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09-11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十一章 文学
编纂责任人：黄霖
第二节 郜元宝
第三节 陈建华（本节统稿、俄苏文学）
金衡山（美国文学）
刘略昌（英国文学、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学）
金桔芳（法国文学）
范劲（德语文学）
潘世圣（日本文学）
宋炳辉（比较文学）
第四节 陆扬
上海的文学研究，本来就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有关教研单位集结了一批数量多、水平高的人才。1979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增设了文学研究所；1983年，复办的上海大学，也设有中文系，进一步壮大了文学研究的队伍。以此为基干，团结了上海各新闻、出版等单位的有关人员，携手并进，1981年成立了以蒋孔阳为首任会长的“上海美学学会”，1985年成立了以贾植芳为首任会长的“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与以魏同贤为首任会长的“上海市《红楼梦》学会”，1986年成立了以王运熙为首任会长的“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等。1999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被列为教育部首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30年来，上海的文学研究就在空前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与海内外学者一起，在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上海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对于全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为主体，依托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上海古代文学研究者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里撰著、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汉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与引领了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2月，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1999年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团结和引领古代文学研究者，使得上海市在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居于国内领先水平。上海学者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文心雕龙》学会、《文选》学会、唐代文学学会、宋代文学学会（筹）、明代文学学会（筹）、近代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发起和成立，并担任会长、副会长等职务，在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1978年以后，上海市古代文学研究界走出“文革”，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古代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学风，重视文献考证，重视理论思考和思想探索，强调观念更新和方法多样化。80年代中期，提出“宏观文学观念”和依据人性发展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学术思想，并付诸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90年代后期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和“原人论”文学理论体系，推动了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不断进步，古代文学研究参与当代文学、文化建设和民众文化素质教育，既取得了学科的巨大进步，又发挥了应有的现实意义。
“文革”之后，上海古代文学界及时地拨乱反正，清理过去的一些论断。1977年，章培恒的长文《对文艺发展历史的卑鄙篡改——评<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及其他》（《文艺论丛》第1辑）对“江天”之流的错误论断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1979年上海学界发表大量文章对刘大杰以“儒法斗争”为主线修订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进行批评和反思，纠正错误，总结教训。上海书店1979年出版了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魏同贤在同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发表长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指出，象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类学术著作，既应该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又需进行批判地继承。该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胡适著作的出版，发出古代文学研究扭转方向、走向正轨的讯息。1981年，韩黎范在《红楼梦学刊》第4辑上著文《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否定了过去所谓《红楼梦》第四回是总纲的论断，提出前面整整五回文字是《红楼梦》艺术构思的总纲。这些都是对“文革”期间的一些古代文学问题的重新审理。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当代大家名家撰成于文革之前与之中的重要著作。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1980年又出版了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初编》《柳如是别传》等。王元化撰著于“文革”之前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同年，章培恒定稿于1962年的《洪昇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中国戏剧界协会的戏剧理论著作奖。1981年，马茂元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所作的关于古典文学的部分论文结集为《晚照楼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同年，朱东润完成于文革期间的《杜甫叙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子展《诗经直解》撰著于文革之前，198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整理出版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1981）、《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1984）、《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1985）、《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1985）、《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1985）《矛盾古典文学论文集》（1986）。这些著作的出版，促进了上海古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恢复和走向繁荣，对于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也发挥了引领作用。
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研究呼吁方法论的更新和学术观念的变革。在1982年全国唐诗讨论会上，陈伯海就发表了《宏观世界话玉溪》，该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984年，章培恒在《复旦学报》第5期发表《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阐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将是贯穿于今后这一领域的主线。”他主张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形式的变化与人性发展的关系，认为一部比较理想的文学史，应该深入地揭示出文学所反映的人性发展的过程和文学在人性发展中所显示的积极作用。1986年《安徽师大学报》第3期发表了王元化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活，谈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对于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积极提倡宏观文学史的研究。1986年陈伯海发表了《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中国文学史之鸟瞰》《文学史上的三个圆圈》《通向宏观文学史之路》等论文，提倡文学史的宏观研究，颇有建树和开拓。1988年起，陈伯海和董乃斌把中国宏观文学史的观念落入实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宏观文学史丛书》，该丛书为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包括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992）、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1994）、陆海明《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1994）、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1997）等。其中，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6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7年，陈伯海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撰写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宏观综述了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1996年，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是一部高举“人性”、张扬个性解放的、有鲜明的思想性的文学史著作。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获上海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学者开始探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建国以后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为两橛，划为泾渭分明的不同学科。1987年，贾植芳在《学术研究》第6期发表《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一文，勾勒了新文学同传统文学的关系略图，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该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90年代中期章培恒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问题。1996年，他与谈蓓芳合作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了《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1998年12月，章培恒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主题讲演，提出打破“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分界，进行古今演变的研究。该文《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发表于《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2001年，章培恒、陈思和在《复旦学报》主持“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专栏，旨在对中国文学作贯通式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以及文艺理论的革新探索。自2001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并举行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专题研讨会定期举办了多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术论题，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响。尤其是上海学者，发表了一批论文，如骆玉明《文学史的核心价值与古今演变》（《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赵山林《试论旧体词曲与新文学诗歌创作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朱文华《晚清各体文学的走向和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李桂奎和黄霖《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章培恒《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徐艳《中国散文语言音乐美的古今演变》（《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陈广宏《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本土与西方维度》（《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等。黄仁生的多篇文章还结集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刍议》（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2006年，章培恒在《河北学刊》第5期发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指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探讨是对推进中国文学的研究———无论是中国文学的总体研究抑或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文学史研究中还开拓了一些专题性研究领域。1995年孙琴安的《中国性文学史》（上下册）在台湾桂冠出版公司出版，角度独特。2005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次题为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学术研讨会，首次明确地将“经济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学”联系起来，立意新颖，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2006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徐培均主编的《中华爱国文学史》是青少年爱国教育的必备要籍，董乃斌先生在《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上撰文称此为“一部立意正大、创新性强的文学史新著”。
先秦文学研究的大家如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等在新时期里依然发表学术成果，培养人才，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总体来说上海地区研究先秦文学略显薄弱。《诗经》研究，除了上述陈子展《诗经直解》外，程俊英研究《诗经》先后出版了《<诗经>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等，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较之《诗经》，上海学者的《楚辞》研究则显得繁盛。1979年，李庆甲整理《楚辞集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蒋天枢《楚辞论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马茂元主编了《楚辞研究集成》，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姚汉荣、姚益心著《楚文化寻绎》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十个专题研究楚国的审美文化与屈原的思想创作。1993年，朱碧莲著《楚辞论稿》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该书还与她的《楚辞讲演》《宋玉辞赋译解》《中国辞赋史话》汇编为《还芝斋读楚辞》，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徐志啸《楚辞综论》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多侧面、深层次地探讨楚辞起源、剖析屈原其人、考证屈原作品、辨析屈赋及楚骚、纵论楚辞研究史、比较屈原与西方诗人等。2004年，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评述日本学者研究楚辞的是非得失。
关于屈原与《楚辞》研究有创获的文章，值得提出的是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剖析当时最有影响的屈原卒于都郢当年或次年的说法，指出其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错误，并根据屈原的《哀郢》，指出屈原之死至早在郢破九年之后。此文发表后，在屈原研究中产生较大影响。赵沛林《屈赋研究论衡》认为此文“是近年来考证屈原生平的力作”。姚汉荣《评<楚辞新考>》（《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对何天行《楚辞新考》的“屈原否定论”从观点到方法给予细致的批驳，该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先秦其他文学的研究，有马茂元整理马其昶撰《定本庄子故》。1989年黄山书社出版；王小盾《诗六义原始》（《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徐志啸《先秦诗——真与奇的耦合》（广西师范大学1999年），考察先秦社会风俗文化，论述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的形式和风格特征。姚汉荣、孙小力、林建福撰《庄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庄子》33篇进行解题、今译、注释和评析。邵炳军、梅均撰《<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采用编年体例，全面辑录《左氏春秋》中所存各类作者的各类文体。
上海地区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新时期三十年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著述如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辨别众说，自成一家。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是他单篇研究论文的结集，作者力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证的史料，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严密、辩证的考察和论述，尽可能准确、全面、真实地揭示文学批评的历史面貌。何满子《中古文人风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该书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汉魏晋名士的风采个性和时代特征。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秉承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研究传统的重要著作。汪耀明《挥笔传神》（学林出版社2005年）是对“前四史”的文学性研究。朱碧莲、沈海波著《秦汉文学史五十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该书以秦汉文学史中的个案为线索，审视秦汉文学的重要问题。重要的古籍整理本有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后者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上海学者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其中，赵昌平《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发表于199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通过对谢灵运诗的溯源辨体，就中国山水诗的渊源问题作了新的阐释，提出魏晋以来的宴游诗和行旅诗是山水诗发生的主要源头。归青《从赋到诗：山水诗成因初探》（《中州学刊》1994年第2期）则指出:在诗歌由玄言向山水的转变中，赋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该文199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5年，查屏球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考察由简到纸的文本载体形式替换给予文学的广泛影响，获得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
上海学者在《世说新语》研究上用力甚勤，获功颇丰。1984年，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由中华书局出版，集校、笺、疏于一体，获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7年，张㧑之、刘德重《世说新语选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每则下有详细说明和精要分析。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年）、《世说新语的读法》和《世说新语英雄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将文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文史结合，解说历史，立足人本，并融入现代思考。刘强的《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汇集了名家批语，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关于宫体诗和《玉台新咏》的研究，这三十年尤为活跃。20世纪前80年，学界一般是将宫体诗斥为形式主义文学，给予贬抑。但是新时期以来，情况有所改变。1988年，杨明在《复旦学报》第5期发表《宫体诗评价问题》较早质疑过去的成见。他指出宫体诗中虽有糟粕，但许多作品虽描绘女性之美，却并不涉及狎亵。事实上，描绘女性美的作品，早在《诗经》中已屡见不鲜，宫体诗在艺术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早在1987年，章培恒在《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是最引人嘱目的。据此，他于90年代在《中国文学史》中既肯定宫体诗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表现范围，“文学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体貌，是一种有价值的美的创造”；又批评宫体诗的真正缺陷主要在于它大抵是以男性的品赏眼光来描绘女性。归青在宫体诗研究方面用力甚专，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结集为《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004年，章培恒在《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推翻旧说，标新立异，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但学界未能取得一致认同，展开激烈争鸣。其间，邬国平《<玉台新咏>张丽华撰录说献疑》（《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对《玉台新咏序》等文献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并对章说提出质疑，颇有力度。
上海地区的唐宋文学研究，学者多，力量强，既重视文献辑佚和整理，个案专题研究，也强调宏观的理论考察，成果卓著。
70年代后期起，首先是重视名家别集的点校笺注。上海学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主要依托，先后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名家别集，主要有：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1978年）和《东坡乐府》（1979年），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1980年），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1985年，该书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马茂元整理马其昶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1986年），徐鹏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昌平、严寿澂、黄明合撰《郑谷诗集笺注》（1991年），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1994年），马茂元、钱仲联校点的《韩愈全集》（1997年），彭国忠点校《张孝祥诗文集》（黄山书社，2001年），黄任轲、朱怀春校点、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2001年），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2002年），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2002年），马兴荣、祝振玉校注黄庭坚《山谷词》（2001年），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2003年，获得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2008年），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2008年，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2009年），该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欧集为主要参校本，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2010年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大型文献整理，值得提出的是，陈尚君编撰的《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对清编《全唐诗》以外的唐人遗诗的总汇性著作，丰富了唐诗这一中国文化瑰宝。陶敏在《复旦学报》1993年第6期上撰文称此书是“唐诗辑佚工作的重大突破”。该书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完成《全唐诗补编》后，陈尚君从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着手于唐文的补辑，于2005年完成《全唐文补编》160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5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外，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影印了传世仅存的5种宋人编撰“三苏”年谱，且辑佚整理2种年谱，对于研究“三苏”的文学事迹乃至整个宋代文学都有重要意义。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均是文献性研究的上乘之作。
80年代初起，上海学者即开始对李白、白居易、苏轼等作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如朱金城与瞿蜕园完成《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之后，编撰了《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该书考订翔实，材料完备，对白居易交游和行迹的考证尤为精审。之后，朱金城着手撰著《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搜集专书、诗话、笔记等资料，对白居易作品进行编年、校勘、笺释；在文献整理研究基础上，他撰著了朱金城《白居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考证白居易的人平与交游。70年代末起，王水照对苏轼作了全方位的精深探究。1978年，在《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是拨乱反正后最早为苏轼正名的论文，获上海市高校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1984年，选注《苏轼选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获首届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从苏轼秦观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王水照的《苏轼论稿》由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后改名《苏轼研究》，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再版。本书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苏轼一生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标志着苏轼研究的新水平，在整个宋代文学研究中出处于前沿地位。该书出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三等奖，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4年，王水照和朱刚合撰《苏轼诗词文选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王水照和朱刚合著《苏轼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陈伯海的学术团队在唐诗学史的建构上做出突出的成绩。他们从唐诗学的文献著录整理和理论建构两方面同时入手，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1987年，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修订增补为《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2005年出版。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提出了整个系列研究的总纲，分述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和学科发展史，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陈伯海还主编了《唐诗书录》（与朱易安合作，齐鲁书社1988年），《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2000年以后，在唐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上出版了一批专著，主要有：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伯海《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等，这些著作构建了唐诗学的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上海学者撰写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1997年，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断代文学史论著作”，对“宋型文化”的特质作了深入的阐释，并从“宋型文化”的角度研究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是侧重于以宏观视野进行哲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专书，后者获得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2006年，李定广出版《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文化视野研究唐末五代文学，颇有新意。2010年，朱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梳理唐宋古文运动中的“怪文”系谱，阐释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较为全面地认识古文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起，佛学与文学关系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陈允吉着力探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材料实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把时代与社会因素和诗人的人生观、哲学观以及心理特征、美学思想等加以综合观察。1981年，发表了《“李贺”与“楞伽经”》（载蒋孔阳主编《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1984年获上海市高校文科科研优秀论文奖。1983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1期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相关论文后结集为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傅璇琮、赵昌平在《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中肯定说：“《佛教唐音辨思录》对于近几年来日益高扬的文化意识，确实提供了新鲜经验。”此后，陈允吉与陈引驰主编了《佛教文学精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陈引驰撰著《大千世界：佛教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其中，《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展示出较为完整的隋唐佛教文学图景，构画了隋唐文士在儒、佛、道三者间的浸润与抉择、禅风变迁中诗人的姿态以及烙印于文学中的痕迹，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变文等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深刻关联。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研究隋唐五代佛教的流布与汉译佛典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此外还有金丹元《禅意与化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彭国忠《宋代词学批评中的佛禅话语》（《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等专著和论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考辨展开了一场讨论。在1994年唐代文学学会和1995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年会上，陈尚君、汪涌豪分别提交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认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乃后人伪作，引起了唐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界的热烈关注，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或赞同，或置疑，或补证。这场影响广泛的学术争鸣，不只是一则文献的考辨，它对于古代文论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突出文学考据的基础性地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专题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有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该书获上海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小盾《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台北学艺出版社1991年）、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蒋凡《韩愈柳宗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杨明《汉唐文学研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都是专题研究方面颇为深入的著作。
