋势剖析》（《政治与法律》第5期）中对以往的台湾法律做了梳理。

所有台湾问题和两岸问题最后都会表现为法律问题；两岸关系要往前走一步，还要有法学家一起来研究台湾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汪道涵提议上海台湾研究所首任所长由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担任，台湾研究所下面也专门设立了法律研究室。90年代初，上海学者围绕两岸相关法律冲突问题及其解决进行了深入探讨。宋锡祥在《完善<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的法律思考》（《法学杂志》1992年第4期）、《目前引进台资中的几个问题》（《经济与法》1992年第7期）中都强调适时地修改和补充《规定》对于大陆进一步吸收台资至关重要。他还在《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上海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和沈晓明在《海峡两岸“三通”后产生的海事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上海海洋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中指出，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要使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法律冲突的解决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顺利交往，有利于为解决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殷啸虎在《关于台湾现行<宪法>的定性与定位》（《法学》1995年第9期）中明确指出：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法律方面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对台湾现行的“宪法”与法律体系进行定性与定位。2007年，李秘《台湾的司法改革》（《现代台湾研究》第3期）通过台湾司法独立改革过程来深入分析台湾社会明显出现的“政治司法化”的现象。

90年代后期起，上海学者还对两岸的贸易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宋锡祥《海峡两岸证券法律之比较》（《现代台湾研究》2000年第2期）和《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竞争法律制度之比较》（《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海峰《海峡两岸外贸法之比较》（《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徐澜波《海峡两岸保护消费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以及熊晶晶《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公司法比较研究》（《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认为，比较海峡两岸的相关法律在资本制度、治理结构以及公司重整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借鉴台湾公司法近80年的立法经验，可以对祖国大陆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台湾两岸经贸交流权益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年度“沪台经贸法律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自1992年举办以来已成为两岸开展学术交流的知名品牌之一。

四.台湾社会与文化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在台湾社会研究中对台湾中产阶级在岛内发挥的作用非常关注。杨剑在《领袖心理、公众情绪和敌意的社会习惯——李登辉现象的挫折攻击理论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4期）中指出，处于挫折感中的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将更加情绪化，其对大陆的敌意和排斥力也更加强烈。严安林与严泉在《80年代以来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其影响》（《理论文萃》2001年第5期）中指出，台湾中产阶级具有阶级特征、政治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严泉与张茜红在《略论台湾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特点》（《台湾研究》2008年第4期）中进一步聚焦台湾中产阶级如何表达其政治诉求。

关于台湾文化，钱虹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发轫及其主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8期）和《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等文，围绕台湾文学及其研究的主题，论述了当代台湾女性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时代机遇，评估了以“乡愁散文”和婚恋小说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价值。她还针对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范围、方法以及深度和广度等进行了梳理与评述。俞新天在《两岸关系中的文化认识问题》（《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中指出，台湾地域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亚热带到热带的乡村文化。此外，截止2010年，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与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以“百年中国之路”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三次；与台湾妈祖文化研究会等联合主办了三届“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

五.台湾对外关系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关于台湾对外关系的研究，重点关注冷战结束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图谋通过“过境外交”、“度假外交”等名目借机提升台湾与其他国家的实质关系以及借此拓展国际空间的企图并对此进行了剖析和揭露。信强在《台湾当局‘过境外交’模式浅析——以陈水扁2003年过境美国为例》（《现代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和《试析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 《现代台湾研究》2005年第1期）中指出，台湾当局领导人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名目繁多的方式图谋进行所谓的“外交”突破，成为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主要手段；两岸也在这一领域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交锋和激烈的角逐。严安林在《英九的“外交”理念与主张、特点及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中指出，马英九在“平等”原则下寻求“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人格”的做法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活路外交”到底能走多远值得观察。林冈和刘婧在《台湾当局“活路外交”评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中也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大国外交的拓展，台湾的对外交往问题只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逐步解决。

