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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十章 宗教学

发布日期:2019-07-08

 

第十章 宗教学

编纂责任人:晏可佳

编纂组成员:张靓  张永广

第一节  宗教学基础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2月首次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于昆明召开,上海罗竹风、郑建业、萧志恬等出席。会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1988年更名为中国宗教学会),罗竹风被推选为副会长,并作题为《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阐述了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要做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罗竹风在会上还提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建宗教研究所的设想。在他的推动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1980年6月向市委提出“关于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宗教学会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上海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同意成立宗教研究所及宗教学会,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1982年3月,作为上海市宗教研究领域内的第一个联合政、教、学三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上海市宗教学会正式成立,罗竹风担任首届会长。

70年代末,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宗教学研究展开,探讨涉及“宗教”的重大社会理论问题。1979年起,在宗教认识论方面,围绕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有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在南方与北方学者之间发生争论,被形象地称作“南北鸦片战争”。1980年4月,郑建业在《宗教》第1期上发表《从宗教与鸦片谈起》,试图对这一著名论断做出合乎经典原意的解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主的北方学者坚持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罗竹风相继在1982年,1983年的上海市宗教学会年会上发表讲话,明确反对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为指导思想研究宗教,针对“宗教鸦片论”发表了不同意见。“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宗教问题,这是他同唯心主义者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明显区分。如果把马克思说的某一句话从他的前言后语孤立起来,断章取义,那必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问题探索文集》1983年内部发行。)“学习马克思有关宗教的理论,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刊载于《宗教》1984年第3期。)

1980225日,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总结宗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统战部门从9个方面总结建国30年来的宗教工作,尤其要就“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界人士的阶级属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见解。此后,中央有关部门“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第19号文件),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为宗教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这一时期,上海宗教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等问题成为研究热点。罗竹风,肖志恬、刘建、陈耀庭、业露华、王雷泉等学者通过各学术会议,以及《宗教》、《宗教问题探索》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成果。1983年,尹大贻在《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观点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的区别》(《宗教问题探索》)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必须要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强调在认清宗教的本质以后,并不需要纠缠在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必须转到从政治的批判、现实斗争的开展来消除宗教产生的根源。而这是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的依据。宗教是现实苦难的反映,是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宗教的麻痹作用是因社会政治而造成的,不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就不能解决。1985年,罗伟虹的《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宗教问题探索》),对马克思宗教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单纯批判宗教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反宗教的斗争。他关心的是对社会、对国家问题的批判。如果认为宗教有其不变的本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起消极作用,恰恰是以抽象绝对的观点看待宗教,离开了马克思关于宗教分析的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1987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就如何正确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及宗教的本质等问题予以讨论,总结认为:“鸦片”乃是对宗教在阶级社会一定条件下所起消极作用的形象化的比喻;历史上宗教的作用因时代、社会条件不同而不同,不能一律用“鸦片”来概括;“鸦片”,不是对宗教本质的揭示,更不能用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的作用。(罗竹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与此同时,另一个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也在进行着。1982年10月,在全国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座谈会上,胡乔木希望大家开展研究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命题。1983年,由罗竹风、萧志恬负责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被列为“六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以此课题为核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复旦大学的研究者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深入全国各地约12个省市展开社会调研。1984年上海市宗教学会年会上,阮仁泽介绍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三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情况,提出研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也即从我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力戒围绕着所谓权威性的言论,连篇累牍地兜圈子。力求在理论严谨的前提下,敢于提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为实际研究中的指导思想,调查的地方包括江苏、浙江、河南等十余省,吉林省延边、青海省的塔尔寺,云南小石桥等边远地区。根据这些实地调查,研究成果主要收录于《宗教问题探索一九八四年文集》中,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5年内部发行。

1985年,在《宗教问题探索一九八四年文集》(内部发行),收录发表数篇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上海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探索的研究成果。肖志恬的论文《试论我国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系统论证了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并且,随着讨论的开展,这一命题逐渐定名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刘建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若干探索》,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为基础,指出宗教自身也会随着历史社会的变革而变革。在我国,随着解放思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宗教界正在重新开始对社会主义时期神学思想进行探索,“有助于使宗教徒对社会主义社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尹大贻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指出应该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宗教与之相适应的问题,任何一种宗教的历史就是它适应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于三个因素:广大宗教信仰者是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信仰者以公民身份参加社会主义的物质建设,其信仰与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矛盾;宗教信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此外,就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如何处理无神论宣传与宗教间的关系也予以阐述。胡景钟、王雷泉的《浅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存在》,指出宗教在社会主义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会产生严重的阻碍;根据宗教在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层次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求同存异,大力发展与宗教徒具有共同语言的那些因素,使宗教徒在建设两个“文明”的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反对“左”的倾向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随着社会变革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宗教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求是(沈以藩)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社会原因》,从6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仍有宗教得以存在的一定的土壤。此外,张绥的《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认识原因》,陈耀庭的《宗教的身影将长留在你的眼前——从人的宗教心理探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札记》,罗伟虹的《宗教道德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变化及其社会作用》则分别从人的认识论,心理学层面以及道德论层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存在原因。

1987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以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和访谈资料,论证了“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第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不仅必然,而且可能。第二,协调的基础是信教者和不信教者在政治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就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不应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观上的差异性推演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第三,协调是双方的,政府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教徒应奉公守法,爱国爱教。《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被国内学术界认为是全国第一本论述社会主义中国宗教的专著,特别是其在理论上的探索与突破:(1)在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层面,指出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2)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各宗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制度和宗教教义等各方面已发生变化,已经变成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其性质已不同于宗教在几千年阶级社会中的情况。(3)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必须认真严肃对待。要充分认识宗教本身的发展规律,试图以行政手段人为地去消灭宗教,结果一定事与愿违。(4)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协调。(5)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该著作开辟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新的道路,也是一部以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研究中国现实宗教问题的开山力作,在海外也引起反响,1991年美国M. E. Sharpe出版社以Religion Under Socialism in China为名翻译出版。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通知》(6号文件),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一时期,上海宗教学研究在宏观理论层面形成的突破,也为研究者从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宗教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82,郑建业在《学术月刊》第五期发表《从比较宗教学看汉族与宗教》,认为汉族的宗教倾向特别淡薄,因此,宗教在汉族中基本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8月,《社会科学》第八期刊载高振农的《确认公民信教自由和宗教自由》。1983年,龚方震发表《唐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从语言学入手,将碑文中的古叙利亚文全文译出,并作若干考证。1985年,宗尧的《从基督教现状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分析了具体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变化。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该书对佛教哲学的原始面貌及基本思想、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隋唐佛学各大宗派的哲学思想以及两宋至近代佛学的概况等分别作了阐述。1986年,龚方震继续其在宗教与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发表《西域宗教杂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从古代历史和语言学为研究线索,关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宗教。1988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由罗竹风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全书共收条目1200余条,彩图插页206幅,约计166万字,是国内第一部宗教的大型百科全书。同年12月,高振农发表了《上海近十年来宗教学术讨论概述》(《探索与争鸣》第六期),对上海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80年代后期的宗教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

  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季刊《当代宗教研究》(内刊)创刊,由萧志恬任主编。该刊承续了研究当代情况和问题的特色,发挥了应有的学科平台作用,在海内外学术界、政界和宗教界中一直保持较大影响,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有不少被全文译载在国外的杂志上。

90年代,上海宗教学对于当代宗教问题的研究继续有所突破。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由罗竹风主编的《人·社会·宗教》一书。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全书共分两编,第一编“世纪之交的宗教观”,从宗教内部、人和宗教关系、社会和宗教关系等角度入手探索宗教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第二编“20世纪宗教学发展的轨迹”,从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史学和比较宗教学等学科的发展,介绍了宗教学的历史发展及各分支学科的形成和研究成果。该书广泛吸收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宗教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联系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实际进行分析阐述。围绕党和政府“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继续关注于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的研究,进行理论探讨。1996年,由罗伟虹负责的“八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宗教问题研究”完成。该课题对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五大宗教的基本状况、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对策思路做了全面阐述,资料扎实,分析中肯。1998年,钟国发的论文《试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创新意义》,从剖析社会主义社会传统宗教问题理论的失误及宗教政策变化的曲折过程入手,论证了“相适应”论的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