金元文学研究在上海地区相对薄弱，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一些论著发表。2004年，刘明今著《辽金元文学史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着重于这时期文学史上具体文学现象的探究。2005年，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论著在元明文学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中研究杨维祯这位重要的元代文学家。元代诗人萨都剌的研究过去几乎为空白，2005年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对萨都剌的生平作了细致的梳理，考证其著述情况，研究扎实，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明代诗文和作家研究，80年代中期起，有了较大发展。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明清易代的错综复杂背景中，刻画陈子龙作为风流名士和爱国志士的一生，1986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章培恒对明代文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在《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学文学论集》）中，他把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八九十年代，章培恒指导博士生从具体的个案年谱做起，为明代诗文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陈正宏《沈周年谱》、郑利华《王世贞年谱》、陈广宏《锺惺年谱》、胡令远《杨士奇年谱》、韩结根《康海年谱》（均1993年）、钱振民《李东阳年谱》（1995年）、陈麦青《祝允明年谱》（1996年）、孙小力《杨维桢年谱》（1997年）。在年谱编撰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个案和流派研究，如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王世贞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陈正宏《明代诗文研究史：1368-1911》（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广宏的《明“闽中十子”诗派论略》（《中国诗学》1995年第4辑）199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先后启动了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大型项目，编纂明代诗、文总集。1990、1993年，章培恒主编的《全明诗》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册。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的《全明文》第一册于1992年出版。这两项工作尚未完成。
20世纪90年代后，发表了一批比较重要的整理与研究明代诗文文献的成果，主要有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钱振民整理《李东阳续集》（岳麓书社1997年）和《李东阳集》（岳麓书社2008年）、黄仁生撰著《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岳麓书社2004年）和《江盈科集辑校》（岳麓书社2008年）。
这一时期较注重联系明代的社会风俗文化研究明代文学。2001年夏咸淳出版了《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在明代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中展示明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视角新颖。2003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在安徽大学联合举办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讨论会，成立了明代文学研究会（筹），章培恒担任会长，后来黄霖继任会长。该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明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入。2004年4月，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与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联合在嘉定区举办了“归有光暨嘉定四先生学术讨论会”。
20世纪80年代前期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由上海学者点校注释的清人别集：1983年出版了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第一次对明清之际的爱国诗人顾亭林的诗歌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汇注，由吴丕绩标校。后有刘季高校点《方苞集》《惜抱轩诗文集》（1983、1992年），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1990年），曹光甫校点《瓶水斋诗集》（1991年），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1997年），陈振鹏标点《陈维崧集》（2010年）等。胡晓明、彭国忠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2008、2010年黄山书社出版了两编，促进了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影印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自清入关至民国建立260年间重要人物的诗文集约4000种。对于深化清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推出一批清代诗文的论著。其中，陈居渊用力甚为专精，撰著《清代诗歌与王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联系清代的学术思想文化背景来研究清代文学，颇有创见。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考察文化生态，对松江宋氏、王氏等望族的家族史和文学活动展开研究，是上海地区的家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上海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近代文学研究在上海也颇为活跃。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学者对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较大发展，1985年，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对于“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不少质疑，有人主张用“19世纪文学”取代之。1986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心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19世纪文学讨论会”，就“19世纪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观念，能否成立”；“19世纪文学的性质和特点”；“19世纪文学的价值和未能出现高潮的原因”；“19世纪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讨。1990年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在近代政治变革的背景中探讨近代文艺思潮的复杂演变，富有学术性和开拓性。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上海有规模地展开了近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部署的重点图书工程之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范泉任总编纂，经77位专家教授历时3年的紧张工作，于1990-1994年出版。该《大系》对近代文学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搜集整理，充分显示了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长期演化过程中的转型作用。出版后，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上海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1993年，陈伯海、袁进主编，许国良、张文江、沈习康等参与撰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上海近代文学的发展与变迁，特别是注意到西方传教士、西方文化对上海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次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反思和批判意识。1994年初，柯灵为参加“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究会”撰写了《为十里洋场绣像》，对晚清梁启超等维新派文学思想提出新的看法，指出：“‘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命题，大家都认为左翼文坛是始作俑者，其实发明权应属于维新派。”
过去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直评价不高。1994年，袁进撰著出版了《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梳理晚清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历史，评述主要作家作品，重新思考该派的文学史地位。1997年，袁进主编、赵福生副主编《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8种出版。1998年9月22日，上海近代文学研究界学者聚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讨“戊戌变法”与近代文学的关系。2010年，黄霖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指出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等被戴上“旧派”帽子的小说家，在当时抗辩中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守社会责任。今天重新辨析这些长期被遮蔽了的声音，对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小说近现代的演变及有关这段小说史的研究不无意义。
2000年之后对近代文学的演变影响等作了较深入的探讨。2001年，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近代文学尽管缺乏伟大的作家作品，却非常重要。因为现代文学的发端就是从近代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围进步上是成功的，也留下了遗憾。同年，章培恒在《复旦学报》第2期发表文章《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对于把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作为“近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法提出商榷。2004年，朱文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从戊戌前后到五四文学革命》（贵州教育出版社）阐述了“五四”前20年中国文学潮流的性质特征及其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催发、刺激和影响。2006年，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传播、消费、语言形式、文学本体与范围等不同角度，以及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的背景中探讨近代文学的变革。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较早关注传教士对近代文学的影响问题，展开了研究。2000年，袁进在《江淮论坛》第2期著文，提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后又发表《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等论文，进一步申论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转型的意义。2005年，宋莉华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指出，传教士小说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模仿传统章回小说，用白话写作小说，该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2009年，宋莉华在《文学遗产》第6期发表《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西方来华传教士对此有筚路蓝缕之功。该文获得201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2010年，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传教士的近代文学意义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这一时期还对近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上海作家及海派文学等问题展开研究。2000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文与青浦区朱家角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愕国际研讨会”。2003年，胡晓明主编的《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杨柏岭编著《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胡晓明和李瑞明《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程华平编著《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等。松江人姚鸳雏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2008、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姚鸳雏文集》小说卷、诗词卷。2009年6月11日，上海市古典文学年会在松江召开，就松江的历史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创作等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袁进在《海派文学的传统与特征》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指出，叛逆性是近代上海文学的特点。
1988-1996年间，由章培恒、王继权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六辑80卷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2000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已出版的有黄坤、杨晓波校点、郑孝胥著《海藏楼诗集》，马卫中、潘虹校点、杨圻著《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当世著《范伯子诗文集》、李开军校点、陈三立著《散原精舍诗文集》（均2003年），王飚校点、易顺鼎著《琴志楼诗集》，涂晓马、陈宇俊校点、樊增祥著《樊樊山诗集》（均2004年），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著《曾国藩诗文集》、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梅曾亮著《柏枧山房诗文集》，聂世美校点、宝廷著《偶斋诗草》（均2005年），曹旭校点、何绍基著《东洲草堂诗集》，刘永翔、许全胜校点、陈宝琛著《沧趣楼诗文集》（2006年），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著《张裕钊诗文集》、王飚校点、张际亮著《思伯子堂诗文集》，周录祥校点、金天羽著《天放楼诗文集》（均2007年），庞坚校点、张之洞著《张之洞诗文集》，马亚中校点、俞明震著《觚庵诗存》，刘再华校点、李慈铭著《越缦堂诗文集》，左鹏军校点、江湜著《伏敔堂诗录》（均2008年），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著《翁同龢诗集》，胡露校点、金和著《秋蟪吟馆诗钞》，张寅彭、王培军校点、陈曾寿著《苍虬阁诗集》（均2009年）。这套丛书底本可靠，校点精审，辑补佚文，附录资料，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海人文学科中的优势学科，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研究文学批评史具有深厚的传统和整齐的阵容；1979年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2000起定期召开的复旦大学中国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团结和联系海内外的研究者，引导着该学科的发展。新时期三十年，该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1997年教育部学科调整，取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二级学科地位，削弱了该学科发展的势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复旦大学中文系郭绍虞在1962年主编、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人员，加以修订，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和一卷本，1979、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运熙、顾易生在刘大杰主编、196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二卷本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主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1978-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观点鲜明，论述稳妥；注重上下联系，勾稽历史发展线索；发掘了大量新材料，在明清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小说、戏曲理论批评方面，填补了空白。两书均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均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还列入了国家教委高校司编《高度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选编》（第一辑）。
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上海学者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该为现实服务。1979年，郭绍虞在《学术月刊》第4期发表《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强调，研究古代文论是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前提，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总结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借鉴。1983年，徐中玉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笔谈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指出当时存在“古为今用的目的性不够明确”的问题。1984年，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提出古代文论研究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在大的文化视野中研究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是当时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重点。陈伯海发表《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联系我国民族文化的传统，从中西文化异源的总的背景上来考察古代文论的特点。该文获得中国社科院颁发的《文学评论》二等奖。徐中玉在《略谈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6期）中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归纳为尚用、求真、重情、重简要、形式多样、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1989年11月7-11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六次学术年会，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及其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王运熙与顾易生共同主编了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魏晋南北朝卷》（王运煕、杨明著）、《隋唐五代卷》（王运煕、杨明著）、《宋金元卷》（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明代卷》（袁震宇、刘明今著）、《清代卷》（邬国平、王镇远著）和《近代卷》（黄霖著），共计380万字。全书鲜明地贯穿着“以实求真”的学术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证的史料，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严密、辩证的考察和论述，尽可能准确、全面、真实地揭示文学批评的历史面貌，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巨大的成就，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文学批评史的集大成著作，王元化称它“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新水平”。该书于199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特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1998年获得第四届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其中黄霖撰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6万字，第一次全面地构建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体系，把握中国文学批评从古代到现代过渡、演变的历史进程，对一系列批评家的文学理论批评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郭延礼在1993年5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称“这是一部资料丰富、论述充分、时有新见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该书1993年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1996年获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90年代初起，上海学者还探讨了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1990年，蒋凡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中国古文论体系探索》，认为中国文论自有其独具民族特色的体系，但不能套用西方模式来理解，既要见西人之长，但又要立脚中华，建立符合国情的新的中华文论体系。1993年，祁志祥撰著出版论《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学林出版社），是一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整体与综合研究的专著。90年代中期，古文论研究界探讨了“现代转换”等问题，出版有谭帆《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等。1998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上海学者陈伯海、黄霖、曹旭的三人谈，探讨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思考古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换，建立起既面向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
2000年之后，上海出版了一批重要论文著作。2000年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包括《原人论》（黄霖、吴建民、吴兆路等著）、《范畴论》（汪涌豪著）、《方法论》（刘明今著）等。《原人论》以“人”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从“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阐发人的本源意义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展现，把文学批评史上众多的命题贯串起来，构建一套具有民族精神的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全面清理了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发生发展历史、范畴的构成方式、主要特征和系统联系。《方法论》是全面阐述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第一部著作，探讨各种批评方法形成的契机、各自的特征。该体系丛书被誉古文论研究从“史”向“论”转型的标志，200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新发展，2001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袁震宇、黄霖、杨明、邬国平等集体参加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代替了过去的三卷本，作为高等学校文科的新型教材。与此配套，黄霖、蒋凡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四卷本和精选一卷本也于2007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全面实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材的系统更新。该书于2009年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于2011年获得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9年，复旦大学黄霖成功申报了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材的编写。
这一时期，还进一步探讨了古代文论发展的理论意义。2002年，黄霖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提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热潮中，必须在承续和运用中研究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目标是要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使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理论重新焕发出理论的青春。”2003年，出版了汪涌豪《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沈阳出版社）、蒋凡《古代文论的美学思考》（沈阳出版社）。2004年，汪涌豪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当代意识的植入》提出当代意识的植入问题。2006年，陈伯海在《文学遗产》第1期发文《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 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主张通过阐释、应用、建构，实现古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变。2008年，陈伯海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之我思》提出应致力于外来资源与本民族生活实践及思想文化传统的结合，实现双向超越和综合创新，这是一条创建民族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文学批评史的文献整理方面，1992-1997年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包括《文气、风骨编》（蒋述卓、徐文茂、陆海明编），《本原、教化编》（王寿亨编选），《神思、文质编》《意境、典型、比兴编》（陈谦豫、萧华荣编），《艺术辩证法编》（蒋树勇编），《通变编》（陆海明、徐文茂），对古代文艺理论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既便于利用，也开启了文论专题和范畴的研究方向。
20世纪90年代初起，上海学者在诗学研究方面有了一定发展。1990年，胡晓明撰著出版了《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既纵论自先秦至宋代的诗学精神，也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专题探究中国诗学精神原型，旨在揭示中国诗学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与思想传统。在传统诗话整理与研究方面，1990年，刘德重、张寅彭著《诗话概说》由中华书局出版，探讨诗话的范围、种类、渊源及其价值等问题。1996年，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把先秦至唐定为“情礼冲突”，宋至清定为“情理冲突”，见解独到。
2002年，陈伯海、蒋哲伦主编的《中国诗学史》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种类活动为纬，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的理论体系。200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诗话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清诗话全编》《明诗话新编》《民国话体整理与研究》等项目已确立并在进行之中。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探讨中国诗学的人学本原观、审美体性观和文学形体观，则是在通史之后的理论阐释之作。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上海的词学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力量相对集中。1979年《学术月刊》第4期发表了万云骏的《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指出过去把豪放派和婉约派说成是完全对立的主流与逆流的关系“是欠妥当的”，对豪放派和婉约派都应该作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施蛰存1980年提出“婉约与豪放仅仅是讲风格，而不是讲流派”（《施蛰存致周楞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引起学界对于宋词无婉约、豪放两派等问题的广泛探讨。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办了《词学》专刊，促进了词的研究与交流，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第1期上，万云骏发表了《清真词的艺术特征》，阐释周邦彦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擅长辨证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等特征，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1983年，万云骏的《古典诗词选析》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蒋哲伦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石林词和南渡前后词风的转变》，阐述较少受到关注的叶梦得《石林词》在北宋词向南宋词过渡中的重要意义，1991年获中国韵文学会授予的“夏承焘词学奖”。1986年万云骏出版《诗词曲欣赏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2月18-22日，全国第二次词学讨论会在上海金山举行。万云骏对王国维“境界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词的境界大体可分为鲜明性与模糊性两种，朦胧之美是词的最高境界，王国维提出“境界”的“隔”与“不隔”，强调词境界的鲜明形象性，忽略了词的朦胧美。该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1988年，方智范在《词学》第六辑发表《论宋人咏物词的审美层次》，把宋代咏物词分为“以物观物，境余于意”、“以我观物，意余于境”、“物我同一，意境两浑”三个审美层次，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年马兴荣著《词学综论》由齐鲁书社出版。1990年，钱鸿瑛采取个案研究，撰著了《周邦彦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钱鸿瑛撰著《词的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从创作主体论到作品本体论再到鉴赏主体论，构成一个体系，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探索词的美学价值。1996年，刘永翔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周邦彦家世发覆》，发掘出吕陶《周居士墓志铭》，从而对周邦彦家世作出明晰的考辨。该文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进入2000年代，更多的是专题研究，如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蒋哲伦《词别是一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钱鸿瑛《梦窗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2010年邓乔彬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宏观鸟瞰和微观剖析相结合，研究唐宋词艺术的发展。欧明俊在《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撰文称该书是对唐宋词艺术的“总账式”研究。
小说理论研究的文献基础很薄弱，20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1982、1985年，黄霖、韩同文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专集，选录了从汉至近代有关小说理论批评的序跋、评点、笔记、专论200余篇，加以注释和说明，给予理论分析评价。《文汇报》1983年1月15日载文称此书为“第一部系统整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专著”，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在此基础上，黄霖撰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纵横阐述古代小说理论问题。方正耀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纵向细致梳理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发展。1991年，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照理论专题，分类编纂，推动了小说美学的研究。谭帆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论述中国小说评点的源流，形态、类型和价值，是对小说评点的“综合融通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学者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主要是对古代小说的作者、版本、真伪等问题，从文献考辨上展开研究，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同时对《红楼梦》《金瓶梅》等展开了多方位的综合研究。
关于《三国演义》，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产生于明代。1980年，章培恒、马美信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撰写的《前言》中根据旧称“弘治本”所注的“今地名”，推断此书当写于元代而非明初，在学界引起反响。1982年，章培恒在《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进一步申述此说。关于《三国演义》的批本，除了毛氏父子外，传世还有署名李卓吾、锺惺、李渔的批本，黄霖著文《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关于<三国>锺惺与李渔批本问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5年第1号）考证指出，李卓吾评点出于叶昼之手，锺惺和李渔批点乃书商牟利伪托，引起小说和文论研究界的关注。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旧署“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然关于施、罗的传世资料不多，80年代初出现《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等所谓文物史料，学界就其真伪展开争辩。上海学者也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黄霖在《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复旦学报》1982年第5期）指出，这些文献恰恰证明兴化、大丰在元末明初压根儿没有一个施耐庵；章培恒《施彦端是否施耐庵》（《复旦学报》1982年第6期）一文则对施彦端即施耐庵说作了有限度的肯定，但他们都主张《水浒传》为“施、罗合作”。1980年，黄霖的《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提出一种明代万历年间存在的“吴读本”《水浒传》与现存各本《水浒》的内容很不相同，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并展开了研究与讨论。
关于《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 1983年章培恒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详细论证，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否定了吴承恩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关于《金瓶梅》研究，《金瓶梅》所署“兰陵笑笑生”为谁？过去有王世贞、李渔等各种说法。1983年，黄霖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提出了金瓶梅作者为屠隆的说法。次年在同刊第4期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进一步申述此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1年，李时人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从晚明文化的全景着眼，探讨《金瓶梅》的作者、创作过程和传播情况、历史内涵、艺术方法的各个层面，以及《金瓶梅》在近现代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孙逊、詹丹的《金瓶梅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从人物创作、艺术视野、渊源流变等方面介绍该小说。黄霖的《黄霖说金瓶梅》（中华书局2005年）和《金瓶梅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联系明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多角度地细腻分析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揭示小说的暴露主题和人性关注。