同时，上海学者还就台湾对外关系的总体情况、台湾对外关系发展的特色等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杨剑在《台湾亚太区域战略评析》（《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3期）中指出，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东亚人民间迈向东亚共同体的一环。童立群在《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和《现代台湾研究》（2009年第1期和第6期）连续发表《2008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2009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和《2010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对这一时期台湾对外关系做了梳理。张哲馨发表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港台关系的定位与发展路径》（《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探讨了港台关系的发展趋势。2009年8月，吴寄南著《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涉及到日台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和问题，该书获全国台湾研究会第二届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六.两岸关系研究

上海在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方面，尤其是1998年在上海举行的“汪辜会晤”以及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等两岸特殊而重要的交流活动中发挥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早在1993年1月，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就与台湾“亚洲与世界社”联合举办“21世纪世界经济对海峡两岸之挑战”学术研讨会；1998年8月，与台湾中华文化研究所及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联合举办“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人类学”研讨会。2008年5月和2009年12月，上海东亚研究所与台湾铭传大学二度联合举办两岸关系研讨会；2010年9月，又与台湾民主基金会联合举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研讨会。

两岸关系是上海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学者围绕两岸关系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论著有：郭炤烈《台海两岸的共识和互信》（台海出版社1999年6月）、林冈等编《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亚洲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章念驰《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2年8月）以及2005年10月，由章念慈主编纪念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内部论文集《台湾问题与中国崛起》等。代表性论文有：黄仁伟《促进和平统一，预防“台独”分裂的国家大法》（《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指出，《反分裂国家法》设定了“台独”分裂势力不得逾越的红线，促进海峡和平，避免两岸冲突。2008年台湾选举后两岸关系出现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林冈与万东青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和路径》（《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中指出，唯有良性的政治沟通，才有可能化解两岸政治认同方面的差异，最终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

2010年6月，两岸两会领导人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旨在建立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合作机制。上海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严安林《ECFA时代的两岸关系走向》（《现代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盛九元《ECFA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进展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严泉《ECFA签署后台湾中产阶级的两岸观》（《现代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以及陆军芳在《ECFA协议签署后的沪台金融合作展望》（《世界经济情况》2010年第11期）等文进一步深化了对两岸经济合作规律性的认知，提出要把上海建成两岸经济合作政策的先行区、互利共赢的示范区和两岸金融业务合作的创新试验区。

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每年承办多个两岸和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形成品牌的有与淡江大学的“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机制性会议，至2010年已成功举办了14届。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还组织和主办年度“复旦大学-文化大学两岸研讨会”、年度“复旦大学两岸青年学者论坛”、年度“两岸传媒合作论坛”以及两年一度“复旦大学两岸关系高端研讨会”。

七.台湾问题中的国际因素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学者即开始高度关注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这也是上海台湾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上海学者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中，其中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研究重点。1994年6月，周忠菲著《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是上海有关台湾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分析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此后，王伟男《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以当时刚刚解密的尼克松时期美方外交档案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中美关系解冻与建交过程中，双方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博弈与折冲。上海学者针对国际因素对台湾问题的未来演变进行战略审视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研究美台关系中，上海学者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信强的《“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和孙哲主编《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都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国会研究”课题的扎实和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部门确定对美外交方针尤其是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思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夏立平《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信强《美国国会“台湾联线”个案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4期）探讨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的影响。邵育群的《美国国会与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以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为个案》（《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指出，在游说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加入WHO一事上，FAPA（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和台湾小组骨干议员们联合制造声势，使得国会支持台湾加入WHO的提案日趋增多。