在关注国内外宗教发展新动态的同时,开始重视新兴宗教和邪教问题的研究。1995年12月,陈耀庭在《热点透视》第9期发表《关于新宗教问题》,对什么是“新兴宗教”以及新兴宗教的特征作了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新兴宗教”的一种看法是以宗教政治学或宗教政策学角度为立足点,认为在中国除了传统的五大宗教之外其他都是“新兴宗教”;另一种看法是从宗教史的观点出发,以宗教创立时间的长短来区分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作者概括了新兴宗教的5个特征,并指出社会各界应共同关注“新兴宗教热”现象,改变目前对新兴宗教研究理论上相对滞后的状况。1997年,张龙华在《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新兴宗教团体存在的心理因素分析》,从个人心理及情感角度,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新兴宗教团体之发展作了分析。认为新兴宗教的大量涌现,反映出当代社会现实与传统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巨大分裂。当传统价值观不能适应人们的精神现状及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追求时,许多人便会在主流社会之外去寻觅,因此新兴宗教的出现有其客观的社会和心理根源。现代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是现实和历史的冲突在一部分人的意识及行为中的社会表现,不能简单地以主流宗教作为评价标准,而将非主流宗教一概视为“邪教”。同年,罗伟虹的《巫医神汉活动会不会发展成为新宗教》(《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从现实问题着手对新宗教活动作了分析,认为近年来在某些地区的巫医神汉活动,以及在当前气功热中出现的一些伪气功师,都以带有神秘主义的演示来骗取信众,而神秘主义正是宗教与巫术的相通点。作者概述了近年来新宗教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并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新宗教团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但是,某些巫医神汉及其形成的组织已经呈现了新宗教甚至邪教的特征,对此必须加以警惕。1997年,钟国发作《民国时期新兴宗教扫描》(《当代宗教研究》第4期)把会道门纳入新兴宗教的研究范围,从而把“新兴宗教”理解为古代就有的反传统宗教。同年,傅聚文的《巴哈伊教近年发展的概况和特点》(《当代宗教研究》年第2期)对发展迅速的新兴宗教巴哈伊教的活动作了概述。葛壮的《浅析邪教》(《当代宗教研究》第3期)论述了邪教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提出邪教是一切不正派的宗教派别或有害社会和民众的秘密组织的统称,但不能认为所有新兴宗教都是邪教。

90年代,介由史学展开的宗教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90年3月,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张绥的《犹太教与开封犹太人》。同年11月,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史前宗教与古代宗教”、“佛教”、“道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等7编,从现实角度看待宗教的历史发展,既介绍各个宗教的以往,也关注其现实状况,探讨了二者之间内在联系,旨在客观反映宗教的历史发展。1991年8月,《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刊载龚方震的《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文章从阿拉伯史料中辑录了25位古代阿拉伯人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以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前及在中国传教初期,中国西域的宗教状况。本文论证资料,绝大多数为中国其他著作中未曾提及,弥足珍贵。1992年,阮仁泽、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述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宗教史,内容包括了上海地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历史,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客观的宗教观,为深入研究中国地方宗教史提供了参考。(?)同年,在中西交通史与宗教领域,龚方震出版《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主要阐述汉文化与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东罗马文化等的交流与融合,涉及诸多宗教方面的内容。文中对前人未及注意或论述有误之处有所补证。如,之前治我国景教史者常忽视西域之景教,书中皆予以论述。1994年龚方震的《拜占庭的智慧:抵挡忧患的经世之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希腊正教的历史和文化作了生动而独到的论述。1998年,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大量文献材料,理清了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时间,并对历来被认为是阙失的有关此事件的汉语文献进行考究,且将研究重点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中西思想比较的大背景之下历史、文献以及事件的意义,分层剖析了历史事件在中国与西方所引发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发。同年,龚方震与晏可佳合著《祆教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首部全面研究祆教及其东传的专著。1999年,葛壮著《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重点描述近代上海宗教在适应都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些特点,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出版基金的资助,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8—1999年度)著作二等奖。1998年,张化发表《试论上海地方政府和教会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系首篇探讨上海地方政府和教会关系的文章;分析了历史中上海和外埠政教关系有何不同,不同的程度如何,并探讨了不同的原因。

2000年以后,上海宗教学的研究视野逐步拓宽,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打开了思考路径,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研究在学理上深入探索。

这一时期,民间信仰进入研究视野,成为宗教研究的一个新领域。2002年,王宏刚的《萨满教舞蹈及其象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探索了东北各少数民族萨满舞蹈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研究了萨满教舞蹈及相关服饰、神器所表达的象征意义的文化内涵,不仅填补了东北民族舞蹈史——乃至中国舞蹈史的空白,丰富了中国萨满教的研究领域,也推动了国际萨满教研究的深入发展。本书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2—2003年度)著作二等奖。2006年范荧出版《上海民间信仰》,从区域性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对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习俗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运用尽可能翔实而准确的历史资料来揭示上海民间信仰习俗的发展和演变。2009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在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理论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具备了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集十几位对这一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共同深入探讨有关民间信仰的话题,希望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该书就是这一过程的记录。2010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合作召开了“中国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研究之中欧视角”学术研讨会,从主题性及方法论两方面展现了中国和欧洲学术界针对明清时代至近代、现代中国大陆及台湾两地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的研究,包括地区性宗教生活(如针对江南、河北、山西、福建、四川及台湾等地)、神灵信仰(如妈祖、龙王、孔子及五通等)、善书、巫术恐慌以及民间宗教团体和社会及其它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等。

同时,宗教史学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2004年,张化的《上海宗教通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上海地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理教、东正教、犹太教、祆教、锡克教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梳理,用大量的图表和统计数据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上海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2007年,李天纲的《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为线索,围绕天主教和儒学的关系,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作者在研读文献和考订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中西比较,对所涉内容进行“跨文化诠释”。书中引述的诸多中外文献是近年来学术界新发现的档案文献,不少是作者从明清史籍中查考的相关记载。作者认为明清之际,欧洲耶稣会士和中国儒生之间有着比一般器物层面更为深入的精神交往,甚而在儒家“经学”和天主教“神学”之间展开过深入的学术探讨。这样的相遇,给予世界的是一种“人文主义”,而非“殖民主义”。

这一时期,西方宗教学理论的影响愈加显著,从“世俗化”理论到“宗教市场论”不断推动上海宗教学的发展。

在宗教哲学方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基于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基础,由胡景钟、张庆熊、尹大贻、王雷泉编译的《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于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所选入的文章涉及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的属性,奇迹和死后的生命,恶和神正论的问题,信仰意志和宗教经验,信仰与理性,宗教和伦理,对宗教的认识和展望,宗教符号和语言等九个方面50篇文章。同年,张庆熊与徐以骅共同主编的《基督教学术》丛书第1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每辑另设独立主题,比如2004年出版的第2辑以“宗教、道教与社会关怀为中心,所选文章围绕着道德意识与宗教精神从不同方面分别论述。至2009年,该丛书出版至第8辑。