《红楼梦》一直是小说研究的热点，上海也不例外。80年代初，郭豫适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五四时期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红楼梦问题评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开创了红学史研究的新天地，对于自《红楼梦》问世后人们对它的阐释、评论、研究的是非得失给予系统的梳理和评述。1981年，应必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关于<石头记>己卯本和己卯本的影印》，1983年撰著出版《论《石头记》庚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从文献版本、思想艺术到红学史，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红楼梦》的各方面问题。1981年，孙逊撰著《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概述脂评，评论其价值、得失和历史地位。该书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6年，顾鸣塘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论新发现的<红楼梦>》介绍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从“程丙本”从而肯定存在第三次程印本，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1年孙逊的《红楼梦探究》由大安出版社出版，是他有关红学论文的结集，分哲学和文学两大层面，论及《红楼梦》思想、艺术、作品、版本、脂评等方面。詹丹《<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集中在《红楼梦》的文本和古代小说专题的研究。2006年，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锡山出版了《<红楼梦>的人生智慧》（海潮出版社）和《<红楼梦>中的奴婢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是对《红楼梦》的社会文化解读。此外还有学者侧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取得了一些成果。邓云乡的《红楼识小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红楼梦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等是系列地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解剖《红楼梦》。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全面考察从1754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及海外《红楼梦》研究的古今流变，把握其内在实质。
关于《儒林外史》，1982年，章培恒分别在《复旦学报》第4期、《学术月刊》第7期发表了《<儒林外史>原本应为五十回》和《<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认为原书是五十回，而不是五十五或五十六回。1999年6月，周兴陆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的《诗说》，后撰著《吴敬梓<诗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拓宽了人们对吴敬梓思想研究的视角，将《儒林外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学者在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比较重要的有：1980年，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三联书店）；1982年他又编了《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谭正璧编了《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又编著了《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刘德隆等编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霖编了《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6年，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1994年推出的《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了550余种古小说，“为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这些小说资料的出版，为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93年，陆树仑著《冯梦龙散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专题研究冯梦龙的专著。同年，陈大康著《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由湖南出版社出版。陈大康于1996年撰著出版了《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围绕“商贾与世风”的专题系统深入的研究明代小说创作，运用文学、史学相互印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特别研究了宗教对古代小说的影响。1996年，郭豫适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论儒教是否为宗教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关系》分析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而事实上，中国许多古代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宗教对古代小说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该文1998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1997年，孙逊在《文学遗产》4期发表《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认为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引进小说结构，既对形成我国古代小说现有的叙事模式起了促进的作用，同时又为转变和打破这一模式起了阻碍的作用。该文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2000年，孙逊撰著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具体阐释巫术、神仙、鬼怪、佛道对于古代小说的多层面影响，2002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2000年，陈大康撰著出版了《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篇幅长达六十多万言，是至今所见规模很大、内容丰富的一部断代小说史专著。郭英德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上撰文称赞它在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方面的特点。2004年，俞钢撰著《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阐述唐代科举取士的主要途径，进士群体的形成，进士行卷，科举士子的文学生活，理清了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该书获得200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2004年，潘建国在《文学遗产》第2期发表《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依据第一手调查资料，考察了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编撰、刊印、销售诸环节之间的学术联系，该文获得200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都是专题研究颇有突破的论著。
颜湘君《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研究》角度颇为新颖，入选上海市第9次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由上海书店2007年出版。2007年，罗书华撰著《中国小说学主流》将中国小说学的发展划分为汉魏、唐宋、明、清与近代五个历史阶段，并对各个时期小说学面貌及代表论著进行了简明的分析。2008年，罗书华撰著《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桂奎撰著《中国小说写人学》（新华出版社），既借鉴西方文论，更注意构建“中国化”的小说理论，提出了小说研究的新课题，并作出可贵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戏曲研究发展较快。一方面，著名的文学史家、戏曲学家赵景深的一系列戏曲著作得到重新出版，先后有《戏曲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曲艺丛谈》（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中国戏曲初考》（中州书画社1983年）、《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1982-1985年，赵景深主编了一套《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包括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后者获得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这些对于戏曲研究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赵景深研究古代戏曲，既重视文献整理和考辨，又主张戏曲史的宏观建构，这两个特点也贯穿在以后的上海学者戏曲研究中。
戏曲理论研究方面，1980年，陈多注释《李笠翁曲话》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齐森华撰著出版了《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重要的曲论著作进行专题式的阐发，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7年，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湖南文艺出版社）。夏写时侧重于探讨中国戏剧的起源、戏剧批评的历史发展，先后撰著出版了《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论中国戏剧批评》（齐鲁书社1988年），后者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戏曲文献研究方面，蒋星煜认真考索现存各种明清善本《西厢记》，清理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考证评点者、校刻者、整理、改编者的生平事迹，研究《西厢记》的文本、改编和延伸作品，先后出版了《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获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西厢记罕见版本考》（日本不二株式会社1984年）、《西厢记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西厢记新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年）和《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周锡山《蒋星煜先生的<西厢记>研究》（《戏剧研究》第66辑）一文概括其特点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考证与论证相结合，理论与审美相结介，“厢”内研究与“厢”外研究相结合；眼光高远宽广，分析细致人微。
此外，叶长海与陈多一同注释了王骥德的《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撰著了《王骥德<曲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该书1984年获得“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凡120册，极大地减轻了研究者的翻检之劳。
1986年，叶长海撰著出版了《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引起了海内外戏曲理论界的极大关注。1993年又撰著出版了《中国戏剧学史》（台湾骆驼出版社)。他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全貌，纵向把古代戏剧学的发展历史分五个时期，给予细致梳理。横向则专论戏剧核心如演员、剧本、观众、剧场等问题，勾勒出戏剧学发展的清晰的轮廓。
20世纪90年代在戏曲理论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成果。1990年，赵山林撰著《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中国第一部戏曲观众学专著，以“观众与作者”“演员与作者”“观众与演员”“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五条主要线索，探讨戏曲传播接受的诸方面问题。1993年，谭帆和陆炜合著《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戏剧理论观念的演进，以曲学、叙事理论和搬演理论为中心，建构古典戏剧理论的思想体系，研究其理论特色和价值功能，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其他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谭帆著《优伶史：优伶从分散走向聚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邓乔彬《吴梅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年）等。
2000年之后，戏曲研究更为系统，涉及领域更为广泛，2003年，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西学东渐、传媒发展、队伍变化对小说戏曲理论批评近代化的影响。2004年，朱崇志撰著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源流、文本、思想、文献四个角度研究戏曲选本。同年，叶长海和张福海合撰的《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配图600多幅，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较具有可读性。2006年余秋雨著《中国戏剧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李舜华著《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程华平著《明清传奇编年史稿》由齐鲁书社出版。同年，赵山林撰著的《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论著梳理了自宋代至清末近千年来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探讨其中的规律。朱崇志在《戏曲研究》第79辑上撰文称该书“综括大成，独出机杼”。这一时期，陈多侧重于研究戏曲，先后撰著出版了《戏曲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多戏曲美学论：由媒介论看戏曲美的构成》（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年）、《中国戏曲美学》（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
文章学的研究过去较为薄弱，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有所突破。1991年，徐志啸编选了《历代赋论辑要》，是上海地区较早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成果较多。2006年，奚彤云撰著出版了《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系统分析、论述了从魏晋直至近现代的骈文理论批评著作，在文章学研究方面有开创性。2007年，王水照编撰了《历代文话》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文章学基础文献整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王水照在《复旦学报》第2期撰文，称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引起学界的关注。2010年，王水照、朱刚在《文学评论》第４期撰文《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分析“五四”新文学观念、语言形式、学术模式对传统文章学的遮蔽。
新时期三十年，上海学者对古文论的经典著作、重要理论家和其他专题的研究，也做出成绩，发生了影响。
1986年，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侧重于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和文学背景中考索刘勰《文心雕龙》原本内涵和真实意义。吴光兴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撰文称王运熙的文学研究是“历史学风格”。李庆甲撰著了一系列关于刘勰生平著述的文章，后结集为《文心识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其中《刘勰<灭惑论>考》一文，获得上海市高校文科科研优秀论文奖。王元化以中西比较的视野，从文艺理论的高度阐发《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修订、增补本，增补了6篇文章。2001年，杨明撰著出版了《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对齐梁时期两位重要文论家的生平事迹、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给予准确、深入、细致的阐述。2005年，黄霖编著出版《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明清学者的批点汇辑一处，便于读者利用。
对于锺嵘《诗品》的研究，曹旭用力专，挖掘深，成绩突出。他采取注撰编译的“立体式”研究，先后撰著出版了《诗品集注》《诗品研究》《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8、2003年）。在搜罗众多版本的基础上，分“校异”“集注”“参考”三个方面对《诗品》加以校勘、诠释；考证锺嵘身世、《诗品》版本，阐释锺嵘诗学理论，梳理其流传与影响；《诗品集注》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王发国、曾明称之为“20世纪《诗品》研究的重要收获”，萧华荣在《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上发文评《诗品集注》“后出转精，平实稳妥”。
对于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1987年，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此基础上撰著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包括美学总论、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戏曲美学、美学功利观、美学思想等，展示王国维美学思想体系的原貌与全貌，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1993年，夏中义在《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发表《王国维为何接受叔本华及其过程》，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2006年他的《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比较美学专著，揭示了王国维作为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开山祖和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为何师承叔本华，又如何在师承西方大师的基础上，再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艺术美学。
文学研究史是上世纪之交的一个热点话题。2003年董乃斌、陈伯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阐述了文学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梳理文学史编纂的历史进程。骆玉明于2004年第4期《文学评论》撰文称此书“以三卷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宏大规模郑重宣布了这一学科的成立”。2006年，黄霖主编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章培恒称赞这套书体大思精、材料丰富，顺应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能够比较充分地显示出当前的学术精神。该书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文学评点研究是上海学者抓住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6年，李庆甲汇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汇评”研究的典范之作。孙琴安编选了《唐七律诗精评》和《唐五律诗精评》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又撰著了《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阐述了中国评点文学的起源、发展、流变，第一次对中国古代的评点文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阐述，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自2002年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三届“中国文学评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文学评点研究的开展。2007年，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中心研究文学评点的系列重大项目近期将推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汇评丛书》。
文论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陆晓光《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考论》（华东师范大学1994年），陈引驰《庄学文艺观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汪耀明《西汉文学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如顾易生《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祝振玉《宋代疑古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邓乔彬《论气韵生动》（《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比较文学是20世纪的新兴学科，但是在建国后三十年曾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学者就提出要加强中西比较研究，王元化在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提出应该从比较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特点。同时期开始重视引入国外汉学研究成果。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运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既重感性的欣赏，又重理性的分析，颇有启发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海翻译和介绍了较多的日本汉学家的成果。王元化编选了《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黄霖编选了《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王水照编选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994年）。骆玉明等译日本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章培恒等译日本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上海学者重视古代文学的中西比较研究和介绍海外汉学研究成就。徐志啸发表了《屈原与但丁》、《论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论文，撰著了《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和《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追溯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其中《早期翻译》《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明清时的中西文化接触》等章节，有关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的阐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三国戏剧。余秋雨的《古代东西方对戏剧特征的研究》比较研究了欧洲、印度、日本和中国古代对戏剧特征的认识，比较其异同。
20世纪90年代末起，上海学者比较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李时人在这方面发表《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报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等。孙逊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套装共20册)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201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年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三等奖。
进入21世纪后，上海译介的重心始转向欧美汉学家成果。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成果被频频翻译进来，主要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等。另，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学者施吉瑞的《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一。在中西比较研究中，中国文学往往处于被阐释的地位。2010年，周锡山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0辑发表了《中国之石和西方之玉——中国文论评论和研究西方文艺名著方法论纲》，创议我们应该使用中国古代文论来评论和研究西方文艺名著，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学者重视古代文学的普及，撰写出版了一批批的文学普及本。
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1995年出版了《十大古典英雄传奇小说》《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等。自1989-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由马茂元、何满子、章培恒、顾易生等分别主编的《十大诗人》、《十大小说家》、《十大戏曲家》、《十大散文家》等“十大”系列丛刊，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6、1999年，顾易生主编《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第一、二、三辑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00年，钱振民编著《古代短篇小说金库》9种由黄山书社出版。2000、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明清小品丛刊”。2002年该社推出“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徐中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精品选注汇评文库》14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004年出版。自2001年始，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等“鉴赏系列”。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百一丛书”、“四美堂”丛书。单行本如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蒋凡主编《故事本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邬国平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有着广泛的受众。这些读物，精选中华优秀文学作品给予简明通俗的注释讲解，以中华传统文学的精品教育民众，对于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学者“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始终是海内外同类学术研究的重镇之一。来自多家学术机构（高校、社科院、作协、出版社、文化场馆）四代上海学人（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八零后）的学术工作可以大致分为现当代文学资料整理、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及社团研究、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现当代文学史汇通研究与教材编写、现当代文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交叉研究等领域。
“新时期”以来，上海的现当代文学史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成绩突出。最初一项重大举措是1980年代上海书店有计划地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截止1988年共出齐一至十辑100种，为1980年代至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石。
按出版先后，这100种影印的“参考资料”包括【第一辑】《尝试集》（胡适） 、《蕙的风》（汪静之）、《湖畔》（应修人）、《春的歌集》（应修人）、《西滢闲话》（陈源）、《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草川未雨）、《新月诗选》（陈梦家编）、《朱湘书信集》（罗念生编）、《太平洋上的歌声》（关露编）、《新旧时代》（关露），【第二辑】《三叶集》（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离婚》（潘汉年）、《小雨点》（陈衡哲）、《中国文艺论战》（李何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子展）、《中国新文坛秘录》（阮无名即阿英编）、《文艺自由论辩集》（苏汶编）、《民族文艺论文集》（吴原编）、《论鲁迅的杂文》（巴人）、《过去的工作》（周作人），【第三辑】《走到出版界》（长虹）、《创造社论》（黄人影编）、《徐志摩年谱》（陈从周编）、《创作的经验》（鲁迅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张若英即阿英编）、《我与文学》（郑振铎傅东华编）、《作家论》（茅盾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等）、《海上集》（赵景深）、《文坛忆旧》（赵景深），【第四辑】《我们的七月》（ OM编）、《我们的六月》（OM编）、《燕知草》（俞平伯）、《翦拂集》（林语堂）、《知堂文集》（周作人）、《春醪集》（梁遇春）、《泪与笑》（梁遇春）、《半农杂文》（刘复）、《半农杂文二集》（刘复）、《市楼独唱》（柯灵），【第五辑】《革命文学论文集》（霁楼编）、《冲积期化石》（张资平）、《灵凤小品集》（叶灵凤）、《当代中国女作家论》（黄人影编）、《大荒集》（林语堂）、《平屋杂文》（夏丏尊）、《边鼓集》（文载道等）、《抗战文艺论集》（洛蚀文编）、《横眉集》（孔另境）、《知堂乙酉文编》（周作人），【第六辑】《红烛》（闻一多）、《踪迹》（朱自清）、《玉君》（杨振声）、《微雨》（李金发）、《旅途》（张闻天）、《公墓》（穆时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中书集》（朱湘）、《善女人行品》（施蛰存）、《传奇》（张爱玲），【第七辑】《海滨故人》（庐隐）、《谈虎集》（周作人）、《桥》（废名）、《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法·明兴礼著，王继文译）、《梦家诗选》（陈梦家）、《郁达夫论》（邹啸编）、《四十自述》（胡适）、《周作人论》（陶明志编）、《二十今人志》（人世间社编）、《流言》（张爱玲），【第八辑】《玄武湖之秋》（倪贻德）、《星海》（文学研究会编）、《谈龙集》（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怀乡集》（杜衡）、《沫沫集》（沈从文）、《大众语文论战》、《笔端》（曹聚仁）、《爱眉小札》（徐志摩）、《晞露新收》（缪崇群），【第九辑】《醉里》（罗黑芷）、《郭沫若论》（黄人影编）、《西柳集》（吴祖缃）、《南北极》（穆时英）、《望舒草》（戴望舒）、《偏见集》（梁实秋）、《诗二十五首》（邵洵美）、《文思》（曹聚仁编）、《郭沫若归国秘记》（殷尘）、《率真集》（丰子恺），【第十辑】《死水》（闻一多）、《棘心》（绿漪女士）、《现阶段的文学论战》（林淙编）、《两栖集》（郑伯奇）、《鬼恋》（徐訏）、《手掌集》（辛笛）、《锦帆集外》（黄裳）、《我的话》（林语堂）、《冬至集文》（许杰）、《雅舍小品》（梁实秋）。
上海书店还出版了以流派社团分类的大型文学作品专辑《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75种：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书店合作影印《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15种）；贾植芳主编《现代都市小说专辑》（10种）；倪墨炎主编《创造社作品专辑》（10种）；姜德明主编《京派文学作品专辑》（10种）；魏绍昌主编《海派文学作品专辑》（10种）；陈子善主编《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10种）；许杰主编《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10种）。
此外上海书店还影印了现代文学一些重要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浅草》文艺季刊、《永生》周刊、《太白》半月刊、《夜莺》月刊、《文学旬刊》、《文学》周刊、《文学周报》、《新月》杂志、《工作与学习丛刊》、《水星》月刊、《新潮》、《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合订本、《新青年》、《沉钟》半月刊------等。每种新影印的期刊都邀请参与者或专家为之撰序。
上海书店上述现代文学书刊影印工程虽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全貌，但诚如亲历者贾植芳所说，“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各类文献资料------流失情况严重，加之多年来的极左思潮的干扰，这就大大地限制了研究课题的开拓和深入，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随着整个学科建设事业的正常开展，与对外文学交流的正常化，这种历史所造成的矛盾，也日益显得突出。换句话说，文献资料的缺乏，成为横在学科研究和教学道路上的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因此，上海书店出于历史责任感，选印出版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可以说是起了‘及时雨’的‘抗旱’的作用，大大缓和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旱情’，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子孙、泽及中外的历史盛举。”（《<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百种纪念》，《古旧书讯》1988年2期，转引自《贾植芳文集·理论卷》页63-6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上海书店影印现代文学书刊工程，主要由老一辈作家学者擘画。一些更年轻的学者也受到鼓励，纷纷参与进来，不断有新的收获。史料发掘和整理由此成为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从根本上保障了“新时期”以来上海乃至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素质和水平。