俞新天在《中国统一的国际因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中指出，中国统一具有国际与两岸两个方面的影响，两个方面又是互相关联的。王伟男和周建明《地缘政治中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认为，随着中美关系被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定位战略上的竞争关系，台湾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再次上升正是台湾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之一。2008年，上海学者集中剖析了台海问题的美国因素，认为美国政策是台海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林冈《美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取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杨剑《对美国国会议员选择倾向台湾立场的动机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王公龙《美国保守派的对台政策主张及其影响》（《台湾研究》2008年第5期）以及夏立平《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性矛盾及演变》（《党政论坛》2008年第8期）等文指出，美国对统“独”结果持开放态度，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主要受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状况的影响。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欧洲、东南亚等与台湾的关系也是上海学者的关注的重要方面。周忠菲《日台“特殊关系”论析》（《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李秀石《马英九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吴寄南《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背景及未来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和《新世纪初日台经贸关系现状及未来展望》（《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严安林《马英九上任以来台湾与日本关系新进展及其走向》（《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5期）、童立群《试论欧台关系的渐进式发展》（《现代台湾研究》2008年第4期）以及马孆《两岸关系中的东南亚因素》（《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3期）等，它们都从不同视角剖析了日本、欧洲以及东南亚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此外，“两岸关系的美国因素”是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一直以来致力打造的研究交流品牌。该中心于2008年10月成立伊始就举办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中的美国因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欧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和“中国与太平洋-印度洋国家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等三个“二轨会议”也连续举办多年，得到了国台办的高度肯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与台湾方面先后合作举办包括有美国和两岸学者参加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和亚洲安全”等研讨会。

八.中央政府对台政策研究

二十多年来，上海学者以服务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为宗旨，以政策决策咨询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涉台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以及对台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大力开展涉台调研与对策分析，确保研究的有效性。陈启懋、章念慈、杨洁勉、严安林、周建明、倪永杰、俞新天、黄仁伟、林冈、王海良、周忠菲、杨剑和郭隆隆等围绕中央对台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台海的热点问题及时进行研判，积极开展政策预评估，先后对于“一国两制”、“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理论，对江泽民对台“八项主张”以及胡锦涛“六点意见”等重要政策的制定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且注重讲究时效性、针对性，提供研究对策的新颖性和前瞻性。此外，王海良“制定《促进国家统一法》的建议稿”成为《反分裂国家法》基础稿的组成部分。黄仁伟对台湾问题的美国因素研究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契机，设立海洋节，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专报，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并予以落实。黄仁伟、严安林、倪永杰、王公龙、林冈、王中、胡凌炜、信强和李秘等专家还先后兼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第二节 香港问题研究

上海的香港研究起步于1982年，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当年设立了港澳经济研究室。1984年，在汪道涵市长亲自关心下，上海社科院在港澳经济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港澳研究中心，及时加大了对港澳经济问题研究的力度。1997年香港回归后，上海的香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科研成果的质量不断提高。1998年，上海大学成立了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上海市法学会还专门成立了“台港澳法研究会”；同年，上海东亚研究所也成立了港澳研究室。

一.香港政治研究

上海的香港政治研究肇始于1987年，时为复旦大学教授李昌道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高级研究员，参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他后来发表的《今日香港政局》（《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抨击了港督彭定康发表的施政报告；以及《港英“政改方案”出笼缘由研析》（《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3期）深入分析这一方案出笼的险恶用心。特别是他在港工作的研究成果《香港政治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对回归过渡期和回归后初期的香港政制发展过程进行了思考和研究。

1997年，周建明在《香港回归的几个问题》（《国际观察》第2期）和《从香港回归论及一国两制的前景》（《社会科学》第6期）中，对香港回归后如何在确保繁荣和稳定的前提下扩大香港民主化的进程，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大前提下，如何尊重香港自身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文化、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这时期，上海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夏立平与许嘉的《美国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4期）在香港刚刚回归之时剖析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潘锐《论美国的香港政策——<美国—香港政策法>研究》（《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1期）继续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而针对香港回归以后出现的“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倪世雄和沈本秋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多份学术刊物联名发表论文，详细分析美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现况和未来趋势；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和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