在宗教社会学方面,上海的研究者们在经历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专业方法的多年积累后,将研究的重心逐渐聚拢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在此过程中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关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数字约3亿引发了学术团体以外的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该课题完整的调查报告于2007年正式公布出版。2005年,李向平发表《和谐社会与宗教资源的制度整合——宗教事务与构建和谐社会诸关系》(《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在与其它社会领域发生关联时,必然要越出固有的界限而对非信教公民发生影响,从而凸现了宗教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为此,宗教和谐或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大致表达为三个层面:即宗教团体的内部和谐、宗教间的和谐及宗教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它们构成了宗教和谐的基本结构。2006年,李向平先后出版《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和《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着眼于中国传统宗教制度,其关键在于宗教与权力秩序的纠合。一方面,宗教是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所谓“君权神授”正是这一制度的观念表达;另一方面,则所谓“造反有理”,宗教也成为了结束旧的统治合法性和建立新的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基础。中国人始终徘徊在这样一个“受命”与“革命”的循环中,从而演绎了中国封建王朝江山轮流坐的循环历史。该著作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二等奖。后者主要围绕两个概念“社会性”和“合法性”来展开论述。作者的分析视角在于宗教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其主要论点为,一个合理的宗教体系,必须将宗教置于社会领域,并以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的制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理由。如果宗教体系具备了这些合法性的因素,则宗教就成为了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得以从上层建筑落地于民间社会,构成在法律框架之中合法运作的一个价值体系。2007年,范丽珠组织翻译出版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尽管该书是译著,但针对中国社会,首次提出了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中国社会民间信仰(Chinese Popular Religion),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同年,李向平发表《“场所”为中心的“宗教很多空间”--变迁中的中国“宗教制度”》(香港《基督教文化评论》,2007年,第26期),通过辨析“宗教制度”与“制度宗教”的社会学含义,指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将主要围绕“宗教”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以定义和分析宗教团体及其活动场所的社会特征。并针对中国宗教的具体实践,提出更为适用的“宗教活动空间”概念,以深刻解释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宗教实践模式。2008年,张化的论文《三十年来宗教工作领域执政理念与施政方式的微调和渐进》,在上海市社联“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评选中,获优秀论文奖。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执政理念与施政方式有过3次调整,调整路径是:观察宗教问题的着眼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侧重点逐渐从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功能。

2003年,徐以骅译介出版《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为读者揭示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政治的关系,表达了宗教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潜在性。同时,也确立了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这一交叉学科在上海的研究基础。2004年1月,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的丛书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丛书全地探讨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和社会文化中的作用,相关国内外美国宗教研究成果2010年出版至第6辑。2005年,徐以骅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随后,他相继发表《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论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在海外倡导所谓宗教自由、或推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与章远合著),指出和平与安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目标,主权国家和政府均采取多重政策手段以谋求自身安全及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本文结合中国“强国弱宗教”的社会现实,从宗教作用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功能路径、影响范式以及与内外政治环境的系统动态互补等三个方面来阐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进一步厘清并阐述了宗教事务在中国国际关系事务中的影响与作用。201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0年7月8日),认为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被称为“全球宗教复兴”,而全球化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新兴宗教与反邪教研究领域,2002年罗伟虹著《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全球视野,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角度,探讨邪教的特点、成因,以及各国各界反邪教经验,受到学术界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2004年12月4-5日,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反邪教协会联合召开“转型社会中的新兴宗教、邪教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和上海市反邪教协会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旨在厘清社会转型时期新兴宗教的发展脉络,辨析新兴宗教与邪教之间的差异,为打击各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智识支持。

这一时期还发表有若干重要的综论性(译)著作,旨在推介、综合和反思国内外宗教学研究的成果。2004年,晏可佳、吴晓群和姚蓓琴合译的三卷本《宗教思想史》出版,该书为上世纪著名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代表作。2006年,范丽珠等人编著《当代世界宗教学》,概述了西方宗教和宗教性学术传统,并论证这些精神的皈依同样存在于中国民间信仰与实践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本书不仅介绍西方宗教意识与西方社会的宗教性,更关注到中西方现代化内在动力的相同性和相异性,提出宗教在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几种观点,思考了中国宗教和宗教性对世界文明和平发展可能的贡献。

2010年,晏可佳主编的《中国宗教与中国宗教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作为“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系列之一,回顾了60年来中国宗教和宗教学的变迁,特别是近30年来上海宗教界、宗教工作部门以及宗教研究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节  佛教研究

上海的佛教研究与全国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新起步。当时重点对佛教思想、佛教历史、当代佛教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在佛教思想研究上,1982年严北溟在《论佛教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挑战》(《哲学研究》,第2期)分析了佛教哲学以不挑战为挑战的实质和奥妙之处,1984年他还撰写《儒道佛思想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在比较研究中讨论佛教思想。1982年陈士强在《佛教“格义”法的起因》(《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探究了中国早期佛教的一种奇特现象——“格义”。在佛教宗派思想研究上,1987年王雷泉在《天台宗止观学说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中,对中国佛教天台宗止观学说的宗教和哲学意义作了探讨,指出天台宗空假中的思维方式反映了思维从抽象到具体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在认识论上具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实质是离开社会实践,诉诸超越理性思维的神秘直觉,来解决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

在佛教历史研究上,1981年高振农在《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一文中,探究了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在近代佛教思想研究方面,1986年高振农在《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中指出,近代佛学研究丰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思想内容。此外,他还撰写了佛教历史概括性的论著——《中国佛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988年游有维出版了《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步梳理了上海近代佛教发展历程。1988年陈允吉出版《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了唐代佛教与文学的关系。

在当代佛教问题研究上,1984年高振农在《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宗教问题探索》)一文中分析了佛教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原因及应努力的方向。1984年,游有维《建国以来我国佛教状况的根本变化》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我国佛教的新变化(《宗教问题探索》)。同年,方兴《佛教公益事业古今谈》考察了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情况(《宗教问题探索》)。此后,1985年方兴发表《佛教道德的社会作用》(《宗教问题探索》),1988年高振农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佛教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宗教问题探索》)等。

20世纪90年代,上海地区的佛教研究进入集中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有关佛教历史研究逐渐集中于上海佛教历史,特别是近代上海佛教历史研究上。1990年高振农在《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近代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指出近代上海佛教除了寺院经济、佛教信仰和佛教仪礼有所变化,弘传佛教的中心已由寺院转向新兴的佛教团体外,上海佛教不仅处于全国佛教的领导地位和发展中心,而且在整理古代文化、培养佛学人才和举办慈善事业等方面都起有一定的作用。1992年他还出版了近代中国佛教概论性专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沈去疾考察了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宗教问题探索》)。1997年葛壮在《略论近代上海佛教文化》(《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开埠后的上海作为近代全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以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及诸种有利因素,令是地的佛教文化获得千年难遇的历史良机。佛寺的迅速增加,居士社团的涌现,佛学研究与各项文化事业的全面展开,佛教各宗派的勃兴,中外佛教联系渠道的拓展等,反映了近代沪上佛教复兴的显著成就,这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册上最为辉煌的篇章。1997年李向平在《近代中日知识分子的佛教因缘》(《浙江学刊》,第6期)一文中指出,面对西洋文化理念及其价值体系的猛烈冲击,近代中日两国思想界都曾借重佛教文化以建设能超越西洋文化坐标的、凸显主体性与独立性并体现真实生命关怀的东方新文化。在近代著名佛教人物研究方面,1990年沈去疾出版了《应慈法师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出版了《印光法师年谱》(天地出版社)。1996年,明暘主编了《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

同时逐步拓展了当代佛教问题的研究。1993年6月25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佛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小型专题研讨会,就如何真实理解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与现代化、佛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及佛教与当代社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5年王雷泉发表《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指出,佛教必须回应世俗化的挑战,调整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的关系,使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三者保持均衡发展。业露华在《佛教伦理与中国社会》(《宗教问题探索》,1997年)一文中指出,在研究佛教伦理思想时,必须注意佛教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高振农在《试论佛教如何与当今社会相适应》一文中指出,佛教需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宗教问题探索》,1998年)。刘元春考察了澳门佛教及其信仰特点(《宗教问题探索》,1998年)。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对佛教思想的研究更趋细化。在近代佛教思想研究方面,1991年高振农发表《梁漱溟的佛教思想》(《宗教问题探索》)。有关佛教思想的研究还有,业露华《略论智旭大师的净土著述》(《宗教问题探索》,1992年),夏金华《希迁<参同契>与魏伯阳<参同契>》(《宗教问题探索》,1992年),姚南强《法称因明探析》(《宗教问题探索》,1992年)等等。在佛教因明学研究方面,1996年郑伟宏出版了《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后又于1999年出版了《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佛教唯识学研究方面,1998年吴学国在《唯识学:缘起论与业力说的矛盾消解》(《学术月刊》第10期)一文中指出,在佛教思想的两大基石,即缘起理论与业力学说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一致性,由此必然导致僧伽内部的思想分裂。在“人间佛教”研究方面,李向平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变迁历程、多彩多姿,在其现代性问题层面上,遂与革命话语关联密切,并分别以“应用佛学”、“革命佛学”、“人间佛教”、“单位佛教”等历史形态,呈现出复杂的“革命走向”,衍生出相当丰富的现代性问题。(《人间佛教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进入21世纪,上海地区的佛教研究进入繁荣期。各主要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佛教研究队伍已经形成,众多研究课题得到深入拓展。有关当代佛教问题的研究则逐渐增多,也反映了佛教则现实社会中的影响逐渐显现。