在上海书店大规模影印现代文学书刊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纂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型资料丛书。继重印《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之后，又由丁景唐主编，赵家璧顾问，按大系第一个十年体例，先后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辑（20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三辑（20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四辑（20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以及王蒙、王元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五辑（30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1985年陆续推出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新世纪初才出齐，包括王铁仙编《新文学的先驱——<新青年><新潮>及其他作品选》、王训昭编《爱的歌声——湖畔诗社作品选》、方仁念编《新月的升起——新月派作品选》、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王晓明编《现实主义的初潮——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汤逸中编《旷野的声音——莽原社作品选》、《大学名士的清谈——京派作品选》、张伟编《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王圣思编《九月之树长青——“九叶诗人”作品选》、陈永志《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论浅草、沉钟社》、陈秀英编《顺着灵感而创作——弥洒社作品、评论资料选》等。与这套丛书有关的还有方仁念编《闻一多在美国》（华师大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王训昭、方仁念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8月），以及《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王训昭、卢正言、邵华、肖斌如、林明华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陈荒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上海学者丁景唐、贾植芳、鄂基瑞、魏绍昌等皆被聘为编委。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1984年3月第1版，下册1985年9月第1版），收罗“孤岛”时期上海各派文学活动材料甚勤，有助于梳理“孤岛”时期及其前后上海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蒋星煜《孤岛作家与抗战文艺》（《文学报》2015年4月9日第12版）补正了该丛书的某些缺漏，使之更趋完善。
陈思和、李辉策划的《火凤凰文库》，收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贾植芳《狱里狱外》、李振声译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所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沈虎雏编选《从文家书》、巴金《再思录》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陈思和还为东方出版中心主编了一套《20史记文学备忘录丛书》，有陈厚诚《李金发回忆录》，沈永宝编《钱玄同文选》，张业松、徐朗各编《路翎万年作品集》，张新颖编《储安平文录》等。
李子云、赵长天、陈思和在上海文化基金会赞助下主编的《世纪的回响》“作品卷”，包括李济深编丽尼《鹰之歌》、杨扬编凌叔华《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陈梦熊编辛劳《捧血者》、郑家健编吴组缃《一千八百担》、高恒文编卞之琳《地图在动》、罗岗编芦焚《果园城》、倪伟编废名《纺纸记》，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世纪的回响》“批评卷”则有扬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商金林编《朱光潜批评文集》，沈永宝编《林语堂批评文集》，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李振声编《梁宗岱批评文集》，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鲁贞银、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这套书的绝大部分实现了预定的“拾遗补缺”的宗旨。
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下册，分别由沙似鹏、张新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将现代文学批评纳入中国文论通史的框架。陈子善、王锡荣编《<申报·自由谈>杂文选（1932-1935）》（唐弢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1版），程德培、郜元宝、杨扬主编《良友（1926-1945）文选》（含《良友随笔》《良友散文》《良友人物》《良友小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张新颖编选《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也都有“拾遗补缺”的性质。
进入新世纪，徐俊西主编的《海上文坛百家文库》（130卷），收罗晚清至当代231位出生上海或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作家作品。虽云“海上文坛”，实际涵盖现代中国文学的大部。
个别上海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可圈可点。丁景唐除了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还以个人之力推动了多项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继他和文操（方行）合编了《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内部发行）以及《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瞿秋白的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之后，1979年发表于《文史哲》杂志的《略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1981年他编辑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获再版；浙江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丁景唐、陈长歌合著的《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以及丁景唐、陈长歌合编的《殷夫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了丁景唐编选的《陶晶孙选集》。丁景唐60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海沫文谈六十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记录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贾植芳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率领复旦中文系资料室李玉珍、周成东和青年教师苏兴良、唐金海等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和《巴金作品评论集》。他还指导和编辑了文学研究会、赵树理、闻捷、茅盾、郭沫若等跨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及年谱、著译目录，开风气之先。其中《巴金专集》三卷本之一、二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1982年出版，第3卷因故未出。《巴金作品评论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5年推出。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巴金研究资料》（陈思和等编）则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9月版。1980年代中期以后，贾植芳继续在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现代文学视野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等领域，努力耕耘。他与俞元桂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贾植芳在陈思和等协助下，从1990年代初开始主持的大型资料丛书《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因经费不足一直未能整体推出，部分内容后来选辑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上、下册），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贾植芳、钱谷融主编（陈子善、李东担任副主编）的“海派文化长廊”推出的《穆时英小说全编》《刘呐鸥小说全编》《滕固小说全编》《叶灵凤小说全编》以及周天籁代表作《亭子间嫂嫂》（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也有力地推动了同一时期海内外的“海派文学”研究。
魏绍昌继其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资料部分、下卷作品部分，1962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版）之后，1980年代以后与吴承惠合作，推出扩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版），与六十年代上下两册先后呼应，均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袁进主编《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对魏绍昌的主体工程有所扩充。
继老辈学者之后，以个人之力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史料整理成绩斐然的，当首推陈子善。陈子善的史料工作起步于1970年代末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以及郁达夫、徐志摩文集的编辑整理。他先后编辑了《郁达夫研究资料》（与王自立合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周作人集外文编》上下集（1904-1925；1926-1948，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与张铁荣合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后》（岳麓书店1988年8月第1版），发掘了张爱玲的大量轶文（如《小艾》等）以及东方辍蝀（李君维）的部分作品（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还参与了“创造社”、“新月社”、“文学研究会”以及三、四十年代重要社团流派与作家作品（如台静农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
现代作家作品的编纂工作还有《黎烈文全集》十五卷（徐俊雅收集整理，陈思和序，周立民策划出版，香港作家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9月第1版），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张业松编《路翎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开始陆续出版）。
上海的文学老人文集、回忆录也是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其中有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世纪老人的话》（沈建中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理论卷》第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收审读意见、序跋、大会发言和论文30篇，第二部分“比较文学”收论文、序跋和会议发言、演讲19篇，少数几篇涉及当代文学，其余主要论及现代文学；“比较文学”19篇侧重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贾植芳个人1949年之前的小说创作及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部分日记《解冻时节》，也极具史料价值。《钱谷融文集》（一至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包含文论、散文和译文、对话、书信。此外黄裳、柯灵、于伶等前辈文人的文集和学术性纪念集也都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当代文学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也有序展开。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部分教师参与1979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二十所院校中文系合作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包括《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郭沫若等100位），以及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曹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娟、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的研究专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的研究专集。
进入新世纪，除了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的《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之后各卷的编辑工作，上海青年学者还完成了一些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的编纂，比如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葛红兵编《王朔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宋炳辉、张毅编《王蒙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郜元宝、王军君选编《蝴蝶为什么美丽——王蒙五十年创作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新人文对话丛书”中上海学者参与的《苏童王宏图对话录》《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张炜王光东对话录》《王蒙郜元宝对话录》，也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上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队伍，主要依托一些高校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上海作协、各大出版社和一些重要文化场馆。
高校方面（仅录成名之初或最后归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老中青四代学者许杰、施蛰存、钱谷融、徐中玉等，汤逸中、王铁仙、方仁念、王圣思等，陈子善、王晓明、许子东、李劼、宋耀良、夏中义、方克强、吴俊、杨扬、雷启立、罗岗、倪文尖、毛尖、文贵良、刘晓丽、黄平、项静等。上海师大中文系有邵伯周、王仲三、史承钧、王纪人、杨文虎、杨剑龙、薛毅、钱文亮、董丽敏、李丹、宋丽华等。复旦中文系有贾植芳、潘旭澜、吴中杰、苏兴良、唐金海、邓逸群、陈思和、吴立昌、朱文华、周斌、王锦园、沙思鹏、许道明、李振声、王东明、梁永安、徐静波、郜元宝、张新颖、栾梅健、段怀清、张业松、刘志荣、李楠、倪伟、金理、严峰、王宏图、张芙明、孙洁、杨新宇、周双全等。上海大学有邓牛顿、吴欢章、哈九增、邹平、许正琳、曲春景、葛洪兵、郭春林等。上海交通大学有符杰祥、文学武、张全之等。同济大学文学院有张文江、施建伟、俞大翔、王鸿生、钱虹、万燕、王国伟、柳珊、张永胜、张屏瑾、汤惟杰、祝宇红、朱静宇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谢天振、宋炳辉、查明建、刘云等。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丁罗男、曹树钧、黄昌勇、王云等。上海社科院包子衍、陈梦熊、潘颂德、陈青生、毛时安、王文英、王周生、戴翊、裘小龙、陈惠芬、王光东、陈占彪等。上海作协除资料研究方面的老一辈学者魏绍昌之外，主要是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如李子云、周介人、吴亮、程德培、蔡翔、李其刚、杨斌华、张定浩、黄德海、木叶、李伟长等。上海出版系统有赵家璧、丁景唐、倪墨炎、丁言昭、周晔、金韵琴等。上海图书馆萧斌如、张伟、刘明辉等。上海鲁迅纪念馆吴长华、王锡荣、周国伟、乐融、乔丽华、李浩、施晓燕等。《文汇报》有肖关鸿、徐生民、刘绪源、陆灏、周毅。《文学报》有陈歆耕、王雪瑛、傅小平等。巴金故居有周立民。除开2012年以后从外地和国外新加盟的学者，1978年至2012年上海地区知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总计一百五十余人。
上海几家重要报刊为上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阵地，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许多有全国影响的上海学者正是从这些报刊中走出来。比较重要的有《文艺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社会科学辑刊》和《学术月刊》（上海市社联）、《上海文论》（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和上海作协合办）、《上海文学》理论版、《文学角》、《文汇报》学术版、《文学报》理论批评版。其他以书代刊的杂志有《纪念与研究》（上海鲁迅纪念馆编，1979年6月至1986年12月共出9期，1988年9月改为《上海鲁迅研究》，以后每年推出春夏秋冬四期）、《点滴》（巴金故居）、《史料与阐释》（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代中文学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专业委员会、华东师大主办，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承办，主编陈子善）、《文学》（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了1950年代末“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前后推出中国新文学史专题论著29种，论述对象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闻一多、朱自清、巴金、曹禺、王鲁彦、艾青、沙汀、艾芜、郭小川、柳青、贺敬之、杨溯等。其中1978年以后上海学者的专著有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刘绪源《解读周作人》、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朱文华《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研究》等。
1985年至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人文论”19种，囊括“新时期”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专著或选集。其中上海地区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李劼《个性·自我·创造》、陈思和《告别橙色的梦》（列入计划未出）等。这仅仅展示了上海青年批评家的一部分。1980年代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崭露头角的上海青年学者还有夏中义、宋耀良、戴翊、宋永毅、李其纲、毛时安、邹平、方克强、杨文虎等。
与此同时，李子云、潘旭澜、徐俊西、李子云、王纪人、张德林、江曾培等中年学者的文学批评也很活跃，具有全国影响的有徐俊西当代文学评论集《再现与审美》（学林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散论》《涓流集》和《隔海观潮》，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周介人《文学：观念的变革》《新尺度》以及《周介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潘旭澜《艺术断想》《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潘旭澜文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等。
19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面向青年学者的“牛犊丛书”（10种），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方面有吴亮《艺术家与友人的对话》（1987年4月第1版）、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6月第1版）、程德培《小说本体思考录》（1987年12月第1版）、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李洁非《告别古典主义》（1989年5月第1版）、裘小龙《现代主义的缪斯》（1989年6月第1版）、吴俊《冒险的旅行》（1990年2月第1版）、殷国明《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1990年3月第1版）、邹平《戏剧的自我诘难》（1993年6月第1版）；
1990年代以后，上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丛书是陈思和、王晓明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丛书”（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其中有陈思和《鸡鸣风雨》、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胡河清《灵地的缅想》、薛毅《无词的言语》、郜元宝《拯救大地》、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李振声《季节轮换》、王彬彬《在功利与唯美之间》。1997年，陈思和又主编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收杨扬、王鸿生、张柠、张闳、陈引驰、张业松、严峰、包亚明等的批评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新世纪初陈思和主编了“学灯新丛”，包括陈思和《草心集》、郜元宝《现在的工作》、张新颖《默读的声音》、张业松《手迹与心迹》、严峰《雕虫缀网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990年代上半期，产生全国影响的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十余种，包括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张文江《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沈卫威《无敌自由——胡适传》、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陈厚诚《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这套丛书大多出自上海作者之手。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上海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包括多部许多现代作家传记，如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董丽敏《洪深：激流中的呐喊》、丁言昭《曹聚仁：微生有笔月如刀》、陈同《王国维：悲情学人》、严慈《瞿秋白：学者兼革命家》、陈才《熊佛西：现代戏剧教育家》、陈福国等《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王周生《丁玲：飞蛾扑火》、罗兴萍等《郁达夫：感伤的旅程》、许纪霖《黄炎培：方圆人生》、金洁等《叶圣陶：一代师表》、黄江平《丰子恺：文苑丹青一带师》、宋炳辉《茅盾：都市子夜的呼号》、王天云《夏衍：影剧奇峰》、王文英等《郭沫若：浦江潮起听凤鸣》、邹平《田汉：中国话剧的奠基人》等。
徐俊西主编《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时间跨度更大，更加立体而全面地展示了上海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从1949到1999这五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王纪人编“思潮卷”，收李子云、周介人执笔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4期）、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8期）、罗荪《文艺必须正名》（《上海文学》1979年11期）、汤岗《“歌德派”手里的“魔杖”》（1979年8月3日《文汇报》）、吕兆康《“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1期）、王元化《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上海文学》1980年12期）、王元化《论样板戏》（1988年作，选自《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杨扬《重返文学史——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期待》（《上海文学》1992年4期）、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对话》（《上海文论》1988年4期-1989年6期）、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4期）、毛时安《重返中世纪——姚文元“文艺批评”道路批判》（《上海文论》1988年6期）、王彬彬《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上海文论》1989年4期）、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蒋孔阳《西方美学与中国新时期文艺思想》、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许道明《京派作家与中西文学》、王圣思《“九叶诗派”对西方诗歌的审美选择》、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朱大可《燃烧的迷津》、吴亮《回顾先锋文学》、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陈思和等《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李子云《女性话语的消失和复归》、陈慧芬《当代女性解放的精神结构》、薛毅《主体的位置与话语——当代小说中的后现代问题》、朱立元《命名的“情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邹平《转型期文学：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概括》、周介人《都市、地域与文化寻踪》、包亚明《六十年代人：共同经验与知识传统》；
徐俊西、毛时安编《作家论集》收入王纪人、陈思和、郜元宝、王雪瑛、王宏图、张新颖、吴俊、毛时安、方克强、孙光萱、吴欢章、夏中义、梅子涵、赵耀明、曹树钧、丁罗男等对上海作家王小鹰、王安忆、孙甘露、王周生、竹林、李晓、赵长天、格非（时居上海）、宁宇、宫玺、陈丹燕、秦文君、宗福先、赵耀明的创作研究。
陈思和、杨扬编《评论卷》收王元化、陈鸣树论鲁迅、杨扬论茅盾、陈思和论巴金、宋永毅论老舍、钱谷融论曹禺、倪墨炎论周作人、许子东论郁达夫、张新颖论沈从文、沈永宝论林语堂、王雪瑛论丁玲、唐金海、张晓云论柯灵、倪文尖论张爱玲的文章，当代部分则有吴中杰高云论峻青、吴欢章论闻捷、李子云论宗璞、潘旭澜论古华、王晓明论张贤亮、吴亮论洪峰、程德培论刘恒、陆士清论白先勇、吴俊论史铁生、戴翊论陈村、胡河清论汪曾祺、蔡翔论王朔、郜元宝论王蒙、王安忆谈当代小说、李振声谈“第三代”诗歌、刘绪源谈黄裳、张业松谈刘震云、王宏图谈陈染、林白的文章。
另外还有叶觉林策划的“上海新批评文丛”，收入杨扬《文学的年轮》、郜元宝《另一种权力》、葛红兵《轻快的柔板》、王宏图《深谷中的霓虹》、张新颖《火焰的心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徐俊西、王纪人主编的《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则囊括了王纪人、毛时安、夏中义、程德培、杨剑龙、陈思和、陈慧芬、吴亮、杨扬、王宏图、郜元宝、谈瀛洲、张新颖、葛红兵、周立民等十五位中青年批评家自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上述丛书作者，少数出生于1940年代，大多数出生于1950、1960和1970年代，展示了“新时期”以来上海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骨干力量。
2015年，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华岳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陈思和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二辑，包括张定浩《批评的准备》、黄德海《若将飞而未翔》、金理《同时代的见证》、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这些80后批评家的著作还出现在陈思和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和第二辑，包括金理《一眼集》、杨庆祥《现场的角力》、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项静《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以及康凌《读后》（云南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也推出了“上海青年文艺评论文丛”，包括黄德海《个人底本》、李伟长《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木叶《一星如月看多时》、项静《肚腹中的旅行者》和张定浩《倾盖集》。“80后批评家”的登场又为上海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队伍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此外，上海学者还以“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辞典和文学史教材的形式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比如复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钱谷融主编，王铁仙、汤逸中、陈子善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复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贾植芳序），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重写文学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新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数的基本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之一，体现了主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系统理解。作为教学参考书而有全国影响力的还有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以及陈鸣树主编《20世纪世纪中国大典》、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上海文学史》“现代卷”、 朱文华《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许道明遗作《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陈青生主编《画说上海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唐金海、周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郜元宝《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2012年7月第4次印刷）、张新颖《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这些文学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流变”的努力。
上海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潮、社团流派和文艺运动，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一开始就既富有自觉的本土意识，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学与海外汉学眼光。前者强调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内因，后者则突出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外缘。
早在1980年代初，贾植芳就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隔雾看花”，但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就引起外国作家学者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引进和借鉴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1985年编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收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捷克、日本、苏联、加拿大、法国的郑清茂、麦克道格尔、李欧梵、艾琳·埃伯、佩瑞·林克、普实克、山田敬三、匹柯维茨、艾尔伯、费多连柯、博洛京娜、伊根、布里埃等十三位学者的13篇论文，分别论及日本和西方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被压迫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20世纪头二十年传统的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史上传统与西方的冲突，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瞿秋白对“五四”的批评，以及苏联的鲁迅研究概况，老舍、郁达夫等具体作家的研究。正如陈思和“后记”所说，“虽然这些文章写作的时代不一样，研究的对象也不一致，但它们都大致围绕了一个中心，即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作了专题性的综合探讨。”主编贾植芳一一指出外国学者论文中的史实性错误并加以纠正。这就不是一般译介，而包含了编者与外国学者的对话，寄托了编者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理解。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由《萌芽》青年理论编辑曾小逸编辑，汇聚了当时该领域青年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还出版了潘旭澜、王锦园主编的《十年文学潮流（1976-1986）》。加上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这三本书一定程度上接续并呼应了贾植芳主编的专门收录国外学者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贾植芳顾问、章培恒与陈思和主编的《结局与开端——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则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提倡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视角出发，结合海内外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开端、终结与内部分期，显示了把握现当代文学主潮的另一种思路与方法。
吴中杰《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3期）强调“要竖看历史，考察现代文学史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避免静止、孤立地看问题，把现代文学史写活。”他认为史学界对近代、现代的划分应该引起现代文学史界注意，“将五四到建国这三十年间的文学孤立起来研究，总有点割裂之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闭关状态？将研究对象分得太细了，割得太碎了，不容易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要谈流变，要将问题研究得深入，看来还得破关而出。”他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竖的联系容易看出来，现代文学与之前的文学的联系则一向研究得不够，因此他主张“不妨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连起来研究，构成一个大的段落。”比如“应该从晚明开始来研究我国的近代文学。”该文重点谈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联系，提到现代和当代的联系，但未作展开。同年6月陈思和在《复旦学报》3期发表《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思路就更明晰了：“从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斩断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许多文学源头在文学研究者心中都不甚了了”，因此“打破1949年的人为界限势在必行。”陈思和自觉遵行了他本人的这一理论呼吁，其现代文学研究往往下贯到当代，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也往往上溯到现代。1987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之后，陈思和这一思路不断有所推进，先后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文学史命题，如“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先锋与常态”、“中国新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无不体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意识。陈思和的“整体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批评风气的创新，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吴中杰则以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实践了《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所谓“必须加强对文艺思潮的研究，要着重从流变上考察问题”的主张。《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虽然在既定的文学史时段向前和向后都有所伸展，但断制较严，主要以鲁迅和毛泽东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自律与他律，不同于一般平面和静态的研究。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是国内学术界有数的几本研究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论著之一，也体现了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流变”的把握。袁进则致力于研究近代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突围”，过渡和转型到现代文学。专门研究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关系的还有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栾梅健的南社和吴语文学研究以及段怀青、宋丽华对来华传教士文艺活动的研究。