2003年香港发生“七一”50万人大游行后，上海学者以香港行政体系的运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加强对香港政治问题的研究。代表论文有李昌道的《“一国两制”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和殷啸虎的《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等。他们指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本质上是中国特色(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实践，它并没有改变特别行政区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基于宪法的授权这一事实。至于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自治权的大小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不涉及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更不会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二.香港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香港研究从对香港经济研究开始起步，这是上海香港研究的强项。1982年，上海社科院港澳经济研究室成立，时任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专程赴会并发表讲话。随后，研究室派员赴港收集资料并编辑出版了《港澳经济专辑》，受到港澳办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引用；1983年，国务院港澳办在京召开港澳经济讨论会，该室应邀派员参加，是仅有的两家外地参会单位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者对香港经济研究不断走向深入。1988年，杨小佛发表《港澳经济研究在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期）介绍了早期上海的香港经济研究状况。1991年，姚锡棠为首的上海社科院“上海香港经济比较研究”课题组在注意借鉴香港成功经验的同时，还探索在改革与开放条件下，恢复上海作为中国和亚太地区重要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途径，並寻求上海与香港两大经济中心在“一国两制”下进一步进行跨体制、多层次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该课题组的《上海香港经济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认为，在借鉴香港成功经验的同时，还要探索在改革与开放条件下，恢复上海作为中国和亚太地区重要贸易中心和和金融中心的途径，主动寻求上海与香港两大经济中心在“一国两制”下进一步进行跨体制、多层次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1996年，刘会来《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对上海的启示》指出，香港的主要优势和成功经验为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上海崛起为国际中心城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海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加快集散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开发。

2007年，杨小佛又在《沪港经济》上撰文（《回归10年：香港经济峰回路转》），认为香港特区的经济实践表明，除从事并扩大国际金融中心业务和扩大H 股及投资基金外，在内地房地产投资已近饱和的条件下，深入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是香港经济和企业家无限发展的新天地。同年，尤安山《从低谷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沪港经济》第4期）论述了香港回归10年中的持续发展势头；他还在《香港瞄准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沪港经济》2007年第7期）中进一步归纳了新时期香港经济发展仍具有的四大优势：地缘优势、制度优势、多元文化和信息流通优势以及“一国两制”优势。

三.香港法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开始关注香港法律问题的研究。董立坤1985年发表的《论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法律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比较了两地法律的异同与冲突。他1989年发表的《上海香港立法制度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将上海、香港的法律结构和立法机制立法程序作了比较，介绍了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员会的职能，提出了香港法制建设方面可供上海借鉴的经验。李昌道的《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及发展趋势》（《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法治》（《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2期）围绕回归后香港的原有法律发生部分变化和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问题进行了阐释。徐静琳的《香港法制与基本法的衔接》（《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探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原有法律如何继续适用的问题。姚魏在《从菲律宾人质事件看香港对外事务权》（《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2期）中指出，香港对外事务权的设定和行使必须遵循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保证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尊重他国交往意愿的原则。中央和香港在人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相互配合，维护了香港的对外事务权。

四.香港社会和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开始关注香港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当时主要是对两地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1985年，詹述仕《上海和香港文化事业现状初析》（《社会科学》第12期）比较了两地的文化现状并对香港的文化事业予以充分肯定。钱虹《“海派文化”和“港式文化”的异同》（《上海艺术家》1997年第2期）提出，对于回归后的沪港文化交流，首先要对历史和社会制度造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予以充分认识和理解；其次，要发挥上海文化人才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在香港社会研究领域，潘光《香港犹太社团与近代中国》（《当代港澳研究》1998年第1期）填补了包括香港本地学者在内的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桂世勋等人主编的《上海与香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则对香港的相关社会政策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钱虹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包括对香港女作家群体和学者、散文作家群体的关注，她的这些研究均具独到之处。