在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逐渐深入扩展为对各主要佛教宗派的具体研究。2000年李向平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个新阐释——法相唯识宗千年兴衰史新探》(《学术月刊》,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法相唯识宗作为中国佛教哲学的一大宗派,在千年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得到了再度的复兴。2003年吴学国在其所著的《境界与言诠:唯识的存有论向语言层面的转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存在论和佛教中的唯识宗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具体阐述了语言与自我、名言与物器、境与相等问题、并详尽地分析了唯识宗的主要理论。2006年郑伟宏出版了《汉传佛教因明研究》,研究了汉传佛教因明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

在禅宗研究方面,刘元春对中国禅宗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结集出版为《中国佛教禅法精神与实践》一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葛兆光撰写了《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版)一书;2009年韩凤鸣在《佛教及佛教禅宗的时间哲学解读》(《哲学研究》第8期)一文中指出,对于禅宗来说,世俗时间一维性的事实是基于意识流动的一维性的主观印象,生命及其绵延始于意识的执取;当意识还原其缘生空性时,时间的世俗化历史失去支点,自在、无限的时间生命就坦露出来。

在律宗研究方面,严耀中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社会约束,彼此在各个层面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并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尽可能地扩大了社会约束的覆盖面,从而呈现较长期的稳定与凝固。严耀中还在所著的《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一书中,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规范与儒家伦理和礼制的交流、互动,展示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还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佛教戒律进行方向性的改造。严耀中有关佛教戒律的论文还有:《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试论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述论佛教戒律的玄化与道化》(《敦煌学辑刊》, 2007年第4期)、《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这一时期有关佛教经典及教义、仪轨、伦理思想研究得以拓展。在佛教经典研究方面,方广锠专门对中国写本大藏经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对佛教初传时期到会昌灭佛后这一时段内的佛教写本大藏经的酝酿、发展、成熟乃至系统化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其功能形态进行分类和考证。他还撰文《写本藏经的分期与特点》(《文史哲》,2007年第3期),讨论了写本藏经的分期与特点。方广锠还对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简目》(《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等。2007年陈士强出版了《大藏经总目提要.经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本书分为长阿含部、中阿含部、杂阿含部、增一阿含部、其他小乘经部等五大部,共收录汉译小乘经三百五十二部八百十一卷。2010年郑伟宏出版了《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校释部分以《赵城金藏》广胜寺本为底本,金陵刻经处本为配补,对原文作了精心的校点和详细的解释。

在佛教本体论研究方面,2000年夏金华撰文《中国佛教的特色:平民化、禅观实践与圆融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中国佛教的三大特色是:平民化、禅观实践与圆融精神。2002年夏金华在《佛学理论中有“本体论”学说吗?》(《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一文中指出,佛学界普遍存在的以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学说来解释佛学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佛学中并不存在与“本体论”相同或相似的学说,其根本宗旨是服务于佛教的修行实践,并且格外强调经验的理论。夏金华还出版了《中国佛教的制度与仪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大致包括出家制度及其差别、受戒与沙弥十戒、沙弥的出家仪式、僧人的僧衣、丛林制度,以及各种法会等。

在佛教的伦理观念方面,2000年业露华在《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概述》(《佛学研究》)一文中,讨论了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2002年夏金华等著书论述了佛教的善恶观(《黑黑白白 : 佛教善恶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刘元春著书论证了佛教的生态观(《共生共荣 : 佛教生态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韩凤鸣撰写了《自由人生 : 佛教解脱观》(宗教文化出版社),从不同的视角入手,对佛教解脱理论进行了专门探讨。夏金华还在《论佛教平等观的独特性及其表现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佛教的平等观相对于其他宗教、中外哲学或思想家的观点来说,它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华东师范大学唐忠毛在《佛教平等观的向度及其现实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佛教的平等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平等意识与平等诉求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同时,佛教平等思想的现代诠释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佛教因明学研究方面,郑伟宏先后撰写了《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中华书局 2007),他在《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印度逻辑史上首次创建演绎论证式应当归功于佛教逻辑。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是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对佛教历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和深入。

在佛教史学理论研究方面,2001年严耀中在《佛教形态的演变与中国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佛教(这里指的是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及其他国家的佛教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佛教的外在形态更具有地域特征。2002年严耀中在《试论佛教史学》(《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认为,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2006年高振农著《中国佛教源流》(九州出版社),简要介绍了中国佛教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包括: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佛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中国少数民族的佛教等。马德邻在《佛教史视野中的“聖”和“隐僧”》(《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中,讨论了在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史上存在过被称为“隐僧”和“聖”的团体,指出它们在各自国家的佛教发展史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尤其是在推进宗教改革、向民众的普及佛教以及倡导社会救济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可见两国佛教文化的不同走向。

在分期佛教史方面,2002年严耀中讨论了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情况(《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03年夏金华论述了隋唐佛学的三大核心理论,即缘起、佛性与成佛(《缘起 佛性 成佛 : 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议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曹刚华在《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阐述宋代佛教史籍兴盛的原因、宋代佛教史籍的刊行与流传、宋代佛教史籍的体裁与体例、宋代佛教史籍中的思想文化内涵等内容。他还在《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2008年夏广兴还著书论证密宗在唐五代流播过程中对社会及文学艺术的影响。(《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葛兆光撰写了《<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一文(《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2010年夏广兴在《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中指出,祈雨活动从理论及实践上更加完善,直接影响着佛教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地方佛教史研究方面,严耀中2000年出版《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所著的《中国东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研究和论说中国佛教在东南地区传播、发展及其演变历史,以及东南佛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2007年刘元春发表《玄奘与西域佛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玄奘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西域佛教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玄奘及其法相唯识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有关玄奘及其翻译的经典更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近代佛教史研究中,2001年忻平在《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中,指出了日本佛教所应负的重大战争责任。忻平在《近代日本佛教在华传教的主要基地——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载《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一文中,首次对在沪日本佛教的主要场所进行了专题研究。2006年唐忠毛著书《佛教本觉思想论争的现代性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现代性视域和思想史视野来审视20世纪的两场围绕佛教本觉思想的批判与论争;同时,以佛教本觉思想批判为线索来反观中国(东亚)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切面,并进而反思中国(东亚)的现代性问题。2008年唐忠毛在《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中指出,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2013年 李向平在《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阐述了近代中国佛学复兴思潮的发生,兴盛和衰落。

关于当代佛教问题的研究已成新的热点。

2000年王雷泉发表《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强调佛教在进入中国二千年来的时空条件中,不断地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与时偕进。但可变的是佛教之“教”,不变的是佛法之“理”。同年,姚南强考察了佛教在塑造上海城市精神中的积极作用(《宗教问题探索》,刘元春阐述了佛教当代社会价值论(《宗教问题探索》)。2004年刘元春讨论了佛教的入世之道(《化导与反思 : 佛教入世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向平在《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学术月刊》,第7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日呈复杂。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化”内在要求。李向平同时指出当前佛教信仰即具有私人性也具有社会性。(《缘分·功德·共同体——佛教信仰的私人性与社会性》,《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也有学者对当代佛教慈善活动进行了探讨。2006年刘元春在《佛教民间慈善活动的特点与影响——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活动纪实》(《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一文中,立足个案分析指出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和积极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是佛教界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从而展现“人间佛教”社会价值的最有效途径。这也是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2010年唐忠毛在《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深圳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指出,发挥当代都市佛教文化的积极诊疗功能,将有助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引导、伦理建构、心灵净化与精神提升,从而促进社会与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这一时期对佛教与文学艺术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03年黄建君在《佛教与人的美学》(《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中指出,佛教的行为美则更多地表现在佛教徒特有的行为方式中,具有悲剧性的崇高美特点。2008年归青在《佛教与宫体诗关系新探》(《学术月刊》,第7期)一文中指出,佛教对宫体诗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这个影响不宜估计太高,宫体诗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内因。2006年王振复在《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复旦学报》,第2期)一文中指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