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做出重新阐释，由此催生新的文学史叙述范式，上海学者这方面影响较大的举措还有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化》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从1988年4期开始，该专栏持续一年半时间，发表了系列的“重写”文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如丁玲、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均大胆提出了质疑，对《青春之歌》等文学作品以及别、车、杜美学理论，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问题，现代派文学，胡风文艺思想等文学现象，也都进行了重读、重评。学术界对“重写文学史”争议颇多，甚至有“重写‘重写文学史’”的说法，但“重写文学史”毕竟在国内外和海内外引发持久的反思，直接影响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诸多“重写”工程。1990年代初主要由上海学者发动而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讨论”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关资料收集在王晓明编选的《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社团流派研究方面，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两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是较早系统总结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著作之一。陈思和继承贾植芳的社团流派研究传统，他与南京大学丁帆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主要是在他指导下，由他组织的学生和学界同行完成，其中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许俊雅《黑暗中的追寻——栎社研究》、陈离《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皆有意识地对1980年代以来相关的社团研究加以提升，对许多局部问题的研究多有推进。2014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暨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包括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吴海勇《“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乔丽华《“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则是“左联”研究的最新收获。
同属社团、流派和文艺运动宏观研究的论著，还有倪墨炎 《现代文坛偶拾》（1985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现代文坛散记》（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现代文坛灾祸录》（1996年上海书店），陈福康《民国文学史料考论》（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书虽晚出，但其中收录的文章大多为1980年代至1990年代所作），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8月第1版），陈青生和陈永志合著《创造社记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杨幼生和陈青生合著《上海“孤岛”文学》（上海书店1994年8月第1版），宋炳辉《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兴良《中日现代文学关系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刘绪源《今文渊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聚焦周作人林语堂一系的“小品文”源流），黄昌勇《砖瓦的碎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增订本）收录的左联五烈士、延安文艺和新月社系列研究论文，张曦《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台北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王光东《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12月第1版），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张永胜《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月1版），杨新宇《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4月第1版），梁艳丽《香港话剧史（1907-200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文学武《京派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等。
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作家研究，尤其是文学史上有定论或存在争议的重要作家的研究，上海学者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突出。
1、鲁迅研究。上海现代文学研究者基本都有鲁迅研究的专著专文。鲁迅研究在上海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始终占据突出位置，许多老辈学者都参与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上海师范学院（后改为上海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在1970年代还编写了“鲁迅传”并印行了部分鲁迅著作（书简和杂文集）。这些都有助于1980年代之后鲁迅研究的复兴。
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集的《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该系同仁鲁迅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多学科交叉，不限于现代文学一门。郜元宝后来编选的《敢遣春温上笔端——复旦师生论鲁迅》延续了这一传统。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辈学人学有专攻，他们从各自学术背景出发研究鲁迅，必然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也是上海鲁迅研究的特色之一。
成立于1951年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近水楼台先得月，1980年代以来，依据自身收藏的鲁迅著作原刊、原版、手稿、遗物以及纪念馆本身的平台优势，在完成国内外布展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包括上海学者在内的海内外鲁迅研究学术资源的整合，先后编印了大量资料集和学术论文集，形成“朝华文库丛书”、“奔流艺苑丛书”和“鲁迅在上海资料丛书”多个系列。《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初稿发表于1962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一至二辑）、《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藏家鲁迅》（王锡荣、乔丽华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周文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等，广受海内外学者好评。馆内人员学术研究以资料整理见长，不尚空谈，自成一格。资深专家胡长华、周国伟、王锡荣之外，乐融《永远的缅怀——鲁迅逝世前后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乔丽华《朱安传》，李浩《旧迹拾遗——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及其对鲁迅《毁灭》译稿的整理与研究、施晓燕《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于饮食》（上海书店2019年5月第1版），均各有创获。该馆编辑的《纪念与研究》（1979年6月至1986年12月共出9期，1988年9月改为《上海鲁迅研究》后，每年推出春夏秋冬四期），是全国少数几家专门发表鲁迅研究论文的重要刊物之一。
老辈学者丁景唐的鲁迅著作版本考录，许杰的《野草》注释，倪墨炎的鲁迅旧体诗注释（倪氏还有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鲁迅革命活动考述》、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与陈九英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钱谷融、陈鸣树、潘旭澜的鲁迅小说和杂文研究，王元化有关鲁迅与龚自珍、章太炎关系的研究，哈九增的《鲁迅与严复》（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皆严谨质朴，要言不烦。在传记研究方面，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2001年5月第2版；附录《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双驾马车的颠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最具代表性。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是不可多得的两本鲁迅回忆录。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与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互相补充，也和吴中杰《鲁迅后传》相映成趣。陈鸣树《鲁迅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与吴中杰《鲁迅的艺术世界》以及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系列（小说、杂文、散文、书信），是老辈学者鲁迅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出点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王锡荣《日记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是三本从特殊角度考证鲁迅生平与创作的专著。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陈福康《民国文坛探微》（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民国文学史料考论》（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陈子善《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符杰祥《文章与文事——鲁迅辨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6月第1版），在鲁迅著作和生平史实的考辨方面各有建树。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薛毅《无词的言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1版；北京大学2007年增订本）、《郜元宝讲鲁迅》（200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反抗“被描写”——郜元宝鲁迅研究自选集》（漓江出版社2015年），则细读鲁迅作品与生平，由此分别探讨了鲁迅个性心理、鲁迅文学的独特内涵、鲁迅思想的若干“基点”（现代“心学”、自由主义、文学观）。陈福康译、藤井省三著《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陶磊译《黑暗的闸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有助于读者了解鲁迅在中外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实际被接受的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忘却与纪念——鲁迅研究六十年（1959-2015）》是《学术月刊》社选集该刊六十年发表的鲁迅研究论文，丁景唐、沈鹏年、文操、许杰、陈福康、陈鸣树、吴中杰、蒋凡、白振奎、郜元宝、任珊、杨剑龙等十二位上海学者的论文入选。
2、郭沫若研究。上海学者郭沫若研究也是先从史料收集整理做起。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早在1979年就编印了内部读物《郭沫若研究资料》。1980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萧斌如、邵华合编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1989年10月又出第2版）。此后王训昭、方仁念编选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8月），王训昭、卢正言、邵华、肖斌如、林明华合编的《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研究专著则有朱文华《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李振声《郭沫若早期艺术观的文化构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王文英、刘轶合著《郭沫若：浦江潮起听凤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周作人研究。上海学者的周作人研究起步较早，成绩也较突出。高玉蓉（高云）在1980年代初率先提出重新研究周作人的问题。《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刘绪源《解读周作人》（1994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版）和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月第1版），是1990年代上海学者研究周作人的三项重要收获。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1年3期）评钱理群、倪墨炎的周作人传，吴中杰《周作人晚年心态》（《上海鲁迅研究》1999年秋季号）、郜元宝《失败者的抵抗》（《学术月刊》2012年5期）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都是采用书评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周作人的理解。新世纪上海学者周作人研究主要以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为代表。郜元宝《从“美文”到“杂文”》（上下编，《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1-2期连载）主要辨析周作人有关现代散文的诸概念。陈广宏译卜立德著《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康凌译苏文瑜著《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则是上海学者译介的两代英国汉学家周作人研究专著。王仲三的《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和陈子善、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上册1904-1925，下册1926-1948，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则是资料整理与阐释方面的重要收获。
4、茅盾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版的唐金海《茅盾研究专集》（1-2卷共4册）是上海学者茅盾研究最初在资料整理上的收获。唐金海在此基础上主编了《茅盾年谱》（上下册，陕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研究著作有杨扬《转折时期的文学思想——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以及宋炳辉的传记《都市子夜的呼号——茅盾与上海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思和《浪漫·海派·左翼·<子夜>》（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从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角度重新解读《子夜》的浪漫与颓废。金韵琴《茅盾晚年谈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7月新版）保留了茅盾晚年一些重要书信和谈话录。上海图书馆刘明辉发现了茅盾早期两次翻译《简·爱》的史料。
5、巴金研究。贾植芳1970年代末组织编纂了《巴金研究资料》。以此为基础，唐金海主编了《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版）。陈思和、李辉合著《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则是1980年代初巴金研究的重要成果。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集》（中西书局2013年3月第1版）、《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则是《巴金论稿》学术追求的延续。在陈思和的研究中，巴金不止是作家，更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写的“人“。“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策划、陈思和周立民主编的“巴金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收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2009年7月）、汪应果《巴金论》（2009年7月）、陈思和、李辉合著《巴金研究论稿》（2009年7月）、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2010年8月）、李存光《巴金研究文献题录》（2011年1月）、孙晶《巴金与现代出版》（2012年1月）、周立民《巴金<随想录>论稿》（2012年1月）、张民权《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2012年1月）、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2012年1月）、杨苡（静如）《青春记忆》（2012年1月）、坂井洋史《巴金论集》（2013年7月）、陈喜儒《巴金与日本作家》（2015年1月）。
6、老舍研究。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7月版）是较早的专著，带有1980年代”文化热“的明显痕迹。史承钧主编《简明老舍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是一部严谨扎实而又方便学者的工具书。孙洁博士论文《世纪彷徨：老舍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新版更名为《老舍和他的世纪）代表了新世纪老舍研究的新突破。2017年9月东方出版公司还推出赵武平据英译本”译补“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完整版。
7、曹禺研究。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最初嘱笔于1959年，直到1980年代初才完成八篇，收入2013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钱谷融文集》（卷一）时又增加了谈《日出》陈白露的一篇，以及《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等单篇论文与对话。钱氏论曹禺，文章不多，但善于知人论世，文本细读尤其开风气之先。陈思和《细读<雷雨>》（《南方文坛》2003年5期）继承了这个传统。属于专门研究的则首推曹树钧《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暨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之一，2014年11月第1版）和《曹禺晚年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
8、其他现当代作家研究。除了现代文学史通常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周作人的研究，上海学人对现代文学史上其他重要作家也展开了全面研究。关于瞿秋白，除了丁景唐的开拓之功，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华师大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丁言模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与刘小中合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及其《瞿秋白与杨之华》（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都相当扎实。关于郁达夫，许子东《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是“新时期”导夫先路的学术著作，陈子善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8月第1版）则侧重史实的考订，显出郁达夫研究的另一番景象。李振声所译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基本解决了郁达夫之死的谜团。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很早就为现代文学史上曾受鲁迅指点后来各有所成的两位川籍作家撰写专论，眼光独到。陈子善《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8月第1版）详细考求了与“新月社”有关的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以及朱湘、孙大雨、林徽因、陈梦家、邵洵美等多人生平与创作的史实，实际上是有关“新月社”的一部专论，而《张爱玲丛考》（海豚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以及《从鲁迅到张爱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更是作者多年如一日研究张爱玲的心血结晶。陈福康在现代文学考证之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郑振铎研究，《郑振铎传》（十月出版社1994年版）、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郑振铎年谱》（修订本上中下三册，上海外与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版）三书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内外郑振铎研究第一人。张文江主业是“古典学”，但他的《建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以及《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关于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呐喊》《彷徨》的结构、《坟》与《鲁迅全集》的编排以及《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的几篇论文，剑走偏锋，曲高和寡，却也正是其苦心孤诣之处。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博士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一如他的当代作家评论，注重对文本和作家传记材料的阐释，立论大胆，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记》（“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及其《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探索丛书”之一，1991年9月第1版）是上海学者研究沈从文的先驱之作，他的《“德”“赛”先生下楼难》（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则以现代文坛旧刊、旧事、旧人的今读为主，视野更加开阔。他也是较早研究《现代》杂志和“新感觉派”的上海学者的代表。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简体字第1版）、《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以沈解沈，走出了沈从文传记研究的一条新路。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郑振铎评传》（合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显示了作者在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苏兴良《刘延陵与<诗>月刊》、《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张闻天》、《任钧与左翼文艺运动》发掘现代文学史上不太为人所知的重要作家文学活动的史实，文学武《风雨中的野百合——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命运》（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努力提炼对现代作家悲剧命运的某种规律性认识，夏中义主编的“百年学案典藏书系”，包括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施萍《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胡晓明《从王国维到陈寅恪——20世纪中国诗学的现代命运》、夏中义《1980：新潮学案》、赵思运《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化解码》则注重从学术思想的背景梳理上述现代作家的新路历程。其他如周斌《夏衍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宋炳辉《新月与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吴长华《冯雪峰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杨扬《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熔铸——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钱文亮《胡风论——对胡风的文化与文学阐释》（与范际燕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栾梅健《包天笑传》、《哀情巨子--徐枕亚》，张新《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第1版），王周生《丁玲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飞蛾扑火——丁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左联五烈士评传》（合著，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版）、《延安四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刘志荣《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或侧重史实考索，或传论结合，均各有特色。上海木偶剧团丁言昭最初以鲁迅与厦门大学“波艇社”、鲁迅与朝华社、鲁迅与《奔流》、鲁迅与《前哨》等考订文章崭露头角，后来撰写的现代女作家萧红、关露、安娥、陆小曼的传记也都以扎实的史料梳理为基础。陈思和主编“薪传丛稿”系列之“复旦师生论现代作家”系列，含《敢遣春温上笔端——复旦师生论鲁迅》、《给你们以晨星——复旦师生论巴金》、《待读惊天动地诗——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等六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显示了“复旦学派”现代文学研究的特色。
在思潮、流派、社团、重要作家的传统研究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不易归类的新的研究空间的拓展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
首先是诗歌与散文研究。上海学者研究现当代文学的重心在小说、戏剧与杂文，但诗歌散文方面也未曾放松。吴欢章《现代散文艺术论》，《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英华》等显示了作者在现代诗歌散文研究方面始终不渝的努力。散文研究领域还有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刘绪源《今文渊源》通过研究周作人林语堂一系的散文理念、风格及其市场化操作来探讨这一传统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脉络。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新诗与文化散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记录了作者在现代诗歌园地的不倦耕耘。潘松德在《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之外，另有《中国现代诗论40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是仅有的一部由上海学者撰成的系统研究现代中国诗歌理论的专著。李振声《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钱文亮《诗神的缺席与在场：当代中国诗歌的观察与反思》（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是两本在当代诗歌研究中成绩卓著的专著。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在现代文学与旧体诗词的关系方面用工颇深。
现代文学与报刊杂志的关系，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沈永宝有关《新青年》《京报副刊》《晨报副刊》的系列论文在该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4期）虽是一篇论文，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报刊研究新空间的开拓，贡献巨大。陈思和《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上下，《上海文化》2015年2-3期）同样试图通过史料的重新识读来探索新文学重要刊物变迁背后的文学史脉络。此外还有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蔡兴水《巴金和<收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以及丁言模《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与报刊杂志研究紧密联系的则是现代文学与出版的研究，比如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社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董丽敏等著《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第1版），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现当代文学与各种文学制度（政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如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南京政府的文学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罗岗《危机时代的想象》，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11期）。台港澳文学研究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老一辈学者主要有李子云、陆士清、唐金海、施建伟以及中青年学者钱虹、俞大翔、梁燕丽等。陈思和《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是他个人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论文结集。《香港话剧史（1907-2007）》是梁燕丽在这个领域的主要成果。现代文学新空间的拓展还包括毛尖译，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以及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华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在新文学与现代汉语关联研究方面，主要有郜元宝《汉语别史——中国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初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修订版），文贵良《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7年12月第1版）和《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华师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在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方面，杨剑龙《狂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具有开创之功，此外还有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以及郜元宝《人心必有所依凭——关于现代文学遗产》（《文艺争鸣》2010年11期）。
1978年至2010年30余年间，上海的外国文学研究从复苏走向繁荣，各项研究全方位展开，研究涉及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的深度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作为中外文化交往的窗口，上海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拥有一支国内领先的学术队伍。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是上海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的重镇。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的《外国文艺》、197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共同创办的《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共同创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以及近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办的《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等刊物产生过重要影响。上海的外国文学研究涉及领域较广，除比较文学和综合研究外，重点关注的有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苏文学、德语文学、日本文学等国别或地区文学，某些方向的研究走在全国前列。
1978年1月，上海有多位学者参加了在山东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座谈会”。在翌年成立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上，上海学者杨岂深当选为副会长，汤永宽当选为副秘书长，另有多人进入理事会。1981年在上海召开了由复旦大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该学会的专题研讨会，上海的美国文学研究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美国文学的研究既包括早期也包括现当代。1980年万培德发表《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点》（《文史哲》第2期）研究了叙述者问题。1981年，汤永宽的《黑色幽默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研究了小说的夸张手法。1982年黄铁池的《库特·冯纳古特及荒诞派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是较早研究美国当代荒诞派作家的文章。1983年，丰华瞻的《庞德与中国诗》（《外国语》第5期）则介绍了庞德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要旨。同年，傅鸿础在《奥尼尔与尼采》（《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认为奥尼尔受尼采影响，反人性压抑。虞建华在《从﹤嘉莉妹妹﹥看德莱塞机械论哲学及道德观》（《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中，分析了这部小说中反映的机械论的几个主要特征；他在《重演的一幕：悬崖上的人生抉择——谈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中分析了战后美国社会与青少年的关系。黄铁池的《灵魂罪恶的忧思——论霍桑创作的主要思想倾向》（《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一文对这位早期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进行了剖析。同时，上海学者编写了一批有关美国文学的教材，主要有：秦小孟主编的《美国短篇小说选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万培德主编的《美国二十世纪小说选读》（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杨岂深和龙文佩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二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987年）、秦小孟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学：概述及作品选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等。这些教材以作品选读为重，将作品阅读与文学发展史介绍相结合。上海学者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和编著。1983年，汪义群的《奥尼尔创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奥尼尔戏剧创作的专著，分析了奥尼尔的世界观、作品风格的表现、历史背景等。1989年，虞建华的《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精选了美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的小说名著20部，进行了评述。同年，龙文佩、庄海骅、周敦仁编纂了《德莱塞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译丛》，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