五.回归后的沪港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学者对回归后的沪港经济合作中的相关问题关系给予关注和研究。1998年，宋锡祥的《沪港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题》（《财经研究》第1期）论述了沪港经贸交往的法律原则和沪港经贸合作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认为，加强对香港经贸法律的研究并借鉴其合理成份，无论对进一步发展、推动沪港经贸新关系，促进沪港两地经济的共同繁荣，还是对上海建设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杨小佛为庆祝香港回归一周内而作的《沪港经济发展和交往的历史与前景》（《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提出，为了21世纪两地的合作和升华互补互利，两地需要合作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两地联手开发长江流域，房地产金融方面，两地合作设立按揭证券公司和实行按揭证券化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初，上海学者不断深化对沪港经济和金融合作的研究。2002年，尤安山在《沪港金融比较与合作前景——迈向21世纪的沪港金融合作》（《世界经济研究》第2期）以及后来的《一国两制与沪港经济》（香港文汇报出版社2005年12月中）认为，无论从现实条件考虑，还是从长远和全局发展目标来看，上海既不可能也不会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未来沪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发展不是排斥性的，而是平行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优势互补、竞争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最后他提出了新世纪沪港金融应在五个方面加强合作。2008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2008沪港经济发展报告》（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8年）以及《沪港经济发展报告（2009—2010）》（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0年的12月），不仅对沪港两地最新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而且对沪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互动发展，以及沪港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角色、世界经济发展对沪港两地经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至于上海与香港的文化关系，许纪霖在香港回归之际在《沪港文化交往的新阶段》（《上海艺术家》1997年第2期）中就指出，香港文化对上海的影响特别大更具有其他区域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历史渊源；随着香港的回归，今后的交流和合作将开创一个新时期。陈保平的《沪港两地文化的差异及互补》（《编辑学刊》1996年第1期）和程乃珊的《沪港跑马文化趣谈》（《建筑与文化》2006年第10期）也指出，香港和上海对中国的现代化所能做出的新贡献，这对沪港两地通过沟通和合作产生新的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

    就上海与香港的两地学术交流和合作而言，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沪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该联合试验室优势重组沪港两地的化学合成力量，开展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2000年，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设立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就上海及香港的未来重大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同年，两校还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以促进双方学者互访、合办学术及教学研讨会和科研合作等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于1998年签订学术交流协议，开展学者互访；与香港城市大学自1998年起建立了校际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节 澳门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澳门问题研究几乎与香港问题的研究同时起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历史等领域。其中对澳门历史领域的研究在全国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对澳门法律研究是上海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

一．澳门历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费成康专注于澳门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葡萄牙人涉足澳门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1988年，中葡两国政府发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之际，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第一本有关澳门历史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书中记述了澳门从偏僻渔村成为国际商埠，又从繁荣著名的国际商埠转化成为东方蒙特卡洛式的赌城的过程，并从中分析了明清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的演变，以及从西方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2004年，他的专著《澳门：葡萄牙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认为，此前中国学者传统上将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性质看作是侵略或为某些中外著述所说是殖民地；但在鸦片战争前近300年的历史并非葡萄牙侵略澳门的历史，而是以中葡双方友好和合作为主旋律的历史。这一看法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关注。

此外，费成康还发表有《重评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学术月刊》1993年第8期）、《早期中葡萄关系与澳门开埠》（《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中国收回澳门的几次尝试》（《世纪》1999年第6期）、《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正》（《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等文。费成康指出，高度评价鸦片战争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并指出正是中葡双方长期的友好、合作才使澳门发挥了此种作用，这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澳门经济研究

1979年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后，澳门开始调整和健全金融机构，利用外资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与我国邻近地区的联系。对此，上海学者当时便开始追踪研究。杨小佛的《澳门经济透视》（《世界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就澳门金融、工业和外贸、基础设施、旅游和娱乐、财政和税收等方面分析澳门的经济演变和活动情况。尤安山《略论新时期澳门经济的定位及其政策选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6期）在分析澳门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面临的问题及深层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新时期澳门经济定位以及澳门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杜娟《澳门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上海管理科学》2009年第3期）也基于澳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及定位，以1991年-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验证了旅游业对澳门经济的贡献作用，并且展望了未来澳门旅游业的发展。

在上海澳门经济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影响下，上海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以澳门经济问题为研究方向的；如2007年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麦培荣以《澳门博彩经济的发展分析》为题，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欧阳卉也以《博彩旅游业与澳门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为题，就博彩旅游对澳门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就澳门经济发展提出多元化发展的策略。