第三节  道教研究

1980至2010年间,上海的道教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学术界对道教研究及民间信仰研究开始复苏。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道教研究的拓荒期,上海道教协会亦于1983年的筹备成立,学界围绕着道教礼仪、道教音乐的研究相继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陈耀庭在《上海道教斋蘸和“进表”科仪概述》(《宗教问题探索》,1985年)一文中介绍了上海道教的主要仪式,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对《周易参同契》进行了考究(《宗教问题探索》,1985年),潘雨廷辨析了五斗米道、天师道、正一道之间的异同(《宗教问题探索》,1985年),陈大灿则考察了道教音乐在各地的流传情况(《宗教问题探索》,1985年)。此外,刘仲宇还对道教的形神观进行了探析(《宗教问题探索》,1988年),陈耀庭则在《民间传说和宗教——以道教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民间传说和宗教都是由民众创造和传播的。民间传说中的宗教故事和宗教神话的某些一致现象,说明它们都反映民众的认识、感情和需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道教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

在中国道教概况研究方面,陈耀庭探究了“道教哲学的演化和主要特点”(《宗教问题探索》,1991年),刘仲宇讨论了对道教历史研究的基本看法(《道教史三题——读道书随记》,《宗教问题探索》,1991年)。1992年陈耀、刘仲宇还合著了《·仙·人 : 中国道教纵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书,对中国道教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此外,刘仲宇著有《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学林出版社,1990年)以及《道家与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伍伟民所著的《中国道教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在道教与养生方面,陈耀庭著有《道家养生术》(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版)。刘仲宇对道符的结构进行了解读(《宗教问题探索》,1997年)。钟国发的《道教及其经籍:概观与商兑》概括了道教的主要经籍(《宗教问题探索》,1998年)。

在道教起源研究方面,伍伟民对张三丰生年进行了考辨(《张三丰生年辨疑》,《宗教问题探索》,1991年),对《太平经》进行了探源(《宗教问题探索》,1992年)。1993年方诗铭发表《黄巾起义先驱与巫及原始道教的关系——兼论“黄巾”与“黄神越章”》(《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道教的起源是一个复杂问题,《太平青领书》、《太平经》等对原始道教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但这类典籍所反映的属于统治者的思想,与源自民间的原始道教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同时起义和原始道教之间的关系密切。方诗铭还进一步在《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李家道”与汉晋南北朝的“李弘”起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上述观点。1993年田兆元在《中国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及其特征》(《社会科学》,第10期)一文中,梳理了中国鬼神崇拜的演进线索。田兆元还在《道教主神的演化》(《华夏文化》,1995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指出,从老子、元始天尊到玉皇大帝,道教主神的次第转化过程十分耐人寻味。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道家主神演变的动因,中国古代社会王权高于神权,皇家可根据需要调整主神人选。

在道教思想及道教历史研究方面1990年严耀中、曾维华撰写了《<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行思想》(《学术界》,第3期)。1994年李军在《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一文中,结合著名道教学者葛洪的生活时代和人生经历,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其教育理论。1997年陈勤建在《仙道思想——稻作鸟化宇宙观的展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与中国本土固有的道教和仙道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道教历史研究中,吴亚魁梳理了“民国上海道教的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宗教问题探索》,1997年),介绍了“旧时上海的城隍庙会”(《宗教问题探索》,1998年),考察了“上海道教庙观神祀”(《宗教问题探索》,1999年)。在当代道教研究方面,陈耀庭的《从道士的培养看21世纪的道教》(《宗教问题探索》,1999年)。

在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方面,伍伟民撰写了《论<道藏>的文学价值》(《河北学刊》1992年第1期),蒋见元撰写了论文《神魔小说与道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伍伟民蒋见元二人还合著了《道教文学三十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在道教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方面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吾敬东著有《中国哲学思想:儒道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

2000年以后,上海地区的道教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在:

在道教神学、仪轨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道教神学研究方面,2004年陈耀庭在《论道教神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道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具有自己的神学思想结构体系,道教的神学思想包含了丰富内容。在道教仪轨研究方面,陈耀庭撰写了《道教礼仪》(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论述了在中国礼仪巨网下的中国道教礼仪的万象、内容、形式及其历史和特点。刘仲宇撰写了《道教法术》(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版),以大量的资料为基础,概括出道教法术理论框架。在道教与养生方面,葛壮撰写了《养怡之福 :道教与老龄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版),内容包括尊崇敬重老年人的传统渊源、道教贵生医师和增寿实践、调节人们心理的特殊方法、营造一个和谐安康的社会等。

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大了对当代道教的研究力度。姚南强对上海道教宫观布局进行了详细调研,发表了《上海道教宫观合理布局及民间信仰的调研报告》(《宗教问题探索》,2005年),龙飞俊考察了“上海道观冬至普度活动”(《宗教问题探索》,2005年),提出应加强当代道教科仪建设,并发表了《略论加强当代道教信仰建设之科仪方面》(《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

道教文化、地域道教研究深入发展。在道教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论著:伍伟民所著《易山道海得涓埃 : 道教文化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孔令宏所著的《从道家到道教》(中华书局2004年),钟国发、龙飞俊所著的《恍兮惚兮 : 中国道教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在地域道教研究方面,2000年陈耀庭还撰写了专著《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其中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概括总结了海外学界对道教的研究2007年葛壮发表《道教文化所含蕴的地域特色 》(《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中华书局,2006)一书,该论著揭示江南地区的全真道教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展现了其中所包纳的和北方全真道所迥别的地域特色。

这一时期在道教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关系方面,2000年孔令宏发表《试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道家道教渊源》(《朱子学刊》,第1辑)指出,远在佛教传人中国以前,理一分殊就已经是道家、道教一贯的观点。2002年孔令宏在《朱熹的科学思想与道家、道教》(《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期)一文中指出,朱熹是李约瑟用以说明道家有机论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的三个典型之一。此外,孔令宏还在此研究领域撰写了《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专著。2008年吾敬东在《道教、儒教与佛教异同之辨析》(《探索与争鸣》,第3期)中指出,中国的高端宗教与低端宗教之间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线,并且,高端宗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自愿不自愿地向低端宗教做出种种让步在道教经济研究方面,2008年罗争鸣在《道观经济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宗教学研究》,第3期)一文中指出,道观经济是道教形成、 组织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道教研究的重要领域,值得做深入探讨。同年,刘仲宇发表了《道教经济伦理刍议—— 以财神信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道教》,2008年第6期),2005年出版了专著《正逢时运 : 接财神与市场经济》(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对道教人物及思想的研究成果显著。2001年孔令宏发表《张伯端的性命思想研究》(《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张伯端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重性轻命等思想,为后世道教的性命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个人传记方面,2005年钟国发撰写了《陶弘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刘仲宇撰写了《弘道八十年 : 陈莲笙道长事略》(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近代道教研究方面,2007年张秀莉发表《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史林》,第6期)认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和经世实务构成了他60余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道教文学、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稳步发展。在道教文学研究方面,2000年尚丽新在《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指出,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故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2005年黄景春、李纪撰写了专著《道心人情:中国小说中的神仙道士》(上海辞书出版社),研究了仙道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小说中神仙道士的类型、生活方式;元明清小说名著中的神仙道士;小说人物对民间信仰、道教信仰的影响等。黄景春撰写有论文《地下神仙张坚固、 李定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2004年吕建昌在《论历史上的食玉之风》(《学术月刊》,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食玉思想源于史前时代的原始巫术观念,道教食玉成仙思想的广泛传播则对食玉之风的流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黄景春还在《“承负说”源流考——兼谈汉魏时期解除“重复”法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承负说”是东汉《太平经》提出的善恶报应思想,其渊源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其内涵主要是上天对个体及其家族所积累善恶进行核算和奖惩。

第四节  伊斯兰教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刚刚起步,主要对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个案进行了研究:

1981年,王正书发表《伊斯兰教传入上海地区的时间及线路探讨》(《学术月刊》,第9期),详细考证了伊斯兰教传入上海的时间及路线。1985年葛壮在《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问题探索》)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在唐初传入中华大地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中所具有的份量和影响,同样是我们在继承和整理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时所必须予以重视的。1985年,马智雄介绍了伊斯兰朝觐功课新貌(《宗教问题探索》)。同年,朱克同介绍了历代上海地区的伊斯兰教人物(《宗教问题探索》)。

1989葛壮发表《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特征》(《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所处地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的迥异,以及穆斯林来源、社会层次、文化素养的差别,成为与西北回族和伊斯兰教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历史前提;认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振兴伊斯兰文化方面,得风气之先,明清时汉译伊斯兰学术著述的活动,以及近现代问世的新式回民学校,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伊斯兰组织及思想进行了一些研究。1989年,蔡伟良撰写的《至诚兄弟会及其哲学思想》(《阿拉伯世界研究》,第3期),讨论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时期穆斯林秘密宗教学术团体“至诚兄弟会”的建会宗旨、基本教义、组织形式、文献和主要的哲学思想等;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是该会教义,但该会成员对宗教的认识又有别于一般穆斯林,如他们认为“对真主的真正笃信可取代对使者的信仰”、“伊斯兰教法是人为的法律”等,至诚兄弟会追求来世生活,认为它是不朽灵魂所获得的真正的生活,该会成员相信末日审判,其标准显然比普通伊斯兰教义所规定的标准要严格。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有了初步发展。这突出表现在有关伊斯兰教历史,特别是近代伊斯兰教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1992年张志诚在《20世纪初上海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回族研究》,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回教学会是由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德成为首的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在短短10余年间,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成为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有影响的宗教学术文化团体。1993年葛壮撰有《近代上海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复旦学报》,第4期),该文指出近代上海的崛起,为伊斯兰教的振兴,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移民社会所独具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优势,均使伊斯兰教的发展沾受其惠。葛壮还另外发表有“上海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考察”(1996年)等文,从纵向介绍伊斯兰教在沪上的发展脉络。1997年葛壮考察了清代新疆教派斗争及宗教势力的叛乱活动(《宗教问题探索》,),就清代发生于新疆的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教派之争及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干预,进行较为完整的介绍。

     2000年以后,上海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伊斯兰教经典研究开始出现。2009年王新生撰写专著《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内容包括《古兰经》启示与穆罕默德传教、《古兰经》版本与翻译、《古兰经》义疏与简说、《古兰经》与“五功”“六信”等。2010年王新生还在《<古兰经>文本探究》(《阿拉伯世界研究》,第1期)一文中指出,《古兰经》文本像《圣经》一样经历过自身正典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晶的“奥斯曼本”呈现出一些显著的文本特征和线索。

伊斯兰教思想研究渐趋深入。2004年王建平发表《试论马德新著作中的“天”及伊斯兰教和儒教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六期),着重讨论了清后期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马德新如何综合了伊斯兰教和儒教思想 “天”的观念,以及他将儒教哲学思想范畴中程朱理学的“天”等同为伊斯兰教认主学中的“真宰”或“主宰”观念的宗教学比较方法,以理性的倾向,竭诚致力于将伊斯兰教的基本思想与回民穆斯林所生活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观念沟通起来,并试图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和平相处。2008年王建平在《试论阿富汗尼对宗教教条主义的批判》(《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一文中指出,宗教教条主义应该对穆斯林世界中出现的腐败和落后负责。和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一样,宗教教条主义分子是伊斯兰教的最大敌人。2009年葛壮在《简析伊斯兰教的平等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的平等思想,不仅体现在伊斯兰教义与穆罕默德圣人的个人榜样中,还直接从其传统的经济制度实践上得到显现。

伊斯兰教历史研究逐渐拓展。王建平探究了清朝一代云南回族学者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北方民族大学》,2003年第3期)。葛壮考察了“蒙元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宗教问题探索》,2001年),朱克同介绍了清朝前期的三次伊斯兰教案(《宗教问题探索》,2001年)。2002年葛壮在《明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为明代社会的回族穆斯林提供了无形而又坚实的文化屏障,并遏止了汉文化继续对回族穆斯林进一步产生影响。2002年葛壮著的《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一书,勾勒了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以来到民国时期的发展概况。2003年丁明仁所著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了伊斯兰教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伊斯兰文化如何在中国传播

2006年王建平发表《新疆喀什宗室成员碑文及考证——对马在田墓碑及碑文的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马在田的墓及碑文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跨地域、跨民族、跨语言甚至跨文化的宗教网状组织系统特征,认识这样的特征,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同年,王建平在《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事件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清末上海穆斯林杜团成立董事会反映了上海穆斯林杜团为适应上海杜会的飞速发展而作出的改革努力。2007年王建平在《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一文中,分析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代表的穆斯林社团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该社团与教职人员和教民的关系以及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样板作用。2008年他还撰写《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本书重点是如何理解照片集所反映的上海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团的历史图像和真实记录,辨别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2008年葛壮发表《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回族研究》,第4期)一文中指出,近代上海回商群体所作出的文化贡献,集中地体现在积极增强穆斯林群众的凝聚力、重视穆斯林子弟的文化教育事业、支持和弘扬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面2007年王建平著《露露集略谈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作者力求从跨文化和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同年王建平还编撰《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晚清至民国期间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52种,其中既有介绍伊斯兰基本教义知识的读物,也有学习伊斯兰文的回文课本,以及研究伊斯兰教理论的学术著作。2010年王建平还出版《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展示20世纪3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教的塞缪尔·字威默和克劳德·毕敬士两位传教士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考察活动。

这一时期,国际视野下的伊斯兰教研究已成上海学者关注的热点。2003年朱威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世界》(《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指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内战略家、国际问题学者和各大智库关于“谁是美国的潜在对手” “谁将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大讨论的一个产物,亨廷顿的观点在美国国内、中国,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引起震动。2005年马丽蓉在《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回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力求完成从表达强势文化霸权的国际传媒热点问题研究转向国际传媒热点问题中有关贬损弱势文化的表达研究,从而使社会学的基础研究真正参与并思考国际事务,达到破立并举的双重学术目的。同年马丽蓉在《西方传媒语境中伊斯兰妇女问题文化辨析》(《回族研究》,第4期)一文中,力求全面梳理伊斯兰文化妇女观的主导精神与西方传媒所给定的“反妇女论”间互错的原因、表现、实质等一系列的问题,从“本源与变异”的全新视角来重新审视伊斯兰妇女问题。2007年朱威烈在《伊斯兰文明与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和国际体系处于转型的形势下,伊斯兰世界的作用更加凸显。中东伊斯兰国家应在观念、体制和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构建起既符合其基本信仰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在该体系之外的西方和东方国家则应持宽容、理解和支持的态度。2010年朱威烈在《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意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政治关系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

2009年刘中民在《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双重历史遗产——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义》(《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中指出,由于伊斯兰改革主义所具有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兼有的二元色彩,其思想中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分别构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源泉。2010年刘中民还出版相关论著《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宗教》(时事出版社)。

此外,在“清真寺”研究方面马丽蓉发表系列论文,主要有《清真寺的慈善功能与伊斯兰教的“关爱弱势”思想》(《回族研究》,2008年)、《“中国经验”与全球清真寺发展路径选择》(《回族研究》,2008年)、《全球化进程中清真寺功能影响研究》(《回族研究》,2009年)、《清真寺与伊斯兰文明的构建、传播和发展》(《西亚非洲》,2009年)、《清真寺与伊斯兰经济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2010年第2期)等。

第五节  天主教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天主教研究开始起步,对天主教在华历史及发展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

1987年江文汉出版了《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详尽地介绍了明清三百年间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活动的始末。1987年王庆余发表《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东南文化》,第2期),讨论了圣母圣心会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此外,1989年-1991年的《宗教问题探索文集》有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包括:顾裕禄《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三度来华的概述》,刘建《上海天主教教务领导机构的沿革(1608-1949)》,陈三弟《中国天主教与当代中国的结合及其发展》,马蹄《试析“中国礼仪之争”的实质》等。1989年顾裕禄出版了《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这是国内第1本论述中国天主教历史和现状的书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发展及变化作了较完整的叙述