90年代，上海的美国文学研究进入发展与繁荣时期，研究视角更为开阔。在戏剧研究方面，有汪义群著《当代美国戏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评述当代美国戏剧的著作。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1999年金衡山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上的论文《回忆与愈合——当代美国作家贝瑞及其小说〈回忆〉》和同年发表在《国外文学》第4期上的论文《〈布拉斯岱罗曼司〉中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等。在小说史、流派史研究方面，有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该书涵盖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小说，讨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自然主义小说的流行、迷惘的一代、无产阶级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浪漫主义小说的继续以及南方小说家的崛起等。李维屏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历史的角度纵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概况，从哲学思潮影响、文艺观念变化、历史背景介绍入手，分析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论及的美国作家和诗人包括庞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冯纳古特、海勒等。90年代中后期，上海学者还编写了一批美国文学教材，主要有：杨岂深、龙文佩编著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吴定柏编著的《美国文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史志康主编的《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
21世纪前十年，上海的美国文学研究的成就更加显著。一是现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黄铁池的《当代美国小说研究》（学林出版社）提供了了解当代美国小说的全景。2002年虞建华等撰写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思潮和人文环境等进行了诠释。同年，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则对美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作家做了介绍和阐释。二是美国文学重要作家的专题研究，出现了多部研究著作。朱振武的《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从心理美学的角度探讨福克纳的创作，涉及作家生平、主要著作，以及福克纳研究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情况，研究涵盖面较广，切入角度较新颖，对福克纳研究有一定贡献。尚晓进的《走向艺术：冯内古特小说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聚焦美国后现代作家冯内古特几部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揭示其后现代风格。庞好农的《文化移入碰撞下的三重意识：理查德·赖特的四部长篇小说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介绍并研究了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的四部小说，核心论点是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对其生活的影响。金衡山的《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从美国社会文化矛盾的角度探讨厄普代克主要小说的意义和与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厄普代克的作品被看作是美国当代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此书探讨了作家“记录”时代的方法，是国内比较全面研究厄普代克的著作。汪小玲主编的《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探究纳博科夫作品的内在意义和表现形式，对读者了解纳博科夫生平、创作经历和创作手法有一定帮助。王青松的《纳博科夫小说：追逐人生的主题》（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对作家的生平、艺术理念、写作特点、作品意义等方面均有介绍和分析，把握比较全面，有助于促进国内纳博科夫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收入汪义群著《奥尼尔研究》（2006）、乔国强著《辛格研究》(2008)、虞建华著《杰克·伦敦研究》（2009）。这三本书是作家作品评传，既有深入介绍，也有精湛评论，更有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是国内这几个美国重要作家研究的权威著作。这套丛书中美国作家占了绝大多数，还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惠特曼，艾略特，米勒，金斯伯格，德莱赛，麦尔维尔，菲兹杰拉德，弗罗斯特，庞德，狄金森，这是上海学界对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三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比较全面的研究有张琼的两部专著《矛盾情结与艺术模糊性：超越政治和族裔的美国华裔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和《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前者主要讨论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突破了国内从族裔为中心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传统；后者进一步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对这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启发意义。这一时期相关论文也不少，如发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上的《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多角度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如汪小玲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从时代背景、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讨论黑色幽默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原因，并对这个派别的重要作家逐个进行评价，此书对比较全面了解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朱振武等集体撰写的《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从多个方面（如印第安因素、清教因素、语言因素、黑人因素、犹太因素、华裔因素、后现代因素等）探索构成美国文学特征的各种渊源以及发展内涵，该书对了解美国文学发展历史，尤其是特征有较好的帮助。乔国强的《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是国内比较全面介绍美国犹太文学的专著，从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以及犹太性的形成入手探讨美国犹太文学的历史背景，深入阐释美国犹太文学主要作家和作品，是这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魏啸飞的《美国犹太文学与犹太特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集中讨论了亚伯拉罕·卡恩、艾萨克·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四位犹太作家的创作，并将研究置于犹太历史和犹太性探究的大背景中，文本分析比较详尽。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涉及美国文学中的后现代转向和族裔特征，而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美国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1978年后，上海的英国文学研究走上了拨乱反正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开始推出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十一卷本）中收入方重翻译的《理查三世》，1979年，方重翻译的《乔叟文集》（收有《坎特伯雷故事》等作品）再版。1980年，方平发表《金羊毛的追逐者：〈威尼斯商人〉的人物小议》（《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该文集中评点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巴珊尼这一角色，上海英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的帷幕由此拉开。
20世纪80、90年代，莎士比亚一直是上海英国文学研究的重点。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章程》。198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活动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一时期，上海形成了一支以方平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上海的莎士比亚研究始终秉持翻译、评论和演出并重的思路，从戏剧文学、舞台艺术和跨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翻译方面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方平主持翻译了我国第一部诗体莎剧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十二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0），方译较之朱生豪和梁实秋的散文体译本是一个创新。其它译著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孙大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林同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维纳斯与阿董尼：莎士比亚叙事诗》（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史剧卷）》（索天章等译，译林出版社，1998）等。莎士比亚研究取得的成果也非常丰硕。曹树钧和孙福良的《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哈尔滨出版社，1989）分别探讨了莎士比亚与中国的戏剧创作、戏曲改编、话剧教育、舞台演出和戏剧节等方面的内容。朱雯和张君川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系国家“八五”出版规划图书，其内容包括莎士比亚其人其事、莎士比亚诗歌戏剧、莎士比亚研究评论、莎士比亚与中国四个部分。其它比较重要的著述有陆谷孙的《莎士比亚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索天章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汪义群的《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方平的《“驯悍文学”和舞台上的〈驯悍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等。
除了莎士比亚研究，上海在英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对现代英国小说各流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瞿世镜的《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和李维屏的《乔伊斯的美学思想与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意识流小说是这一时期上海学界讨论的热点。瞿世镜主攻意识流小说研究，80年代相继出版《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和《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90年代又出版了《詹姆斯心理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其中《意识流小说理论》选编了亨利·詹姆斯、马塞尔·普鲁斯、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四位意识流代表作家的文论。在文学史及其它领域出现的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李维屏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侯维瑞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等。《英国文学通史》集英国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讨之大成，阐述了从公元六、七世纪的口头文学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当代小说、诗歌、戏剧等书面文学的发展演变。刘乃银的《巴赫金的理论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涉足前人甚少关注的古代文学，该书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英国文学研究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整体上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其中尤以乔伊斯研究和文学史撰写成就最为突出。在《英美意识流小说》的研究基础上，李维屏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乔伊斯研究论文，其中《论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剖析了乔伊斯小说文本诗歌化和朦胧化的特征与原因，揭示了作家所遵循的时间、意识与技巧三位一体的艺术原则。戴从容的《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该书提出的自由美学及对此的论证丰富了国际学界对《芬尼根的守灵》乃至乔伊斯整个创作的理解。比较重要的乔伊斯研究著述还有冯建明的《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和戴从容的《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0世纪上海及外地学者撰写的系列英国文学通史完成了必要的基础工程和学术体系建构。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英国文学史研究有新的发展，更关注文类史、专题史和断代史的研究，并不断有优秀成果出现。除了《英国小说史》（侯维瑞、李维屏，译林出版社，2005）外，此时涌现了《英国小说艺术史》（李维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英国小说人物史》（李维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等针对英国小说某一方面的历史进行开掘的专题史著作。对文类做历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对文学分支的系统梳理，而且有助于对其艺术和价值体系的整体把握，是对我国英美文学史宏观研究的一种补充。断代史研究同样有望打破通史研究面面俱到却无法深入的局限，张和龙的《战后英国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重点介绍了二战后各个时期英国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梳理了战后英国小说的发展脉络。类似的断代史著作还有刘文荣的《19世纪英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瞿世镜和任一鸣的《当代英国小说史》（文汇出版社，2010）等。
在传统的莎士比亚研究阵地，复旦大学推出了多部专著。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陆谷孙的《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张冲的《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语境、互文、多种视域》和谈瀛洲的《莎评简史》。《莎评简史》以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为分段，对不同历史时代产生的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莎士比亚评论进行梳理、比较和再评价。《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张冲、张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对在视觉时代的语境下，作为人类文化和文学经典的莎士比亚与作为大众艺术传媒的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思考。21世纪的上海学者还推出了一些综合研究和作家个案探讨的成果，如孙建的《英国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陈晓兰的《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张和龙的《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张介明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何伟文的默多克小说系列研究论文等。
1978年至80年代末，上海的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人才辈出，取得了突破性发展，迎来了建国后空前的繁荣。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罗玉君译司汤达的《红与黑》。而后，毕修勺、郝运、张秋红、王道乾等翻译了雨果、莫泊桑、左拉、波德莱尔、兰波、杜拉斯等一批法国经典作家和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走在了国内相关译介的前沿。1981年，成钰亭译的《巨人传》（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拉伯雷巨作的首部中文全译本。周克希、张寅德、徐和瑾参与了被誉为八十年代译界盛事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和第七卷（译林出版社，1982）的翻译工作。顾方济、徐志仁合译了加缪的《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王道乾翻译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系列作品，林秀清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外国文艺》，1979年第2期）和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漓江出版社，1987）等小说。王道乾和钱春绮亦是新时期译介法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兰波、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先行者。钱春绮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和选译的《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王道乾翻译的兰波的《彩画集》（《外国文艺》，1988年第3期）及同刊的托多罗夫的文论《关于<彩画集>》，在法国现当代诗歌翻译和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沪上学者对于近当代的法国作家作品和研究方法也给予了十分的关注。瞿世镜选编的《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收录了一章普鲁斯特专题，是国内较早的普鲁斯特研究成果。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是80年代著名的研究论丛“法国现代当代文学资料丛刊”之一，也是我国最早介绍叙述学理论的著作之一。林秀清在“新小说”和存在主义戏剧等领域的译介成果引人瞩目。在翻译作品的同时，她发表的《关于法国新小说派》（《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1期）一文，对该流派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她对“新小说四大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的研究尤其深入，不仅翻译了其代表作，还接连发表《克洛德·西蒙在小说创作上的探索》（《外国文学报道》，1986年第3期）、《克洛德·西蒙创作艺术管窥》（《文学知识》，1986年第9期）等论文，奠定了我国西蒙研究的基础。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上海的法国文学研究主要以译介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杂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法国作家和作品正是通过该刊开始为学界和公众所知。1985年，译文社“外国文艺丛书”出版了《当代法国短篇小说集》，集结了包括加缪、尤瑟纳尔、萨冈、图尼埃在内的三十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
1990年后，上海的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引进版权，推出了“法国当代文学丛书”，收录了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米歇尔·布托尔、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罗贝尔·萨巴蒂埃、柯莱特等20世纪文学大家的作品。1997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中法翻译讨论会，是国内法国文学翻译界的盛事。这一时期，上海的法国文学研究出现了更多的成果。许光华的《司汤达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用比较的视野，从时代和跨国平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司汤达及其作品。朱雯选编的《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是“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全面介绍了以法国为首的自然主义流派的美学理论、起源、文学主张、代表作家及作品。郑克鲁主编的《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一、二、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992年）附有详细的前言和编者评述，按十六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年代顺序对法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还著有《情与理的王国——法国文学评论集》（译林出版社，1994年），包含对法国小说和法国诗歌的研究。之后，郑克鲁在文学史领域一再发力，编写或主持编写了《法国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新世纪以来，上海的法国文学研究呈现出多方位、多元化的特点。在2005年“中法文化年”创造的良好氛围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断展开。2005年6月和9月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举办了纪念萨特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9月在上海大学举办了“中法作家文学对话国际研讨会”，会议主旨为“体验迁徙与文学写作”，吸引了来自中法两国的众多作家、翻译家和批评家。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笔耕不止，年轻学者崭露头角。马振骋翻译了三卷本《蒙田随笔全集》，荣获2009年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项。徐和瑾和周克希各自以一己之力重译《追忆似水年华》（因故未完成），成为译界美谈。袁筱一在翻译和研究领域皆有建树，是昆德拉、勒克莱齐奥、卢梭和伊莱娜·内米罗夫斯基等作家的翻译和研究专家，出版了《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最难的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我目光下的你》（黄山书社，2009年）等多部文学批评集。宫宝荣凝聚十余年心血所著《法国戏剧百年：1880-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详述了法国现当代戏剧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法国现当代戏剧的分期及戏剧本体研究方面提出了独到、创新的见解，填补了我国在法国戏剧研究领域的空白，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和文化部科学研究成果奖。在其后续著作《梨园香飘塞纳河——20世纪法国戏剧流派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宫宝荣以流派为经，戏剧家为纬，进一步对法国近现代戏剧作了系统的论述，尤其加入了“林荫道戏剧”和科尔代斯研究等内容，弥补了前书的不足。郑克鲁主编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两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法国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历程，吸收了法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多种研究方法，着力于对作家的艺术成就的评述，该书阐述全面且重点突出，是我国法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获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其后，郑克鲁还出版了《法国文学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和《法国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此外，文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张彤著《法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钱培鑫和陈伟译注、法国普洛坎等编著的《法国文学大手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等。这一时期，上海的出版界在引介法国文学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推手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3和2005年先后推出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和“法国小说大师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并在引进新生代作家和作品方面不遗余力。上海人民出版社从2000年开始推出“罗兰·巴特系列”，又在2009年推出了“法国诗歌译丛”，包括欧仁·吉尔维克、弗朗西斯·蓬热、菲利普·雅各泰、米歇尔·德吉、亨利·米肖等国内译介甚少的法国现当代诗歌名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巴黎丛书”收录了法国文学、电影、音乐、思想和评论领域的32册图书，亦有较高知名度。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上海的俄苏文学研究逐步复苏。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发表署名华东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文章《批“洋为帮用”──揭批“四人帮”利用苏联文学搞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此文揭露“四人帮”及其亲信把批判苏联文学作为加快夺权步伐的砝码等罪行，在当时很有价值。同年，倪蕊琴发表《驳“托尔斯泰是富农的代言人”》（《文汇报》1978年4月7日）和《也谈“托尔斯泰主义”》（《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两篇文章，与国内学界有关观点展开争鸣；辛未艾发表《谈谈俄国三大批评家》（《上海文艺》1978年第7期）一文，客观评价别林斯基等俄国批评家。1980年，在上海召开了国内第一次俄国作家研讨会“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掀起了新时期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高潮。1986年，在上海召开“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也对国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的俄苏文学的研究取得可喜收获。夏仲翼的论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第1期）、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世界文学》1982年第4期）和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是巴赫金进入中国的标志。这一时期出版的王智量的《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光明日报社，1985）对三位俄国文学名家的思想与艺术有独到的剖析。倪蕊琴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托尔斯泰及其创作，给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新意。此外，周敏显的《俄国文学杰作欣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等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推出的分别由包文棣、草婴和余振等翻译家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等文集和《当代英雄》等俄苏文学作品译本，都显示出80年代上海俄苏文学研究的活力。
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和专业研究人才的涌现，上海学者在俄罗斯文学领域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文学史和文学关系史方面有突出表现。文学史研究成果颇丰，周敏显的《俄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是19世纪文学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江文琦的《苏联二十年代文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是苏联文学断代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倪蕊琴等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是苏联当代文学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和《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是苏联文学体裁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朱宪生的《俄罗斯抒情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俄罗斯文体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该书是由抒情诗人的专论串联而成，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介绍和评论。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的类型开始多样，研究更具个性。
这一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在中俄文学关系史方面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其中主要有：倪蕊琴主编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该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两种文学各自发展和变化的异同及其规律性，具有开拓性；智量等著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该书阐释了俄国文学若干名家与中国的关系，论述清晰；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该书被学界认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20世纪以来中俄文学关系演革的的奠基之作。这些成果体现了90年代初期上海学者在中俄作家比较研究这一领域里的所达到的新的水准。
此外，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上，作者观察敏锐。陈建华的《托尔斯泰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1996）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成果。这一时期，上海的俄苏文学翻译成就卓越，草婴和冯春在90年代分别独自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和《普希金文集》10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夏仲翼、冯增义、徐振亚等众多翻译家不断有俄苏文学的新译推出。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上海在俄罗斯文学专业硕博专门人才的培养上取得成绩，一批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形成由老中青三代学者构成的学术梯队。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研究涉及的问题更具广度和深度。同时，在上海召开了不少关于俄苏文学问题的专题学术会议，如2001年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研讨会”、2003年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俄罗斯语言、文学和翻译国际研讨会”、2010年的“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等。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俄罗斯研究中心”,2000年9月该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陈建华在该中心主持完成了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该成果探讨深入并开拓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后获教育部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
这一时期，一些老专家纷纷推出新著，草婴的《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3）记录了这位将翻译视作生命的杰出翻译家的人生轨迹。朱逸森的《契诃夫：1860-190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是其多年契诃夫研究的结晶。王智量的《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显示了老专家开阔的视野。倪蕊琴的《俄国文学魅力》（（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既有当年的力作也有新近的思考。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是其历年陀氏研究成果的结集。这一时期，中青年学者也比较活跃，推出不少新著。耿海英的专著《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颇具创新色彩，该书从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切入，在国内学者尚少涉及的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建华等的《走过风雨：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朱宪生的《走近紫罗兰：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关注的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文体问题，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的艺术风格的探讨有特色。陈建华的《阅读俄罗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是一部多侧面探讨俄罗斯文学的论文集。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注重对俄国文学经典作家陀氏的现代阐释，颇有深度。陈建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部全面梳理中国学界对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内容丰厚扎实，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田全金的《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齐鲁书社,2009）对中俄文学关系也有新的阐释。
1978年以后，上海地区在全国德语文学研究的重建以及范式转变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呈现出继往开来的面貌。
自1979年起，钱春绮先后翻译出版有海涅诗集《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歌德诗集》、歌德诗剧《浮士德》、《席勒诗选》、《歌德戏剧集》等数十种德语文学作品。80年代，董问樵先后出版《席勒》（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与《<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席勒》勾勒作家的人生历程，分析席勒的诗歌、戏剧创作和美学思想。《<浮士德>研究》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阐析“浮士德精神”的三个方面，梳理西方的《浮士德》的阐释和争论，被视为继冯至《歌德论述》之后中国第二部严格意义上的歌德研究专著。董问樵还有数百万字翻译，尤以《浮士德》著称，1988年获得德国总统颁发的一级十字勋章。此外，魏育青翻译的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三联书店，1988）、余匡复撰写的《歌德与浮士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先后问世。