三．澳门行政体制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关注澳门行政体制的问题。2009年，姚魏发表《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政治与法律》第12期），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回归后实行了与香港相类似的行政主导体制；这既是对葡澳统治时期总督制的扬弃，又顺应了世界宪制发展的趋势，同时还吸收了香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该研究填补了上海对澳门政治研究的空白。于宏源和汤伟发表的《澳门经济发展中的良治政府因素》（《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2期）在总结归纳良治政府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良治政府理论在澳门的实践和CEPA框架下澳门的经济角色以及可能的风险；指出要进一步实现人们对CEPA期望以及为澳门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果，就必须增强澳门经济多元性及独特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并使之与国际接轨。此外，徐静琳完成的《澳门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研究》项目是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课题（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四．澳门法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学者开始关注澳门基本法和澳门商法研究。其中有不少是论及澳门司法制度改革以及《澳门基本法》等相关问题的。1990年，蒋恩慈和黄来纪的《澳门用法律手段促进外贸发展的经验》（《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指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法相比，澳门对外贸易法主要有三个特点：对进出口管理的规定较为翔实；对产品来源地证明的规定较为坚硬；对出口配额的规定较为宽松。1993年，蒋恩慈《澳门司法制度变革的回顾与前瞻》（《社会科学》第11期）回顾澳门司法领域发生的变化，瞻望过渡时期后期司法体系的进一步变革，探讨了法制和司法改革在澳门过渡期前后的重要作用。1994年，蒋恩慈出版了他的《澳门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9年，宋锡祥的《澳门居民构成及其国籍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提出了澳门居民构成及其国籍状况极其复杂的问题；他认为，全国人大澳门特区筹委会关于中国《国籍法》在澳门实施做出的解释建议，有利于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日后安定。同年，徐静琳的《<澳门基本法>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政治与法律》第4期的）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最根本特点在于，它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在内容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从法律上保证“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现。2000年，候放的《澳门商法典概论》由澳门基金出版社出版。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开始关注内地与澳门的法律协调和合作问题。2006年，李昌道的《论澳门法域的基本框架及其特色》（《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指出，在“一国两制”下的多法域格局中，应当加强内地与澳门法域的相互认识和沟通，努力实现法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2007年12月，上海社科院院法学研究所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举办了“澳门基本法实施与澳门博彩业法治”研讨会。2010年，关于澳门的支柱产业——博彩业的改革问题，李昌道在《评议澳门依法改革博彩业》（《东方法学》第1期）中指出，博彩业实质上就是赌博，它是一种“财富转移”。同年，彭峰的《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国际经验与澳门实践》（《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三期）在对澳门文化保护立法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对2009年特区政府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了评价。截止2010年，费成康与顾肖荣、吴志良共同主编的《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比较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目前已出版13册，有澳门和内地两种版本，包括对刑法、婚姻法、金融法、旅游法、税法和继承法等多种法律的比较研究；该丛书还被列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向建国50周年献礼项目。

五．上海澳门社会文化研究

早在1990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和上海港澳台经济研究会就联合主办了“澳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及作用”讨论会。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与澳门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成为双方沟通交流的一种重要途径。对此，上海学者开始加以关注和研究两地的社会文化。1999年，蒋凌慧和范佩瑾在《发展沪港澳地区的馆际合作与交流》（《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第4期）中指出，三地图书馆在馆藏、服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2000年，陈及治等五人发表《上海与澳门两地老年人体质调查结果比较》（《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通过对上海与澳门两地老年人的体质指标进行抽样测试与比较分析，认为我国老年人体质调研中的少数指标尚需重新设计。2006年，沈太斌发表《上海阳光中心和澳门街坊总会的比较》（《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0期）一文，以两个从事社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为案例，从组织属性和组织架构、成立背景与组织运作的动力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此进行比较和分析。上海学者对两地的社会组织成长与发展的比较，证实了上海与澳门在社会组织的历史成长、与政府关系、活动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此外，2004年10月，上海社科院与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沪澳学术论坛”，来自沪澳两地30多位学者专家围绕“城市文化形象”主题进行研讨；该论坛不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澳门基金会之间已有合作的一次总结，也成为沪澳两地学者未来更加紧密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