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的天主教研究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在天主教历史研究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在明清天主教研究方面1990年李天纲发表《“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9期),分析了徐光启的“补儒易佛”思想。他还在《马相伯晚年宗教生活与思想》(《史林》,1995年第3期)一文中,叙述和研究马相伯回到徐家汇以后的宗教生活,仍然是以他在中西文化中的复杂处境为主要线索,看他对中西宗教的态度。李天纲在《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李天纲还撰写了《简论明清“西学”中的神学和哲学》(《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1999年第4期)等文章。在礼仪之争研究方面,李天纲撰写了《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版一书,理清了该段历史真实,并对历来被认为是阙失的有关此事件的汉语文献进行考究,且将研究重点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中西思想比较的大背景之下。

在近代天主教研究中,顾卫民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996年他出版了近代中国基督宗教论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其中就包括有对中国天主教历史的介绍。他还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涉及天主教研究的文章,主要有:《19—20世纪中国的汤若望介绍与研究——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社会科学》,1992年4月)、《明末耶稣会士与西洋火炮流入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5月)、《本世纪中国学者对马尔蒂尼(卫匡国)介绍和研究》(《社会科学》,1994年9月)、《国难与中国基督徒》(《史林》,1995年5月)、《二十世纪初期在华天主教会的中国化》(《档案与史学》,1995年10月)、《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12月)、《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近代中国》,1997年8月)、《早期中国与朝鲜天主教的若干联系》(《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2月)等。

同期,上海其他学者有关天主教研究的成果还有朱静的《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复旦学报》,1997第3期),该文依据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件一百篇,探讨发生这场大争论的深层原因。在耶儒及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1999年吴强华在《晚明排斥天主教思潮论析》(《学术月刊》,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晚明的反教思潮。

2000年以后,上海地区的天主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成果众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综合性研究2001年晏可佳撰写了《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情况;阐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以及中国天主教的自身发展过程;介绍了1840年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迅速发展,教案迭起的情况。此外, 顾卫民撰写了《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在区域天主教研究方面2002年张晓虹发表《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复旦学报》,第6期),通过分析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从而揭示出清代末年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2005年王卫东、郭红发表《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天主教的具体传播情况。2007年同济大学周萍萍撰写了专著《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她还在《乾隆朝江南地区两次教案述论》(《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对涉及教案等相关材料的厘定,有助于考察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周萍萍还研究了《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贞女群体》(《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文中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因奉教而守贞不嫁的女子,她们被称为“贞女”。

这一时期,近代上海地区的天主教研究成为热点。2005年顾卫民在《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培植本地籍神职人员,并将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脱钩,建立一个正常的和本地化的教会。一些学者对天主教在上海的教育文化事业进行了研究,2008年施扣柱发表《张驰有道:从圣芳济学院看近代在华天主教中学的一种管理模式》(《史林》,第6期),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大量口述资料的解读,对近代一所著名的在华在沪天主教中学——圣芳济学院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总结。2010年马学强发表《“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史林》,第6期),通过梳理大量有关徐汇公学中外文原始档案与文献的基础上,反映这所百年名校的办学特点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2010年周萍萍在《1879 ~ 1949 年间的天主教中文报刊》(《开放时代》,第12期)中指出,这些天主教报刊都努力将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纳入宗教视野之内,因此不论在教会中或是社会上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2007年顾卫民发表《1934 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社会科学》,第2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天主教会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在当代天主教研究方面,2009年刘建平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替教问题的指示>时间考》(《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考证了当代中国天主教政策的起始点。

明清时期的天主教研究持续发展。2002年凌长臣发表《明清之际佛耶两教交涉考》(《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传教策略及宗教排他性等方面的原因,开始由利用佛教转而在世界本原、天堂地狱、杀生、轮回等领域与佛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2003年吴强华在《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中,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2003年李向平在《“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东岳论丛》,第5期)一文中,通过对闽东地区顶头村村民的宗教生活的调查,指出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地得到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2009年张晓林发表《四大耶?五行耶?四行耶?——杨廷筠辨儒释耳俘元素论》(《兰州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用西方哲学元素论改造中国传统儒佛元素论,以“四行”代“五行”、“四大”。杨廷筠的辨析,表现出他调和两种文化传统的努力。朱晓红在《理性的信仰和宗教对话——从教宗讲话“引文事件”看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话》(《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六辑)一文中,对“天-伊宗教对话”历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并对教宗讲话涉及的理性和对话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朱晓红在《梵二会议和罗马天主教神学》(《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六辑)一文中,对“梵二会议”(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大公会议、梵二会议、梵二,是天主教会第21次大公会议,也是距今最近召开的一次大公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9月14日】。“梵二会议”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和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它作出许多重大的改变,从而掀起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梵二会议的召开,使罗马天主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梵二会议有重要的国际性影响。)进行了整体探讨。

同时期对明清两代的天主教人物也进行相关研究。刘耘华撰写了论著《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版)。刘耘华发表的《徐光启姻亲脉络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以孙元化、许乐善二家族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以徐光启的姻亲脉络为线索,通过材料考证,特别对孙、许二人的信仰世界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探讨。董少新在《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进一步比勘中西文史料,重考此人,力求较为真实地复原庞天寿的历史形象;同时通过此一案例,略论史料、史家之预设立场与历史人物评价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对天主教进行的研究成果突出。2005年顾卫民撰写了《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内容包括唐元两代景教在中国各地的石刻、壁画和寺院建筑;元代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在北京、扬州、泉州等地的教堂和石刻遗存等。2007年李天纲撰写了《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本书以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为媒介,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

此外,邹振环在《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该馆是一个奇特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多元文化组合,通过其多重文化的构型,以自己的复合型特色成为在中国传播近代西方知识、思想和学术的重要据点之一,也在近代中西出版文化与印刷技术交流的格局中,创造了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邹振环还撰写了《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韩国研究论丛》,第五辑)。董少新撰写《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内容包括由教会到世俗、澳门西医事业的发展、治疗身体还是拯救灵魂、清宫中的西洋医学、性学等。

第六节  基督教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地区的基督教研究有了较快发展,并走在全国前列,研究涉及基督教在华历史及当代基督教发展情况。

在基督教历史研究方面,顾长声相继出版两本涉及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并发表相关论文《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兼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论述》(《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1985年于醒民在《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社会科学院研究》,8月)一文中指出,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有待进一步澄清、研究的现象。1987年张绥出版了《中世纪“上帝”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梳理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史。1988年徐怀启出版了《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对古代基督教的诞生和演变、经典与基本教义、教会组织与宗教生活等作了阐述尹大贻出版了《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梳理了西方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基督教教会研究方面,沈以藩、曹圣洁发表《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在基督教教育文化事业研究方面,1985年徐以骅发表《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第3期)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进行了研究认为,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在当代基督教研究方面,余金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界人士政治思想的变化(《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分析了基督教徒的社会表现与其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宗教问题探索》,1985年)。1986年余金在《基督教徒的社会表现与其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根据近年来的社会调查表明,认为基督教徒在社会上总的表现较好,应该鼓励宗教界爱国人士发扬教义中能起积极作用的部份,引导教徒与建设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协调;并通过文教调查分析了青年基督教徒的伦理思想倾向(《宗教问题探索》,1988年)。1988年许鸿宝《怒江僳僳族怒族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思考》(《宗教问题探索》)。这些研究成果开创了上海,乃至全国宗教学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上海地区的基督教研究快速发展并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基督教史研究持续深入,1991年罗伟虹发表了论文——《评“非基督教”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张乐天考察了民国上海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专业化、正规化和世俗化(《宗教问题探索》,1991年)。1994年李乐曾在《近代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团在中国活动概论》(《同济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考察了近代德国传教团体的情况。复旦大学张广智在《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论释》(《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中,尝试用现代新史学理论,而主要是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集中讨论19世纪60年代至1900年为何成为近代中国反基督教的“暴烈期”,以揭示基督教在华的近代命运。徐以骅在《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吴虹玉牧师是中国基督教会史上一位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为圣公会在中国的建立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徐以骅还撰写了论文——《颜永京与圣公会》(《近代中国》,2000年第10辑)。张化在《中国基督教早期“三自”的历史考察》(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回顾了基督教传入中国至1949年间,对“三自”的不同理解和教会实践,并归纳了早期“三自”的发展规律。张化在《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述评》(《史林》,1998年第1期)一文中对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基本情况作了综述。