1990年代，上海有关德国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余匡复著有《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2013年新版）、《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德国当代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等。《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将《浮士德》视为歌德的精神百科全书，认为浮士德变化中的精神世界反映了欧洲300多年变化中的物质世界，浮士德这一特殊个体反映了人类普遍群体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认识思考。《德国文学史》是国内德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从古代到1945年二战结束直至两德重新统一期间的德国文学以及瑞士、奥地利德语文学的发展史，由作者一人独立完成，语言、风格连贯统一，体现作者所追求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有机结合。卫茂平是新一代德语文学研究者的代表，在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著有《中国对德语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等。袁志英编著有《叔本华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分公司，1994），并翻译了歌德作品和多种德语文学作品。另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也相继在上海出版，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也促进了德语文学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
2000年以后，上海德语文学界成果迭出，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如余匡复的《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布莱希特》（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等著作，袁志英的《歌德情感录：歌德和他的妻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都是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和研究导向上，上海学者体现了一贯的锐意进取精神。谢建文专攻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先后出版专著《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明批判——博托·施特劳斯作品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和《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较全面地呈现了德语当代文学中后现代的发生、发展和构成，揭示了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与美学特质，填补了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吴建广发表的《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德意志精神框架中的<浮士德>》（《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人类的界限——歌德<浮士德>之“天上序曲”阐释》（《德国研究》2009年第1期）、《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歌德<浮士德>“殡葬”之诠释》（《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等论文，将解释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相结合，在《浮士德》文本解读上对传统的人本主义阐释模式提出了挑战，将中国的歌德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二是中德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卫茂平在这方面成绩尤其突出，出版了专著《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2）、《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后者以勾陈发伏的细致完备为人称道，科学而历史地梳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德语文学汉译史。2006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卫茂平与威廉·屈尔曼合编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文集》。范劲也有《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专著问世。三是翻译成就突出。如魏育青与人合作翻译的卡尔·巴特的神学名著《罗马书释义》（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卫茂平除了有《青年维特之烦恼》、《尼采思想传记》、《席勒传》等大量译著外，2014年，由他主持的“《歌德全集》翻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上海的日本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人数极为有限，成果比较零散，主要集中于日本近现代文学。1980年代，吴树文较早翻译日本近代文学名家作品，如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后来的事》《门》《哥儿》等先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志贺直哉的文学道路》（《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4期）全面介绍志贺直哉的作家人生。同为台湾出身的朱实和郭炤烈，在电影文学剧本翻译上引人注目，译有《吟公主》《金环蚀》《远山的呼唤》《蒲田进行曲》等。仰文渊以芥川龙之介研究和翻译见长，有论文《关于芥川龙之介之死》（《日本问题》1987年4期），并译有《松江印象记》（《当代外国文学》1984年2期）等。柯森耀致力于水上勉研究，《忧愁·悲伤·怨恨——水上勉和推理小说〈耳朵〉》及《水上勉的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2期、1982年4期）试图把握作家的整体创作及其特质。陈生保除译有《日本战后小说选》（合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外，另著有《森欧外的汉诗》上下两卷（明治书院，1991）。莫邦富关注日本文坛动向，有《日本文坛的新动向》《山崎丰子谈〈华丽的家族〉及其他——访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外语文学研究》1981年2、4期）等。谭晶华《川端康成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开国内同类研究之先河，另有大量文学翻译作品，现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高宁《从〈心〉看夏目漱石留给世界文坛的遗憾》（《北京大学学报·百年校庆特辑》1998.6）提出夏目漱石代表作存在明显缺陷。
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留日归国进入上海高校的青年研究者渐多，日本文学研究阵容明显增强，研究领域扩展，研究成果量质齐升。此期研究依然以近现代文学为主。韩小龙起以芥川龙之介为重，发表的《被压抑的灵魂的诉说——试析芥川龙之介的〈戏作三昧〉》（《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4期）关注芥川个性作品的细读。1989年，施小炜发表的《漢語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复旦学报》10月号）论及汉文文学之于日本文学的历史意义；2010年，翻译出版了《1Q84》（南海出版公司）。李征《作为表象的上海——日中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洋书林， 2001）关注都市空间及现代性问题。潘世圣《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2期）以中国视角探讨日本小说样式；《火野苇平及其〈麦与士兵〉的历史考察》（《浙江学刊》2007年1期）正面考察战争文学。胡兴荣《漱石文学里的罪恶意识问题》（《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论集》2003.2）探讨夏目漱石文学的经典课题。吴葆华《志贺文学中的命运超克》（マルモ出版，2005）专注作为心境小说的志贺文学的心象和超脱。刘晓芳《岛崎藤村的文学轨迹》《岛崎藤村的近代自我》（《国外文学》1995年1期、2004年1期）解析近代文学中的自我形成。朱卫红《佐藤春夫的文明批判方法―论小说〈魔鸟〉》（《日本语与日本文学》36号，2003.2）处理日本近代小说中的文明批评。黄育红《宫泽贤治的〈村童速写〉》（《千叶大学日本文化论丛》3，2002）探求自然的描写方式与童话幻象氛围的交融。年轻学人中，高洁《“疾首蹙额”的旅行者》（《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3期）试图个性读解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叙事。邹波《"存在"与"异化"--安部公房作品之存在文学特征》（《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3年6期）发掘安部公房文学的存在主义特征。康东元《日本近现代文学汉译总览》（勉诚出版社，2006）搜罗大量翻译介绍信息，资料含量较大。王升远《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7期）着眼现代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制度化过程。以往极其薄弱的日本古代文学领域也开始引起关注。李宇玲《平安朝唐代省试诗的接受》（《国语与国文学》2004年8号）比较平安文学与唐代诗文关联；黄建香《〈源氏物语〉的六条妃子之“物怪”原型论―以〈霍小玉传〉和〈离魂记〉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1，2000）旨在发现《源氏物语》的中国文学因素；金文峰《〈徒然草〉受中日古典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则搜求名著《徒然草》的中日古典要素；陈福康的三卷本《日本汉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是首部大规模日本汉文学通史。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潘世圣《鲁迅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1期）对两者关系提出了新见解；钱晓波《速度的力量：美学意识的勃兴》（《言语与交流》12号，2009.6）比较了1930年代中日现代派小说的美学倾向。
除上述主要国家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在上海也有一定的研究，但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大洋洲文学和阿拉伯国家文学批评取得的成绩相对较为突出。1981年，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的黄源深发表《写在〈婚礼〉之后》（《外国文学报道》第5期），这标志着上海开始突破英美文学占据英语文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局限，而涉足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文学现象。此后，黄源深又先后发表了《简论怀特及其创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7期）、《评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其中《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此外，黄源深还选编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翻译了《我的光辉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后者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授予的杰出文学翻译奖。1985年，黄源深开始招收我国首批澳大利亚文学硕士研究生，并于同年牵头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澳大利亚研究机构之一。198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新西兰研究中心，该中心翻译了约翰·马尔根的《孤独的人》（聂振雄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中心研究人员虞建华发表了《从“英国绅士”到“新西兰人”——谈新西兰民族文学的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进入90年代后，上海的大洋洲文学研究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黄源深继续致力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框架的建构，他先后出版《澳大利亚文学论》（重庆出版社，1995）、《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修订本2014）和《澳大利亚文学选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其中前两者分别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教育部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澳大利亚文学史》勾勒了澳大利亚自1788年建国至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论述了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消长、流派的兴衰以及作家思想和风格的演变。上海理工大学1998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和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中心研究人员叶胜年曾先后发表或出版《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帕·怀特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等著述，其中《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小说的主要倾向是心理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多元化创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新西兰研究中心相继推出《未发现的国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新西兰短篇小说集》（上海外国语学院新西兰研究中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和《新西兰文学史》（虞建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修订本2015）。《新西兰文学史》获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它设专章讨论毛利口头文化传统，然后按照历史分期对新西兰文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家和诗人予以评述。
此时，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岛国等国家地区的文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它们主要是在后殖民文学这一泛称之下受到关注。主要成果有瞿世镜的《后殖民小说“教父”拉什迪》（《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1期）和《尼日利亚的“后殖民小说”》（《社会科学》，1997年第8期）、任一鸣的《特立尼达英语小说家穆尔·塞尔文》（《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等。除了英语文学，北欧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卜生身上。刘明厚发表论文《读易卜生的〈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出版专著《真实与虚幻的选择：易卜生后期象征主义戏剧》（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该书认为易卜生后期戏剧坚持了一贯的自由意志主题并加以深化，使之容纳了现代悲剧冲突的主题。张绪华出版《20世纪西班牙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廓清了自“98年一代”至佛朗哥政权结束后西班牙文学的发展脉络。
进入21世纪后，上海有更多的高校设立了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大洋洲文学在保持总体研究的同时也朝着个案探讨的方向朝前推进。黄源深独撰或主撰了《澳大利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澳大利亚文学名著便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澳大利亚文学评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和《对话西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黄源深培养的多名研究生此时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果多以作家个案解读为主，如彭青龙的《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徐凯的《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周小进的《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等。《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曾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它以彼得•凯里的作品分析为主线，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为方法，多视角揭示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历时负荷与现实困境。
对非洲、加拿大、加勒比海岛国等国家地区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此时有了进一步的进展。瞿世镜和任一鸣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对活跃在世界文坛的近三十位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背景、创作思想、作品特色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任一鸣推出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对后殖民文学的特性进行了探索，对后殖民文学在创作主题、宗教关怀、美学形式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予以了论述。现任教于复旦大学段枫的《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的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它从叙述时态、叙述人称、叙述视角、整体修辞等形式层面切入库切的四部小说，对于全面认识库切小说诗学具有重要意义。北欧戏剧、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态势也在延续，成果有刘明厚的《不朽的易卜生：百年易卜生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陆经生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便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和《拉丁美洲文学名著便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也有一定进展，主要成果有《阿拉伯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陆培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和《阿拉伯古代文学作品研究》（陆培勇、陆怡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阿拉伯古代文学作品研究》选择阿拉伯蒙昧时期、伊斯兰初期、倭马亚时期、阿拔斯时期和安达卢西亚时期五个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剖析。此外，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有多篇关于阿拉伯文学、韩国文学、越南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
上海学者在外国文学综合研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其一是综合性的外国文学期刊。其一是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郑克鲁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6年第2版）最有代表性，这本教材注重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学术质量较高。此外，陈建华主持完成的多媒体软件《外国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2003）曾获教育部奖励，配套的纸质教材《插图本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独具一格。其二是外国文学辞书的编撰，上海学者参加了《辞海》外国文学部分的编撰工作，《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主编草婴、夏仲翼、谭晶华、翟象俊、陈建华均为上海学者。此外，陈建华主持编写的15卷“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包括神话史诗民间故事1卷、诗歌3卷、小说5卷、戏剧3卷、散文2卷、传记文学1卷，近2千万字，选材精当，评析兼顾知识性和学术性。
上海从新时期之初开始就成为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取得了出色的成就。1978年，施蛰存在华东师范大学为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讲座，领国内风气之先。19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设立国内首批比较文学硕士点，后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设立。1984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季羡林，副主编方重、施蛰存）在上海创刊，并在国内外人文学术界保持一贯的前沿性地位和影响力。1985年3月，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创立，贾植芳任会长。它是中国大陆地区最早成立的省市级比较文学专业学会。
80年代，上海地区的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成果。重要著译有：干永昌等编译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陈挺的《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方平的《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比较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廖鸿钧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林秀清的《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学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以及远浩一的论文《比较文学的两个支柱——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和谢天振的论文《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6期）等。1987年，贾植芳获得国家社科项目“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90年代，上海学人在比较文学的许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学科理论方面，陈惇、谢天振、孙景尧等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颇具影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如王智量主编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倪蕊琴主编的《论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卫茂平的（《中国对德语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等。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谢天振教授发表《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探索与争鸣》1990年 第6期），引发中外文学研究界对汉语翻译文学的重视。施蛰存、贾植芳分别主编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含翻译文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1999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初步完成了译介学理论的建构。在中外文论与比较诗学领域，有陈伯海的中西文论比较（《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殷国明的外来文论在中国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成果出版。
新世纪以来，上海的比较文学进一步走向深入。2001年，陈思和在《中国现代文学》第20期上发表论文《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引起积极反响。在1993年提出了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替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外来影响”的概念与方法的主张，意在打破传统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并重新确立世界多元语境中发生的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性和世界性意义。之后，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等文章中调整和完善了理论表述。同时，又在有关鲁迅、冯至等经典作家和阎连科、张炜、余华和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的一系列评论中，引入世界文学中的相关主题，阐发他们的创造性意义，并概括出这些作品中对“恶魔性”谱系的丰富和演化。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影响接受”模式，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构建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也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阐释，及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学流变中阐发与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谢天振教授先后出版了《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译林出版社2013）、《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18）以及《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等一系列著作，系统论述了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观念、译介学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翻译文学史如何建构等理论问题，完成了中国译介学理论的建构，使比较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领域，并在翻译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学科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建华领衔的学术团队在2009年获得上海地区本专业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后有成果12卷出版。此外，张新颖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1），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宋炳辉的《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中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陈伯海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等著作的出版，都是这一时期上海比较文学和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的成果涉及领域较广。在文学跨学科研究方面有叶舒宪的《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严锋《跨媒体的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等。海外汉学研究有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三卷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范劲《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符号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西方传教士研究有刘耘华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等。文学形象学研究有邵毅平《东洋的幻象,中日法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等。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有王宏图《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出版，在学界均有广泛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上海的文艺理论研究得到恢复，围绕形象思维、文学与生活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文学是人学、共同美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并形成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热潮，开始引进、介绍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美学、文艺新学科、文学和人类艺术学等领域展开研究，同时美学研究全方位展开。
90年代以后，重点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文化等的研究， 00年以后起，上海学界在西方文论、西方美学研究中出版了一批重要著作，同时对中国古今文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以及“文化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并开始关注都市文化的研究。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创立了“实践存在论美学”。
1978年前后，上海的文学理论研究得到恢复并从形象思维讨论拉开帷幕。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信中言及“诗要用形象思维”。1978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姜斌《诗要用形象思维——喜读<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月18日又发表蒋孔阳《诗歌创作与形象思维》。2月，《上海文艺》发表伍蠡甫《诗与画——形象思维漫谈》、白桦《形象思维管见》。讨论从漫谈转入理论研究轨道。1978年2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完成了《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第一辑的编辑工作，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蒋孔阳发表《形象思维与艺术》（《文学评论》第2期》）等多篇文章，呼吁文学家艺术家自觉运用形象思维方法，并系统阐述形象思维学说的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刊载了一系列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讨论的文章，主要有张怀瑾的《论形象思维》（1980年第2期）、苏鸿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看待形象思维》（1980年第2期）、冯能保的《论形象运动——关于形象思维的再认识》（1982年第4期）等。讨论持续10余年逐渐沉寂下去，毛泽东以形象思维比较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比”、 “兴”，也给日后勃兴的“意象”热提供了思路。但形象与思维的关系中，直观究竟占据多大地位，也还是多有不同意见。
1979年，《上海文学》4月号刊发署名为本刊评论员的文章《为文艺正名》，认为把文艺理解为“阶级斗争工具”不全面，也不科学。由此展开的讨论从上海波及全国，讨论的内容也从“工具论”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学者还就文艺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979年，钱谷融发表文章《生活之树常青——从“四人帮”的破坏谈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语文教学通讯》第1期），呼吁重视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上海文学理论界当即围绕“文学与生活”的主题展开讨论，相继发表10多篇文章，如朱立元、沙似鹏的《文艺应当反应社会生活的本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徐俊西的《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杨文虎的《论生活真实》（《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黄世瑜的《谈作家在反映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等。
1979年10月3日，蒋孔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谈文艺批评中的艺术标准》，提出生动性和典型性、真实性和真挚性、完美性和独创性、感染性和愉悦性，为文艺批评的4个标准，由此引发围绕文学批评定位的讨论。从标准一直延伸到对批评本身的深入定位，相关文章计有30余篇面世。许杰的《文艺批评首先应该是文艺》（《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提出文艺批评本身应是艺术之一种。王文生的《真善美——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认为历史上的一些批评只是从政治的功利出发，过多注意文艺的外部关系，不够重视文艺本身的内部规律。其他文章主要还有钱谷融的《谈文艺批评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4期）、徐中玉的《当前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宋耀良的《谈批评的有机思想》（《上海文学》1983年第6期）、吴亮的《对文学确定性的寻求——文学批评中的几个认识论问题》（《社会科学》1984年第10期）、殷国明的《文学评论要破除旧模式》（《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陈思和的《文学批评的位置》（《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夏中义的《应该及时留下新时期评论的史迹》(《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郜元宝的《从文学批评诸概念内容的冲突看批评的价值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等。
1980年钱谷融在《文艺研究》第3期刊文《<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强调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1981年《论“文学是人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3年钱谷融又在《书林》第3期上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就该文写作、发表和受批判提供背景材料。上海学界对此议题显示了高度重视。