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方面1991年刘承功发表《简论洪秀全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改造兼评太平天国推行“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说》(《探索与争鸣》,第3期)认为,洪秀全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并不是借以推行神权政治,而只是用宗教的形式点燃农民的反抗情绪,进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1998年沈渭滨在《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学术月刊》,第1期)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的反清,既有世俗的又有宗教的双重目的。金燕在《五四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基督教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影响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1997年邵雍发表《中西基督教徒与五卅运动》(《史林》,第3期),旨在探讨中西基督教徒在这场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革命对在华基督教会的影响。葛壮撰写了《传教士与中国学者构成的近代上海知识群落》(《宗教问题探索》,1997年),《民国时期上海基督教界的振兴气象》等文。

在基督教哲学、神学及比较宗教研究中1999年俞吾金在《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第1期)一文分别对儒学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批评性考察,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善恶则是文化概念,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1999年姚民权考察了我国此一时期的神学思想建设(《宗教问题探索》),曹圣洁撰写了《<丁光训文集>推动自传研究》一文。2000年俞吾金等在《善恶与教化——兼论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提出,人的理论的核心应当从关于人性善恶的虚假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对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和教化的思考上去。

在基督教教育文化事业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徐以骅撰写了相关论著,主要有《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海上梵王渡 : 圣约翰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上海圣约翰大学 : 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陶飞亚、吴梓明合作撰写了《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王伦信撰写了相关论文——《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杨剑龙著《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等。

中韩基督教比较研究深入开展。2000年前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了一批有关韩国基督教及中韩基督教比较的研究,并发表在《韩国研究论丛》上。主要有:王立诚著《教育与社会:论近代美国对中韩两国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张广智著《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胡晓娣著《中韩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比较研究》、石建国 朴英姬著《战后上海韩人基督教会地位问题的考察》、汪伟民著《基督教与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以中日韩为讨论中心》、戴鞍钢著《基督教与近代中韩妇女习俗变革》、徐志啸著《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比较与思考》、张广智著《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邵雍著《金日成与朝鲜基督教》。

2000年以后,上海地区的基督教研究在许多领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繁荣之势。

在基督教神学研究方面,2001年张庆熊在《当代基督教人学观念的重构》(《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当代基督教的神学家不否认人的主体的自主性,但批判近代哲学家的主体性观念过于狭隘,强调人的自主性需要有一个更深刻的基础,而这基础就是上帝。2003年张庆熊撰写了论著《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并主编了基督教学术年刊《基督教学术》。2005年孙向晨发表《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复旦学报》,第3期),重新解读基督教之于霍布斯不啻是其政治哲学必然的一环,更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2007年谢志斌撰写了《基督教神学与生活领域:从凯珀到斯塔克豪思》(《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他在《圣约与全球经济生活:一种基督教神学的公共进路》(《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中,尝试阐析圣约对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意义来理解基督教神学与当今公共生活的关联性。此外,他还出版了相关论著《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年)。

在基督教思想研究方面,黄颂杰等撰写了相关论文《基督教哲学本体论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张庆熊在《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孙向晨在《基督教的政治化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解读基督教的一种基本思路》(《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一文中揭示了近现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的政治作用,而这对于深入理解西方社会中政治与宗教、政治稳定与价值形态相互依存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济大学李俐在《上帝与空间——基督教世俗化语境中的牛顿空间学说的形成》(《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因为在基督教思想世俗化运动的过程中,人类理智逐渐抛弃了古代和中世纪的谦卑态度,日益取消了人类理智与上帝理智之间的差别与界限,最终相信人类可以像上帝一样把握一个无限的空间。

基督教在华历史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罗伟虹撰写了《中国基督教》(五洲出版社,2004年),她还与姚民权一起撰写了《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裔昭印在《基督教和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西方传教士有关妇女的社会改良活动,这主要是为他们的传教开辟道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和人们妇女观的改变。2003年发表陶飞亚在《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为什么会解体——与<牛津基督教史>中一个观点的商榷》(《东岳论丛》,第5期)指出,正如世界基督教运动中其它国家的乌托邦社团一样,内因是导致家庭解体最主要的原因。陶飞亚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版。陶飞亚出版了学术专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版等。2005年刘义发表《基督徒与民初宪法上的信教自由——以定孔教为国教之争为中心(1912- 1917)》(《东岳论丛》,第1期)认为,信教自由的原则得以在宪法上确立,这是近代中国宗教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件。顾长声出版了《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邹振环在其专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中,讨论了19世纪初以来给中国学人关于世界的知识提供资源的到底是哪些西洋历史译著,这些历史译著在早期西方史学传入的过程中,在内容和撰述体裁上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和支援意识等。杨卫华在《革命与改良的相遇:来华新教传教士话语中的中国共产党(1928—1936)——以〈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史林》,2007年第3期)一文分析指出,传教士并没有片面地否定中共,其对中共的态度相当复杂,声音相当多元,有认同、有应对、有竞争、有责难,也有反思、羡慕、模仿和互动,其中对话与反思是主流。陶飞亚在《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民教冲突并为此作出努力。张化在《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2009年张晓林发表《基督教平等观念与中国近现代启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基督教宗教平等观念对中国近现代启蒙影响深刻。2009年杨国强发表《中西交冲: 19世纪后期的传教和教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由西方的传教士引发的社会冲突,使19世纪后期西教入华的历史成了绵延不绝的教案史。陶飞亚杨卫华合作撰写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内容包括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源流、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理论与反思、研究举例等。2010年张永广发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述评》(《宗教学研究》,第4期)认为,尽管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的合一运动淡化了之前的宗派分割各教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也逐渐加强但教会合一运动自身具有一定限度,而且同样存在着争端与困境。张化持续对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进行深入研究,发表系列文章:《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自立会发起原因研究》(基督教全国两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论出版社,2007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领袖俞国桢》(《宁波人在上海》第2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俞国桢与“贡经”风波》(《当代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在区域基督教史研究方面,2004年李向平在《“本色化”与社会化 ——近代上海“海派基督教”的社会化历程》(《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既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亦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2006年张晓虹在《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0月)一文中指出,以功能文化区形式出现的宣教区,其空间结构特征,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地域格局,另一方面,则与各差会在陕西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督教教育文化出版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2001年王立诚撰写了《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建华发表《从“中华教育会”透视晚清基督教的教会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中华教育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制度化的进程。

一些学者探讨了传教士小说的问题。2005年宋莉华发表《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文学评论》,第1期)指出,传教士白话小说将问答体引入小说,在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展开广泛而且互动的对话,对晚清新小说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10年宋莉华并进一步撰写了相关论著《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亚娟2009年在《晚清<中西教会报>报载小说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分析指出,传教士小说虽然参与了中国近代小说的进程,但并不能“主导”或“引导”其发展,中国近代小说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

上海学者还对基督教出版事业进行了研究。2002年邹振环在《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中指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文字出版是重要的手段。而上海正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中心。这些出版机构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2007年陈建云在《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办报动机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密不可分。2009年郭红发表《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第6期),分析了近代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情况。2010 年司佳发表《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第 12 期)指出,麦都思的《三字经》不单在形式上有效缓和了中文口授与识字水平之间的对立, 在内容主旨上也充分体现出新教传教士对异文化的一种观察视角, 以及在与异文化对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

在当代基督教问题研究方面2008年华桦发表《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状况调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为例》(《青年研究》,第1期),指出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2009年李向平、吴小永发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宗教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视角》,(《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基督教的公共价值观是一个应当是如何的问题,而基督教的社会性则是一个本来是如何的问题。

在基督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徐以骅撰写了系列论文:《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等,并组织出版了年度学术辑刊《宗教与美国社会》。2009年李峰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倡议网络——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学术论坛》,第4期)一文中,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网中的运作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2009年涂怡超发表《全球化处境下的基督教福音派跨国公民参与》(《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指出,福音派的跨国社会参与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它又显示出对美国霸权的强烈依赖,削弱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意义和影响。此外,2010年涂怡超还撰写了论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