1981年，徐俊西在《上海文学》第1期上刊出文章《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的疑义》，对恩格斯相关论述表示质疑。《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程代熙的《不能如此轻率地批评恩格斯》，就徐文进行商榷。该刊物同年又陆续发表后续文章，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1983年，王元化将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分文字集结成论文集《文学沉思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哲学角度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究，引起很大反响。1990年代开始王元化更多关注文艺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写出《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1993年）、《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一系列论著，提倡“新启蒙”。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一起被评为上海市文艺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王元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获国家图书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共同美”问题的讨论起步，1978年第1期《复旦学报》（复刊第一期）刊发了邱明正的《试论“共同美”》，作者不仅承认了“共同美”存在，而且将其定义为：“不同阶级的人们，甚至对立阶级的人们，对于同一审美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以及由此而得出相同或相近的审美评价。这就是所谓共同美。”上海的美学研究形成一系列相关重要成果。197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中华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上海秘书处等相继建立，呼应了全国范围的“美学热”。蒋孔阳发表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是一篇经典文献，就中国当代美学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派和实践派作出四分。1979年施昌东《先秦美学思想述评》由中华书局出版，开中国断代美学史研究先声；次年的《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亦广为传布。1982年冯契在《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论文《论真、善、美的理想》，主张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个性是知、意、情1981年上海美学学会成立，蒋孔阳任会长。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的美学研究向全方位铺开，影响被及全国。1988年，吴中杰出版教材《文艺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出修订本。蒋冰海的《美育学导论》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蒋孔阳撰写多年的《美学新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一个以创造论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同年王纪人、徐缉熙、杨文虎、凌珑等编的《文艺学教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获上海普通高校教材一等奖。
1989年，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举办了中国40年文学道路研讨会。全国各地作家、评论家以及日本、新加坡学者60余人到会。与会者发言涉及毛泽东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专题。
世纪之交以来，上海文艺学呈多元化发展。“失语症”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广泛讨论，上海学者多有参加。1998年，钱谷融在《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发表《文艺问题随想》，就“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同年徐中玉刊于《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的《文谈两则：“正本清源”、“殊途同归”》对20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回顾，提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问题，强调仍然需要不断启蒙。2000年，吴中杰在《复旦学报》第3期上发表《市场经济与市场文艺》，认为中国当前人文精神失落，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市场经济孕育的不充分之故。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元化任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提出了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学科与文化断裂的弊端和学科如何合理分工的问题。2002年，章培恒与陈思和在《复旦学报》第1期主持“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研究”专栏，旨在对中国文学做贯通性的研究，包含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以及文艺理论的革新探索。刊出论文有朱立元的《以现代行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骆玉明的《文学史的核心价值与古今演变》等。2003年，《学术月刊》第12期推出“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专辑。张德兴文章《以人为本探寻美的规律》认为蒋孔阳是从《巴黎手稿》出发，突出了美的规律的新视角。朱立元主编《当代中国美学第五派》，主张蒋孔阳美学思想可以与现有四派并驾齐驱，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第五派。蒋国忠在2002年出版《新编大学美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又出版《审美艺术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本人美育教学经验基础上，提出“审美艺术”的理念。
1978年开始，高校普遍恢复“马列文论”的必修课程。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研究热潮。1983年蒋国忠在《复旦学报》第6期上发表《本质真实是细节真实与关系真实的统一》，论证马克思重视作品的细节真实。朱立元不同意陆梅林视“美的规律”为对象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认为它必带上历史印记，强调异化劳动具有积极和消极意义上的两重性。朱立元参与论争的文章后来汇成《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学林出版社1992年，2014年出增补新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为题，在上海师大召开三校年度文艺学聚会。徐中玉、朱立元、吴中杰、应必诚、王纪人、徐缉熙、黄世瑜、楼昔勇、宋耀良、杨文虎、方克强等与会。会议的讨论记录刊发于《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认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当代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1998年，应必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巴黎手稿〉与美学问题》，认为功利的善和愉悦的美都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2004年，应必诚又在《学生月刊》第4期上发表《审美：属性、尺度、关系、规律》，进一步开拓《巴黎手稿》的美学意义。
199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2000年5月“面向新世纪的马列文论研究”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17届年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举行。近百人到会，提交论文40余篇，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回顾与前瞻及当代形态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强调 “回到”和“重读”马克思，不单是简单重复马克思原话，而是要背负当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同时呼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研究中，陆晓光论文《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引人注目。
新世纪以来，朱立元在蒋孔阳创造论实践美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实践和现代存在论思想为基础，批判地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实践存在论美学。1992年朱立元在《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学林出版社）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的概念，但是时理论内涵尚还单薄。2000年以后，从《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上的《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和次年被《新华文摘》第18期全文转载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开始，以及此后朱立元相继发表《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试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根基》（《复旦学报》2010第5期）、《试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两个本体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等近20篇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初步建构起沿承蒋孔阳美学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朱立元的基本立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打破主客两分的认识论，返回人与世界最本原的存在，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马克思高于海德格尔的地方，不只是是用实践范畴来揭示这一“此在在世”的基本形态，而且在《手稿》中马克思早于海氏80多年，已经明确提出了他的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现代存在论思想，故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真正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从实践存在论出发，美学能够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路，从而对主流派实践论美学有所突破。刘旭光是最早呼应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上海学者，撰写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新探》（《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知识谱系与理论支点》（《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旁征博引，论证实践存在论美学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具有的存在论意义。2008年，刘旭光出版《实践存在论的艺术哲学》（苏州大学出版社），开始将实践存在论诉诸艺术实践分析。朱志荣发表了《论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上海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价值》（《社会科学》2010第2期）等系列文章，并与王怀义合著《从实践美学到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认为从实践美学到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对先者的超越和互补，也是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
00年代后期，上海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2008年朱立元发表《新时期文论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文艺争鸣》第7期），支持钱中文、童庆炳主张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认为“审美意识形态”可比较完整地概括文艺本质特征，能够适应新时期以来文艺多远发展的基本态势。2009年，朱立元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分为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思考三个层面，力求全面考察过去一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08年，许明和马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在上海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心成员近年成果的一个展览。
2009年，王杰从南京大学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兼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所所长。在2009—2012三年期间，其主编有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从南京移师上海，从年刊改为半年刊，并进入南京大学的核心刊物CSSCI目录。2011年，上海交大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国际会议在上海交大召开，第二届会议201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召开。会后均出版了会议论文集。2010年，许明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1978年以来，上海一直是引进、介绍和阐释西方文论的主要窗口。1979年起，伍蠡甫早在1964年主编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论选》不断再版，厚达1100页。这部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选文之前都附有作者和篇章介绍的文选，成为全国高校西方文论的通行教科书以及之后各类西方文论选本的原型。1980年蒋孔阳出版《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该书写成于60年代作者青年时期，是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和汝信、杨宇《西方美学史论丛》之后，中国又一部研究西方美学的开拓性专著。不同于前者写美学史，后者为若干重要美学家的专题研究，《德国古典美学》则介于二者之间。中国西方美学研究领域，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是首次出现。该书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台湾谷风出版社将其列入《谷风文库》，出了繁体字版。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该书长篇概论中分别介绍了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广义上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作品。同年，蒋孔阳翻译出版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述评》（上海译文出版社）。该书被认为在国外是延续鲍桑葵的《美学史》，在国内是延续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脉络。三部著作的相关比较时有出现，如夏中义2010年发表的《<西方美学史>的洋为中用：兼及朱光潜与鲍桑葵和李斯托威尔之比较》（《文艺研究》第5期）。
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加强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研究”座谈会，3月17日，《文汇报》刊登伍蠡甫、钱谷融、蒋孔阳等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介绍有很大发展。1988年，夏中义出版《艺术链》（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契科夫、海明威、托尔斯泰等作家做了点评。瞿世镜的《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汇编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大量伍尔夫研究文献，给国内伍尔夫研究提供了丰实资料。其选编的《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则从伍尔夫研究有选择地扩大到包括亨利•詹姆斯在内的英美意识流小说理论。1988年，陆扬在《学术月刊》第2期上发表《解构主义批评简介》，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1989年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导论》出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学科丛书》之一。1989年，夏乾丰翻译的美国吉尔伯特和德国库恩合著的《美学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书与英国鲍桑葵的《美学史》同为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最为流行的两种西方美学史译著。2000年，陆扬出版《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该书避开构建体系，致力于在这一时期传世最多的神学著作来梳理考察文学，特别是与诗相关的理论和思想。
在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美学的介绍研究方面，王才勇先后翻译出版了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单行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朱立元与美国学者J. Block 合编英文版《当代中国美学》（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1995年由Peter Lang Publishing公司在美国出版，是第一部向国外介绍中国当代美学的著作。1997年，朱立元主编出版《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刘旭光出版了《海德格尔与美学》（上海三联书店）。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西方文论的研究与全国相似，呈现跨学科趋向，开始显示中国意识。1997年，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之后一版再版，并两度修订补充，相当一段时间内高居国内外国文学学科著作引证率的榜首。朱立元在该书导论中重申西方当代文化可以分为两大主潮的立场：一是人本主义文论，二是科学主义文论，由此凸显西方当代文论的两个转向：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岳川主编的一套10本《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其中上海作者近半，计有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陆扬的《精神分析文论》、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
199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献礼，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7卷本《西方美学通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一直叙述到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和“九五”重点科研项目，是国内第一部通史性西方美学史著作。，并先后获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8年，朱立元主编的三卷本《西方美学范畴史》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同一时期，西方文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在上海开始启动。1997年，包亚明主编了《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布尔迪厄、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各为一册。之后以空间为主题，包亚明先后编撰《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01）、《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003）、《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2005），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从2004年开始，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都市与文化译丛》，其中陆扬、刘佳林等翻译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2005）广有影响。丛书秉承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下沿的社会空间传统，有意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深化都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译丛总序引索亚的话说，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又说，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
2004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朱国华的《权力的文化逻辑：图绘布迪厄》。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2014年朱国华又出版《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认为柏拉图以降真理性一直被指认为文学艺术成为可能的精神本质，但真理自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艺术合法性其实依赖于真理的辩护。是以有必要引入权力的研究：权力作为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一方面成为文学得以兴盛的原因，使其构成了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曾军根据博士论文撰成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由2004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立足中国的接受史展开巴赫金研究。王峰2007年出版阐释学研究专著两种：《西方阐释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意义阐释与未来时间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后者从西方现代诠释学入手,试图把伽达默尔的文本诠释学改造为意义诠释学,并从意义诠释学的角度对大量文艺作品及现象做出独特分析。王峰谈西方文论更多带有一种问题意识，如《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学术一定要“中国”吗？》（《云南大学学报》2009第5期）等一系列文章。2012年，刘文谨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张生则先后译出朱迪思·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波德里亚的《美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上海学者对中国美学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林同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学史论集》是一本先驱性的探索著作。该书1987年台湾出繁体字版，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作为宗白华的学生，林同华1987年出版的《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也是这个领域的开拓性著作。1985年伍蠡甫主编出版《山水与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探讨中国山水画和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986年又出版《伍蠡甫艺术美学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入作者近半个世纪来撰写的37篇关于中国绘画艺术和绘画美学的文章。1986年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先秦哲学背景来条分缕析我国古代音乐的美学思想，探讨我国古代音乐本质和功用论述，开中国古代门类美学风气之先。1987年，冯契在《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上发表《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推举儒家“言志”和庄子寓言中的自由之道，可谓中国美学史上意境理论的滥觞。
上海学者在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颇有建树。王振复著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筑美学》（1987）和《建筑美学笔记》（2005）是这一领域的开拓性著作。后者着重论述孔子时代之前的宗庙建筑文化现象，有意识为建筑文化寻找一个历史的“根”。王振复以《周易的美学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周易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确立了在全国周易美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在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陈大康刊于《文艺理论研究》 1990 年第 3 期的《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中国通俗小说的起点。谭帆刊于1998年第1期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亦为通俗小说张目，认为小说无非介乎雅、俗之间，以往的小说评点研究过于偏重理论角度，是以小说评点之价值可概括为“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三个层面，而求其“原生状态”。后来在谭帆又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上刊文《“俗文学”辩》，认为俗文学研究然已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但“俗文学”学科性质的模糊,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等含混不清,严重制约了俗文学研究的进展，故需革故鼎新，打开新的局面。祁志祥在佛教美学研究中著有《佛教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似花非花——佛教美学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和《中国佛教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汪涌豪的《古代文论范畴论》（1999）以宏观的视野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形成的内部规律。
00年以后，在中国美学的综合性研究中，上海学者也发表有一系列论著。1993年，陈伟出版《中国现代美学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振复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和《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上下两卷，将中国美学的文脉分为前春秋、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明、清代七个时期，并提供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大量资料。2003年，吴中杰的《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卷插图本出版。该书试图建立相对清晰的中国美学范畴体系，获教育部2001年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王振复的《中国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为此一领域的典范之作。2008年，祁志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中国美学通史》，该书定义美学为感觉学，有意融儒、道、墨、佛、玄美学思想与诗、文、书、画、音乐、园林美学理论于一体，自成一说。
朱志荣200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学简史》，认为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中国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美学是互补的，中国美学的独特性对世界美学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年，朱志荣的《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追讨了夏商周时期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形称，分析是时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器皿，甲骨文和金文等文字，以及文学等艺术形态中的审美特点，充实了中国上古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2012年，朱志荣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中国艺术哲学》，为国内第一部同类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学者多有参与。但上海文艺学界对于是时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移植热情显得相对理性。1987年，林骧华、朱立元、顾晓鸣、居延安主编过一本《文艺新学科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对文艺心理学、文学符号等20多门文艺新学科探流溯源，分别介绍了其基本原理和代表作。花建1989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社会学》，提出现代科学可作为把握已知世界的一种认识工具；1990年发表《文艺新科学方法更新论》（《社会科学》第11期），视科学方法论为文艺新学科研究方法的深刻革命和不断更新；1992年又出版《文艺新学科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尝试从宏观角度概括文艺新学科的起因、特征、方法、布局和发展规律。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在文学和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崭露头角。1986年，方克强在《上海文论》第10期上发表评论《人类学与文学》，同年又在《上海文学》第10期上发表《神话和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引证神话原型批评，呼吁从历史感与现实性的结合中，探讨当代文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超越。1992年，方克强出版了专著《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蒋孔阳和郑元者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思考》，有意识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美学中，并置于马克思主义视界加以思考。1999年11月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郑元者担任首任会长。郑元者相继在复旦大学开设《人类学美学》、《艺术人类学导论》课程，并与郑土有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创建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200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准。
90年代，文化研究成为上海学者关注的重点。这里说的“文化研究”是就其广泛意义而言，大体相当于传统文论中的“外部研究”。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上刊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记录王晓明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围绕物质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展开的讨论，揭开人文精神大讨论。以王晓明和陈思和为核心的后续讨论记录，次年相继刊于《读书》杂志，《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由此引发全国性的讨论。1994年，张汝伦发表在《复旦学报》第3期《论大众文化》，借用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立场展开大众文化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工业，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市场要求代替了精神要求，使得大众文化注定平庸和雷同。同年杨扬发表《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有意梳理精英文化和社会低层大众文化尖锐冲突的来龙去脉。上述文章可视为我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先导，旗帜鲜明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2004年，王晓明从现当代文学转型，在上海大学创建了隶属文学院的文化研究系，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化研究系，对于文化研究进入高校体制具有标志性意义。
2000年，陆扬和王毅合撰的小册子《大众文化与传媒》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是国内第一本择要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著述。2001年陆扬和王毅选编的《大众文化研究》出版，是国内较早的一部解决了版权问题的翻译文集。《大众文化与传媒》后被收入陆扬和王毅合撰的《文化研究导论》，作为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在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本土学者撰写的文化研究教科书。2008年陆扬主编出版高等教育“十一五”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文化研究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为《文化研究导论》的姐妹篇。2012年陆扬主编另一本的《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后来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从2002年开始，国内文艺学界发生持续将近10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应是文化研究中国本土化的一个尝试。2002年，陆扬和张岩冰合译的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在译文出版社出版，这部主张后现代与传统并进的文集，后来成为国内论证日常生活审美化必有引述的一个西方理论经典。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联手长春的《文艺争鸣》，在第6期上刊出总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一组笔谈文章。以陶东风、金元浦、王德胜为首，通力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张目。这一组文章中上海学者朱国华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发出不同声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生活现实，但是它未必是当代中国的生活现实，以谨慎对待为好。
曾军2008年主编出版了《文化批评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同年发表论文《文化批评的当代转型与文艺学的学科重建》（《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同时面对着文学的文化批评、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和中国式文化批评传统三因素的影响，过去30年间，文艺学学科知识发生了从审美化向文化化的演变。2002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为孙逊，年度特聘研究员分别有陈思和、王晓明、许纪霖、熊月之、王安忆、杨剑龙、苏智良、薛毅、张旭东等。上海师大文艺学教研组的刘士林，即调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从他的《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国诗性文化》（海南出版社2006年）到《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一系列都市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可以大体见出上海城市研究文化学派的酝酿踪迹。2010年，王晓明在《上海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回顾文化研究在大学体制中走过的风风雨雨历程，呼吁直面中国本土日常经验。2011年，张岩冰和彭薇译出安吉拉·默克罗比的一部青年亚文化研究著作《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由上可见，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性交叉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语境，首先是从文学研究中发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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